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屐痕

 作者 : 野夫

一

再過兩天才是立春，此際的台北已經和風煦然了。宋朝詞人周邦 彥形容的——正單衣試酒，悵客裏、光陰虛擲——仿佛正是眼前我的況味。確確乎是一襲青衫，我竟然就闖到了基隆河畔的忠烈祠。

出發時還 很晴好的天空，忽然間暮雨飄瀟起來。我拄著一柄民國式樣的彎把黑布長傘，穆然佇立於沾衣欲濕的細雨中；當我仰望大書“成仁、取義”的莊嚴牌坊時，台北冬季 的雨，瞬間沁濕了眼底。這些海峽上空聚合的水分，似乎天然如淚一般鹹苦。就這樣噙著雨痕，我萬裏渡來，偏要參拜這一座久仰的祭壇了。

台北忠烈祠是追祀為民國殉難忠臣烈士之祠廟，始建於1969年，由蔣公親筆榜書。正殿及兩邊配殿層疊樹立著密集的神位，有名有姓的享祭者凡49萬餘人。從黃花崗烈士到金門海戰之逝者，以死亡的群像展示著民國百年的瀝血之路。僅僅抗日戰爭八年，民國折損的將官竟達兩百餘名【而中共抗日犧牲的將官唯左權一人】。整個二戰的盟軍戰場，可以肯定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曾經付出過如此慘烈的代價。尤可哀者，更多百戰生還的抗日將士，最終卻死於內戰烽火。至今他們沒有得到大陸祖國和同胞應有的尊重，這個祠廟也仍舊是陸客觀光團所要繞開的禁地。

我獨自憑吊在空曠的殿堂中，仿佛置身於漫無邊際的墳地。 那些早就在史書上熟悉的名字，漸次湧入回潮的眼眶；一個世紀的亡魂似乎仍然列陣於戰火未盡的雲天，在等待我這個晚輩前來追問和祭奠。我來到管理處【他們仍叫指揮部】查詢我外祖父的信息。他們一番殷勤檢索，最後總指揮親自出來敬茶，愧疚地告訴我——有這個名字，但是沒有籍貫沒有死亡詳情。為了表示歉意，他非要送我兩幅照片，是每年春秋兩次祭典的神聖儀式。最後，一個老者執意要在雨中送我出門，他無限感傷地說——近七百萬人的死亡，我們實在沒有辦法搜集齊全。

外祖父於我，隻是生命源頭之一。他在我外婆之後，另娶新婦為他生育了兩個兒子——論輩分血緣，算是家慈的異母弟弟，是我不知下落的舅舅。外祖被擊斃於鄂西道上之後，他的一個舊部竟然帶著他的長子【我該喚作大舅】，萬裏硝煙中輾轉撤退到了台灣。這要怎樣的古風高義，才能如此艱難地拯救同袍遺孤啊。而留在內地的小舅，則和他的母親一起承擔著匪屬的待遇。我能從前輩族人那裏獲得的僅有信息便是——大舅成長為彼島的高級軍官，小舅淪落為此岸的下崗工人。因為吾母的原因，我們與他們素無聯係，甚至不知道名字。

看過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就知 道那一年是民國的劫數，是民族的報應；是海峽般寬闊的傷口，是我們至今難以超越的苦難，至今未能彌合改變的命運。

二

我還在垂髫之時便知道了“水深火熱”的台灣，便會唱——要讓太陽的光輝，照耀在台灣島上。那時，台灣是恐懼和災難的淵藪，是無數家庭因之被禍的疫區。而在我的青春時代，台灣忽然又成了紙醉金迷的寶窟，台胞台屬台商成了政府巴結優撫的對象。從敵視國民黨轉移到敵視民進黨，從要解放台灣人民到堅決反對台灣全民公決。我在時代的急劇演變中，永遠跟不上政府對台的腳步。

我一直以為，台灣與我沒有任何關係，它就像我那也算同文同種的大舅一樣，他的榮辱沉浮與我八不相幹。兩岸本質上就像各自分家立灶的兄弟，你窮的時候想去解放他，你富的時候想去收編他——這樣的主意好是好，但當弟弟弱弱地問一句家長的位置能否由全體家人選舉輪流坐時，你就不肯答應——於是這就成了統一祖國的真正問題。

我自詡是愛國中年，愛到寧肯在祖國坐牢，也不去異邦避難。因為同意台灣是中國【非黨國】難以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也愛台灣。“中國”不是國號，隻是華夏文化江山的一個泛稱。兩岸皆是中國，隻是一個廟號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個廟號叫中華民國。前者剛過花甲，後者即屆百歲。論年齒，後者是兄；論祖田，前者為大。後者視前者為竊國，前者視後者為割據。彼此時打時和，卻依舊各奉各的正朔——這樣的“一個中國”，算是二戰結束後的一個特殊遺產，更是人類政治格局的最後一道奇觀。

