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演進的經驗與中國民主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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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民主演進的經驗與中國民主化的道路

王希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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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革命勝利者集團建立的國家法統和民主的起步
二、國家法統與政黨政權
三、辛亥後的中國革命法統
四、民主的過程,就是國家政權公有化的過程
五、“打天下坐天下”問題
六、中國共產黨發生民主分化的必然
七、中國民運的地位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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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革命勝利者集團建立的國家法統和民主的起步


美國獨立戰爭,是美利堅新興民族對英爭取自身獨立經濟利益的革命戰爭。這場暴
力革命戰爭的結果,贏得了獨立但並沒有民主。革命,本身就是反民主的,它是一
部分要求獨立的北美居民將自己這部分居民的意誌,以革命的方式強加給了另一部
分不願或反對獨立的北美居民。但革命又是民主的,它是以槍杆子為“選票”,為
北美渴望獨立的那部分多數居民贏得的武裝選舉的勝利。
打天下者得天下。自然的,新建立的美國,是以華盛頓為首的革命勝利者集團專政,
或曰“獨立革命黨”專政。一切反革命的,即反北美獨立的,拿起武器站在親英立
場配合英軍與華盛頓革命軍和法軍作戰的反革命階級政治勢力(包括印第安人反抗
勢力)及其代表人物,戰時和戰後,都被迫害、鎮壓,沒收財產,或強製遣送回英
國,或驅趕至加拿大,大西洋海島。甚至因害怕那些被驅趕而聚集加拿大的親英反
革命勢力的對美複辟可能,這個革命集團“宜將剩勇追窮寇”,不惜各種借口下發
動對加拿大戰爭,即所謂對英“第二次獨立戰爭”。

然後,勝利者著手製定憲法。這個憲法要確定美國立國的國家法統。費城製定
憲法的代表清一色是革命家代表,不是也不可能是北美全民“一人一票”選出的今
日所謂“經被統治者同意”授權而具有“合法”性代表。他們不但是革命家,絕大
多數還是獨立革命的債權人。他們最關心的是他們投資革命的金錢,在革命勝利後,
能不能連本帶利收回。而唯有建立一個能強力收稅的中央聯邦國家,才可能保障他
們投資的回收。因此,必須把這個國家建立起來。為了確保這一點,他們甚至希望
將革命領袖兼革命大債權人華盛頓擁戴為國王。隻是這時,北美移民數百年自治的
傳統精神起了作用,華盛頓拒絕為國王,主張勝利者的共和。反複的折衝之後,費
城憲法終於確立了獨立革命勝利者集團民主執政的國家法統。這就是美國的開始。

後來呢?後來的美國統治集團一步一步走向了民主的擴大化。
由於背景和利益的分化,華盛頓原來希望不分黨派永遠保持下去的他的團結一致的
革命統治集團,終於發生了不可避免的政治分化,為了選舉的勝利,競爭最高執政
權力的兩個政黨,聯邦黨和民主共和黨,開始出現了。然後的幾十年,同樣由於利
益的不斷分化和重組,這兩個原始的黨也隨之不斷地分化重組,直至南北戰爭的硝
煙散去,現在的統治地位不可動搖的美國兩黨,共和黨、民主黨,以及這兩黨輪番
上演的美國政治才從那時起正式地確立了。

南北戰爭,是美國獨立革命後至今二百餘年的發展,在它的統治集團中,唯一發生
的一次向費城美國憲法法統的根本性挑戰。19世紀中葉,南方各州為維護奴隸製發
動了獨立叛亂(你仍叫它“獨立戰爭”也行,全看你站在勝利者還是失敗者的立場)
。這場大規模叛亂被林肯總統以超出了總統憲法權力的鐵腕軍事手段堅決地鎮壓了
下去,維護了美國的統一和完整。林肯後繼者更以長達十幾年的對南方的軍事管製,
強製改造了南方的政治生態,徹底穩定了美國的中央權威,這才奠定了美國在這之
後迅速崛起成為了領導世界大國的基礎。

同時,在美國人民民權運動鬥爭長期而不斷地衝擊下,民主權利也步步擴展:
約19世紀30年代,美國大部分的州取消了對白人男性選舉權的財產資格以及其
它條件的限製;
19世紀中葉,南北戰爭結束後,黑人被賦予公民權,男性黑人公民的選舉權從憲法
上得到了肯定;
上世紀初,美國通過憲法修正案,給予婦女以選舉權; 同時,承認了北美土著印
第安人的美國公民權。
上世紀60年代,憲法修正案將有選舉權的公民年齡從二十一歲下降到十八歲。
於是,美國的共和民主,才接近具有了全民民主的意義。這一切,走過了二百年。

但美國的民主,無論怎樣的擴大,無論形式上怎樣越來越接近了全民的民主,本質
上,仍然是二百幾十年前的那個以華盛頓為首的革命勝利者集團的民主專政!今天
美國兩黨民主之上,有一個國家法統的“鳥籠”,這“鳥籠”,就是美國不可動搖
的“費城革命勝利者集團憲法”。這部憲法,由終身的,權威至高無上的,不受民
選挑戰的幾名最高法官看護。對這部憲法的最後解釋,至今,還必須以當年的革命
勝利者兼債權人為製憲辯護留下的《聯邦黨人文集》為最高範本。
你可以發起運動向政府爭民權和各種利益,你可以號召不要這個黨或那個黨的執政,
你可以在高的幾乎無法逾越的門檻前提出任何憲法修正案,你不能挑戰國家法統本
身,你不能毀滅憲法本身。憲法沒有賦予你合法毀滅憲法的任何條款。

今天的美國人民,按費城革命者集團為他們製定的選舉人團方式去選出總統(爭議
時由最高法官裁決),選舉出的總統,必須宣誓效忠那部二百年前革命勝利者集團
製定的憲法,人民必須承認華盛頓們是這個國家的“國父”。今天想歸化成為美國
人的一切外來移民,必須宣誓“完全放棄我對以前所屬任何外國親王、君主、國家
或主權之公民資格及忠誠;我將支持和捍衛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和法律,反對國內外
一切敵人”,即以這部憲法製定者的敵人為敵人,通過宣誓,法律上和精神上都加
入到那個曆史的革命勝利者集團中去,成為它的革命法統繼承人。
所以,美國的國家法統是穩定的,不受挑戰的,不可改變的,它不承認“民主”。
你要“民主”毀滅國家法統,如19世紀中葉唯一一次的南方,我就武力平叛,實行
軍管。美國民主的適用範圍,它能夠改變和調整的,是這個國家法統內部的兩大基
本政黨的執政或在野的地位,以及這個國家法統下的社會各階級各利益群體的政治
關係。而這一切民主的內容,就是我們要說的,都不過是二百年前那個因武裝革命
勝利(不是因選票)而獨掌了北美統治權建立了美國的國家法統的勝利者集團分化、
發展、演進而來。今天,我們要向中國移植美國的民主,就必須明白美國民主的幼
苗從哪裏開始。



