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玉嬋口述 沈紡緞記錄 《新使者雜?》80期 2004年2月 p.23-25 台灣教會人物檔案。張玉嬋是張七郎長老的三媳婦，夫婿是張果仁。1947年4月4日張七郎醫師、張宗仁醫師(長男)、張果仁醫師(三男)父子遭難屈死，死時分別為60歲、31歲、25歲。張依仁(次男)亦被押走，幸未遇難。
三代為醫
1888年12月16日，張七郎出生於新竹湖口客家家庭。由於父親(張仁壽)是一名漢醫，張七郎幼年即開始學習漢字、閱讀古書。1900年，他十餘歲時，當時台灣為日本所統治，他前往清國廈門學習漢文3年。1903年，他回台灣，就讀於新埔公學校。1909年，入學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即現今之台大醫學院)。
1915年4月張七郎畢業後，服務於台北州立基隆病院、台北馬偕醫院和淡水仁壽醫院，並於1916年1月16日，在基隆生下長子張宗仁。後來，在瑞穗的大哥及在鳳林當漢醫的五哥都說東部非常缺乏醫生，希望張七郎能來，因此，他1922年來到東部花蓮港，在鳳林區開業仁壽醫院，並於1945年11月創辦鳳 林初級中學，為第一任校長。
終戰結束後，他興高采烈，寫滿歡迎新政府的書法，並在花蓮籌建高大牌樓，張燈結彩，牌樓兩邊對聯是「萬眾回春事事須把握現在，一元複始處處要策勵將來」，上款則為「天下為公」、「國為民有」。1946年3月，他當選為花蓮縣參議員，並被推選為議長。同年10月，被選為製憲國大代表，赴中國南京，參加製憲會議。
張七郎的長男張宗仁，經台中第一中學校考入東京的日本醫科大學，畢業時，留在日本服務，後來到中國東北的滿州國，任滿州國立醫學院教授與產婦人科長。1946年9月15日，攜妻、子離開東北，10月20日下午，全家回到鳳林，接手父親的醫院，同年11月，並接手鳳林中學第二任校長職務。育有二子文滿、安滿。
三男張果仁於1922年7月13日出生在鳳林，及長經淡江中學考入東京齒科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至中國東北滿州國，與大哥張宗仁、二哥張依仁在海城仁壽醫院執醫，後來回故鄉鳳林當仁壽醫院醫生。其妻張玉蟬，6歲即入張家作童養媳，受張七郎夫婦栽培至高等女學校畢業，1947年年初，與張果仁結婚。先生受害時，她正懷有身孕。
枉死受害
1947年發生228事件，3月，在花蓮工作的張連溪先生告知張家，他於縣政府得知傳言謂黑名單裏有張七郎的名字，叫張七郎父子都去避難。然而，張七郎個性耿直，自認為張家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不滿新政府的集會或團體，政府自會明察秋毫，根本無須躲藏。而一切歡迎新政府的活動事宜，張家仍都積極地參與籌備。
然而4月4日禮拜五晚上，國軍幹部帶領六名荷槍實彈的軍人至街上的仁壽醫院，稱部隊內有許多士兵上吐下瀉，請大夫盡量多帶藥品及注射藥前往急救，張宗仁不疑有他，依命前往。半小時後，又把剛從商店購物回來的張七郎之三男張果仁不由分說的架走，同時警察又帶領多名武裝國軍至山下果園張七郎的住處搜尋武器，不得一物後，即押走張七郎及二男張依仁。當天半夜11時左右，下著一場傾盆大雨，從南方3公裏公墓處傳來連續6聲槍響。
4月5日天未亮，張玉蟬前去果園張七郎住處，欲向公公報告大伯、夫婿被捕之事，才知公公、二伯也被押走，當時並不知道他們當中三人已受害，婆婆要她回去殺雞，準備四個便當；當婆婆帶便當去時，軍方隻收了一份，應驗了婆婆在事發後所說∶「上帝一定會留一個給我。」原來張依仁被搜身時，衣袋內有一枚現職軍醫上尉證章，又詢知曾前往中國東北病院服務，才免去殺身之禍。