我當然支持統一，至少人民自由出入無需經過海關。至於統一的條件，也很簡單——重返重慶談判。六十五年前，中共的開山祖師們開出的和平建國大綱，在我看來，仍舊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最佳條款。更何況其中的多數條款，至今依舊還寫在各自的憲法上——比如出版言論自由等等，隻是需要真正落實而已。彼島已經完成從軍政到憲政的歷程，接受這些條款應該再不會像當年那麼困難。此岸的接班人依舊扛著共產黨的旗幟，理論上不應該背叛祖宗成法。如此則統一祖國何難？這樣更無需各自再修幾百萬亡靈的忠烈祠，那才叫開萬世之太平啊。可是，兩岸的政黨領袖們，究竟想要的是怎樣的維穩和偏安，實在是天心難問。

三

就這樣帶著一本書，我像穿越時空隧道一樣，從中國的共和國走進了中國的民國。從桃園機場到台北腹心，感覺也就像從莆田到泉州，像 從今天回到九十年代。山河人物，皆無異樣；禮俗談吐，俱如中原遺韻，無一處不顯得名門正派字正腔圓。

台北幾乎從來就沒有追求過國際大都市的虛張格局，盡管它也有迪拜塔之前的亞洲第一高樓，但是它依舊顯得十分古舊。街道很窄，巷陌密集，樓房多數不新不高更不珠光寶氣。滿街多是輕型摩托飛馳，幾乎看不見警察，但是人車卻能井然有序地尊重紅綠燈。地麵很老，看不見任何一點煙頭垃圾痰跡，也沒有帶著袖箍的男女掃地或者罰款。這種古舊，像一個家道中落的老派貴族，低調而有教養地嚴守著規矩。即便是一領舊衣，穿出去依舊熨燙著折痕。

入夜的台北仿佛才真正回到民國，有著書卷中曾經熟悉的那份嫻靜與繁華。獨自徜徉於那些南洋建築風格的騎樓之下，張望著懸滿街頭的霓虹繁體字，有著突然置身三十年代上海灘的幻覺。這是一種被歷史打斷過的炎黃貴氣，現世的榮華中一點也不鬧熱，沒有浮誇的措大嘴臉。似乎春明上河的市井就該有這樣一份靜好，十分的風流蘊藉卻都又顯得像國畫中的金碧山水——美在那半吐半露之間。

冬季到台北，看雨的多是斷腸人。撐一把傘小駐簷下，看台北的女人魚群般飄過，那是你對民國最初的驚艷。問路抑或搭訕，會邂逅沒有張皇遲疑的微笑；那近似吳儂軟語的國語，透著從容自重和良善。大陸人道聽途說的多是檳榔妹，那也隻是台南才有的鄉韻。且人家的露背露臍還隻為兜售新采的鮮果，而非推銷你假想的俗艷。

近乎古肆的街角，斜搭了一處玻璃房，寬僅容膝一般。櫥窗上零落著一些手工掛件飾品，散發出唐宋明清一樣的雅致。女主人獨自在幾上編織她的黃昏，我擅自入座旁觀。結繩綴玉的古老技藝，復活在她的芊芊十指上。笑是莞爾的，清淺且清純，全無主顧來也的強作歡顏。問罷，隻是低聲嘆一句——工藝美院畢業的，哎，淪落街頭了——那一聲哎，似乎道盡了滄桑。聽我口音，知是陸客，便多了幾句訊問。然後我走，復低頭綴網勞蛛。前人說︰道心如恆，無送無迎。指的約略便是這樣的淡定。

奇跡是三天後我忽然接到賓館總機的電話，說是有兩位女子在大堂請我下去。訝然見到的竟然是她，手上拿著拙著說要簽名。她說偶然聽電台對我的訪談，辨出我就是那個薄暮的訪客；好奇便買了我的書，遂讀出了她的眼淚。然後便打聽我的行止，竟然還能找見。之後她拿出精致的工藝盒，是她手刻的一方虎印，用精致的珠帶連在一匹玉馬上。她看書知道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說佩玉掛印可以驅邪魔。我知道那枚青玉價值不菲，卻之又不恭，隻好腆然收下。問罷芳名，原來竟然是本家姓氏。心底便認下了這個隔著海涯失散多年的妹妹，想象未來的兩岸烽煙銷盡之後，再喊她回家吃飯吧。

四

我是書商出身，參加過北京多次國際書展。在一個民間無權自由注冊出版社的國度，其書展典禮卻一定是富麗堂皇的。就像朝鮮的閱兵大典，其偉大莊嚴盛況肯定讓世界側目。每年的北京書展，哪怕去一個主管真理的常委，那通常都要清場警戒，驅逐走眾多的讀者觀眾，留下配合台詞的群眾演員。

然而台北的國際書展，相形之下似乎確屬寒磣。盡管開場大典每次皆由民國總統出席頒獎，那依然是沒有鼓樂禮花，更沒有整齊著裝的孩子們獻花致敬夾道歌舞。會場就設在展台中間，很小的開放式空間，隻留下幾十個貴賓座位，並不組織觀眾陪坐。開會前來了十來個便衣內衛安檢，然後副總統蕭萬長先生就登場了【馬英九先生出訪在外】。起立和掌聲都是禮節，行政院長出身的他自然不用講稿，也不用一句一頓煞有介事地等待被掌聲打斷。祝賀、頒獎、照相，然後還自費買幾本書走人，民國風習就這麼簡約有致。握著我這個所謂的第一個外省獲獎者的手時，也不作秀托我問候大陸同胞；也許他知道就算托我了，我也沒資格傳達出去。更重要的是，在民主時代的台灣，執政者對大陸的親疏態度，都可能引發藍綠兩係選民的非議。他們即便貴為領袖，卻一樣要向選民拜票。

