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一個真實的中華民國！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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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是的中國的時代。孫中山先生嘔心瀝血建立，借鑒美國的三權分立案例，在中國創立“三義、五權憲法”，為中國播下了文明政治學說的種子，中國應該會有些許光明才對。就算最後掌權的蔣介石飛揚跋扈，但他一直以光大遺願為己任，他自己的所作所為，最起碼要稍能掩人耳目才對。照這個邏輯推斷，加上國民黨內未爆發諸如“”、各種全國範圍內政治運動的人間慘劇的實例，大陸教科書的說教，就很難站得住腳。

人們不妨可以挖掘一下它在經濟、教育等領域的其他真麵目。

首先，的經濟，曾經的輝煌光芒萬丈。

1920年11月，上海的“火柴大王”劉鴻生創辦“鴻生火柴公司”。工廠技術人員經過半年多的試驗研究，采用高強度的膠粘劑，解決了火柴頭受潮脫落的難題；並購置磨磷機，提高了赤磷麵的質量。改進後的鴻生火柴，頭大，發火快，火苗白，磷麵經久耐用。此後，他們又對生產技術進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改進，火柴質量一再提高，鴻生成為眾口一詞的名牌產品，不但在國內成了搶手貨，一度還打入了南洋市場。工廠的利潤也逐年上升。1935年7月，劉鴻生首先邀集國產火柴製造同業成立聯合辦事處，繼而以此名義與美商火柴公司達成協定，成立了華中地區火柴產銷管理委員會，並製定了相應的火柴生產、銷售限製辦法。最後，劉鴻生又以中華火柴同業聯合會首席代表名義，與日商在華火柴同業會進行談判。日商迫於華商聯合會與華中管理委員會的一致行動，不得不加入中華全國火柴產銷聯營社。

留學海外的侯德榜，帶來了在美國設計好的圖紙，與工程技術人員一道，測試各種機器，經過調整改進，終於揭開了蘇爾維製堿法的秘密，解決了大規模製堿的一係列技術難題。1926年，永利堿廠生產的紅三角牌純堿，質量已經超過了英國卜內門公司的洋堿。這年秋天，在美國建國150周年國際博覽會上，紅三角牌純堿榮獲金質獎，不但使中國人揚眉吐氣，而且打開了廣闊的國際市場。

1906年周學熙籌建“啟新洋灰公司”。由於產品質量好，所以銷路很暢。啟新水泥很快被全國重大的建築工程所采用，津浦鐵路上的淮河鐵路橋、黃河大橋，京漢鐵路上的洛河鐵橋，北寧鐵路上的渭水鐵橋，以及青島、煙台、廈門、威海等地的海壩、碼頭，用的都是啟新生產的馬牌水泥；北京圖書館、輔仁大學、燕京大學、大陸銀行、交通銀行、河北體育館、上海郵政總局等當時的有名建築，也都是用馬牌水泥建造的。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這些建築大部分仍然完好無損，與現代化的高樓大廈並肩挺立。外國商人、特別是日本商人為了爭奪中國水泥市場，與啟新公司展開了一場殊死的競爭大戰。日本商人仗著日本水泥產量高、質量好，又離中國最近，大量運到中國傾銷。為了擠垮啟新公司，他們孤注一擲，拚命壓低價格。他們的水泥在日本的銷售價是每袋2.97兩白銀，運來中國的運費合到每袋2.5兩白銀，但他們卻以每袋3兩白銀的價格出售，也就是說每賣出一袋就要虧損白銀2.47兩。這是一場不見刀光血影、沒有呐喊衝殺的戰爭。啟新公司也及時采取了應付措施，將原來每桶的售價**5兩白銀降到1.55兩白銀，袋裝水泥從每包1兩白銀降到0.7兩白銀。由於周學熙十分重視生產設備的更新與改良，啟新公司的水泥生產在產量和質量上不斷提高，成本不斷降低，並且多次在國際賽會、博覽會及國內展覽會上獲得獎章和獎狀，所以日本商人那種式的傾銷，最終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啟新公司壟斷中國的水泥市場達14年之久，銷量達到全國水泥總銷量的92％以上。啟新公司的成功，為多災多難的中國民族工業爭了光，也為中國人在國際上贏得了寶貴的榮譽。

1929年5月，天津永明漆廠在鞭炮聲中開工了。經過3年多的苦戰、幾百次的試驗，陳調甫終於如願以償，研製出了物美價廉的油漆新配方。陳調甫把新產品定名為“永明漆”，它成為中國油漆工業的第一個名牌產品，當年就獲得了實業部頒發的獎狀，不但風行國內，而且美、英、日、荷、德等國的150多家廠商都和永明公司建立了業務聯係。永明公司成了令全國同行刮目相看的名牌企業。陳調甫一天都沒有放鬆過自己的研究工作。1945年，他研製出一種醇酸樹脂漆，是我國合成樹脂漆中的第一代品種。這種漆才在恢複後的永明漆廠投產成功，陳調甫將它取名為“三寶漆”。這是中國油漆工業中又一個超越西方的名牌產品。