5日下午約5時，家屬在鳳林公墓找到遺體，張七郎身上所穿的毛質內衣褲、橡皮長雨鞋、呢質禮帽等都被剝奪，隻剩內衣褲護體而已；張宗仁眼眶層層密密受劍刺傷，右手腕下骨折；張果仁腹部受劍刺致大腸外露。當時父子三人都被反綁， 由背貫前胸各受二槍而死。張七郎、張果仁被同置一坑，緊鄰約一公尺的另一坑置有張宗仁，三人均以薄泥沙覆蓋著，狀極淒慘，死時分別為60歲、31歲、25 歲。
孤兒寡婦
1947年4月6日主日下午兩點，由鳳林教會徐複增牧師主持父子三人的告別禮拜，徐牧師以聖詩347首（〈有時 咱經過美麗清靜河?〉）安慰遺族，隨後合葬於家宅後院，其墓碑寫著∶「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父子遭難之墓，民國36年4月4日夜屈死。」雖然張七郎的未亡人詹金枝曾向當局訴冤，然而訴狀不是被駁回就是相應不理。林獻堂先生衡量當時局勢，據實向她說∶「告是無效的。」卻又擔心她的處境，再三叮嚀她∶「兄嫂啊，奶不可以自殺。」
當時55歲的詹金枝雖然傷心欲絕，卻強忍住不在親人或他人麵前哭泣，也叫年27歲、19歲的大媳婦、三媳婦不要哭，要堅強，因為大家還得好好活下去，負起養育幼子的責任。由於土地還在，婆媳開始學習農事，有時詹金枝一邊做一邊哭，一邊祈禱一邊吟詩，半夜時，也聽到她起床來吟詩、祈禱，還有哭泣的聲音。
張七郎生前是一位開業醫，太太是產婆，兼醫院護士，小時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個主日，孩子們先行至教會上主日學，而禮拜時間一到，他和太太一定放下手邊的醫務，準時到教會作禮拜，不會因事而耽擱下來。事件發生後，醫院關閉，張家遺族全部住到山腳下的果園內。每天晚上舉行家庭禮拜，大家一起讀經、吟詩，再由詹金枝講解經文、祈禱，患難中使人更信靠主，228事件不久後，詹金枝即被選立為教會長老， 1982年1月5日，於90高齡安息主懷。
感恩歲月
「有時咱經過美麗清靜河?，樹木真青翠的路邊，有時咱遇到大憂悶流眼淚，如經過大風浪的苦海，免煩惱，心平安，倚靠主，免煩惱，心平安。」走過死蔭幽穀，張玉蟬回首前塵，其中有苦難也有祝福┅┅
我幼時即來到鳳林張家，張七郎夫婦慈悲良善，視我如己出，非常疼愛我。在台東讀書時，因路途遙遠，我隻能利用璁假及過年回來。當時，鳳林至台東的火車， 慢車需7個多小時，快車要4個多小時，每當要出門至台東時，向正在看病的爸爸道別，即蘋身走往車站。然而到車站時，爸爸早已騎腳踏車先到，買好快車票在那裏等我。
當時物資缺乏，大家普遍貧窮，相對的，我的家境就顯得不錯。我住女校宿舍時，3年沒吃過肉，日本人煮的飯菜也不加油，對我來說，非常難吃。有一次，我在宿舍躺了一個禮拜，不吃東西，也查不出病因。學校老師無奈地寫信給爸爸，告知我生病一事。爸爸接到信後，很快地來學校看我，沒說我生了什麽病，隻把我由學校帶到台東他的朋友家，自己就先行回鳳林了。爸爸的這個朋友家境與我們家相當，我住在他家，他們吃什麽我就吃什麽，過了兩天， 我就康複了，原來隻是缺乏營養與胃口罷了。
戰後，我轉學至花蓮，因生活上難以適應，寫信給爸爸說不要讀書了，寧願回家洗衣煮飯。爸媽不肯，後來爸爸還親自來看我，當晚在花蓮過夜。隔天清早，我準備好行李，很高興地要跟爸爸回家，爸爸卻要我先把行李放在玄關處，並邀我至海邊散步。在海邊時，爸爸說∶「奶看奶穿的衣服多麽漂亮，為何不讀書呢？」他一直苦勸我，直到我被說服，答應繼續讀書。
