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郭老學徒:民國時期（1949前）的言論自由情況‏

　　1970年10月23日，範長江的遺體在河南省確山縣的一個枯井裏被發現。他是怎麽死的？是自殺的還是被害死的，至今都是一個謎。不過，這已經不重要了，即使是自殺的，也是由於殘酷迫害所致。他已經被關押三年了，受盡了折磨。

　　範長江在中國新聞史上是個名記，他最早出名是因為他在國民黨統治區裏第一個報道紅軍長征後的情況。

　　1935年，26歲的範長江做為《大公報》記者到西北采訪，寫了幾十篇采訪通訊，匯編成《中國的西北角》係列報道，其中透漏了紅軍北上的情況。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後，他又到了陝北，寫了係列通訊《塞上行》，介紹了共產黨和紅軍在陝北的情況，替共產黨做了宣傳。《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使他成了全國知名的記者，也成了共產黨的朋友。

　　1938年，他離開了大公報，投奔了共產黨，從一個自由的記者變成了組織的喉舌。他先後當過新華社的總編輯，《人民日報》社的社長，為黨的宣傳事業兢兢業業地效力，熱情謳歌黨。

　　範長江的經曆與悲慘結局很說明問題。他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媒體工作時，可以報道反對政府“分裂國家”的“CCP”的情況，甚至為之做宣傳，還可以在文章中批評政府的剿匪政策，他不僅沒有被問罪懲處，還由此成了名人。而他為共產黨做宣傳工作，從來沒有為對立政黨說話，更沒有對自己的組織、政府和領袖說過一個 “不”字，但最終卻難逃殺身之禍，冤死在黨的天下……

　　不知是誰的主意，現在中國新聞界的最高獎項是以範長江命名的，這真是莫大的諷刺。不知道“範長江新聞獎”是號召新聞工作者學習他在《大公報》時期與政府保持距離的自由精神，還是要大家記住他在組織內充當喉舌最終被戕害的命運？

　　透過範長江和《大公報》，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言論自由狀況的一個層麵。

　　國民黨引進了蘇聯的經驗，以黨治國，限製言論自由。孫中山有一個蔑視民眾的理論，認為國民素質低下，革命者的要當民眾的“保姆”，要對人民進行教育訓導，要實行“訓政”。為此國民黨仿照蘇共模式成立了負責輿論宣傳的中宣部，並在執政後發布了一係列控製輿論的法令，建立了新聞檢查製度，建立了由中央報刊、廣播、通訊社和遍及各地的地方黨報所組成的完整係統的黨的宣傳體係。國民黨還查禁對立政黨的報紙，迫害報人。由此看來，國民黨在言論自由方麵比慈禧、袁世凱和北洋軍閥時期大大倒退了，但要比它以後寬鬆得多。

　　說它寬鬆主要是指它允許民間辦報，報紙不僅不必隻唱主旋律，還可以批評政府。

　　範長江所在的《大公報》就是民間報紙，它的辦報宗旨就是超黨派，要代表人民說話，做人民的喉舌。《大公報》提出了“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社訓。不做黨派的工具；不以言論做交易；不為自己謀私利；絕不盲從盲信盲動。

　　《大公報》每天都會發一篇社評，以敢於揭露社會的黑暗麵敢於“罵”馳名。它既罵共產黨，也罵國民黨。共產黨當時屬於反政府武裝，罵罵無妨，可敢罵執政的國民黨，一方麵說明它有膽量，另一方麵也說明國民黨有點雅量。

　　在國共兩黨剛開始北伐時，《大公報》就發表社評反對，認為北伐是蘇俄為了自身的利益挑動中國人內鬥，給中國四萬萬人民帶來了戰禍，尤其對“國民黨自信以武力革命統一中國”表示擔憂。

　　《大公報》還對國民黨在蘇俄的指導下“仿俄式而練黨軍”表示極端不滿，尖銳地指出：“國軍私有，民治淪亡。”軍隊屬於黨，人民還怎麽可能治理國家呢？

　　1927年蔣介石執政後，《大公報》發表了《嗚呼領袖欲之罪惡》《蔣介石之人生觀》等文章抨擊蔣介石汪精衛等人。並發表《黨禍》一文對國民黨在四·一二以後以暴力鏟除政治對手共產黨的做法表示極大的憤怒。抗戰時期，報紙搬到重慶，它也直截了當地抨擊官僚們燈紅酒綠的生活。對於《大公報》敢罵國民黨政府，有人說那是屬於“小罵大幫忙”，但是，共產黨執政後為什麽不需要這樣的“大幫忙”呢？為什麽不允許“大幫忙”的報紙存在呢？不要說罵，報紙敢給領導人提意見嗎？

