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化」之動力來源
台灣民主發展之動力，有一個獨特的地方，就在於台灣的「省籍問題」。所謂「省籍問題」，是指在1949年後的四十年內，握有台灣政治資源並佔據政府上層者，一直是居於少數的外省人；他們與佔多數的本省人，在語言與生活習慣上，多多少少有些差異，但最為關鍵的是，由於歷史經驗的不同，使他們在政治性的情感與集體方向（國家目標）上有明顯的不同。雖然外省人並沒有故意打壓本省人，但政經權力上層長期都是由為外省人所佔據卻是個事實；而又因為歷史經驗的不同，使本省人要認同外省人的政治目標有一定的困難，連帶影響了他們向上層流動的機會。作為台灣「多數」的本省人，自然會想要找回他們應有的地位與權力。該怎麼進行呢？「民主」自然成為最好的工具，因為本省人佔人口的絕對多數；更何況「民主」也是外省統治者所標榜的。
坦白說，在兩蔣的統治下，尤其到了蔣經國時代，台灣在社會、經濟等各方麵的方發展還是相當好的，並沒有階級對立或嚴重的貧富不均與社會不公。所以早期由外省人領導的民主運動（雷震等人），因為沒有群眾基礎而失敗了；然而本省人帶頭的民主運動卻能蓬勃發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具有「省籍問題」這個廣大的群眾基礎。到了90年代後，「省籍問題」可說成功地促進了台灣的政治民主。（李登輝操弄省籍意識的事蹟斑斑可考，就不再贅述。）但也從這個時候起，「省籍因素」因時間的自然延長而逐漸消退了，而台灣對「民主」的理解與追求似乎也就逐漸停滯了。當年自由主義學者們在媒體上對民主的熱情闡述與研討，不復見於今日。這反應在選舉上，就是我們看不見真正的路線之爭、理念之爭；台灣的政黨無法以左與右、自由與保守來區分，甚至無法以「統獨」來區分，而是以派係為主。所有的政爭皆淪為口水戰，選戰不是走從前「省籍動員」的老路（雖然不及過去靈光，但尚有餘熱），就是「搏感情」，透過人脈（情感關係）與派係（黑金隱藏其中）來動員。
這種「台灣特色」的現象該當如何解釋呢？如果我們明白「民主」在台灣的發展動力，就不難明白，「民主」是一種本省人向外省政權奪權的工具（此敘述並無貶義），它並沒有社會內生的「權利意識」覺醒的過程，所以它的社會基礎是情緒性的，並不穩固；因而「情緒動員」或「賄選」都顯得特別容易。我以為，台灣雖然是個相當現代化的社會，但仍然缺乏西方「個人主義」的傳統，所以我們的「民主」，僅能得西方之外貌，卻無西方式的社會以為支撐。事實上，台灣在這十來年，已快速的向「個人主義」移動了，比如為爭取個人權力而興訟、而糾集同誌，而上街的情況增多，按一定規格進行的社會關係增多，以人情為主不拘形式的人際關係減少，……等等，都是例證。歪打正著的「民主化」，確實產生了加速催生了台灣民眾自我權利意識的作用；雖然如此，但整體社會的底子畢竟還是東方式的，不同於西方的個人主義傳統，所以也難以產生西式政黨運作的模式。
探尋合於現實的「公共參與」之道
此處，不免引人有深層的思考：我們應當為了民主，而將社會徹底轉型為西方式的呢？或仍應保有東方的傳統精神，而構思如消化改造民主運作的形式？台灣太小，一般人唯西方馬首是瞻，既無復興中國文化之擔當，亦無「世界強國」之理想，故在他們的心中不會有此問題。在他們眼裡，「東方文化」是貶義的（或至少不是不能西方相提並論的），於是「西式民主」脫離了西方文化與社會背景而成為絕對的標準（所謂「普世價值」），隻敢期望將台灣社會改造成合於西方的標準，而不敢（也沒有能力）以東方傳統為主體，來反省西式民主的相對價值與局限性，更不用說吸納民主的精神（即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部分）而開創自己的模式，進而成為西方之外的另外一「極」而有益於全人類。
對中國大陸來說，這樣的「台灣經驗」提供了非常有意義的參照體係。台灣民主的動力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與社會結構因素，並非如某些台灣人所宣傳的純粹是「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台灣因民主而引起的「算歷史舊帳」問題，在大陸一樣存在而且更為尖銳。台灣在走西式民主之路上所遇到的限製，大陸基於同樣的文化背景，一樣會遇到，再加上地域遼闊，人口結構複雜，問題隻會更嚴重。而台灣因缺乏的歷史使命感而可以視為無物的問題，卻是大陸不應丟掉或即使丟掉也該找回來的。
當然，台灣的民主化經驗並非都是負麵教材，我們應該注意到「民主」帶來的寬鬆氣氛對台灣社會的正麵影響。雖然幾個足以標記台灣重要社會運動的社團都成立在解嚴之前（如「慈濟功德會」、「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創世基金會」、「嘉邑行善團」（又稱「何明德行善團」，其創辦人曾獲麥格塞塞將）等等），但解嚴之後各類宗教、公益性的社團更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也是不爭的事實。這代表一種正向的社會力量得以集結，反應社會自助自律的強大能量，不容小覷。從這個角度觀察台灣，與從政治與媒體方麵看台灣，得到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印象。是亂七八糟的政治解放了社會活力？還是不甚適當「上層建築」壓製民間活力的向上發展？此顯然不會有簡單的答案，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