也因為到外地求學，我有數年的時間未參與教會，事件發生時，我個人的信仰仍停留在主日學的階段，家裏也由不愁吃穿到有勞動才有得吃的農家生活，然而，年少的歲月，充滿爸媽對我的愛，那份幸福幫助我勇敢地走過家庭的巨變，以及往後陪伴媽媽、照顧幼子的漫長歲月，並在信仰上重新得力。現今，孩子長大了，也很孝順，回想往事，雖苦也甜。
二二八花蓮消失的精英
台灣東社(花蓮)製作，2009，2月18日
二二八事件如今(62周年)回想起來，其主因是中國(當時被台灣人期待的祖國)是個獨裁、文明落後的政府，來台接收弊端連連(到處揩油)，致使民不聊生，幣值一度貶至「四萬元換一元」的慘況，才會因查緝私煙過當(將求饒的婦女林江邁打得頭破血流)引起台灣人全台騷亂。爾後，這個獨裁(沒有民主、人權思想)的政府又以鎮壓、整肅的手法處理騷亂，屠殺無辜在所不惜！與今日中國鎮壓圖博(西藏)的手法異曲同工。當時全台包括澎湖地區，被鎮壓、整肅的死亡人數被推估約1萬8千至2萬8千之間。花蓮縣也在「綏靖」、「清鄉」的政策實施後，有134人被捕、首謀重犯7人被通緝，50人被處徒刑，10人被處死刑，有234人「自新」，白色恐怖至今埋藏人心深處。
下麵簡介的3人(應該說5人)是沒經過任何審判，就無辜被殺的受難者。
張七郎父子遭害後，張家將父子三人合葬於自家農園。
墓碑左右書∶「兩個小兒為伴侶、滿腔熱血灑郊原。」
客家人∶張七郎 (1888--1947)、(包括其子張宗仁1916--1947、張果仁 1922--1947)，死時分別為59歲、31歲、25歲。張七郎出生於新竹湖口，最後以台北總督府醫學校(台大醫學院前身)畢業，前後當過基隆醫院、台北馬偕醫院醫師，1922年遷居花蓮鳳林，將淡水所開過的「仁壽」(其父之名)醫院也於鳳林開設，為缺乏醫療的偏遠地區的人民服務。1946年2月創立鳳林初中，為第一任校長，作育鳳林子弟。1946年3月當選花蓮縣參議員且擔任議長，當年10月31日又當選台灣省製憲國代，曾在南京與蔣介石合照，且回鄉宣揚製憲，並號召兒子返國報效鄉梓。
一九三七年，張七郎夫婦與子女在鳳林仁壽醫院前合照。右起為張七郎、
張宗仁、張依仁、張果仁、張秀惠、張性惠、張秉仁、張存仁、詹金枝。
沒想到仁壽醫院不但被一位名叫「方廷槐」的情治人員臥底，而且在清鄉「找出惡人」(其實是有影響力之人)的政策下，父子3人被槍、劍打得遍體鱗傷再槍殺於鳳林荒地裏。其孫張安滿先生為其父子3人的蒙難，下了悲痛的注解∶「我所響往、擁抱的祖國，卻讓我遍體鱗傷的擁抱死亡。」。
(資料引自張安滿《二二八事件張七郎父子受難紀事暨文物展專輯》，台北市文化局 /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2006年11月)
福佬人∶許錫謙(1915--1947)，死時32歲。花蓮首富之子，畢業於台北二中。1931年組織「台灣經濟外交會」花蓮港支部，屬於當時台灣民眾黨外圍係統。戰後，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花蓮分團」，擔任宣傳股長，是該團7名幹事之一。1946年6月起擔任《台東日報》附屬之《青年周刊》、以及《青年報》(9月起易名《團訓周刊》)的編輯。二二八事件爆發後，3月他在花蓮相當活躍，不僅促成三青團印發通知單，在花崗山召集民眾大會，還遊行花蓮市，並擔任「青年大同盟」總指揮，負責維持治安、收繳武器、接收糧食等工作，也參與3月5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花蓮分會」的成立。當蔣介石派遣21師抵台後，各地濫捕屠殺的消息紛紛傳出，他走避至台北附近，經憲兵隊及花蓮縣長出麵遊說其叔父勸說回鄉，於返鄉途中(傳說在清水斷崖)遭埋伏的軍憲人員捕殺。
