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魯鄭
亞洲四小龍是繼日本之後能夠進入現代化國家行列的非西方國家。四小龍有兩個相似的共性：政治上采取威權製，文化上都屬於傳統的儒家文化圈。韓國曆史上就以“小中國”自居，香港、台灣和新加坡主體上更是華人社會。進入八十年代後，四小龍在政治上開始分道揚鑣：台灣和韓國在美國的壓力下走向西方的民主體製，新加坡和香港則繼續維持不變。至此無意間，四小龍展開了一場製度競爭。二十多年過去了，如果說當初四小龍在崛起時彼此不分伯仲，但現在無論是全球競爭力、社會穩定、廉潔還是法製等方麵，韓國和台灣都明顯落後於香港和新加坡。經濟上台灣更從四小龍之首跌落至之末尾----盡管台灣有大陸崛起如此得天獨厚的曆史性條件。不過，最為全球所矚目的還是台灣與韓國的腐敗。
今年七月，台灣發生法官集體受賄醜聞（上百萬的現金竟然提到辦公室，美其名曰：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竟然將一名犯罪嫌疑人從十六年判為無罪！都說司法是社會的最後一道防線，法官如此，足可見整個社會。而此時貴為“總統”的陳水扁貪腐案仍然沒有了解。麵對這種情況，曾一再表示不會采納香港或新加坡式的反腐經驗的馬英九，也不得不親上前線，宣稱成立廉政署（國民黨在野時一向反對此議）。其實蔣經國時代的政府整體上還是相當廉潔的，被指定的接班人李登輝第一任還仍然能夠大體維持。但他通過民選方式連任後，國民黨過去的內部製衡機製失效，他本人大搞黑金政治，直至連累國民黨五十年首次丟掉政權。而打著民主和清廉上台的民進黨在這個製度下更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全麵腐化（陳水扁的女兒這樣為自己東窗事發的爸爸辯護：“民進黨裏誰沒拿過我爸的錢”？），直至創造出華人社會唯一因貪汙而被受審的最高領導人的不光彩紀錄。
韓國的腐敗更為令人觸目驚心：所有民選產生的總統全軍覆滅，無一不貪（當然還有總理）。總統卸任後要麽鋃鐺入獄，要麽自殺身亡。就是現總統也身陷腐敗醜聞。今年12日，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盤點了全球4個國家的重大腐敗事件，韓國總統李明博名列第三。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加坡廉潔排名全球第五、亞洲第一，香港則居亞洲第二。
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亞洲四小龍竟然出現“越民主越腐敗”的現象？正如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在其《回憶錄》中一針見血的指出：“由極權走向民主自由，應該會愈幹淨、愈清廉，不料結果卻往往相反，原因就在於民主必須透過選舉，而選舉則要花錢”。
對於選舉經費，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政策。美國把財團的政治獻金當作言論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的言論自由中國不要也罷），今年最高法院甚至取消了財團政治獻金最高額的限製。而各大財團都設有“政黨捐款辦”，左右押寶。哪怕是經濟危機來臨，別的錢可以省，政治獻金則一分都不能少。經濟危機讓華爾街五大投行滅頂，然而，高盛集團政治獻金竟依然高達3.7億美元。
歐洲一般是國家承擔選舉費用，並對選舉經費的開支有上限的規定。但實際上形同虛設。今年法國由於歐萊亞集團內部財產之爭，意外曝光2007年總統大選右派政黨接受該集團15萬歐元現金的醜聞（法國選舉法規定，每一個私人在向一個政黨捐款時，最高額不得超過7500歐元；向候選人個人捐款不得超過4600歐元，特別是現金不得超過150歐元。）。這件醜聞也名列美國《外交政策》四大腐敗案之首。都說中國的腐敗案是“意外”發現，看來，這也是全球通例。台灣的陳水扁也是卸任後被瑞士一紙傳真“意外”曝光。不過全國矚目的文強案卻是正常的反腐敗程序發現的。
然而，財團都不是慈善機構，是必然要求回報的。候選人上台之後自然要兌現諾言。或者製訂有利於財團的政策，或者直接由財團擔任政府職務，甚至總統家族本身就是財團。所以西方才會出現“吸煙有益健康”、“政治獻金是言論自由”、“持槍自由是人權”這樣荒唐的事件。所謂選舉，實質是“鈔票換選票”而已，選舉結果也不過是“用一群政商關係代替另一群政商關係”罷了。這就是西方民主製度下的腐敗剛性原則。也就是為什麽韓國總統前赴後繼腐敗的製度性根源。可以說，政商勾結是民主製度的必然產物，是民主製度框架下無解的。