現在很多資料上說“解放後”中國才能製造萬噸輪，而事實是上海江南造船廠在1918年至1919年接受美國訂貨，製造四艘同一類型的萬噸貨輪，都是全遮蔽甲板、蒸汽機型貨船；分別命名為“官府號”、“天朝號”、“東方號”、“震旦號”。船長135米，寬16．7米，深11．6米，排水量14750噸。其中第一艘“官府號”於1920年6月3日下水，四船經美國運輸部驗收，工程堅固、配置精良，美國對其建造質量十分滿意。

其次，的教育，大學是真正獨立的。

都說魯迅有骨氣，其實民國時候，有骨氣的文人很多。比如蔡元培，一生辭職無數次，其中僅在北大校長任上就先後多次辭職。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職，7月3日就向黎元洪總統提出辭職，張勳複辟。1918年5月22日，為“中日防敵軍事協定”，又向大總統提出辭呈。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為逮捕學生，於5月8日提交辭呈，9日悄然離京。這次辭職引發廣大師生挽蔡大行動，北京各大專學校校長於5月13日齊上辭呈。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憤而辭職，次在《晨報》刊發辭去北大校長職務的聲明：元培為保持人格起見，不能與主張幹涉**、之教育當局再生關係，業已呈請總統辭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之職，自本日起，不再到校辦事，特此聲明。

蔡元培的幾次辭職，誕生了兩篇傑出的宣言：《關於不合作宣言》和《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前者為了正義，後者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發布的《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擲地有聲：“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德意誌帝政時代，是世界著名的國家，他的大學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國，更不必說了。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進去了，想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發布點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來比較，用我的理想來批評，還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麵偶有點兒沾沾自喜的，我還覺得好笑。那知道舊的一方麵，看了這點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借著強權來幹涉。於是教育部來幹涉了，國務院來幹涉了，甚而什麽參議院也來幹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麽？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麽？！”

又比如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抗戰期間擔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兼中央大學經濟係主任，多次在公開演講中指責孔祥熙大發國難財。1940年他給陸軍大學將官班講抗戰財政問題，他說：戰爭是中華民族存亡的嚴重關頭，全國上下應該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國難。但是現在不是這樣，現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錢，“上等人”則既不出錢，又不出力，囤積居奇，發國難財。還有一種“上上等人”依靠權勢，利用國家經濟機密從事外匯投機，大發超級國難財。這種豬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須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職，把他們不義的家財拿出來充作抗戰經費。

馬寅初連續發表文章與演講，使國民黨政府大為頭疼，也遭到很多權貴的忌恨。宋靄齡、宋美齡等人向蔣介石施加影響，要求對馬寅初進行嚴厲處置。一天，蔣介石召見重慶大學校長葉元龍，訓斥他：“你真糊塗，怎麽可以請馬寅初當院長？你知道他在外邊罵行政院長孔祥熙嗎？他罵的話全是無稽之談！他罵孔祥熙就是罵我。”末了，蔣介石說：“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這兒來，我要當麵跟他談談。他是長輩，又是同鄉，總要以大局為重！”
校長怕碰釘子，讓侄子去向馬寅初轉達蔣介石的意思。馬寅初一聽，火冒三丈地說：“叫我去見他，我不去！讓憲兵來陪我去吧！”又說：“文職不去拜見軍事長官，沒有這個必要！見了麵就要吵嘴，犯不著！再說，從前我給他講過課，他是我的學生，學生應當來看老師，哪有老師去看學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話說，就叫他來看我！”蔣介石知道後很生氣，又無計可施，隻好對校長說：“我是想同他談談經濟問題。你回去告訴他，以後有時間，隨時都可以來找我。”但馬寅初始終置之不理。孔祥熙為了拉攏馬寅初，想請他出任財政部長，也遭到他了的嚴詞拒絕。

第三，的政治，是比較自由的。

舉一個例子。1940年3月蔡元培病逝，中央研究院院長職位空缺，需要補選。按當時程序，應先由數十名資深學者組成的中研院評議會推舉候選人，再由政府遴選任命。胡適、翁文灝、朱家驊三人被學界目為主要候選人，其中又以胡適呼聲最高。中研院長原為無權無錢的閑差，本不至於引發連最高層都卷入其中的風波。但胡適此時正擔任駐美大使，力促美國對日作戰。“駐美大使”卻是個各方趨之若鶩的“肥差”，不少人想取而代之。權勢炙人的孔祥熙更是覬覦已久，想乘機以親信顏惠慶取代。由於孔氏一家向為學界所鄙薄厭惡，所以，孔氏圖謀一經披露，便引起學界公憤。不少人雖然希望胡適回國領導中研院，但又不願讓孔氏得逞，便不擬投胡適的票。此時蔣介石也想對選舉施加影響，在選舉前親自下條子要“舉顧孟餘出來。”此舉觸怒了學界，學者們就此對權貴進行了堅決的。選舉前夕，擔任評議員的學者聚會，陳寅恪大談學術自由主義，主張“院長必須在外國學界有聲望”，“我們總不能單舉幾個蔣先生的秘書。”他的意見得到大家的一致讚同。