(2007年於花蓮東社二二八事件追思會上所得資料及相關人員口述，據悉不少資料在其外孫楊照手中)
泰魯閣族∶林明勇(Wa li shu min)(1913--1947)，死時34歲。花蓮秀林鄉泰魯閣族世襲酋長，日治時代為帶刀村長，獲選為「武士林」即模範村長，現在的「秀林路」以前稱「武士林」，據其子林國梁口述∶「他爸爸走路有風，前麵有3、4個保鑣，後麵有2人抬酒。」，還是戰後第一任官派的秀林鄉長。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林明勇與許錫謙、王明進、馬有嶽等人為處理委員會的5個委員，大家都主張不要打，林明勇還去救出花蓮醫院(現在署立)大橋邊的司令部被關的國民黨高官，結果也在蔣介石「清鄉」、「整肅」的政策下，和張七郎一樣，被警察到家裏抓走，然後槍殺於山中，家人找到時已成白骨，家人為他築墓立碑。可惜林國梁的母親在過世時，孩子們依母親要求將母親保管的林明勇之照片都燒掉祭母了，但其子林國梁雖遭重創，卻努力在神學院讀書，曾留學韓國，現為南部地區名牧師。林國梁自小的孤兒悲痛，使他在花蓮秀林鄉設立孤兒院多年，照顧不少孤兒。
(資料整理自2008年花蓮東社所做的林國梁口述記錄，現存於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二二八事件在花蓮，還有藏匿深山的林茂盛、死裏逃生的王明進以及阿美族卡車司機衝入海底，和軍艦士兵上岸射殺海邊為婚禮撈魚民眾等傳說。然而，我們今日紀念二二八事件蒙難者，不在記仇，而在於深深體會民主、人權的國家體製的建立非常重要，我們要堅定地保衛台灣已有基礎的民主、人權的思想，以確保我們子孫萬代都不會再發生二二八事件。
三代為醫
1888年12月16日，張七郎出生於新竹湖口客家家庭。由於父親(張仁壽)是一名漢醫，張七郎幼年即開始學習漢字、閱讀古書。1900年，他十餘歲時，當時台灣為日本所統治，他前往清國廈門學習漢文3年。1903年，他回台灣，就讀於新埔公學校。1909年，入學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即現今之台大醫學院)。
1915年4月張七郎畢業後，服務於台北州立基隆病院、台北馬偕醫院和淡水仁壽醫院，並於1916年1月16日，在基隆生下長子張宗仁。後來，在瑞穗的大哥及在鳳林當漢醫的五哥都說東部非常缺乏醫生，希望張七郎能來，因此，他1922年來到東部花蓮港，在鳳林區開業仁壽醫院，並於1945年11月創辦鳳 林初級中學，為第一任校長。
終戰結束後，他興高采烈，寫滿歡迎新政府的書法，並在花蓮籌建高大牌樓，張燈結彩，牌樓兩邊對聯是「萬眾回春事事須把握現在，一元複始處處要策勵將來」，上款則為「天下為公」、「國為民有」。1946年3月，他當選為花蓮縣參議員，並被推選為議長。同年10月，被選為製憲國大代表，赴中國南京，參加製憲會議。
張七郎的長男張宗仁，經台中第一中學校考入東京的日本醫科大學，畢業時，留在日本服務，後來到中國東北的滿州國，任滿州國立醫學院教授與產婦人科長。1946年9月15日，攜妻、子離開東北，10月20日下午，全家回到鳳林，接手父親的醫院，同年11月，並接手鳳林中學第二任校長職務。育有二子文滿、安滿。