香港和新加坡由於特殊的原因，沒有移植西方的民主製度。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美國不便（或無意）幹涉。新加坡則是被英國拋棄的殖民地，曾預言這個國家無法生存。結果在傑出華人李光耀的帶領下，獨立自主創造出“新加坡模式”。這兩個地區都沒有（真正的）政黨競爭，所以也就不存在政治獻金。除了政治製度上的原因以外，香港和新加坡都建立起廉政公署性質的反腐敗機構（新加坡是貪汙調查局，直屬總理）以及實施高薪養廉----實際上這些執行層次的措施隻有在製度有效的情況下才能起作用。如果製度是一個腐敗剛性的製度，什麽政策層麵的措施都不會起到有效的作用。如果吸取韓國和台灣的教訓，是不是可以做這樣的預言：香港民主化之時就是走向腐敗之日？這不妨留待曆史去驗證。
當然從全球的角度看，影響腐敗的因素很多。比如無論什麽製度，越貧窮的國家越腐敗（民主國家有伊拉克、阿富汗、海地、印度、俄羅斯、泰國、菲律賓等全球腐敗排名遠遠超過中國）。但有一點要指出的是，在同等貧窮的條件下，越民主的國家越腐敗。古巴、朝鮮雖然都屬於經濟失敗國家，但其廉潔程度遠遠超過伊拉克、阿富汗和海地。
具體到台灣，法製化程度低於香港和新加坡也是其腐敗嚴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各國的政治實踐也證明了一個道理：一個國家可以沒有民主，但不可沒有法製。但歸根到底還是民主製度。隻要無法改變“民主----選舉----巨額開支”的模式，民主社會將永遠無法根除腐敗。這也是為什麽被《外交政策》點名的四大國家：法國、意大利、韓國、以色列全都是堪稱發達的民主國家，而且是腐敗屢禁不絕的民主國家。
如果我們從亞洲四小龍的對比得出一個結論的話，應對腐敗、發展經濟，最有效的模式：威權體製、經濟發展、法製完善。至於我們中國，整體上也正在向這個方向演進，這也是為什麽總部設在德國的“透明國際”這樣評價中國：從（該組織）每年公布的清廉指數來看，中國在反腐敗方麵取得了實質性的進步，這種進步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法比的。
亞洲四小龍是繼日本之後能夠進入現代化國家行列的非西方國家。四小龍有兩個相似的共性：政治上采取威權製，文化上都屬於傳統的儒家文化圈。韓國曆史上就以“小中國”自居，香港、台灣和新加坡主體上更是華人社會。進入八十年代後，四小龍在政治上開始分道揚鑣：台灣和韓國在美國的壓力下走向西方的民主體製，新加坡和香港則繼續維持不變。至此無意間，四小龍展開了一場製度競爭。二十多年過去了，如果說當初四小龍在崛起時彼此不分伯仲，但現在無論是全球競爭力、社會穩定、廉潔還是法製等方麵，韓國和台灣都明顯落後於香港和新加坡。經濟上台灣更從四小龍之首跌落至之末尾----盡管台灣有大陸崛起如此得天獨厚的曆史性條件。不過，最為全球所矚目的還是台灣與韓國的腐敗。
今年七月，台灣發生法官集體受賄醜聞（上百萬的現金竟然提到辦公室，美其名曰：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竟然將一名犯罪嫌疑人從十六年判為無罪！都說司法是社會的最後一道防線，法官如此，足可見整個社會。而此時貴為“總統”的陳水扁貪腐案仍然沒有了解。麵對這種情況，曾一再表示不會采納香港或新加坡式的反腐經驗的馬英九，也不得不親上前線，宣稱成立廉政署（國民黨在野時一向反對此議）。其實蔣經國時代的政府整體上還是相當廉潔的，被指定的接班人李登輝第一任還仍然能夠大體維持。但他通過民選方式連任後，國民黨過去的內部製衡機製失效，他本人大搞黑金政治，直至連累國民黨五十年首次丟掉政權。而打著民主和清廉上台的民進黨在這個製度下更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全麵腐化（陳水扁的女兒這樣為自己東窗事發的爸爸辯護：“民進黨裏誰沒拿過我爸的錢”？），直至創造出華人社會唯一因貪汙而被受審的最高領導人的不光彩紀錄。
韓國的腐敗更為令人觸目驚心：所有民選產生的總統全軍覆滅，無一不貪（當然還有總理）。總統卸任後要麽鋃鐺入獄，要麽自殺身亡。就是現總統也身陷腐敗醜聞。今年12日，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盤點了全球4個國家的重大腐敗事件，韓國總統李明博名列第三。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加坡廉潔排名全球第五、亞洲第一，香港則居亞洲第二。
