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國殤》導演陳君天：讓青史長留人間

《時代周報》 2010年9月25日 作者：吳娟

 

 

采訪陳君天的電話要在夜裏11點打過去，他剛剪完片子，結束一天的工作。

 

 

 

他說自己聽到過“抗戰勝利的鞭炮聲”，所以無論如何也算邁入老年了。但忙碌了一天，他的聲音在講述抗戰話題時依然透著精神。回首一算，拍攝抗戰紀錄片已經耗去了他17個年頭，他還在繼續。

 

向華發老人致敬

 

9月9日的香港數碼港，迎來了一群華發老人。老人們在期待一部講述“他們”的曆史紀錄片—陳君天拍攝的《國殤：中日戰爭正麵戰場紀實》。

 

電影在播放之前，人們起立，向華發老人致敬—他們都是影片中的主角，在65年前為抵禦日本入侵貢獻過自己的力量。

 

盡管並不陌生，但當影片進入國破家亡、將軍百戰死的場景，悲壯的拚殺曆曆在目，老人吳浩然禁不住掏出手絹拭去點點淚光。1944年參加衡陽會戰時，他剛從黃埔軍校畢業，才20多歲。抗戰勝利後，他輾轉來到香港，既無法赴台、也無法歸鄉，愁思中他寂寂生活多年，現已是89歲的老人，坐在記者麵前如數家珍地談抗戰往事。《國殤》中珍貴的曆史鏡頭令他激動不已。在他身後，香港黃埔軍校同學會辦公室的牆上，那些照片上曾同他出生入死的抗戰英雄似乎正親切地看著他。

 

時值中國抗日戰爭勝利65周年之際，該片描述國民黨軍隊的抗戰情況。

 

 

 

《國殤》由海峽兩岸及香港地區紀錄片製作人合作完成，除正在陽光衛視播出的40集電視版外，還將推出3.5小時DVD版和2.5小時電影版，預計下月底在香港影院上映。

 

撐住浴火重生的停損點

 

影片以全紀實的手法，講述了1931年到1945年的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上中國軍隊與日本人展開過22次大型會戰，1117次中型戰役，38931次小型戰鬥。其中國民黨250多名將軍戰死疆場，陸軍傷亡、失蹤、負傷3211419人、空軍陣亡4321人、墜機2468架、海軍艦艇毀損殆盡……

 

百萬將士在這場為祖國的獻祭中，“為中華民族的萬劫不複，撐住了一個可以浴火重生的停損點”。

 

這些故事的講述，全部出自當年參加過戰爭的老兵之口。陳君天說，我不是曆史學家，我不找專家，我隻要找當事人。“所有的數據都要正確無誤，同時要‘第一手的當事人’，也就是親臨戰場的將軍與士兵：這些人都是曆史的目擊者，因為我堅持要第一手的資料，不要‘聽說’，兒子聽爸爸說的我都不要。”

 

在全球尋訪了800多位親曆戰場的老兵後，史料越發翔實，並不斷被補充修訂到新的版本中。台灣民眾曾經看到過的曆史紀錄片《一寸山河一寸血》，那就是今天《國殤》的雛形。

 

 

 

台灣第一代電視人陳君天當年跟隨一個軍官去台灣，在眷村長大，後專門製作電視綜藝節目。鄧麗君在台灣的第一個演唱會就出自陳君天之手。台灣電視人能拿的獎都被拿到之後，他覺得，自己應該做更有意義的東西。或者，在他內心裏，對於曆史和抗戰的情懷在因緣際會中被喚醒了。

 

他說，“抗日戰爭，這麽一個非常偉大、非常慘烈、非常艱苦的戰爭，對當時為國捐軀的軍人，要還他們一個公平。”

 

這段曆史在海峽兩岸出現不同的版本，再加上日本人不斷篡改曆史，真相已被掩蓋上層層疑雲。“我們死去3500萬同胞，就是化作一堆數字，但每個人都是有血有肉、有名有姓、有父母妻子兒女，他們和我們血脈相連。想一想，如果抗日戰爭失敗，日本就會占領我們所有的領土！”

 

另一導演陳西林說，在這些基礎之上，“我才可為那300多萬死在抗日正麵戰場的官兵，去立一個影像的墓碑”。這個珠聯璧合的過程，使200多小時的內容，變成了一幅270分鍾的正麵戰場全景圖。

 

對超度的想望無法等待

 

陽光衛視在推介這部影片時，連用了十幾個恣肆汪洋的排比句：

 

 

 

“七十多年過去了，有幾個中國人知道，抗戰期間戰線最長的會戰—武漢會戰？有幾個中國人知道在武漢上演了一次僅次於英德倫敦空戰的武漢空戰？……

 

七十年過去了，有幾個中國人看過日本的投降書？”

 

影片的電影版，在開頭就根據史料對抗日戰爭開始的時間做了糾正。影片認為，抗戰時間14年，不是8年。因為，早在1931年的9月18日，東北三省淪陷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抗日戰爭。因為那個時候就已經犧牲了很多將士。

 

其二，關於全麵抗日戰爭的時間，影片認為不是1937年的7月7日，而是7月8日，因為當時戰事衝突，第一聲槍響已經過了7月8日的淩晨。此外，“七七事變”，日軍攻打的主要對象是宛平城，隻是起點在盧溝橋，但不是在盧溝橋打的。

 

