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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報的數位革命
何義麟 照(圖)片提供者：侯聰慧/攝影 |
以《民報》為例，傳統的閱讀方式，隻能到圖書館閱覽，逐月逐日的查閱，找到相關的資料後，不論是抄筆記或複印，都相當耗費時間精力。然而，網路數位化以後，隻要鍵入想查閱的人名或關鍵詞，所有相關的報導逐筆列出，可以輕易地隨手取用。 第一次看到《民報》原件，大約是在1995年的夏天，就在國立台中圖書館。拿起整疊報紙時，心中湧起的興奮之情，到現在還依稀記得。儘管在這之前，我已經讀過一些從《民報》上影印到的社論或重要文章，深知《民報》的重要性。這麼重要的報紙，竟然能輕易地從書架上拿下來，不禁左右巡視一下，真怕突然出現的館員因擔心報紙受到損壞，而收走或禁止影印。回想當年辛苦搜尋史料的情景，實在很難想像，有一天《民報》竟能以網路數位化的方式公開，現代科技所帶來的變化，讓人驚嘆之餘，也有不少的感慨。 |
《民報》的史料價值 最初看到的一些《民報》文章，都是從長輩朋友輾轉影印而來的。許多學界前輩神通廣大，跑遍國外圖書館，或是向私人收藏家挖寶，找出許多珍貴的史料。既然是珍貴資料，當然沒有人願意無條件地公開，想要整批收集齊全，隻有靠自己設法。1995年前後的幾個暑假，我奔波於全省各地，全力搜尋戰後初期的報章雜誌。國立台中圖書館找到的《民報》是重要成果之一，其他還先後在各地發現珍貴的《人民導報》、《和平日報》、《國聲報》、《大明報》等，雜誌部分則找到《政經報》、《台灣評論》、《新台灣》、《前鋒》、《文化交流》等。透過這些報章雜誌的出土，個人在東京大學完成了有關二二八事件研究的博士論文，同時也整理出二二八事件前後之報紙雜誌目錄，發表在《台灣史料研究》雜誌。 《民報》出土的重要性，在於改變戰後初期台灣史研究的麵貌。由於過去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時代，二二八研究成為禁忌，相對地戰後初期就成為台灣史研究的空白期。1990年以後，二二八研究成為顯學，許多資料檔案被公布。由於泰半屬官方檔案，這些官方資料大多站在統治者的立場，無法反映民眾的觀點。值得慶幸的是，因戰後初期印刷媒體的發達，讓當時眾多的報章雜誌，能夠真正反映出社會的現況與民眾的心聲。諸多報紙類型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民報》這份報紙。 《民報》是戰後台灣人創辦的第一份民營中文報紙。該報創刊於1945年10月10日，1947年3月8日被迫停刊。《民報》與當時其他報紙最大的差異在於該報完全使用中文，不設日文欄，充分表達對祖國的認同及迎接國民政府的期望。民報社的成員以日治時期媒體工作者為主，他們大多是曾經參與各種政治社會運動。基於反殖民的經驗，他們對社會現狀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扮演在野的角色，針砭時局並監督政府。這種知識份子的使命感，他們自許為「民報精神」。 然而，這種現代媒體批判時局的精神，卻不見容於陳儀政府當局。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民報社許多重要成員不是遇害，就是被迫逃亡，報社也被查封，報紙發行期間不到17個月。雖然發行時期短暫，但是每天的內容報導了當時政治經濟情勢、社會實況，甚至也記錄了文學的發展、民眾的生活。不論是反映社會亂象的報導，或評論時局的論述，現在都成為重要史料。因此，我們可以說《民報》是台灣戰後初期最珍貴的史料。 |