今年書展的主賓國是法國，他們也有文化部官員出席。也許因為他們國內沒有異議作家，因此沒有發生退席抗議風波。參展的有五十幾個國家，大陸沒有官方代表團赴展，但是也有一些我認識的編輯去商談版權合作。大陸主流作家的書在台出版的並不少，此次被邀請赴台的，自然還有幾位真正知名的大家。

開幕式上我還邂逅了老朋友貝嶺，這個去年惹起法蘭克福書展退席風波的哥們，依舊長發披肩一身異服。由於這次沒有大陸領導退席，於是我也不用抗議他的出現而拒絕領獎。然後我們紀念十年未見而合影，有記者拍下拿去發在了報上。此前我並不清楚祖國為何不許他回家吃飯，後來我才知道他參與發起了獨立中文筆會。這個筆會顯然被當局視為非法組織，也因此所有參與其事的朋友皆遭打壓。我是一個極端的獨行客，平生隻論友道不守約束，於是無門無派隻好單打獨鬥。但對所有反極權的江湖山頭皆保持敬意，對所有的助紂為虐者皆堅持鄙夷。台北有高僧講法曰——這個世 界如果沒有是非，那就一定會有報應。信哉此言。

書展上有個最小的櫃台，名為一人出版社。拙著也陳列在那，於是我和那個攤主小青年有了交流。他是80後的孩子，留學英國歸來，不願打工就去注冊了個一人出版社。確確乎該社就他一人。自己買版權自己翻譯自己設計，然後就交給中盤發行商。他對我的書商經驗非常推崇，我說在大陸出書，我得先花兩萬元買書號。你就節約這筆費用也能賺錢，況乎你們還沒有選題審查不批一說。

對台灣青年來說，他們真難理解大陸為何不許個體注冊出版社。因為台灣也有法律規定不許出版的書，誰違法出版了再去追究懲罰即可，何必事先取締民間權利，更何須采行書刊審查製度。就像法律不能因為刀具可以殺人，就徹底取締鄉村鐵匠鋪一樣。對這樣的疑難雜癥，我還確實沒法向他解釋清楚。因為即便在蔣介石的戒嚴時代，出版反書要坐牢，但是出版社你還是可以申辦的。

我接觸好些位台灣青年，他們都羨慕大陸經濟繁榮，也渴望進入大陸市場發展。關於台獨話題，他們多以為可以認同一個大中國，看重同文同種的淵源。但是究竟怎樣統一，這是他們開始關心的話題。我抽樣調查——假設現在讓你轉變戶籍，在大陸你可以拿到三倍於台灣的收入，你願選擇轉變嗎？他們搖頭說——如果還有網絡限製，那還是留在島上吧。

這是在民國長大的孩子，看來與共和國奶 大的孩子思維確實不太一樣。

五

中正紀念堂和國父紀念館在同一條大街的兩頭，平衡著這座城市的風水。一般來說，大陸的官方考察團或公職人員，旅行團規定是不許去中正紀念堂的。即便那裏已經被陳水扁改名為自由廣場了，那也還是不能去拜謁，因為大堂上還是端坐著蔣公的銅像。但對於國父孫中山，那兩岸皆還保持尊重。因為蔣與毛，本質上都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對這個發明了一黨獨裁、領袖獨大的政治製度的革命家，他們都願自認為是衣缽傳人。

中正紀念堂前的自由廣場算是台北最大的公共空間，原來牌坊上的匾額是“大中至正”四個字。陳水扁時代為了去蔣化，換上了“自由廣場”四字，於是所有的民間集會遊行抗議之類活動，皆喜歡在這裏舉行。據說去年因為對政府救災有看法，綠營組織了許多大學生在此靜坐示威。馬政府不以為忤，更不會調集軍警坦克驅散。許多家長擔心這些90後的孩子熬壞身體，紛紛前來在此埋鍋造飯料理生活。結果氣洶洶的集會漸變成假日野餐，大家玩鬧夠了還是自己收拾垃圾回去上課。

群眾集會學生罷課之類的事情，在民主社會就是個司空見慣的尋常瑣事。下不暴力化，上不恐怖化，大家的意見透過媒體宣示出來，政府再去因應修訂即可。隻有我們這些在極權社會習慣了逆來順受的類人孩，才會覺得對岸成天打打鬧鬧，仿佛一片亂局民不聊生似的，才會視民主為畏途；甚至才會喜滋滋地成天播放人家開會打架的鏡頭以為自家的賞心樂事。但凡稍有常識的皆應明白，人家開會扯皮皆由人家的媒體自由爆料；像此岸兩會那種“一致通過”的成人遊戲，才是人類真正的笑料。