二、國家法統與政黨政權


政黨政權可以輪替,國家法統不可以輪替。政黨政權的更變,可以來自民主社
會的選票,可以來自政變,國家法統的建立和更變,則一定來自革命,來自槍杆子。
槍杆子裏麵出國家法統。哪怕在極特殊的情況下,以顏色的革命“和平”更變國家
法統,背後也一定隱藏了槍杆子或外國撐腰的槍杆子。
有人說,改變國家法統,也可以民主,隻要設立一個很高的門檻。怎麽沒有?從傑
佛遜到毛澤東都設立了這樣的門檻:“對專製的政權革命推翻有理”!隻要你擁有
了足夠的“槍杆子選票”,你就能“民主”地跨過這道極高的改變國家法統的門檻。
但這樣的門檻隻能設立在革命家的理論宣言中,不能設立在憲法裏。任何一個國家
的憲法法統,都沒有“合法”推翻自己的設計。傑佛遜就沒有把他的革命浪漫主義
主張,以具體的憲法規定,如,在符合怎樣的條件下美國人民可以認定美國政府已
經是“專製主義統治”的政府而合法地推翻美國政府,寫進憲法。就像更加革命浪
漫主義的毛澤東,無論怎樣說得天花亂墜,也同樣不會以具體的憲法規定,如,在
符合怎樣的條件下中國人民可以認定中共政府已經是“壓迫人民”的政府而合法地
推翻中共政府寫進中共憲法,一樣!

法統是什麽?一個國家立國的法統,說明了它的曆史合法來源,解釋了它或以
“天命”或以“天賦權利”或以“人民名義”的理由革命建立自己這個國家的合法
性。它不僅有全套的憲法和法律加以保障,更有以革命勝利者的立場、視角、價值
觀書寫的曆史,及以此正統曆史觀為核心,確立的全部國家統治意識形態。國家全
部的政治理念、曆史價值觀、文化藝術、學校教育都必定籠罩於這個國家統治意識
形態之中,這個國家才能穩定。也可能出現異端,也可以寬容異端,但不妨礙國家
法統決定的國家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故此,你要再革命,再建立一個新的國家,
你就要致力將異端的力量無限擴展,翻案其正統曆史,顛倒其價值觀,攪亂其意識
形態。“欲滅其國,必先亂其史”。什麽原因?史,就是國家法統合法來源解說的
核心,是全部國家意識形態賴以穩定的基礎。試想,穩定如民主的美國,假設異端
的擴張占領了國家政治理念、曆史價值觀、文化藝術、學校教育的統治地位,將華
盛頓、傑佛遜的反英革命到林肯平叛的曆史全部翻轉過來,描述為了非法的暴君匪
徒,今日的美國還能和平存在下去嗎?

說說台灣。台灣總有人說它是“轉型”為民主的成功,甚至將它懸為大陸楷模。
這真是糊塗不可救藥。台灣不是民主,是革命,是在“民主”掩蓋下進行且在繼續
進行中的尚未完成的革命。為什麽?因為民進黨台獨綠色勢力誌不僅在“政黨輪替”
,其誌在最終變更49年後播遷至台灣的中華民國國家法統,非如此不能實現台獨,
因此它必須攪亂、顛倒和汙化中華民國法統得以在台灣合法存在的全部曆史和意識
形態。民進黨一直在這樣做,李登輝一直在這樣做,陳水扁上台後綠色意識形態幾
乎占據了台灣統治地位,曆史、文化、藝術、教育都在顛覆性地劇烈改變,“總統”
陳水扁甚至親口否定了中華民國國家法統在台灣的存在,宣告“中華民國早已滅亡”
。而民進黨之所以至今未能革命成功,台灣之所以至今沒有發生全麵性的流血衝突
革命,完全因為中國和美國的政治籠罩,設下了底線,不允許民進黨在台灣為所欲
為,才維持了一個台灣“民主”的假象。但民主的前提,畢竟是參與民主的各方有
一個共同的憲政認識,也即有一個共同的國家法統的認同。台灣沒有這個,沒有國
家的認同,因此台灣的政治亂局,決不是“民主的不成熟期”所致,而是民主的表
麵形式與革命的實質內容的根本衝突所致。隻要民進黨尚未絕了台獨的望,而回過
頭來承認中華民國國家法統,與國民黨有了共同的國家認同,台灣之亂,就將永無
止息。而能使民進黨絕了台獨望的隻能是中共。故從這個意義說,還隻有中共才能
成全台灣的民主。

一個國家開放實行民主會不會大亂?全看有沒有社會認同的權威國家法統在。
這是民主得以有序地萌芽生長的“鳥籠”。明確的國家法統,才是這個國家真正的
“主”。西方民主,美國民主,是在國家法統確定下來後的民主,也就是在國家主
權“有主”下的各黨派爭奪執政權的“民主”。丟棄一個錢包在街上都會“大亂”
,丟棄權威的國家法統,將國家政權作真空無主狀態扔出來任由敵對黨派勢力去自
由爭奪,怎能不大亂?周失其鼎,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中國有史以來的大亂,
莫不從此開始。
法統不亂,實行民主不亂,或至多局部小亂;法統亂了,“民主”勢必全局大亂,
且終將引向強人的專政,以重建國家的穩定。人們批評中共的“封鎖新聞”和“控
製意識形態”,不解地說,在世界互聯網絡的時代,封鎖已經是不可能的了,隻要
開發各種軟件把反共信息輸送進大陸,隻要大陸人民“翻牆”充分獲知了大量的反
共信息,共產黨的統治就會瓦解,革命就會發生了。他們錯了。他們不知道,共產
黨明白,所有的這些反共信息哪怕國內百分之百的老百姓特別是青年們“翻牆”都
聽到了也並不重要,事實上他們的大多數也聽到了或能夠聽到,重要的是,共產黨
要讓你必須“翻牆”才能得到這些信息本身告訴了人民,什麽是這個國家肯定的正
麵新聞和正麵的意識形態,什麽是政治不正確的新聞和意識形態,以此保證了國家
立國的意識形態始終處於統治的地位不動搖,因此在國家的主流思想中不亂。國家
主流思想不亂,國家法統就不亂,革命煽動也就無從著手。這也就是哪怕今日網路
信息已經無遠弗屆人人可得,共產黨也要堅持“封鎖新聞”和“控製意識形態”的
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右派精英總感到自己無法得到顛覆共產黨統治意識形態的充分
自由,而永遠對共產黨“改革派”失望的根本原因所在。
右派精英常喜歡高唱“和平轉型”,但卻永遠在討論轉型後是“清算共產黨罪行”
還是“寬恕、特赦共產黨罪行”。好像“共產黨的罪行”已經被他們定案,隻待
“轉型”後如何判處發落。這就意味他們心裏明白,他們的“轉型”就是革命,不
僅是“政黨輪替”,不會有什麽“和平”。
共產黨有什麽“罪行”?無非決定於你觀察的立場。站在共產黨革命法統之內考察,
右派精英至今喋喋言必控訴的一切什麽“反右”“大躍進”“文革”,恰都是共產
黨革命的必然,或在這革命的必然中出現的政策失誤哪怕嚴重失誤。可以糾正也已
經糾正,無所謂“罪行”。你“清算”什麽?或要你“寬恕、特赦”什麽?你要確
定共產黨所為的一切是“罪行”,而且得到“清算”,你就已經站到了共產黨革命
法統敵對的立場,站到了對這個共產黨革命法統再革命的立場上。正如台灣民進黨,
它要“清算”還是“特赦”國民黨統治的“罪行”,他就必須如共產黨1949年在大
陸那樣先推翻掉國民黨的國家法統,實行綠色專政建立綠色法統。它做不到這條,
它被中美反台獨鳥籠籠罩,它就無法推翻掉國民黨的國家法統,他也就談不上“清
算”或“特赦”國民黨統治的“罪行”,隻能無可奈何混在這它又不承認的國民黨
的國家法統內掙紮、哀鳴:“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三、辛亥後的中國革命法統