三男張果仁於1922年7月13日出生在鳳林，及長經淡江中學考入東京齒科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至中國東北滿州國，與大哥張宗仁、二哥張依仁在海城仁壽醫院執醫，後來回故鄉鳳林當仁壽醫院醫生。其妻張玉蟬，6歲即入張家作童養媳，受張七郎夫婦栽培至高等女學校畢業，1947年年初，與張果仁結婚。先生受害時，她正懷有身孕。
枉死受害
1947年發生228事件，3月，在花蓮工作的張連溪先生告知張家，他於縣政府得知傳言謂黑名單裏有張七郎的名字，叫張七郎父子都去避難。然而，張七郎個性耿直，自認為張家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不滿新政府的集會或團體，政府自會明察秋毫，根本無須躲藏。而一切歡迎新政府的活動事宜，張家仍都積極地參與籌備。
然而4月4日禮拜五晚上，國軍幹部帶領六名荷槍實彈的軍人至街上的仁壽醫院，稱部隊內有許多士兵上吐下瀉，請大夫盡量多帶藥品及注射藥前往急救，張宗仁不疑有他，依命前往。半小時後，又把剛從商店購物回來的張七郎之三男張果仁不由分說的架走，同時警察又帶領多名武裝國軍至山下果園張七郎的住處搜尋武器，不得一物後，即押走張七郎及二男張依仁。當天半夜11時左右，下著一場傾盆大雨，從南方3公裏公墓處傳來連續6聲槍響。
4月5日天未亮，張玉蟬前去果園張七郎住處，欲向公公報告大伯、夫婿被捕之事，才知公公、二伯也被押走，當時並不知道他們當中三人已受害，婆婆要她回去殺雞，準備四個便當；當婆婆帶便當去時，軍方隻收了一份，應驗了婆婆在事發後所說∶「上帝一定會留一個給我。」原來張依仁被搜身時，衣袋內有一枚現職軍醫上尉證章，又詢知曾前往中國東北病院服務，才免去殺身之禍。
5日下午約5時，家屬在鳳林公墓找到遺體，張七郎身上所穿的毛質內衣褲、橡皮長雨鞋、呢質禮帽等都被剝奪，隻剩內衣褲護體而已；張宗仁眼眶層層密密受劍刺傷，右手腕下骨折；張果仁腹部受劍刺致大腸外露。當時父子三人都被反綁， 由背貫前胸各受二槍而死。張七郎、張果仁被同置一坑，緊鄰約一公尺的另一坑置有張宗仁，三人均以薄泥沙覆蓋著，狀極淒慘，死時分別為60歲、31歲、25 歲。
孤兒寡婦
1947年4月6日主日下午兩點，由鳳林教會徐複增牧師主持父子三人的告別禮拜，徐牧師以聖詩347首（〈有時 咱經過美麗清靜河?〉）安慰遺族，隨後合葬於家宅後院，其墓碑寫著∶「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父子遭難之墓，民國36年4月4日夜屈死。」雖然張七郎的未亡人詹金枝曾向當局訴冤，然而訴狀不是被駁回就是相應不理。林獻堂先生衡量當時局勢，據實向她說∶「告是無效的。」卻又擔心她的處境，再三叮嚀她∶「兄嫂啊，奶不可以自殺。」
當時55歲的詹金枝雖然傷心欲絕，卻強忍住不在親人或他人麵前哭泣，也叫年27歲、19歲的大媳婦、三媳婦不要哭，要堅強，因為大家還得好好活下去，負起養育幼子的責任。由於土地還在，婆媳開始學習農事，有時詹金枝一邊做一邊哭，一邊祈禱一邊吟詩，半夜時，也聽到她起床來吟詩、祈禱，還有哭泣的聲音。
張七郎生前是一位開業醫，太太是產婆，兼醫院護士，小時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個主日，孩子們先行至教會上主日學，而禮拜時間一到，他和太太一定放下手邊的醫務，準時到教會作禮拜，不會因事而耽擱下來。事件發生後，醫院關閉，張家遺族全部住到山腳下的果園內。每天晚上舉行家庭禮拜，大家一起讀經、吟詩，再由詹金枝講解經文、祈禱，患難中使人更信靠主，228事件不久後，詹金枝即被選立為教會長老， 1982年1月5日，於90高齡安息主懷。
感恩歲月