這兩個紀念館以及忠烈祠，皆有衛兵站崗。但是這些衛兵都隻是定時表演換崗操典，全套正步玩槍的動作極具觀賞性，是觀光客的主要欣賞內容。在陳水扁執政時代，激進的綠營甚至去中正紀念堂內搞風箏展覽，多數人覺得稍嫌過分，但也並不會引起廝殺。馬英九上台後，也有藍營群眾主張恢復“大中至正”的題匾，但聰明的馬府不想再度引起兩營紛爭，以換匾需要破費40萬為由，謝絕了這些涉嫌意識形態化的建議。所有進去參觀的人，皆不受安檢，無需寄存任何行李，也可自由拍照。甚至可以故意去逗那些一臉嚴肅的機器人一般的衛兵，但是他們的訓練使得他們絕對麵無表情，這也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觀。回想我們那些在毛公紀念堂排隊的人，嚴格安檢隻許空手進出，被軍警便衣高度警戒，就是這樣還硬要熱臉貼冷屁股，我們的人民那確實忠君忠得可愛。

六

我們這一代對真實台灣的最初了解，大抵多由文藝而來。從鄧麗君的歌侯孝賢的電影，到鄭愁予的詩白先勇的小說。是這樣一些偷聽盜版和傳抄，使我們漸漸確知，在嚴密的高牆禁錮之外，在毫無人味的革命文藝之外，還有另外一些中國人在享受著另外一種溫軟生活，在抒寫著另外一些明心見性的文字。

澎湖灣基隆港都是隨歌聲一起飄來的地名，忠孝東路淡水灣從吉他的弦上延伸到我們的視角。一個海外孤懸的小島，從羅大佑到周傑倫，潤物有聲地浸透著此岸兩代人枯燥的心靈。盡管今日之台灣電影，似乎遠不如大陸賀歲片的賣座；但是重溫侯孝賢那些散文電影，依舊會讓那些擅長法西斯盛典的導演相形見絀。

《戀戀風塵》是侯孝賢早期的敘事，講述一對青梅竹馬的男女，打小並不自覺於所謂的愛情。後來一起去城市打工，女孩的媽托付阿遠，“你要好好照顧阿雲，不要讓她變壞了，以後，好壞都是你的人”。——聽著就溫潤的囑托啊。阿遠應征入伍了，阿雲送給阿遠的禮物是一千零九十六個寫好自己地址姓名並貼好郵票的信封。結果是阿遠退伍之前，阿雲和天天送信的郵差結婚了。看這個電影，我常常想起沈從文的小說《阿金》，一樣不可捉摸的命運，透出悲涼的黑色幽默。

電影的外景選在基隆山下的小鎮——九份；也 因為這個電影，使這個寂寞無名的礦區，成為了今日台北郊野的旅遊勝地。這是大陸旅遊團不會光顧的地方，我決定去這一陌生所在，是因為陪我去的，竟然就是電 影的男主角阿遠的扮演者王晶文。

晶文兄應與我同代，歲在中齡卻依舊如當年劇中人一般純淨靦腆，不似我一般頑劣。一個當年的明星，重返他使之揚名的古鎮，卻絲毫沒有一點我們所習見的張揚。說話輕言細語，低調得生怕驚動了那個曲折深巷。在那早已廢棄的鄉村影院斷牆上，依舊懸掛著多年前那幅《戀戀風塵》的著名廣告——他扛著一袋米挽著阿雲行走在礦山的鐵軌上。但是已經沒有人還能認出，他就是那個不知將被命運之軌帶向何方的青年了。看著曾經的儷影，他低語說那個演阿雲的姑娘，後來去了海外。

我很好奇於他這個當年電影科班出身且早早成名的男人，怎麼不再繼續活躍於影視的名利場上。他說我就像那個男主角一樣，演完電影就去金門島服役了——這是當年台灣每個大學生都要完成的一段使命。他在金門，愛上了運動和寫作，於是成為了今天大報的體育記者，成為了一個遠離鏡頭燈光的自行車漫遊人。

九份是日據時代的一個廢棄的金礦開采區，至今仍保留著濃鬱的殖民特色。沿山蜿蜒的小街，俯瞰著海市蜃樓一般的基隆港。家家門臉都在經營著各色點心和特產，一樣的喧嘩卻有著迥異於內地古鎮的幹淨。我們去一個掛著《戀戀風塵》景點招牌的茶肆吃茶，古舊的桌椅恬靜的茶娘，木炭火上溫著的陶壺咕嚕著懷舊的氤氳。茶具和茶湯都那麼好，隻許一個好字似乎其他皆難以形容。

沒有人還能認出這就是當日少年，我們在兩岸各自老去；我們隔著幾十年的政治烽煙，艱難地走到一起溫一壺中年的午後茶，像董橋所說那樣沏幾片鄉愁，然後再迷失在海峽的茫茫之中。臨別我說，我在雲南的古鎮茶肆，等你來騎車。我們多麼渴望這是一個沒有驅逐也不需簽證的世界啊，我們這些大地上的漫遊者，祖國的浪子，可以自由丈量自己的人生。