據研究者估計，全球華人中隻有百分之五的人知道抗戰真相。首映式當天，一位《時代》的美國記者看後說，原來在亞洲，發生過這麽慘烈的戰爭？該片製作總監張釗維覺得，這是個奇怪的現實。“美國人一直在做‘二戰’的曆史，比如電視劇《兄弟連》和《血戰太平洋》，他們一直在保存曆史，而中國對於‘二戰’的貢獻他們卻看不到。說明我們抗戰的曆史工作從整理到重新詮釋，還剛開始。”他說，那些犧牲了的軍人，遲遲沒有被公開承認他們的貢獻。“既得不到《拯救大兵瑞恩》當中半個世紀之後的緬懷，也缺乏《集結號》裏頭回複榮耀的機會。”

 

而他，正是因為“那個曆史與心靈的傷痕，終究要被弭平、超度，才不會繼續糾纏在那貌似無止盡的悲情當中”，這個對於弭平與超度的想望，一刻也無法等待，促使他參與到陽光衛視《國殤》的製作與推廣中。

 

 

 

當年的戰神隱居在小小庭院

 

如果不是和陽光衛視的合作，陳君天的《國殤》大概不會這麽快就問世。“誰會去做這種製作大、成本高、不賺錢的片子呢？”想當年也是因為沒有資金，使他的願望一直擱淺下來，直到1995年—抗戰勝利50周年紀念時，幾個當年的沙場老將和黨政大佬蔣緯國、馬樹禮和電視界元老劉侃如，共同發起了中國抗日戰爭紀念的籌備工作，他們籌集資金，邀請陳君天擔任節目製作人。這就是當年影像《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緣起。

 

但陳君天要堅持自己“客觀真實”的立場，對募集來資金的蔣緯國說，“你要我來做可以，但我隻講真話，你不能要求我能說什麽不能說什麽。”蔣緯國說，“好，就算我老子（蔣介石）有錯，你也照講照播。”

 

就這樣，“無鉗製、無審查、無壓力，我負一切責任”的拍攝開始了。經曆過威權統治時代的陳君天如此珍惜這個暢所欲言的機會。隻要能夠找到的老兵都盡一切力量去采訪。

 

他還要和時間賽跑—那些老兵，大多80多歲，也許突然某天就不在了。

 

陳君天養成了習慣，如果在公園裏遇到老人，便會湊上去問曆史。不僅全球尋訪抗戰老兵，遍及美國、歐洲、香港等地，也尋訪當年侵華的日本老兵及各地檔案館。為了核實資料，在訪問老兵時，首先問部隊的番號、排長、連長、營長的名字，由此可以確定他經曆過什麽戰役。在這個過程中，那些被淡化、扭曲和篡改的曆史一點一滴被還原出來。

 

 

 

還有很多老人記不清自己20分鍾前做過什麽，但提到年輕時的這場戰爭，“那天發生了什麽、飛機什麽時候開始轟炸、死了多少人卻清清楚楚”。還有20%的受訪者，會泣不成聲，或者要先服用鎮定舒緩的藥物。

 

1994年以來，他陸續訪問過800多名老兵，那時七八十歲高齡，到現在，九成都已經逝去了。

 

他訪問薛嶽的時候，其人已101歲，隱居在台南嘉義縣一個小小庭院。“那麽瘦小的一個人，很難想象他就是當年的戰神”。薛嶽的耳朵已經有些聽不清，但三十年前的記憶絲毫不含糊。他細致地給陳君天講了他的“天爐戰法”在長沙會戰中如何克敵。

 

兩年後，薛嶽去世。

 

抵押房產，與時間賽跑

 

這一場和時間的賽跑，要分成幾組奔赴各地拍攝，工程浩大，曆時長，而資金短缺常常導致無法繼續下去。為了完成影片，他曾抵押過自己的房子。台灣著名製片人王偉忠是他的朋友，有一次郭台銘知道他的困窘後，托王偉忠來問，你還需要多少錢能拍完？陳君天說，200萬新台幣。不到一個月，郭台銘的錢就如數打到賬上。

 

 

 

2008年陽光衛視董事長陳平訪問台灣，台灣中天負責人陳浩向他推薦陳君天，當陳平得知此人為一部抗戰史堅持了十幾年，房子都抵押了，隻是為了讓所有中國人都知道真相，大為感動。兩位“抗戰愛好者”在咖啡館會麵一見如故。其時陽光衛視已經做了很多抗戰素材的準備。但當陳君天拿出做了十二年的這些片子，向來認為“真相”是紀錄片生命力的陳平看完後，甚為感歎內容的詳細和對曆史的尊重。他們一拍即合，陳平當即決定陽光衛視接過未完成的工作，繼續拍攝製作。

 

經過協商後，由陽光衛視總編輯陳西林改片名為《國殤》投入製作。陳平認為，中國曆史缺乏直麵真相的勇氣，要求陳西林無論如何要在9月9日中國戰區接受日本投降65周年之前完工。

 

據說，陳西林足足在剪接編輯室待了100天，其間妻子來探望過幾次，每周隻能在外吃一頓飯。他說，在處理很多影音資料的時候，由於時代久遠，技術上和音效上達不到他想要的效果，有些地方甚至斷口，沒法剪輯，但內容的翔實和真實卻超過了他的預期。

 

據陳西林說，“民族的真相不可以因為意識形態而湮滅，那是近百年來極為壯烈和反映民族熱血的戰爭，叫花子都會撿起槍衝去和日本人拚命，捐飛機給國家打仗，乞丐都爬去把碗裏的錢倒出來。”他依然堅持陳平的觀點—普通人想要更接近曆史真相，靠的就是權力不屈、資本不媚、貧困不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