中國辛亥之後的半世紀,相繼出現了三個革命法統: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
華民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根據美國經驗,有序民主的基本胚芽,必須
從統治集團特定的革命法統內部發育出來的規律,我們審視一下這三個法統。

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標誌的國民黨辛亥革命法統,是同盟會--國民黨革命集團
為主的革命曆史價值觀建立和解釋的國家法統。袁世凱不屬於這個革命集團,他
本屬於這個革命集團的反麵。辛亥革命潮起,他借勢入夥了這個集團。但國民黨
革命集團的實力,遠遠比不上他。鴉片戰爭後風雨飄搖了百年的滿清實際是亡於
他。在他的哄騙逼迫下,滿清末代孤兒寡婦哭哭啼啼所頒下的退位詔書,寫明了
是將國家大統交由他處置。在他眼裏,他的“中華民國總統”權力不來自國民黨
革命的革命法統,而來自他的政治軍事實力和前清朝廷的“禪讓”。他不能受國
民黨革命法統的束縛,相反,他要根據自己的曆史價值觀建立以他為中心的新的
國家法統。決裂和戰爭的衝突就不可避免了。這有點像後來的台灣。土著的民進
黨與曆史的中國國民黨革命集團無關,從不屬於這個集團。民進黨在“民主”的
口號下進入了中華民國體製,也就是入夥了中華民國法統。但它從不承認這個法
統,一心顛覆這個法統。在民進黨眼裏,中華民國是外來的殖民侵略集團,因此
中華民國法統是殖民者法統,民進黨要建立的是“台灣人民反抗中國殖民侵略”
的台灣國新的法統。從哪裏尋找曆史合法性根據?隻能從日本法源尋找,從所謂
“舊金山合約”尋找,從《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無效”性中去尋找。
而《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又恰是中華民國收複台灣統治台灣合法性的全
部基礎!台灣的全麵決裂和衝突也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之所以至今沒有,上麵說
了,不過是民進黨不擁有袁世凱般的政治軍事實力和中美強勢反台獨“鳥籠”的
籠罩罷了。袁世凱頭上則沒有這樣的鳥籠,又挾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他敢下手
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代表的國民黨辛亥革命法統,便被他顛覆了。中國的民主,
未能從這個法統中萌芽發育出來。
今日反革命的右派史學精英,埋怨孫中山不該對袁革命,認為孫勢力對袁忍讓了,
中國的憲政共和民主,就能從那時開始了。他們不懂曆史。

第二個,就是以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為代表的新國民黨革命法統。這個法統
起始於20年代孫中山聯俄改造國民黨後國共合作的南方革命政府和北伐重新統一
中國的勝利,初定於抗日民族戰爭勝利蔣毛重慶會談後共同建設一個民主國家的
雙十協定和政協決議。但在它最後完成的時刻,破裂了,兩黨的猜忌使得一方不
得不盡量保存自己的實力和擴張實力,一方則要盡可能地限製和消滅對方的實力。
內戰爆發了。中華民國憲法終於未能成為中國近代兩大最基本政治勢力國共兩黨
共同的法統,從中發展出民主來,而隻能片麵成為蔣介石為人格代表的現代國民
黨的法統。

1949年元旦,內戰形勢明朗,共產黨得天下大勢已定,蔣介石發表求和聲明,
首先就是要求國共和議能“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但這時怎麽可能?他
已經沒有要這個價的本錢了。
毛澤東立即發出聲明拒絕,提出和談條件八條第一條就是“懲辦戰爭罪犯”,
要捉拿懲辦國民黨法統的人格代表蔣介石,接下便是:
(二)廢除偽憲法;
(三)廢除偽法統。

老蔣不提法統可能還好,提了就完了,沒法含糊了。於是這個法統終於在大陸
覆滅,播遷於台灣一隅。而亦被民進黨宣稱於2000年隨著它被“台灣人民民選”上
台而徹底消滅了。

但這個新國民黨法統又具有這樣的特征:
1 、共產黨是這個中華民國革命法統一開始的共同參與者而不是外來者。國共
兩黨長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兄弟黨。

2 、在一係列的該法統合法性來源的基礎曆史價值認識上,反帝民族主義、辛
亥革命、孫中山、反袁護法、北伐、對日抗戰,國共兩黨持大體相同的曆史價值觀。

3 、中華民國憲法草擬完成的基礎,本身就建立在蔣毛重慶會談後的國共雙十
協定和全國各黨派通過的政協決議之上。這在中國近代史上是唯一的,極其珍貴的。

從這幾項特征出發,王希哲曾判斷,在中國兩岸統一的互動運動中,隻要兩岸
實力相當而又處於某種國家民族大義的關頭,雙方各讓一步,回到抗戰勝利後國共
雙十協定和全國各黨派政協決議的民主建國綱領基礎上,重建一個新中國的新法統,
從中實現中國的民主化,還是可能的。事在人為。隻是過去這十幾年,兩岸力量消
長,國際形勢大變,可能性更為渺茫了。
最後,就是1949年至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統,也即共產黨革命法統。下麵再講。


四、民主的過程,就是國家政權公有化的過程

1949年9月共產黨主持下召開的北京新政治協商會議,就是共產黨版的“費城製
憲”會議。革命勝利者們在毛澤東召集下聚集開會,“廢除偽法統”,通過的《政治
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奠定了共產黨革命的新中國國家法統。這個新的國家法統宣告
它是一個“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事實後來的發展,這國家迅速成為
了一個共產黨革命中曾誓言反對的“一黨專政”的國家,也即1949年那個政治協商會
議上的同盟者在8年之後責難共產黨實行“黨天下”的國家!

為什麽辛亥以來,國家政權“天下為公”的共和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呢?為什麽
一次又一次無論哪個以“民主”相號召的革命黨,流淌無數的鮮血,革命功成之後,
中國似乎總是注定還是要回到那個專製的狀態中去,一次又一次被認為“複辟倒退”
,而新起的革命者又要不斷地號召再革命呢?
王希哲嚐試從另一個角度來獲得中國新的近代史觀。他把辛亥革命迄今的曆史,
不再視作一部不斷“複辟倒退”的曆史,相反,視作一部不斷進步的曆史,視作越來
越向辛亥後那幅先驗的中國民主國圖景走近的曆史。
用什麽標準來度量呢?用國家政權公有化的擴大程度來度量。
政治民主化,就是國家政權的公有化;民主化的過程就是一個國家的政權從私有
向公有過渡的漫長過程。

中國數千年的國家政權,或曰“江山”,或曰“天下”,是皇家的私產,主權在
君,“朕即國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民主呢?就要把
國家政權從皇家私產變為全民公產,主權在民,“天下為公”。
私有轉為公有,何等巨大的落差。我們現在知道,“社會主義國家”已經作了試驗,
哪怕一般生產資料的私有轉化為公有,都將是一個多麽艱巨漫長的過程,“公有”了,
不行,還要“改革”退回為私有。何況國家最根本的重器,操控著國家全部財富資源
的國家政權,它的從私有轉化為公有,談何容易!辛亥革命,一炮之後,就能“天下
為公”?四萬萬中國人就都能“主權在民”人人獲得他“天賦的”普世的民主權利?
一切不合於這個浪漫想象的現實都是“背叛”、“複辟”?神話了!