「有時咱經過美麗清靜河?，樹木真青翠的路邊，有時咱遇到大憂悶流眼淚，如經過大風浪的苦海，免煩惱，心平安，倚靠主，免煩惱，心平安。」走過死蔭幽穀，張玉蟬回首前塵，其中有苦難也有祝福┅┅
我幼時即來到鳳林張家，張七郎夫婦慈悲良善，視我如己出，非常疼愛我。在台東讀書時，因路途遙遠，我隻能利用璁假及過年回來。當時，鳳林至台東的火車， 慢車需7個多小時，快車要4個多小時，每當要出門至台東時，向正在看病的爸爸道別，即蘋身走往車站。然而到車站時，爸爸早已騎腳踏車先到，買好快車票在那裏等我。
當時物資缺乏，大家普遍貧窮，相對的，我的家境就顯得不錯。我住女校宿舍時，3年沒吃過肉，日本人煮的飯菜也不加油，對我來說，非常難吃。有一次，我在宿舍躺了一個禮拜，不吃東西，也查不出病因。學校老師無奈地寫信給爸爸，告知我生病一事。爸爸接到信後，很快地來學校看我，沒說我生了什麽病，隻把我由學校帶到台東他的朋友家，自己就先行回鳳林了。爸爸的這個朋友家境與我們家相當，我住在他家，他們吃什麽我就吃什麽，過了兩天， 我就康複了，原來隻是缺乏營養與胃口罷了。
戰後，我轉學至花蓮，因生活上難以適應，寫信給爸爸說不要讀書了，寧願回家洗衣煮飯。爸媽不肯，後來爸爸還親自來看我，當晚在花蓮過夜。隔天清早，我準備好行李，很高興地要跟爸爸回家，爸爸卻要我先把行李放在玄關處，並邀我至海邊散步。在海邊時，爸爸說∶「奶看奶穿的衣服多麽漂亮，為何不讀書呢？」他一直苦勸我，直到我被說服，答應繼續讀書。
也因為到外地求學，我有數年的時間未參與教會，事件發生時，我個人的信仰仍停留在主日學的階段，家裏也由不愁吃穿到有勞動才有得吃的農家生活，然而，年少的歲月，充滿爸媽對我的愛，那份幸福幫助我勇敢地走過家庭的巨變，以及往後陪伴媽媽、照顧幼子的漫長歲月，並在信仰上重新得力。現今，孩子長大了，也很孝順，回想往事，雖苦也甜。
二二八花蓮消失的精英
台灣東社(花蓮)製作，2009，2月18日
二二八事件如今(62周年)回想起來，其主因是中國(當時被台灣人期待的祖國)是個獨裁、文明落後的政府，來台接收弊端連連(到處揩油)，致使民不聊生，幣值一度貶至「四萬元換一元」的慘況，才會因查緝私煙過當(將求饒的婦女林江邁打得頭破血流)引起台灣人全台騷亂。爾後，這個獨裁(沒有民主、人權思想)的政府又以鎮壓、整肅的手法處理騷亂，屠殺無辜在所不惜！與今日中國鎮壓圖博(西藏)的手法異曲同工。當時全台包括澎湖地區，被鎮壓、整肅的死亡人數被推估約1萬8千至2萬8千之間。花蓮縣也在「綏靖」、「清鄉」的政策實施後，有134人被捕、首謀重犯7人被通緝，50人被處徒刑，10人被處死刑，有234人「自新」，白色恐怖至今埋藏人心深處。
下麵簡介的3人(應該說5人)是沒經過任何審判，就無辜被殺的受難者。
張七郎父子遭害後，張家將父子三人合葬於自家農園。
墓碑左右書∶「兩個小兒為伴侶、滿腔熱血灑郊原。」
客家人∶張七郎 (1888--1947)、(包括其子張宗仁1916--1947、張果仁 1922--1947)，死時分別為59歲、31歲、25歲。張七郎出生於新竹湖口，最後以台北總督府醫學校(台大醫學院前身)畢業，前後當過基隆醫院、台北馬偕醫院醫師，1922年遷居花蓮鳳林，將淡水所開過的「仁壽」(其父之名)醫院也於鳳林開設，為缺乏醫療的偏遠地區的人民服務。1946年2月創立鳳林初中，為第一任校長，作育鳳林子弟。1946年3月當選花蓮縣參議員且擔任議長，當年10月31日又當選台灣省製憲國代，曾在南京與蔣介石合照，且回鄉宣揚製憲，並號召兒子返國報效鄉梓。
一九三七年，張七郎夫婦與子女在鳳林仁壽醫院前合照。右起為張七郎、