七

寫作之外，我就像王朔筆下的人——一點正經沒有。很多時候嬉皮笑臉，是 我們在這個偽盛世的土地上的精神自慰。平生不愛正襟危坐的我，這次難免要麵對一些媒體；很多大陸的親友都為我提心吊膽，生怕出言不遜得罪自己的祖國，而遭 逢馮正虎的待遇。

台灣中廣的胡忠信先生，是彼島的文化名嘴。我們對坐在播音室打開話筒前，他善意地提醒我——他的節目對岸相關部門都 是要收聽的。我笑答沒有關係，我對我的祖國沒有惡意，即便尖牙利嘴，也無一不是為了投合當政者一再聲稱的民主口號。

晚上在著名的鼎泰豐吃包子，前名記徐宗懋先生帶著日本記者本田先生來作陪。二十年前的廣場上，徐兄是前去采訪的記者。那個著名的半夜，他的後背被流彈射穿，是那些善良的市民穿越火線，用板車拖著他狂奔醫院，如此才大難不死。那一刻陪在他身邊的另一台灣記者是阿渡，他們記下了那個板兒爺的名字，這個北京人成了他們終身的朋友。

談起他至今猶存的餘痛，他淡然地說——我和你們不一樣，對我而言，隻是一個工作意外；就像任何一個戰地記者，都有可能麵對這樣的 事故。但是對你們而言，是骨肉深處的隱痛，我們遠沒有你們那種深刻。

是的，那一刻我並未出現在廣場，我的血也未曾浸透方磚，我為何要如此孜孜****地計較那一段歲月呢？因為良知在暗夜生疼。也許罪錯，任何一個政府都可能在某個時代犯下；就像《光榮與夢想》中的美國史，開篇記載的就是對示威者的鎮壓。再如台灣的二二八事件，那都是歷史不能繞過的一篇。我們在自己的祖國，卑微得不敢要求追訴責任，隻想不被抹殺血痕。在沒有道歉的漫長歲月裏，我們隻能私下紀念。那些死難者既不是我的至親也不是我的熟人，但他們是我的同胞，是一群和我一樣對自己的國家心懷善意的好人。既然政府文告都改稱風波或事件了，那就應該重新定義那些亡靈。

但是就在昨天上午，成都一個因為在博客裏撰文紀念那一年的好人譚君，卻因此獲刑五年。這個全國人民涕淚援助的災區，主官們就能如此冷血，我再次感到徹骨心寒。在這樣劃時代的審判麵前，我的天良告訴我——我必須在此供罪，如果紀念有罪，那我就是那個也在每年的忌日，一定要焚香遙祭的人。我不敢在譚先生麵前，隱匿我的同罪。

八

上文提到20年前台灣《中國時 報》的記者阿渡，是我真正該要好好感謝和寫一寫的人物。一個文人像他那樣參與並見證台灣政局的巨變，本身就是一個大時代的傳奇。

十年前的一次北京國際書展，書商的我曾經在傳說中劉亞樓的大宅院裏，主辦過一次冷餐派對，招待國際國內書界的朋友。阿渡便是那時隨著沈昌文郝明義先生進來的。人與人交往，我常常相信有一個氣場。無論男女，我幾乎用鼻子都能聞出誰將是我的朋友或者敵人。於是，我們一見如故了，那時的他，似乎還是時報的總主筆。

職業使得他不時出入大陸，每來總要給我帶一瓶金門高粱；那是烈性燃料，總能在北京冬夜點燃我們的狂歡。那時台灣的媒體前輩大佬高信疆先生，也正好移居埋名於京城。這個像古龍一樣的文俠頗負酒名，我們三人在一起的捉杯廝殺，常常呈現出月黑風高的壯烈。阿渡是80年代的詩人，在台灣沒有解除戒嚴的時代，他也是著名的學領，經常組織民運反對專製，並因此頻遭打壓。

我們算同代人，對詩歌的激情往往帶來對自由的渴望，以及對民主政治的參與熱情。我們都在80年代初從大學走向社會，而那時的大陸和台灣，都一樣處於極權鬆綁階段——那時的台灣民主，並未比我們走得更遠，隻是略為人道一些，遠非今日之懸殊。他在那時就開始參與了他們的“黨外刊物”邉櫻?l起了向國民黨獨裁的挑戰。而我們那時，卻隻敢油印地下詩刊吟風弄月。

阿渡遠祖早在清朝中葉就從福建移居台灣，他也該算台中出生的“原住民”，但他卻不是阿扁呂秀蓮的同誌——雖然反獨裁的立場一致。台灣在各路人馬的推進下，蔣經國終於決定在1987年7月解除戒嚴。這標誌著獨裁執政黨在人民的施壓下，決定自行主導的和平演變開始。報禁黨禁頓開，炎黃子孫的一支終於邁向了真正劃時代的民主征程。

民主時代的降臨，並不意味著民運戰士的退役。我曾經說過，民主是龍種，但也許會生出跳蚤。陳水扁時代的阿渡，我能想象他的苦笑和憤怒。連施明德這樣的民進黨人，最後都知道這不是他們曾經舍身追求的自由主義民主，阿渡這些和他們並肩戰鬥過的理想主義者，自然會再次成為髒汙時代的批判者。