“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製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國家政權從滿清皇家落到了北洋軍人的手裏。這革命後的第一次國家權力分配正是
符合了那時的“經濟結構所製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國家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實
力在北洋軍及其背後的官僚洋務派大地主手裏,是這個實力最後逼退了滿清皇家,
無論南方革命黨樂不樂意,國家政權隻能這樣分配。北洋軍政權代表的是中國什麽
勢力呢?是前清舊洋務派官僚和貴族大地主的利益。這個小圈子的專政,對那個辛
亥先驗民主共和國圖景來說,自然是“背叛”“竊國”“倒退”“複辟”,但對千
年國家政權的家天下來說,它的國家政權公有化卻是進了一步,是舊貴族官僚和舊
軍事長官的上層民主聯合專政了。這個舊貴族官僚和舊軍事長官的民主聯合專政甚
至領導擊碎了袁氏回複家天下的一次真正複辟活動,捍衛了“民國”。

然後,國家政權又從北洋軍人手裏落到了以北伐黨軍為後盾的國民黨手裏。這是辛
亥革命後的第二次國家權力分配。之前不久,國民黨屠殺了它的盟友共產黨,不允
許它參與分配。國民黨獨占了國家政權。但它的階級基礎比北洋係擴大了,國民黨
代表的是全中國大地主富農階級和城市買辦資產階級,上層民族資產階級。這幾個
中國權勢階級在蔣介石國民黨領導下聯合專政,排除一般工人農民市民知識分子出
民主。對那個辛亥先驗民主共和國圖景來說,自然還是“背叛”“竊國”“倒退”
“複辟”,但對滿清國家政權的家天下,甚至對北洋舊軍人舊官僚小圈子專政來說,
它的國家政權公有化程度卻又是進了一步了。

最後,國家政權又以“人民解放戰爭”的結果從國民黨手裏落到了共產黨手裏。這
是辛亥革命後的第三次國家權力分配。共產黨把國民黨趕到了台灣小島上,不久,
就獨占了國家政權,但它的階級基礎又比國民黨更擴大了。共產黨代表了工人農民
階級和一切城鄉基層民眾利益,它曾經為反對國民黨團結過城市中小民族資產階級
及其知識分子,得勢後邊緣化了他們,甚至專政了他們中的“右派”,但共產黨的
社會階級基礎,仍然比國民黨廣大得多。顯然,共產黨的“人民民主專政”,同樣,
對那個辛亥先驗的全民民主共和國圖景來說,自然還是“背叛”“竊國”“倒退”
“複辟”,但對滿清國家政權的家天下,甚至對國民黨大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聯合
專政來說,它的國家政權公有化卻又是進了一步了。

但是,中國國家政權公有化,即民主化的任務,還遠沒有完成。共產黨的原教旨理
論,想用消滅私有經濟,社會經濟全麵公有化的方式來實現人民民主化,但它失敗
了。為什麽失敗?還是那個原因,“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
結構所製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共產黨不得不退一步,重新培植私有經濟,實行
國民經濟多元化。這樣,它的政權就不得不擴充容納新生資產階級利益,使共產黨
“全民黨”化,“三代表”化。

所以,今天中國國家政權公有化的過程,民主化的過程,就一定要經曆一個共產黨
“黨天下”演變擴大的過程。
毛澤東時代,是“黨天下”的一人獨裁專政時期;
鄧小平時代,是“黨天下”的元老寡頭聯合專政時期;
江澤民時代,是“黨天下”的寡頭幕後專政向黨的小集體民主專政的過渡時期,在
這一時期中,完成了黨(也就是國家)最高領導職位交接的初步製度化;
胡錦濤時代,是開始了的“黨天下”小集體民主專政時代。
這就是所謂“黨內民主化”的發展,也就是“黨天下”的國家政權向擴展公有化程
度的逐步提高。胡錦濤之後,習近平之來,這個總趨勢還必將繼續發展。

如果我們堅持辛亥以來的百年近代史,就是一部對“天下為公”的先驗民主共和國藍
圖不斷的“背叛”“竊國”“倒退”“複辟”史,那麽,每個曆史階段的誌士仁人們
的對策,就隻能是不斷的再革命。
如果我們認識辛亥以來的百年近代史,就是一部在中國客觀的經濟文化條件製約下和
主觀的人民的積極鬥爭爭取下向國家政權公有化程度擴大,向“天下為公”的民主共
和理想一步一步的的接近史,那麽,我們探討今天的中國民主化怎樣才能再向前跨進
一步,就比較容易展開了。


五、“打天下坐天下”問題


有人疑問“既然憲法的定位已經清楚了,國家已經叫人民共和國了”,天下就當然公
有化了,怎麽還要有漫長的過程呢?這就是把紙上的東西當做現實的東西了,就是把
國家權力財富關係的最根本的的大變動看做是在一張叫做憲法的紙上寫“人民共和”
幾個字的問題,就太書生氣了。

為什麽為什麽以民主為號召的革命黨,勝利以後,總要出現一個“打天下坐天下”的
問題呢?他們就不能立即訴諸全民的選票來獲得政權的合法性麽?有人說,美國就不
是這樣的。華盛頓打了天下就回鄉務農去了。
華盛頓沒有“打天下坐天下”嗎?他不坐天下行嗎?我們第一章就說了,這位革命債
權人的領袖,他不坐天下,革命欠下的債務就不能保障償還,革命追求的利益就不能
保證實現,跟隨他革命的革命黨人集團就不會允許。坐天下的還隻能是他。
不錯,他坐了兩屆,自己不坐了,很偉大。但是,誰繼承他坐下去?難道不仍然是他
的革命勝利者集團在坐麽?甚至,難道不是他領導下製定的憲法,保證了“千秋萬代
永不變色”坐美國天下的,都必須是法律上精神上都認同了他們這個革命集團的後人
麽?難道費城會議可以決定讓給那個華盛頓革命者集團打垮的、專政的、驅逐的反獨
立派,對英效忠的反革命派去坐天下麽?今天,華盛頓城聳入雲天的華盛頓紀念碑、
林肯高坐在那裏俯視美國的林肯紀念堂,總統山的巨像,每個大小城市數不盡的的華
盛頓路傑佛遜路在在不都在提醒我們,無論之後數百年美國民主黨共和黨如何翻來覆
去,在美國坐天下的,確實,不至今仍然是那個華盛頓革命勝利者集團的法統繼承人
麽?當年反獨立的“效忠派”反對勢力哪裏去了?不過因為得不到類似今天的強權國
家集團的保護、支持而消亡了,首先被美國革命法統下的正史遺忘,然後完全被後世
人遺忘了,於是以繆傳謬,被積澱為成見,誤以為美國的立國,起始就建基於民主之
上而不是基建於革命集團專政之上罷了。
法國大革命,各黨派輪番上台,殺戮。但無論誰上台,上台的都是革命派,是參與革
命,承認革命合理的一派而不能是反對革命的保皇黨。保皇黨上台就宣告了革命的死
亡。英國,德國革命莫出此理。