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亞洲四小龍竟然出現“越民主越腐敗”的現象？正如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在其《回憶錄》中一針見血的指出：“由極權走向民主自由，應該會愈幹淨、愈清廉，不料結果卻往往相反，原因就在於民主必須透過選舉，而選舉則要花錢”。
對於選舉經費，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政策。美國把財團的政治獻金當作言論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的言論自由中國不要也罷），今年最高法院甚至取消了財團政治獻金最高額的限製。而各大財團都設有“政黨捐款辦”，左右押寶。哪怕是經濟危機來臨，別的錢可以省，政治獻金則一分都不能少。經濟危機讓華爾街五大投行滅頂，然而，高盛集團政治獻金竟依然高達3.7億美元。
歐洲一般是國家承擔選舉費用，並對選舉經費的開支有上限的規定。但實際上形同虛設。今年法國由於歐萊亞集團內部財產之爭，意外曝光2007年總統大選右派政黨接受該集團15萬歐元現金的醜聞（法國選舉法規定，每一個私人在向一個政黨捐款時，最高額不得超過7500歐元；向候選人個人捐款不得超過4600歐元，特別是現金不得超過150歐元。）。這件醜聞也名列美國《外交政策》四大腐敗案之首。都說中國的腐敗案是“意外”發現，看來，這也是全球通例。台灣的陳水扁也是卸任後被瑞士一紙傳真“意外”曝光。不過全國矚目的文強案卻是正常的反腐敗程序發現的。
然而，財團都不是慈善機構，是必然要求回報的。候選人上台之後自然要兌現諾言。或者製訂有利於財團的政策，或者直接由財團擔任政府職務，甚至總統家族本身就是財團。所以西方才會出現“吸煙有益健康”、“政治獻金是言論自由”、“持槍自由是人權”這樣荒唐的事件。所謂選舉，實質是“鈔票換選票”而已，選舉結果也不過是“用一群政商關係代替另一群政商關係”罷了。這就是西方民主製度下的腐敗剛性原則。也就是為什麽韓國總統前赴後繼腐敗的製度性根源。可以說，政商勾結是民主製度的必然產物，是民主製度框架下無解的。
香港和新加坡由於特殊的原因，沒有移植西方的民主製度。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美國不便（或無意）幹涉。新加坡則是被英國拋棄的殖民地，曾預言這個國家無法生存。結果在傑出華人李光耀的帶領下，獨立自主創造出“新加坡模式”。這兩個地區都沒有（真正的）政黨競爭，所以也就不存在政治獻金。除了政治製度上的原因以外，香港和新加坡都建立起廉政公署性質的反腐敗機構（新加坡是貪汙調查局，直屬總理）以及實施高薪養廉----實際上這些執行層次的措施隻有在製度有效的情況下才能起作用。如果製度是一個腐敗剛性的製度，什麽政策層麵的措施都不會起到有效的作用。如果吸取韓國和台灣的教訓，是不是可以做這樣的預言：香港民主化之時就是走向腐敗之日？這不妨留待曆史去驗證。
當然從全球的角度看，影響腐敗的因素很多。比如無論什麽製度，越貧窮的國家越腐敗（民主國家有伊拉克、阿富汗、海地、印度、俄羅斯、泰國、菲律賓等全球腐敗排名遠遠超過中國）。但有一點要指出的是，在同等貧窮的條件下，越民主的國家越腐敗。古巴、朝鮮雖然都屬於經濟失敗國家，但其廉潔程度遠遠超過伊拉克、阿富汗和海地。
具體到台灣，法製化程度低於香港和新加坡也是其腐敗嚴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各國的政治實踐也證明了一個道理：一個國家可以沒有民主，但不可沒有法製。但歸根到底還是民主製度。隻要無法改變“民主----選舉----巨額開支”的模式，民主社會將永遠無法根除腐敗。這也是為什麽被《外交政策》點名的四大國家：法國、意大利、韓國、以色列全都是堪稱發達的民主國家，而且是腐敗屢禁不絕的民主國家。
如果我們從亞洲四小龍的對比得出一個結論的話，應對腐敗、發展經濟，最有效的模式：威權體製、經濟發展、法製完善。至於我們中國，整體上也正在向這個方向演進，這也是為什麽總部設在德國的“透明國際”這樣評價中國：從（該組織）每年公布的清廉指數來看，中國在反腐敗方麵取得了實質性的進步，這種進步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法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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