九

2006年台灣著名的“九九”倒扁運動爆發，民主再次顯示了它的自我糾錯功能。身患癌癥的施明德率領百萬紅衫軍走向街頭，一場宣示以“禮義廉恥”為主題的群體行動超越了藍綠陣營的黨爭立場。是啊，政客無禮義，似乎還能想象，到了無恥之時，那就一定會被自己的人民所羞辱。

而那時，我因如雲而南，久疏了阿渡的消息。但我在電視畫麵上，窺見了人群背後他的影子。他雖然隻是一個清瘦的書生，一個在尋常日子裏謙卑得近乎羞澀的男人，但是他有緣站在大時代的前列之際，他一定會是忠於理想的戰士。忠於純淨理想的人並沒有固定的敵人，沒有黨派之別，誰玷汙一個民族的正義之夢，誰就是他的敵人。

果然後來，他選擇了重新支持他曾經的宿敵——現已在野的國民黨以拯救夢想。馬英九先生銳眼灼灼，發現了這個合符他的人品趣味的晚生，親自紹介他加入了國民黨，並很快簡任為文傳委主委。我們2008年在北京重逢時，他已經成功地幫馬先生打贏了選戰，被媒體譽為馬府的文膽。

多少文人的夢想都是輔佐一代英主，以便入閣拜印實現生命的世俗價值。我向他恭賀並問他如何選擇出處時，他平靜得像隻是參加了一次派對回來。他說他不打算入閣從政，我問為何，答曰從政了就不能自由出行了，也不能來大陸找我喝酒了。多麼絕妙的想法，深得我心，我立馬表示了支持。和朋友喝酒，這才是我輩在今生的正事。隻要能收獲一個清明民主的時代，可以容下我輩的性情文章，即便天子呼來，自古也是有不上船的傳統的。

早在1967年我們大革文化命之時，蔣中正先生決定要以一島之孤，賡續中華文化命脈。因而成立了中華文化復興總會，例由總統擔任會長，秘書長負責事務。到了解嚴時代，這個總會改為了民間社團法人，但會長依舊由歷屆總統擔任——但這已經不是政府組織了。馬英九入府之後，將秘書長聘書送到了阿渡麵前。這時名稱已經被阿扁的“去中國化”時代改為了“國家文化總會”，出於對兩岸文化交流的興趣，他欣然接受了這一使命。也因為這一民間身份，至今他仍然可以自由出入大陸和我推杯換盞了。

十

台灣的民運曆史，遠比大陸要漫長。早在 國軍潰退彼島之時，就有知識界領袖胡適和政界高官雷震等聯手，創辦了《自由中國》雜誌。而金嶽霖的弟子，我們鄂省鄉賢殷海光先生，正是憑借這個陣地，而成 為了五十年代台灣的民運教父。

國府因為戰敗，覺得有必要控製意識形態和民眾生活而宣布台灣戒嚴，這一可悲的軍管時代竟然長達三十幾 年，可謂人類政治生活的奇觀。在那個時代，民運人士可以遭到軍事法庭審判，也因此發生了許多和大陸一樣的臭名昭著的判例。但是比較而言，具體的管製仍然不 如此岸的嚴酷。

比如出版書刊，台灣民間從來就允許，隻是規定印刷出來之後要審查，違法了要懲處。如果還沒有裝訂成冊，軍警都隻能等在印刷廠外麵。80年代的阿渡他們搞“黨外刊物”運動時，就可以組織弟兄和軍警一起等在印廠外麵，書刊一出來，雙方就開始像橄欖球運動一樣拚搶，搶到手的就拿出去私賣。這樣的畫麵在大陸的今日，恐怕都是難以奢望的。

根據兩岸的歷史來看，1987年之前並無本質差異，都信奉極權，都不允許民間挑戰一黨製。但是具體對待挑戰的做法，卻又有懷仁與懷惡的差別。1979年的台灣，曾經爆發了著名的“美麗島事件”，集會群眾在施明德呂秀蓮等人的鼓動下，與軍警嚴重沖突。施明德是曾經在金門策劃軍事政變而被判十五年剛出獄的累犯，這次極有理由判死刑。但是蔣經國先生在海內外輿論影響下，終於決定公開審理，允許媒體現場報道和律師辯護，並邀請島內著名學者精英旁聽。陳水扁和謝長廷就是因為這次辯護而從此步入政壇的。

台灣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就是旁聽者之一，蔣經國召見他詢問對此案的處置意見時，他鬥膽直言雲——不宜流血，因為流血製造烈士；影響國際視聽；我們終究要在這塊土地上生活，血流進土地，再也收不回來。要以德化怨，以理釋惑，以法製暴——就是這樣一些忠勇善良的幕僚的犯顏進諫，挽留了台灣的民主火種。

可是這一事件十年後，此岸的學潮又是怎樣的結局呢？同樣都有一個威權大佬在主宰政局，我們怎麼就能殺機頓現呢？這一事件三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的一連串審判 還在繼續發生，且依舊不許公開審理。

