台灣的媚日情節是根深蒂固的潛意識。以前讀書時，有個台灣老姑娘是台灣和我們的交換

學者，結果整天我的日本同學們混在一起，一會和這個日本人住，一會和另一個日本人睡，一次聚會上，一位日本同學摟著她醉醺醺地說，她是個“Japanese in Heart”。

從台灣電影《海角七號》就可以看出他們對貧苦的日本殖民時期（台灣人自己叫日居時期）的那種童話般的迷戀。台灣人總是把日本為了運送白糖和盜伐的木材去日本造運貨窄軌小列車以及普及日語小學車記在心上，而忘記了劉銘傳為台灣居民造的第一條鐵路和為台灣創辦的新製學校。他們銘記殖民時期的地瓜稀飯（戰後要不是老蔣的苦心經營和357減租，他們會比戰敗日本人更慘（1945-1951年大部分的日本人是餓這肚子的, 是韓戰和越戰救了日本）。但是台灣對國民黨戰後運去的大量黃金、物質和人才以及土改和70年代經濟起飛絕口不談，而對做平窮弱後的二等日本人的時期這麽向往，拿回台灣之後，我們應把台灣人趕到日本去，或對留下的台灣人是否應該向日本殖民者一樣奴化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