有人說“共產黨自己也不敢說‘打天下坐天下’”呀!
怎麽沒說?你自己不讀毛選罷了。革命勝利前夕,1948年,毛澤東說:
“在鄉村,是雇農、貧農、中農和其他勞動人民聯合一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打江山
坐江山”,“在全國,是工人,農民(包括新富農),獨立工商業者,被反動勢力所
壓迫和損害的中小資本家,學生、教員、教授、一般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開明紳
士,一般公務人員,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聯合一道,在工人階級(經過共
產黨)的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
“共產黨領導人民坐江山”。得天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把這一條定了下來。

是王希哲讚成“打天下坐天下”嗎?不讚成。他讚成今天早上勝利了的革命者今天晚
上就把他們的革命是否具有合理性與合法性交與全民,當然包括反革命派去裁決,由
選票決定誰來“坐天下”。問題是,這符合社會的規律嗎?社會規律不是以人的先驗
的理想和好惡決定的,它有著它背後的必然性。就像伽利略也許也很不喜歡地球是繞
著太陽轉動的,“但是,地球還是在轉動的呀!”。我們的任務是認識和揭示客觀規
律。與是否喜歡這個規律無關。今天中國的經濟結構條件,它所決定的分配方式,並
由此擴大為國家權力的分配方式,還隻能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或按資分配)”
的社會鐵律。

你說私有製好?你資本家的資本是一分一毛積賺下來的,我共產黨打的天下就不是一
刀一槍九死一生拚殺出來的?革命,是世界最具風險的勞動和投資。勝利了的結果不
“按勞分配”和“按資分配”,誰幹革命?在這個分配方式下,共產黨“打了天下”
就要由共產黨“坐天下”,天經地義,這是中國一般人民心理都承認而且視為當然的
政權合法來源,它是中國數千年政權更迭的根本大法,今天它也仍然反映了“經濟結
構所製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其實,這對200年前的美國革命勝利者,也同樣如此。
華盛頓們打的天下,不會讓別人,更不會讓他的敵人去坐天下。
一定要記住,社會的規律不是我們“主張”什麽,喜歡什麽,而是社會的運行今天隻
能接受什麽!

“任何統治的合法性必須來自人民的授權!”是的。但“人民授權”的體現,誰定下
了必得要用選票?在中國,幾千年“天下”易手的合理性依據都是“天命”宣言。中
國的“天命宣言”早就包含了美國獨立宣言的“造反有理”思想,即人民有權推翻違
逆民意的暴虐統治者:“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矜於民,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這在中國從來不是問題。那麽,中國的“天命宣言”怎樣來實現呢?
很簡單,中國式的“選舉”,中國式的“人民授權”。自從陳勝吳廣“帝王將相,寧
有種乎?”思想普及以來,中國幾千年其實都是“民主社會”,它一般2-3 百年舉行
選舉一次,用槍杆子來選。中國曆史連綿的農民的起義、貴族造反就是中國人民依據
“天命宣言”自發舉行的古典式民主公投!對於這類“民主公投”的結果,中國傳統
思想也早就有了理論:“得人心者得天下”。也就是說,你不得人心你就不能得天下
,“帝王”就“輪替”不到你;你得了天下,就已經證明了你是“得人心”的,是經
“人民授權”的。“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啊!中共至今堅持解說它通過“人民革命
戰爭”勝利得來的天下,是“中國人民的曆史選擇”,根據就出自這裏。

“現代社會已經文明了,它不應再用槍杆子選舉實現民主,而要由普及的選票來獲得
政權的合法性。”
第一,這隻是一種理想。選票的普及程度取決於國家政權公有化的發展程度。美國民
主的經驗,它是從革命勝利者集團內部的漸進分化擴張的結果。美國,至今還是選舉
人團的間接選舉;
第二,選票賦予的合法性,是革命確立的那個特定國家法統下的具體的執政者或執政
黨,而不是國家法統本身。國家法統出自槍杆子不出自選票!美國民主的經驗,美國
選票選舉的是由革命既定憲法下的總統而不能是憲法本身。
擁有最後裁定權的美國最高法院法官不受民選挑戰的特權終身製,就是為保衛美國的
革命法統不被民選選票推翻,而量身訂做的!前文說過,你可以有任何憲法修正案,
你不可以有憲法法統毀滅案。毀滅國家憲法法統就是革命,也隻有革命,無論它是暴
力革命還是“顏色革命”。


六、依據美國經驗,中國共產黨發生民主分化的必然


革命得了天下後的勝利者集團,其內部,不同利益階層、利益集團及其代表人物勢必
要在國家的政策和發展方向上發生越來越激烈的衝突,也即外界所看到的“爭奪內訌”。
它有兩個方向解決,一個是革命產生的最高絕對權威向更加強中央集權,個人獨裁方
向解決。他經常會獲得表麵的成功,但這是一種暫時的穩定卻為未來積累危機的方式。
這最高革命絕對權威總要離開世界。當社會危機積累過於深重無法在體製內調節,出
路隻能是政變,或等待和仍舊依靠“天命”賦予的下次的革命。
另一個方向,最高革命權威,例如美國華盛頓,向革命集團內部逐步開放民主並向外
擴展的方向解決。我們知道,華盛頓本來的理想是革命集團團結治國,反對多黨的。
但當代表不同階層背景利益的漢米爾頓、亞當斯和傑佛遜等發生“爭奪內訌”後,他
就放手讓他們各自結黨去依法作政治競爭,將必然要發生而且已經開始的非法製的血
腥“爭奪內訌”規範成嚴格法製下國家可控的“爭奪內訌”。法製成熟,習慣形成,
民主製度也就形成,國家長治久安。偉大的美國民主製度,就是這樣萌芽和一步步向
全社會發展出來的!