當我和阿渡踟躕在台北街頭，目睹艱難奮爭得來的看不見軍警的和平市井，我遙望夜色彌漫的故國清淚盈眶。我們活得真他媽失敗啊，可是他們卻抓住了勝利。他們在那一審判之後四年多，就由李登輝特赦了所有無辜者。施明德拒不出獄，他不要特赦，他要宣判無罪，他們終於獲得了無罪改判。為民族之爭民主，我們罪從何來啊？當年共產黨的領袖，不就是因為要爭民主，才帶著我們的父輩驅趕了民國的嗎？

十一

淡水河是台北周邊的主要水流，據說有一道臨河小街蜿蜒在水岸邊，是一個休閑去處。南方社的於雯帶著我打了一個掛著台灣省車牌的 的士徑奔而去，我想要去了解一下台灣獨立書店的運作狀況。

台北的的士司機似乎不少老人，好奇便一路閑話。他說在台灣沒有出租車公司，都是個體經營。隻要不超過65歲，都可以去考試出租車牌照，考到了便可以郀I，而且政府不征收任何管理費，甚至所有的稅全免。我問為何要免稅，那都去開出租，市場不亂了嗎？他說目前經濟不好，政府要解決就業率，於是就出台這些鼓勵性政策。至於都來跑出租也不可能，因為車多了，生意自然就下滑，大家就會退出。看來一切都是市場可以調節的。對他們而言，實在無法想象大陸那種把車牌發給某些公司，由公司再來盤剝司機的事情。更不能想象司機要是組織罷工，最後會視為黑社會打壓。民國和共和國究竟誰像社會主義，還真是個問題。

淡水小鎮的河邊，坐滿了閑人。河水清且漣漪，排列了無數釣竿。滿街賣 小吃的，地上卻一點汙漬全無。一家小書店取名叫有河，就寂寞地坐在一個鋪麵的二樓上。沿著狹窄的樓梯上去，很小的空間裝置得十分雅致舒服。一看那些書，就 知道這家主人的趣味——他們隻賣文學、電影和生態旅遊之類書籍，而且排滿了很多書店拒絕出售的詩集。

有河的老板叫詹正德，也是個作家，其妻是詩人。一對神仙眷侶，就這樣偕隱在此古老河岸的尋常巷陌之中，收養著幾隻流浪貓，然後為這個世界越來越稀少的文藝讀者準備著過夜的食糧。我的書有幸也在他們案頭，他拿出一本請我簽名，令我內心溫軟。書架上也有不少大陸原版書，兩岸在藝文方麵，其實原是可以彼此知音的。

獨立書店是區別於其他連鎖書店的一種個性賣場，早在戒嚴時期就為台灣的民運發揮過巨大作用。他們的貨源純粹來自於自己的采購，不接受那些中盤商的配送。台灣人口太少，書業不算太興旺。最大的掌窌?貲B鎖，倒是遊人如織；以人口比例來看，比大陸愛書的人還是要多一些。因為人人皆可登記出版社，一些社有好的選題就出，沒有就閑著，倒也不存在格外的虧損和債務。

坐在有河書店的露天陽台上，端著一杯濃香的咖啡俯瞰逝者如斯的河流，內心忽覺悵然。故國河山無數類似的古鎮水涯，都曾容留過我的倦足。滄浪之水，清濁有別，而河清海晏的日子，我們卻至今未曾見著。前人詩謂——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一百年前我的鄉賢在武昌打響的首義，沒有換得真共和；之後幾輩人的血漫大地，還是沒有換得。難道這真是對吾族的一個毒咒嗎？

十二

羅大佑率領的縱貫線組合從台北首演出發，在世界巡回一年之後，剛好又回到台北做最後的告別演唱。然後，他們就解散了。我們這一 代是唱著羅大佑的歌走過來的，阿渡說——我們也去告別一下這個時代吧。於是我們就坐上了嘉賓席。

像這樣的流行音樂演唱會，一般來說都是年輕人的盛宴。但是那夜，我看見主要的坐席，多是被中年夫妻佔據著。許多阿渡的老友邂逅於此，彼此寒暄仿佛共同在揮別青春軒昂的歲月。我看見他帥氣沉穩卻已鬢角雜霜，想象當年這個台中山區的農家孩子，也曾有過和我一樣的苦難童年。那時他父母因為負債欠稅而不得不四處躲藏，甚至母親也曾入獄，他不得不小小年紀就提籃探監。

他的青春時代是左翼的自由主義者，當我們在此岸偷偷閱讀胡適之時，他在台北的獨立書店和圖書館到處尋找《資本論》和魯迅。我們都懷抱著改造世界的夢想去都市求學，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詩歌作為最初的壯陽藥。當我1980年寫出長詩《為了歷史——致毛澤東》而被校方警告時，他的長詩《刺客吟》卻因為鼓吹“既然改革無望，那就去當刺客”，而獲得時報文學大獎。當他深入黑煤窯去寫底層苦難的報告，甚至去揭露被關了三十年的政治犯這一重大社會問題時，我正隨著中科院的科考隊漂流在長江上。