總之，隨著改革開放，中國大陸步入現代社會已是不爭的事實。於是，民主所代表的「公共參與」精神是不能避免的。問題在，我們應當建立什麼樣的公共參與模式？從台灣的經驗裡，我們應該看到一些更根本的東西，而放棄尋找一個「簡單答案」的幻想。
從晚清到北洋、再到國民黨與共產黨，雖然殺伐激烈，但從某一角度看，這也是一場接力賽；不論要保皇要帝製還是要訓政要共產，基本上都是以政治淩駕社會來改造社會。改造的目的，便是抵禦外侮，俾使國強民富。今天，中國的政治需要改革，便是完成這一連串接力賽的最後一步。這最後一步便與前麵的改朝換代有根本的不同，就在於它的目標不是換一套新的製度強加於社會之上，而是保護社會在不受外力幹預的情況下，自行生發出適合於自己的政治形態。換言之，這「最後一步」的改革，其實也就是回到「政治」與「社會」正常關係的第一步。這其中，必然是各種社會力量（包括現在的政黨）與各種意識形態彼此角力抗爭的過程，也不免會出現進二退一的曲折現現象，但以現在社會各階層（包括政黨）之間犬牙交錯的複雜關係以及彼此之間人員的自由流轉，以社會資訊之公開與言說論辯之自由程度，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一個持續緩進的格局。所謂「摸著石頭過河」（翻成文言，就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本來就是社會發展的常態；以為有一個現成可用的答案，才是不了解歷史發展的誤會。所以，隻要心態是開放的，我們對這「最後一步」政治改革實不必太過心急；與其想要套用某種模式而一步登天，不如多用力在具體的社會活動之中。「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論語》為政篇）不斷的摸索與各種機緣的碰撞，一定可以找到最妥適的「公共參與」之道。
附記：由於本文過長，為便於讀者諸君掌握本文的主要論點，特作摘要如下：
一、台灣的民主選舉呈現出「淺薄化」的現象。
二、「淺薄化」並非表麵的，一時的；而是根本的，長久的。寄望政治人物在「淺薄」的外衣下有為國家著想的深謀遠慮，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三、「淺薄化」的原因有屬於「選舉政治」本身的結構性因素，也有屬於台灣的特殊原因。前者因後者而變本加厲。
四、所謂「台灣本身的特殊原因」，在大陸一樣存在，且更嚴重。
五、「淺薄化」問題在民主先進國（歐美）較不嚴重，因為政治本來就反應社會自身的綜合實力。但在民主後進國，則會使其國力永遠無法趕上先進國。
六、其實「先進」與「後進」的判別標準，本不在於「民主投票」或實施民主的時間早晚，而在於此一「民主」製度是內生的還是外加的。如係外加，則必與其原本社會有扞格難通之處。故「後進國」欲翻身而為「先進國」，不在於採用先進國的模式，而在於內生地創造出適合自己的民主模式。（必須是民主的而非其他的，乃在於進入現代社會之後，公共參與為必不可免。）
七、自晚清起，中國社會因外力入侵而瀕於解體，於是政治與社會的關係顛倒過來，政治必標榜某種意識形態，並呈現高度的權力集中以改造社會。
八、從歷史的宏觀角度看，中國百餘年來的極權，其意義就在於保住中國社會免於支解崩潰；而保中國之目的，在於保文化。倘若中國不能成為世界強國（先進國），則中國文化無從發揚光大，西方文化一元獨大，世界將失去雙元互濟之可能。此乃全人類之損失。
九、中國要成為世界強國，則必須抵抗外力以使民主製度成為內生的（創造性的）而非蹈襲的。而在社會強大到足以抗衡外力之前，政府適度的極權以抗衡外力成為必要；然極權之目的乃在保有社會之開放，而徹底開放則就不能排除被外力襲捲而去之可能（畢竟外力在此時仍屬先進）。故此即構成政治之兩難。因此，中國之政治勢必不能隻有單一方向一貫到底，而必須是在交互進退之中緩緩向前。
十、台灣經驗表明，民主在台灣，基本上是作為奪權的工具（非貶義），而非社會內生之目的。以台灣並無西方之社會文化背景（個人主義、階級傳統等），故政黨政治僅具皮毛，與西方之政治運作大異其趣。
十一、台灣應該開發合於自身文化的民主製度。可惜台灣太小，缺乏自信，沒有做世界大國強國與宏揚中國文化的遠大目標，故人人視西式民主為「普世價值」，而無人敢質疑西方民主製度之相對性與局限性。
十二、 然台灣社會之現代性，確實有很大的公共參與的需要與熱情。而襲取西方的民主製度，亦為此打開自由之大門，顯現了台灣社會的活力。然另一方麵，媒體與政客，也因西式民主而充滿「逢君之惡」（「君」乃指全體人民）的輕浮乃至下流，此造成台灣社會的混亂圖象。
十三、台灣經驗當可為全中國之借鏡。我們在肯定「民主」（公共參與）的同時，當摒棄找一現成模式的簡單想法，而應回到中國社會之現實與歷史脈絡中去探索。所謂「摸著石頭過河」，非無可奈何，而根本就是「發展」的常態。（請看英國的不成文憲法。）中國的改革當從社會內部去凝聚它的動力，而非再為單一目的而人為的設想全麵性的製度變革。百餘年改革的「最後一步」，其實也就是回到「政治」與「社會」正常關係的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