我們看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所謂“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兩派鬥爭的公開化
與對抗化,從文革開始。“兩個司令部”的提出,雖尚屬毛對劉鄧“罪狀”的誇張
其詞,但確實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發展方向上的分化的趨勢。麵對這種趨勢,
毛仍然企圖用更加強中央極權和個人獨裁方法解決。但他又有他的浪漫主義發明,
就是文化大革命。他要發動億萬群眾,用衝破國家法製束縛的群眾運動來打倒“走
資派”,稱之為革命的“大民主”。但人民群眾運動一旦發動興起,就有了自身的
發展邏輯。文革迅速地演變為各地兩派群眾組織的激烈鬥爭和武鬥。本質上,它是
中共黨內兩派的分化向全國範圍的民間延伸。四五天安門,“懷念周恩來”為由的
人民群眾運動的矛頭甚至反過來明確指向了毛澤東,支持鄧小平。
王希哲執筆向毛澤東和人民代表大會進言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李一
哲大字報”),熱烈支持和辯護文革的“大民主”,但發現和指出,毛澤東原設想,
由中央文革左派執行的文革中一派壓一派甚至吃掉一派以達到共產黨左派一派的專
政是行不通的,隻能成為社會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大民主應該是黨內黨外左右各
派的共同民主,社會主義的大民主就應該“允許一切光明正大的反對派合法化”,
民主不能沒有國家法製,甚至,為了真正肯定文革,就必須將黨內外左右各派的大
民主法製化製度化。
同一的時期,思想家顧準也提出了“使文革的兩派服從民主規則來競賽,以成進步
的動力”和“社會主義多黨製”的設想。

可惜,毛澤東和主流的中央文革極左派沒有采納“李一哲”的進言。他們仍然堅持
把右派打成“反革命”以實行專政的“大民主”,否定左右兩派平等的民主權利,
否定將兩派民主權利合法化和規範化,結果,毛澤東逝世不及一月,中央文革極左
派就被憤怒的黨內右派以同樣無法無天的政變手段,一網打盡,宣布毛支持的極左
派為“反革命”,審判和專政,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過之,卻得到了人民的
歡迎。
1976年中國黨內外左派的全軍覆沒,為鄧小平及其後人30年得以“不爭論”向右再
向右的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開”,掃清了通暢的道路。國家擺脫了極左路線的束縛,
資本主義化建設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共產黨逐漸變質為權貴官僚資產階級的黨。

不能完全否定中左派華國鋒聯合葉劍英鄧小平右派官僚集團的“粉碎四人幫”政變
及其“審判”。因為那時,束縛中國發展的主要危害是極左,是1957反右開始,更
因文革失去了黨內外右派製衡的毛主義極左派的極左政策。不“粉碎四人幫”中國
無法矯枉過正。但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是總是要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左派全
軍覆沒,中左派華國鋒“凡是”集團坐不穩也隨之下台,反過來,黨內外右派完全
沒有了左派製衡,鄧小平更收繳了中國人民手中“四大”等一切民主武器,鎮壓了
八九民運。權貴官僚資產階級完全肆無忌憚。鄧後中國30年,終於向右墮落到了今
日這般天怒人怨,爛得不能再爛的局麵!

毛澤東不希望看到他身後的“資本主義複辟”。他指望永遠由一個“真正的馬克思
主義者”掌控他堅持設置的高度集權的共產黨專製機器,來保障中國紅色革命法統
的不變。他不相信民主和法製的規範。但事實證明,沒有黨內的左右派民主與規範
性製度的製衡,“變色”更快更容易。隻要個人的權力不受製約能夠決定國家的命
運,這台高度集權專製機器一旦落到戈爾巴- 葉利欽、鄧小平手裏,說變就變。全
國左翼工農群眾一籌莫展。

但是,隨著中共最高領導職位交替程序製度化的愈趨健全,隨著國際蘇東變
色對中共的衝擊和中國社會危機的加深,中國左翼反對力量開始重新蘇醒、集結
和發出愈來愈強的聲音,中國已經不能再出現戈爾巴、葉利欽式一夜改變一切的
戲劇了。因為那台毛澤東式的高度集權的共產黨專製機器已經被社會的多元利益
和黨內多元利益的分化而削弱、瓦解了。左派對右派的有效政治製衡已經出現了。
中國右派為了推進中國的民主化極力去做瓦解這台機器的事情,但他們慢慢發現,
這台高度集權的共產黨專製機器不存在也就同時意味他們日夜盼望的“戈爾巴、
葉利欽”也不能再出現了,沒有任何人可以是神仙,他必須憑借機器。即便右派
寄情於溫家寶,他也有心無力了。右派何苦去咒罵、埋怨溫家寶?從這個諷刺的
意義說,為推進民主努力削弱瓦解了中共高度集權專製機器的右派,才真正保衛
了中共的紅色政權,超越了毛澤東。

但同樣的,左派也不能有他們的“毛澤東”了。即便左派認定了習近平、薄
熙來是,也已有心無力了。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屬性早已根本變化,曆史的原因它
的工農基礎尚存,它的骨幹構成則已經是元老權貴世家的官僚資產階級和新生資
產階級。30年中國全麵私有化市場化“改革”,所謂國有資產急速流失,中國巨
大的公有財富已經“私有化”到了這個階級手裏,這是共產黨對中國絕對統治權
力下實行私有化“改革”進程的必然。請問,既要私有化,手握社會公有財富的
人不首先私有化給自己,還能私有化給誰?社會全麵的“腐敗”,不過是權力資
本化下的私有化再分配方式。一般資本要不停地運轉才能產生利潤,權力資本更
要不停地運轉也才能產生利潤。封建地主官僚的腐化是消極地對既有財富搜刮揮
霍,權貴資本官僚的腐化是積極投資立項在瘋狂的無序基建中占有揮霍。左派反
對他們,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除非發動清黨。他們有力量清黨嗎?他們
能戰勝政治資本加經濟資本雄厚的黨內權貴資產階級,及為他們服務鼓吹的社會
右派精英嗎?不能了。這些社會右派精英背後,更有著國際資本勢力的精神和金
錢的支撐。而實際上,中國人民不滿鄧政策發展的無節製資本主義化給他們造成
的痛苦,也不會讚成回到原封不動的毛式左傾路線上去,國家畢竟繁榮了,人民
一般的生活水平畢竟提高了。曆史已經前進了,共產黨要對自身的性質和政策糾
偏,不能再走一派打倒一派,一派專政一派的老路了,隻能在左右力量的互動平
衡中,求得新的發展模式,建立新的民主格局。經過30多年占統治地位而沒有了
左派天敵的發展,中國的黨內外右派勢力在中國已經長期占據了壓倒的地位,左
派甚至爭得一定的話語權都相當艱難。這種曆史遺留的黨內一派專政一派的不健
康政治關係,對中國的政治自由和民主前景是不利的。為了中國民主必須的左右
力量平衡,為了共產黨自身內部關係的首先民主化,所謂“四人幫”應該得到平
反,毛遠新應該得到平反。右派在中國早已平反,趾高氣揚,左派在中國卻至今
被專政,“不許亂說亂動”。這是極不公正的,這就沒有中國黨內外民主化的起
碼條件。胡錦濤、習近平應該把這件事盡快提上議事日程。

中國共產黨的民主化究竟應該是怎樣一個格局?胡錦濤時代,開始了共產黨小集
體民主專政時代。胡錦濤之後呢?有各種的估計和設想:“黨內派係民主”;“
社會主義多黨製”;“黨一分為二”;“黨主憲政”等。我們不妨仍然參考一下
美國民主演進的經驗。