學界的態度為蔣介石所知，他雖很不高興，卻又無可奈何。最終，評議會正式選舉的結果是：翁文灝、朱家驊各二十四票，胡適二十票，李四光六票，王世傑四票，顧孟餘隻得一票。顧氏慘敗，實乃蔣介石幫了倒忙的結果，也反映了學界對權勢的漠視、對學術自由的珍視及維護這種自由的風骨與勇氣。依據程序，得票最多的三人即為中央研究院院長候選人，經過一番躊躇後，蔣介石等最後決定由朱家驊代理中研院院長，胡適仍為駐美大使，這場風波始得平息。……

從上述這些曆史記述來看，大陸時期的，的確還是令人懷念的。

曆史應該怎麽寫？曆史應該怎麽樣讀？對曆史有什麽樣的記錄和解讀，決定著我們這個民族未來的道路。因此，人民應該知道一個真實的。

那麽，曆史學家如果要再撰寫民國史（如果承認民國的下限是1949年的話），基點是什麽，就成為對曆史學家的一個考驗。

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更迭後，新的執政當局對前政權所做的一切基本上沒有好評；對民國曆史極盡醜化敘述之能事。這樣，人民便遭遇到一個被全程走樣的民國史。以至於老百姓除了“新舊軍閥”、“政治反動”，“經濟掠奪”，“文化保守” 等完全出於宣傳目的的所謂“曆史敘述”外，對這38年的曆史便一無所知。在政治運動高潮時，甚至任何與此種宣傳口徑不符合對此前曆史的說法都可能被扣上一頂“反”的帽子，或者被人檢舉下獄。於是，盡管“民國”剛剛過去，但是“民國史”卻是被愈塗愈黑，幾至完全被政治所屏障了。

1980年代後，隨著中國大陸緊張空氣的逐漸鬆動，“對外開放”的時代也來臨了。經濟上引進外資的同時，文化上也開始引進外國人寫的一些曆史書。於是，費正清所編《劍橋史》便成為中國大陸民眾的民國史普及讀本。平心而論，此書首先是一部學術作品，所以其立場基本上跳脫了過於明顯的兩黨“黨史敘述脈絡”，但這部多位學者合作的成果，使讀者掩卷之餘，很難有一個宏觀的知識脈絡。

民國是如何嬗變的？前後的曆史關聯性在哪裏？此書並沒有告訴讀者。更為重要的是，它隻是代表西方學術界1970年代左右的研究水平。但民國史檔案的開放，內部史料的大量湧現，卻是此後的事情。因此，在許多史事的描繪上麵，《劍橋史》很難與當時中國的曆史情境吻合。如果拿這個標準來看《劍橋史》，乃至其他許多的西方漢學家所寫的有關民國史的著作，可能許多地方便不太合格了。或者說，他們筆下的“民國史”其實更多的是“概念化”的曆史，如“軍閥”、 “資產階級”、“現代性”、“VS”、“民族主義”、“新文化”……，這些源於西洋的概念一個個地被加到了中國的曆史身上，於是，“民國史” 被塑造成為一段西人理解基礎上的“概念化”曆史。

但是，當崇洋的中國治史者，他們所拿來的“概念”，往往是他們想像中的東西，或者一些沒有生命的文字。於是，他們企圖重寫的“曆史”便變成了一個“四不象”，可信性遠遠不如西方學者所寫的“民國史”。1990年代後，在學術大躍進的潮流中，打著學術作品旗幟的曆史書以越來越快的速度被隻管贏利的出版社一本本推出來。以“民國史研究”來看，表麵似乎愈來愈繁榮了，但究其實，則比上麵畫虎不成反類犬的西洋摹仿者還不如。而在以數量統計至上的成果評價體係中，連這種想法與信念也慢慢變成了一種可笑的奢侈品。在這種形勢下，被眾多急著要評職稱、爭權利的作者所撰寫出來的“民國史”墮落成一堆堆莫名其妙的東西。於是，人們所知道的民國史，便徹底被攪成了一鍋糊粥。

常聽說“一個沒有曆史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曆史學家布龍塞奇威格則堅稱不存在“沒有曆史的民族”；然而，中國人真可以說有自己真實的曆史嗎？！

從目前情況看，曆史學家們要還原一個真實的，還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