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句話是對的，因為以中國的人口和資源的極不平均，盎格魯薩克森式的資本主義，會造成貧富差距過大的局麵，最終造成階級的對抗引發國家的崩潰。看看香港，九龍的半島酒店和重慶大廈一牆之隔，天上地下恍如兩個世界。所以，在中國這樣的國家，每產生一個類似香港的那種無良地產大亨或玩弄股票的股市大鱷或大股東，就會導致幾萬家庭無屋可住，無飯可吃。而西方多黨政治所玩弄的遊戲，其實就是以金錢為後盾的遊戲，那麽必然讓話語權為各個經濟利益的強勢集團縮壟斷。這種強勢集團壟斷舞台來瓜分國家利益，不光會導致惡質政治，造成中國的實際地方割據，還會如曆史上一樣導致下層人民赤貧化。
如果中國不想向西方式的多黨政治發展，而是考慮筆者所說的“儒家社會主義”框架，那麽就需要一個淩駕於社會各集團之上的，一個有責任心的真正名副其實的精英階層，來代表全社會各族和各界人民的利益，使各種利益之間的協商都可以在該框架下達成妥協。如果這一點能夠做到，那麽中國就不會如西方社會一樣，在選舉中浪費大量的社會資源，搞到最終還是為各自的一黨之利互相爭奪，玩零和遊戲。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的不是搞各個利益集團代表的西方式政黨的輪流執政，而是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全體人民的共同執政。不過，從目前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要達到這一點，還有非常多的工作需要做。特別是在構建地方政府的利益激勵機製、指標引導和人才選拔體係上，要加以反思。
這樣就要求以各種形式，吸收各階層的力量，讓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科技人員和管理人員都有真正的代表。而對社會穩定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宗教力量，尤其是少數民族宗教力量，理所應當的也應當通過各種靈活的形式，包括在內。
而在中國政治現實中，已經有在全國人大和政協中重用宗教人士的先例。所以，在現在的基礎上，建立一些更緊密的工作關係、合作關係，並不是一件難事。當然，筆者這種思路，對於任何一個在社會上有影響力的勢力（絕不僅僅限於經濟影響，還包括社會影響，文化影響）都是適用的，都應該被包容進現有的體係中來，這種涵納包容的能力本來就是中國傳統政治實踐的一個寶貴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