美國製憲後民主的起步,不是開始於政黨的競爭,而是開始於個人的選舉。美國
各州推出總統選舉人,在革命的領袖群中作選擇,將他們心儀的總統人選寫在選票
上。華盛頓自然連續兩屆獲得了全票,副總統人選亞當斯、傑伊等得票,則參差有
等。正是在反映民意差距的副總統人選得票有等的激勵下,傑佛遜們才把政黨候選
人的競選製度一步步地發展了出來。
許多人以為,也提出,民主應該從社會基層一步步向上擴大推進。其實恰恰相反,
在堅守某個特定國家革命法統之下,民主正是要從革命領導集團的最核心精英層開
始!王希哲在中共17屆五中全會前夕文章《民主改革,請先從習近平、薄熙來、汪
洋等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開始》,就是這個建議。這是他1973年向毛澤東提出“民
主與法製”建議後近40年,又一次向中共提出的重大建議。

如果說,漢米爾頓集團比較地代表了聯邦利益和革命現實主義,傑佛遜集團比較地
代表了州權利益和革命理想主義,他們能競選起來,啟動了美國的民主,為什麽習
近平、薄熙來、汪洋等今日精英的共產黨領袖們就不能競選起來,啟動中國的民主
呢?從人們的能夠觀察到的客觀事實,難道汪洋不是比較地代表了鄧小平“改開”
主義及在這個主義下中國今日得利的主流利益群;薄熙來不是比較地代表了毛澤東
理想主義及被右傾“改開”主義損害下的弱勢的基本民眾嗎?習近平則不是表現得
比較中和嗎?中國今日已經幾億互聯網民,高居世界之首,電腦電視手機全麵普及,
全民信息高度發達,北京中南海愈趨年輕的領袖人物對他們早已不再在遙遠的雲霄,
不再神秘,甚至“哥們”化,各人物政治傾向業績表現亦早已熟悉,今日無論黨內
黨外,左翼右翼,民心所向,黨心所向不都是希望由自己來選擇能代表自己群體利
益和理想的領導人嗎?右翼當國30多年了,今天選個左翼人物當國,“輪替”試試,
又如何?美國200年前的資產階級英雄豪傑敢站出來迎接個人的競選挑戰,今日的
共產黨英雄豪傑還未能有“先從隗始”的勇氣奮身站出來請人挑選嗎?為什麽還要
拘守鄧小平的“隔代指定”?你自己是英雄憑什麽要聽從他人的任意指定?“指定”
是人治高於憲治違反中共黨章法規的惡習。惡習,有什麽理由永存?為什麽胡錦濤
就不能打破它?胡錦濤十七大報告承諾,要“改革黨內選舉製度,改進候選人提名
製度和選舉方式。”說了就要做。請現在就做!18大就從習近平、薄熙來、汪洋等
中共英雄豪傑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開始。

王希哲說過,江澤民最能載入史冊之處,是他中國千年曆史第一次哪怕以不完備的,
尚存欽定嚴重封建惡習的準“民主”製度,完成了國家最高權力職位的和平移交。
胡錦濤靠什麽載入史冊?無他,隻有堅決廢去封建餘緒之欽定惡習,啟動國家最高
權力職位民主競選製度,哪怕在共產黨最上層精英圈內起步,翻開民主競選製度的
曆史新頁。胡能這樣做了,其曆史功績將大大超越前人而百世流芳。


七、中國民運的地位和前景


馬上就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民主從黨內開始,那麽,民運的地位和前景又是什
麽?”
89六四以後,中國民主運動基本上成為了體製外的運動。什麽叫“體製外”?就是
國家法統體係外,它不但否定而且要求根本改變中國的共產黨國家法統。因此89後
的中國民運,都帶著革命的性質,無論它主張和平還是激進。

改變中國的共產黨國家法統,十幾年二十年前,曾出現過一個最有可能也最少
震蕩的前景,就是兩岸在和平民主統一的談判和進程中,創造一個新的中國。“一
個中國不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指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的新中
國”,汪道涵(及其背後人物)連這樣的話都說出來了,可見那時的可能性是相當
大的。不幸,被台灣綠色台獨勢力加隻知“反共”不知其他的“海外民運”共同葬
送了。現在的台灣,已經沒有資本讓中共再說出這樣的話了。

為什麽這樣的法統改變震蕩會最小呢?實力、價值等許多的其他重大因素之外,最
根本的,筆者已經在樓上第三章辛亥後的中國革命法統中說了,共產黨國家法統,
解釋它來源的正當性,承認它繼承了辛亥革命和孫中山事業,參與了抗日民族戰爭
和戰後的政治協商會議,因此,它的國家法統與國民黨的國家法統,是有著相當大
的共容性的。共產黨的國家經濟政策實際回到“新民主主義”後,國共幾乎已經沒
有了太大的區別。所以才能有十年前汪道涵“兩岸共同締造新中國”的提出。雖然
這條道路,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了可能,但誌士仁人,不應放棄,還是應該為之奮鬥。
中國民主黨就還在這條道路上奮鬥。隻要是有利國家人民的正義主張,哪怕“知其
不可為而為之”,堅持到底,也是一種偉大的精神。

體製外的革命性的民運,也一定要堅持下去。美國民主的長期發展過程中,曾不斷
出現體製外的革命性質的人民造反和人民民權運動。布朗起義,是解放奴隸的偉大
南北戰爭的先聲,它失敗了,華盛頓的革命法統繼承人把革命的布朗送上了絞架,
絞死了他,但終於,還是執行了布朗“革命的遺囑”,廢除了奴隸製;上世紀50-60
年代馬丁路德金發動的聲勢浩大的黑人民權運動,以非暴力的抗議抵抗種族歧視惡
法,馬丁路德金雖然犧牲,但也終於,美國法院執行了馬丁路德金的政治遺囑,廢
除了種族隔離製度,極大地擴展了美國民主。
中國的史學界曾把這中外普遍的曆史現象稱之為“讓步政策”。一般來說,就是統
治階級集團,在人民造反革命運動和政治反抗運動打擊和推動下,所作的一種比較
順應人民願望和利益的統治政策的調整。中國民運的地位和前景是什麽呢?就是逼
迫中共統治集團作出“讓步政策”,就是要以長期堅持不懈地發動和支持國內的各
類民眾維權運動,無論其左翼還是右翼,促使中共統治集團深刻認識到自己的統治
危機而改革,促其在自身政治利益的分化和鬥爭中發展出黨內不同派係的競爭型民
主來,並為尋求社會廣泛力量的支持而將民主向黨外擴展。事實上我們回顧一下,
從文革,到四五,到民主牆,到八九運動,每一次的民主運動高潮,都是共產黨內
部發生了路線派別鬥爭,擴展到向社會尋求更廣泛民眾力量支持的結果。過去的結
局是慘烈的,皆因不能將這種矛盾鬥爭民主化製度化。美國的民主經驗已經告訴我
們,正是要把這種黨內的派別分化鬥爭和各自向社會民眾尋求支持的競爭活動,以
製度化的方式規範起來,中國的民主,才能從中萌生發育出來。
顯然,這樣,“黨外”的民運,將長期是中國政治舞台的配角。有人會感到這不符
合民運對自己地位和對中國“民主轉型”前景的各種設計。但記住,中國的民主演
變,不是主觀設計出來的而是自身發育出來的。今天的中國,各政治力量都有了對
自己利益的階級覺悟和政治覺悟,中國民主,必是黨內外全社會左右多種力量根據
自己的覺悟相互博弈的結果。它一定不符合你的主觀設計。