80年代在兩岸都是風起雲湧的時代。他在戒嚴的陰影下參與鹿港環保運動，組織反核演講；我在1986年的學運中走向街頭聲嘶力竭。他們的美麗鹿港保留了，我們卻把胡耀邦先生牽連下台。1989我流淚誓言脫去警服的那一刻，他正眼看著無數同胞的血，在廣場邊上嚎啕大哭。那是他14歲之後的第一次慟哭啊，他是在為我們而哭，為同文同種的華族而痛心疾首。

羅大佑的一些老歌，時不時喚起我鼻根發酸。童年沒了，隔壁班的小女孩沒了，皇後大道東依舊還遊行著手捧燈盞的紀念或抗議隊伍。他們走進了他們可以自由高歌的時代，而我們呢？我們還有無數的狼孩在叫囂著要不惜核武收回台灣。是什麼樣惡毒的教育，會把一國之兒女訓練成嗜血的野獸？我們拿什麼去收回啊，除了核武你還有什麼？龍應台先生一句話——請用文明來說服我。麵對此語，稍有人味的就知道該為如此強國而臉紅。

縱貫線演出結束大家興猶未盡，便去街邊夜酒。“縱貫線大哥”在台灣幾乎是家喻戶曉的黑幫詞匯，專指那些超幫派南北通吃的角頭大佬。剛才張震嶽不時在台上說，跟著幾位縱貫線大哥走世界很有趣，學到了很多東西。台上台下就一起會心地笑。恰好和我對酌薄酒的一位兄台，就是前著名大佬。看他儒雅談吐，端坐如山隱然另有一份江湖舵爺的厚重，問起來竟然也是台大的出身，不禁心生敬意。一晃都到了白發江湖憶舊遊的時光，眼前的江湖還在，而心底的江湖卻漸漸冰封了，剩下的似乎隻是無邊的寒意蕩漾。

十三

次日就要辭別民國了，書展的沙龍活動安排了我和阿渡的一個對話。香港作家老友陳冠中、自由亞洲電台梁冬和貝嶺兄等皆來捧場。邂逅相逢了梁文道和台灣著名作家張大春，彼此一番惺惺相惜；感謝梁兄節目中的推介拙著，相約北京酒聚。有時常想，這個世界其實真小，該要相識的注定就要相逢。

晚上的餞行酒局在一個深巷小店裏，阿渡說這是全台北最好的魯肉飯吃點，他前些日帶馬悅然也是在這裏大快朵頤的。魯肉飯是台灣的一種民間美食，味道確實不錯。書展基金會主席林載爵先生和大獎評委陳浩兄也來對酌，我的老友台灣出版界大佬郝明義也坐著輪椅趕來，陳冠中和胡忠信以及時報的楊澤兄皆一起來湊興。一番觥籌交錯，我不禁有了幾分薄醉。

宴罷酒興未闌，大家又一起去鄰家一個朋友的獨立書店青康藏書房品茶。主人何 新興也是性情中人，再開兩瓶紅酒火上澆油。這樣的燕聚，也算是民間的兩岸三地吧。因為一場文字緣，就這樣五湖四海地匯合了。那一刻，在我們心中，應該早已 沒有那道傷口般的海峽了。

深夜扶醉回到酒店，檢點行囊，麵對著朋友們的贈書和拙著，不禁犯難起來。這些書，哪些是可能帶進祖國的海關的呢？我自己的書要帶進自己的祖國，都要麵臨被沒收的風險，更不要說另外那些炎黃子孫的文字了。同文同種是我們統戰的口號，即便這樣同文同種的港台書籍，卻要麵對大陸祖國的搜查和嚴禁，請問我們的領袖——這，究竟是誰的主意？

一篇文字，一本書，甚至一個民間的建言性憲章，真的就那麼妨礙你們的獨佔春風嗎？我們如此深愛自己的母土，我們不想逃亡或者流放。我們願意和自己的父老鄉親分擔這個國家的苦難，哪裏受災了我們願意為政府解囊相助。你們奧運閱兵要我們離開，我們就乖乖地離開，不湊你們的歡宴。可我們是祖祖輩輩生於斯長於斯的中國人，我要帶幾本自己的書回家，竟然就會令我如此繞室徘徊，我們真是莫大的悲哀啊。

別了，台北；別了，民國。梁園雖好，我隻是過客。我不想留下，雖然你是我外祖大舅流血奮鬥過的社會。正如英國詩人彭斯詩雲——我的所愛在高原，這裏沒有我的心。我要回去，我哪怕像馮正虎那樣死乞白賴地也要回去。我的祖墳猶在，我的慈母未回，我今生今世就算是在長夜守望星星，我也要等到黎明。

我毅然走向機場的時候，加繆的聲音從天空隔著一個世紀傳來——流放者終將歸來……為的是重新經受考驗並且奪取他應該擁有的東西——他田畝裏的微薄收入，對這塊土地的短暫愛情。在一個人誕生開始，他就必須留下時代和他青春的狂怒……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我們必將重造一個什麼也不驅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