張宗仁、張依仁、張果仁、張秀惠、張性惠、張秉仁、張存仁、詹金枝。
沒想到仁壽醫院不但被一位名叫「方廷槐」的情治人員臥底，而且在清鄉「找出惡人」(其實是有影響力之人)的政策下，父子3人被槍、劍打得遍體鱗傷再槍殺於鳳林荒地裏。其孫張安滿先生為其父子3人的蒙難，下了悲痛的注解∶「我所響往、擁抱的祖國，卻讓我遍體鱗傷的擁抱死亡。」。
(資料引自張安滿《二二八事件張七郎父子受難紀事暨文物展專輯》，台北市文化局 /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2006年11月)
福佬人∶許錫謙(1915--1947)，死時32歲。花蓮首富之子，畢業於台北二中。1931年組織「台灣經濟外交會」花蓮港支部，屬於當時台灣民眾黨外圍係統。戰後，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花蓮分團」，擔任宣傳股長，是該團7名幹事之一。1946年6月起擔任《台東日報》附屬之《青年周刊》、以及《青年報》(9月起易名《團訓周刊》)的編輯。二二八事件爆發後，3月他在花蓮相當活躍，不僅促成三青團印發通知單，在花崗山召集民眾大會，還遊行花蓮市，並擔任「青年大同盟」總指揮，負責維持治安、收繳武器、接收糧食等工作，也參與3月5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花蓮分會」的成立。當蔣介石派遣21師抵台後，各地濫捕屠殺的消息紛紛傳出，他走避至台北附近，經憲兵隊及花蓮縣長出麵遊說其叔父勸說回鄉，於返鄉途中(傳說在清水斷崖)遭埋伏的軍憲人員捕殺。
(2007年於花蓮東社二二八事件追思會上所得資料及相關人員口述，據悉不少資料在其外孫楊照手中)
泰魯閣族∶林明勇(Wa li shu min)(1913--1947)，死時34歲。花蓮秀林鄉泰魯閣族世襲酋長，日治時代為帶刀村長，獲選為「武士林」即模範村長，現在的「秀林路」以前稱「武士林」，據其子林國梁口述∶「他爸爸走路有風，前麵有3、4個保鑣，後麵有2人抬酒。」，還是戰後第一任官派的秀林鄉長。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林明勇與許錫謙、王明進、馬有嶽等人為處理委員會的5個委員，大家都主張不要打，林明勇還去救出花蓮醫院(現在署立)大橋邊的司令部被關的國民黨高官，結果也在蔣介石「清鄉」、「整肅」的政策下，和張七郎一樣，被警察到家裏抓走，然後槍殺於山中，家人找到時已成白骨，家人為他築墓立碑。可惜林國梁的母親在過世時，孩子們依母親要求將母親保管的林明勇之照片都燒掉祭母了，但其子林國梁雖遭重創，卻努力在神學院讀書，曾留學韓國，現為南部地區名牧師。林國梁自小的孤兒悲痛，使他在花蓮秀林鄉設立孤兒院多年，照顧不少孤兒。
(資料整理自2008年花蓮東社所做的林國梁口述記錄，現存於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二二八事件在花蓮，還有藏匿深山的林茂盛、死裏逃生的王明進以及阿美族卡車司機衝入海底，和軍艦士兵上岸射殺海邊為婚禮撈魚民眾等傳說。然而，我們今日紀念二二八事件蒙難者，不在記仇，而在於深深體會民主、人權的國家體製的建立非常重要，我們要堅定地保衛台灣已有基礎的民主、人權的思想，以確保我們子孫萬代都不會再發生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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