保持香港自由社會下十幾年的“一國兩製”,在共產黨國家法統下逐步建設起
非民粹主義的香港理性民主製度,給了民運一種新的思考。方圓領導的工黨稱之為
“香港模式”。中國工黨在香港注冊。工黨二大承認“香港模式”,即中共基本法
約束下的多元政治模式,或曰和平選舉模式,積極投入香港政治鍛煉自己。也以香
港為基地關注國內工人維權運動。實際上,在認識到根本推翻共產黨國家法統不現
實,和逐漸實事求是看待共產黨曆史功過後,海內外民運已經有了一種趨勢,願意
承認共產黨國家法統,或在不挑戰共產黨國家法統的立場上,力爭取得在體製內的
合法地位。有了這種合法地位,民運才可能更緊密地與國內人民的各類維權活動,
結合起來,請人民接受自己,發展自己。不是西安事變,中共毅然地抓住了機會,
在全民抗戰的口號下,接受國民黨中央政府整編,經1927年南昌決裂和十年血戰後,
重回國民政府體製內,它能獲得今後八年的巨大發展嗎?能積聚與國民黨一決高下
的力量嗎?能最終進北京登上天安門升旗嗎?

民運激進派指責這種趨勢是“招安”,“與中共暗中勾結”重作“花瓶黨”。他們
實在不懂得兩者的區別。當年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政協會議的那些民主黨派,在共產
黨打下的“天下”中,獲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但他們的這些政治地位,與他們為
得到這個“天下”付出的勞動和犧牲,太不相應。所得與所勞不符,違背了社會一
般的經濟與政治分配規律。在共產黨“打天下”的長期流血勞動中,他們即便離開
了鎮壓的立場,至多站在旁觀、同情、投機或溫和聲援的立場。以他們付出的勞動,
他們本來在這個新的“天下”中,就應該是個附屬的,跟班的,“花瓶”的角色。
但共產黨為了統戰的政治影響,為了顯示自己得國後的“公天下”,把他們“民主
黨派”人物作菩薩請了出來,給了他們很高的地位,結果如何呢?隻能是悲劇。為
什麽?就因為違背了規律。也許共產黨的心真的很壞,毛澤東的心真的很壞,但這
都不是根本的。悲劇的根本原因,還就在這些菩薩們的地位所得與所勞不符,違背
了社會一般的經濟與政治分配規律。上帝隻能安排這些“民主黨派”回到與他們曆
史付出勞動大體相符的“花瓶”地位去!我們設想一下,當年華盛頓傑佛遜們有
周恩來的統戰伎倆,也找幾個“效忠派”的投誠者,去費城“參政”製憲,結局會
如何?好不到哪裏去的。
我們想想,假使今天中共政府允許某些承認中共國家法統,接受共產黨執政地位的
民運團體政黨,依法注冊,合法化了,它們會成為與“八個民主黨派”一樣的“花
瓶黨”嗎?曆史怎會這樣簡單重複?不會的。為什麽過去共產黨從不承認今天承認?
說明今天的國際國內形勢,已經具備了某種迫使中共不得不承認政治在野黨合法的
條件了;這類條件的發生,不是共產黨恩賜的結果,而是國際國內黨內黨外全部民
主力量長期堅持奮鬥的結果;共產黨的憲法明定了人民的民主權利,人民據此力爭。
他們沒有爭到,說明他們的付出還不夠,條件還未來到,他們每爭到了的,哪怕隻
邁前一步,都必是他們付出勞動犧牲獲得,都是一定的黨內外社會力量對比關係發
生了實際變化的結果。這樣進入到共產黨國家法統體製內的民運政黨組織,怎麽還
會是“花瓶黨”呢?不會是了,他們經過自己的奮鬥有了自己的政治本錢,足以站
在自己選擇站在的那部分人民利益的立場上,大聲說話了,他們就會是真正的體製
內多元政黨了,哪怕暫時隻是一個監督政黨了。出現這樣的局麵,我們求之不得,
怎麽民運才出現一種趨勢,還看不到很快出現的現實可能,怎麽民運激進派就要用
惡毒的謾罵,把這條民運的出路堵死呢!
民運激進派說,“那些人接受了共產黨招安,進入體製內,就為共產黨說話。不再
反共了。”
奇怪,你反共就反去,幹嘛非要人家也與你一樣“反共到底”不可?人家不反共不
行?各走各的路嘛。當年共產黨接受了國民黨“招安”,若不是抗戰後建國,國民
黨容不下有槍防身的共產黨,共產黨也未必造反,反國民黨到底的。

民運激進派要堅持他們的推翻共產黨國家法統的革命立場,自然也有道理,他們隻
管做去。沒有他們的實際努力(注意,是實際努力!)也難以有共產黨的“讓步政
策”。從這個意義說,真正的民運革命派是為溫和派作嫁的,有犧牲精神的。但那
些隻會嚷嚷極端口號,什麽不做,整天以謾罵為職事,企圖“綁架”他人順從自己
的極端主張的,則是極其惡劣的勢力。他們眼裏,這個“假民運”那個“假改良”。
劉曉波的“無敵論”,竟然是“共產黨最大的幫凶”。
緬甸的昂山素季說:“我對軍政府沒有恨意,無意同軍政府為敵。”“為了國家利
益,我準備跟政府合作,以確保對話進程取得成功。”這都是“招安”“投降”“
幫凶”嗎?不錯,緬甸今日的選舉,都說是假的。但假的裏麵,就沒有真的因素了?
難道就不反映緬甸民主派長期的鬥爭犧牲付出,今天所能爭取到的最積極的結果了?
難道不是有了這樣的結果,才有了進一步的可能了嗎?因此,緬甸的選舉,從消極
方麵看是假的,錯誤的,從積極方麵看,不是真的,進步的嗎?什麽事情,都有兩
麵性的。中國的事情,何嚐不是如此呢!非要打倒共產黨才是民運,不打倒共產黨
就不是民運?為什麽辛亥以來,百年了,我們的革命家們總是不能明白,民主事業
不可能是那樣理想主義的,要一步步走的,不可能是一步登天的呢!

美國的民主進程二百幾十年了。中國辛亥至今一百年,中共建國六十年。不是說,
中國也要再走二百幾十年,不會的,後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民智的演進是加速度
的,我們要盡力去做,盡力去推動中國的進步,但急什麽呢?做到哪一步是哪一步。
這樣獲得的每一步的果實,才是穩定的。

我們可總結一下全文了:
1、美國民主的經驗,民主的起步是從革命勝利者集團的核心層分化開始的。而這
是必然要發生的;

2、民主的過程就是“公天下”的過程。依據今天“按勞分配”的社會經濟政治利益
分配鐵律,誰打了天下,隻能由誰首席去“坐天下”。現實勝於理念。民主起步既是
從革命勝利者集團的核心層開始,自然,就是從革命勝利建立的國家法統內部開始。

3、現在需要全民推動的是,請中共左右翼的最高層精英從中共中央總書記職位競選
開始,起步中國的民主。

4、中共黨內民主的起步,必須要黨外民運以各種政治運作方式的衝擊、推動。無論
它主張改良還是“革命”。


2010年11月7日
xz779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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