　　我們再看看《申報》。這家老牌報紙敢於在國民黨執政後“猖狂”向黨進攻，說“國民黨不再是一個革命集團。”“它諂媚帝國主義，背叛民眾。”“已成為革命罪人。” 它還“猖狂”地反對領袖，嚴厲批評蔣委員長，公開反對蔣的剿匪政策。在蔣介石第四次圍剿中 共紅軍的時候，它連續發表了三篇與中央對著幹的時評，《剿匪與造匪》、《再論剿匪與造匪》、《三論剿匪與造匪》，指斥政府：“今日舉國之匪，皆黑暗政治所造成，一麵造匪，一麵剿匪，匪何時能絕。”“官逼民變，民安能不變。”

　　不僅僅是《大公報》和《申報》，其他民辦報紙也常常登載批評政府、揭露和諷刺社會醜惡現象的文章，揭發官員的貪汙腐敗行為；抨擊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批判蔣介石“先安內，後攘外”的論調。抗戰後，《世界日報》還公然向國共兩黨提出要求：“國民黨還政於民”“共產黨還軍於國”。

　　蔣介石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報刊的批評。蔣介石1929年12月28日曾經向報界發出通電，請報界對國民黨政府黨務、政治、軍事、財政、外交、司法各方麵盡情批評。

　　國民黨統治時期除了允許民間辦報外，還允許民間辦廣播和成立通訊社，它沒有把所有媒體統統變成權力的附設機構，變成執政黨的喉舌。

　　國民黨視共產黨為“匪”，對共產黨采取的是鎮壓政策，在言論自由方麵也封堵共產黨的聲音。國民黨製定的法律把宣傳共產主義和階級鬥爭定性為反動宣傳。但是，親共產黨或者幹脆就是共產黨員的左翼文人，卻可以在國民黨統治區辦報，或在媒體上發表文章。國民黨對言論自由的控製遠不夠嚴厲、堅決和成熟。

　　被稱為骨頭最硬的魯迅在國民黨時期發表了大量具有戰鬥精神的硬骨頭文章，僅在《申報》的《自由談》副刊，就發表了143篇文章。魯迅一生主編或參與主辦的報刊有十九個，其中一半是在國民黨時期辦的。如果那時候蔣介石對輿論進行嚴格的控製，不準媒體發表魯迅的文章，或者魯迅的反黨反政府言論一出籠就被“右派”被“勞教”被“勞改”甚至被“鎮反”，硬骨頭要麽變成軟骨頭，要麽變成骨灰。我們就會少看到許多硬骨頭文章，魯迅全集就要減掉幾冊。

　　那時候，左翼作家包括共產黨員如瞿秋白、郭沫若、周揚、矛盾、巴金、鬱達夫、老舍、葉聖陶等都可以公開在國統區發表作品，共產黨控製的左翼作家聯盟還先後辦了十幾份刊物，如《文化批判》《太陽月刊》等。

　　抗戰期間國共兩黨合作，共產黨辦的《新華日報》可以在國民黨統治區出版發行，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國民黨執政時期有左派、右派和中間派的報紙，但國民黨以後的中國，就隻有當權派的報紙了。

　　國民黨雖然實行了新聞審查製度，不過，檢查得不是很嚴。1945年8月7日，國民黨統治區發生了“拒檢運動”，就是各家報紙聯合行動，不送檢就出報，國民黨也不在意自己的權威和麵子，居然在10月1日廢除了新聞檢查製度。

　　當然，國民黨對於它認為嚴重出格的媒體也是要耍淫威的，有時限令停刊1天，有時限令停刊3天。對於它認為太過分的，則不惜使用暗殺手段。比如前麵提到的《申報》老板史量才，就是被暗殺的。史量才是個不畏權貴的人，有好心人曾經勸他不要得罪當局，說蔣介石有百萬軍隊得罪不起，史量才回答說，我也不敢得罪百萬讀者呀。史量才被暗殺後，蔣介石不敢承認是自己幹的，還下令徹底追查，遠沒有紅太陽執政後不許敵人亂說亂動的氣魄和氣勢。

　　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後，國民黨查封了共產黨報紙，還殺害了共產黨的報人羊棗。上海的61位新聞記者居然敢於公開提出聯合抗議，各報予以登載。這在我們看來是不可思議的，紅太陽時期，別說是鎮壓敵方的報人，就是把自己的國家主席迫害死了，也不會有任何媒體敢吱一聲的，不僅不敢吱聲，還一個勁地擁護呢。無論殺誰，輿論都會一致高呼“大快人心”。即使是今天，也不會有哪個報紙敢為政府的敵人被殺而向政府提出抗議。

　　不管怎麽說，國民黨統治時期是中國近代史上言論自由非常黑暗的時期，但不是最黑暗的時期。

出處：網易曆史 郭老學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