網路數位化的衝擊 近年來，包括《民報》以及前述幾份戰後初期的報紙，許多圖書館都以影本或微卷的方式加以收藏，並開放借閱。前列幾種戰後初期珍貴的雜誌都已複製出版，目前若要閱讀這些戰後初期的報章雜誌，可免去四處奔波的辛勞，學術研究的環境已經大為改善。但是，更大的變化莫過於網路數位化的發展。 現代民主國家為了向納稅人負責，大都製定檔案法，將國家的檔案有計畫的保存並陸續公開。根據這個理念，政府成立了「國家檔案局」保存檔案，將來勢必也將採取網路數位化的方式公開。再者，國內原本負責文物史料保存機關，也都在進行網路數位化的工作，包括文建會、中央研究院、故宮博物院、國史館及其附屬的台灣文獻館等。這些單位的投入，讓大家對未來網路數位化抱持更多的期待。 另一方麵，外國的文物或史料保存機構，也積極從事數位化保存及網路公開的工作。例如，近年來日本為改善與鄰國在歷史認識上的衝突，特別設立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推動東亞近代史資料保存與研究。將來這些國內外史料檔案陸續上網，對於史學研究的環境將會有很大的衝擊。 以《民報》為例，傳統的閱讀方式，隻能到圖書館閱覽，逐月逐日的查閱，找到相關的資料後，不論是抄筆記或複印，都相當耗費時間精力。然而，網路數位化以後，隻要在自己家裡或研究室，鍵入想查閱的人名或關鍵詞，所有相關的報導逐筆列出，可以輕易地隨手取用。以這樣的方式，不但節省大量時間，研究也變得更有效率。《民報》網路數位化的公開，可以當作宣告新時代到來的先聲，讓學術界知所警惕。 克服侷限 掌握新科技 《民報》的出土，改變了戰後初期台灣史研究麵貌。這樣的變化告訴我們，掌握史料就是掌握發言權，發掘並善用更多的史料，才能探究人類社會的變遷，對學術界做出更大的貢獻。當大家都認識到史料檔案的重要性，未來網路數位化資料必定會更多元，各種史料檔案也會受到更多的關注。但是，我們還是有一個深切的疑慮。亦即，隻依賴網路數位化的資料，就能夠進行各種學術研究嗎？這種迷思是否也應該要打破。因為不論國內或國外，史料文物的數位化，大都還是以官方檔案為主，民間的史料所佔比例甚少。這種偏頗的情形，不禁讓人憂心，如果研究者隻依靠網路數位化的資料做研究，將會產出什麼樣的離譜學術成果呢？尤其是進行台灣史的研究，民間的史料才是最值得收集保存的部分。 做為一個小市民，對於前述新科技所帶來的變化，可以有無限的期待。但是，做為一個研究者，就必須要了解，全部依賴網路數位化資料，絕對無法提出具有獨到見解的研究成果。因為，研究者不能把分類整理好的資料，做為唯一的資訊來源。研究的過程，必須透過自己的思考或同儕間的討論，去發現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大都是要靠不易由公開途徑取得的文獻資料。網路數位化確實在技術層麵上取勝，為我們節省過去利用傳統圖書館所需的時間與精力，但它不能完全取代所有的研究方法。有鑑於此，真正的研究者，還必須採用傳統資料搜集的方法，尋找克服眼前所麵臨的課題。 以《民報》為例，它被發掘出土的過程，在史學研究上就具深刻的意義。而它的運用，絕非以單獨的方式存在，必然要跟其他資料比對，才能突顯其史料的價值。網路數位化的成果，讓我們能對《民報》進行更迅速的比對，展開更廣泛的研究。但是，傳統尋找史料的工作也不能偏廢。結合傳統與現代的技巧，克服新科技的侷限，這樣才能成為真正掌握現代科技的研究者。 在科技與人文之間向前行 記得在我當學生的時代，到圖書館找資料，基本上是翻卡片目錄找書。後來電腦日益發達，館藏目錄的查詢逐漸被電腦係統取代，現在應該已經沒有人再去翻藏書目錄的卡片了。除了圖書的搜尋之外，雜誌的檢索也有很大的變革，許多雜誌論文可以透過網路全文複製，而新聞的檢索則更加發達。看到這樣的時勢發展，讓人不禁懷念起舊有的年代。 當年利用圖書館，我是以逐張翻閱目錄卡片的方式找資料。例如，要找戰後初期的雜誌，就針對雜誌的卡片櫃逐張翻查，隻要是民國34年到民國38年的雜誌全部借閱。這可以說是最笨的方法，但在當時也是最有效的方法。然而，這樣辛苦的年代，隨著時代的趨勢而終告結束。網路數位化的發展既是時勢所趨，我們該要如何調適，才能因應未來的挑戰呢？想來還真有點恐慌。但世界進入了數位革命的時代，新的資訊不斷湧現，我們除了運用適應新科技之外，別無他法。期待大家都能善用科技跨步向前，在科技與人文之間找到平衡，讓我們的研究創作更多元、大眾的心靈更充實。 |
| 初次建檔日期：2004.12.24 |
| 最後修正日期：2005.1.2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