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是一種由政府壟斷暴力之合法使用的社會機製，因此軍隊在國家中的地位與國家體製的性質密不可分。兩者完全可以恰當地比喻為一枚硬幣的兩麵。從軍隊在國家中的地位出發，可以將國家體製大致區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型。
第一種是軍國主義體製。在這種體製下，國家完全置於軍事控製之下，政治、經濟、文教等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麵均服務於擴軍備戰和對外戰爭。在這種軍隊高居國家之上的情形下，克勞塞維茨關於戰爭性質的經典論斷被完全顛覆。戰爭不再是一種政治工具，不再服務於國家的政治利益，國家反而成了為戰爭提供各種資源的物質手段。
當戰爭關乎整個國家或民族的存亡時，戰爭就接近了它的純粹形態。國家的政治目的和戰爭目標就會保持一種自然的一致：一切都是為了打垮敵人。此時，軍國主義思想和製度最容易得到民眾的支持。難怪在二戰時期的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者總是一邊殘忍地蹂躪他國，一邊卻不遺餘力地要讓國民相信，他們國家的生存空間受到了致命的外來威脅。
軍國主義體製的危險在於，除非被別國徹底地擊潰，否則對外侵略便不會停止。將軍們在建立戰功之後，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再建新功；而在遭受失敗時，他們最想要的就是在下一次交戰中洗雪恥辱。
第二種是家國主義或黨國主義體製。在家國主義體製下，一個特定的家族（以君主為代表）盤踞於國家之上，軍隊成為家族的私產。軍隊的主要作用是保衛家族的政權，國家利益隻有在不違背家族利益的情況下才能獲得一種順帶的保護。辛亥革命前的中國曆代王朝，都可以劃歸為家國主義體製。慈溪太後對待侵略者和國內民眾的態度，可以很好地說明這種體製的特點以及軍隊在其中的地位。
在這一體製中，軍隊主要被用於監控國內的局勢，對外侵略的動機並不大。因此，中國曆史上的各個王朝即使是在最強盛的時期，其國防政策仍側重於防守。家國主義相對軍國主義的進步，主要在於確保了文官對軍隊的控製。
黨國主義與家國主義的區別僅在於，居於國家之上的統治集團之成員，不是靠血緣關係而是靠政治認同來識別。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致可劃歸黨國體製之列，而之前的國民政府時期則是家國體製與黨國體製的奇異混合。
第三種是民國主義體製。在這種體製下，民主政治成為常態，民眾成為國家的真正主人，政府由民有、民治、民享。軍隊既不是將軍們滿足野心的工具，也不是某個家族或政黨的私產，而是捍衛國家利益的公器。在這種軍隊國家化的狀態下，軍隊不再被用於國內政治鬥爭，因為隻有得到民眾授權的個人或組織才有權指揮軍隊，而贏得政權的唯一途徑就是說服民眾以獲得授權。
在家國或黨國體製下，政權的和平傳承隻有在統治集團內部才有些許可能。否則，不管一種統治是如何讓人難以忍受，權力的更替都必須通過血雨腥風的戰爭才有可能。恰如毛澤東所言：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毛澤東的這句話被許多人作為反對軍隊國家化的論據，這難免讓人略感悲哀。這句話的確是對中國曆史的恰當寫照，但我們並不一定要讓它成為預示中國未來的咒語。曆史是什麽樣子，並不能決定未來應該是什麽樣子。否則，就等於完全否定了中國民眾和政治領導人的道德反省能力。伴隨著興亡周期律的同胞之間的相互殘殺，並不是中國人無可逃避的永恒宿命。
實際上，毛澤東的論斷隻是針對非民主化政權的有感而發，並不具有跨越時空的普遍性。他在1946年就曾說過：“我們完全讚成軍隊國家化與廢止私人擁有軍隊，但這兩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國家民主化。” 周恩來也曾表示， 如果沒有軍隊的國家化，各種政治力量凡事都要用拳頭、用槍炮來“商量”，軍隊就會成為一種反人民的武裝集團，一種披著“國家”外衣的政治土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