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2009年九月一日同時在香港和台灣發行，9.18在港大陸佑堂舉行新書發布會時，書已經在台灣、香港再版、不斷再印。到十月初，不大愛讀書的香港人買了近三萬冊，台灣則發行了十五萬多本。曾向一位剛從美國到香港來的朋友推薦，她說，過去24小時內，你是第四個建議我看這本書的人。（相關鏈接：熊景明，專製是個壞東西）
近二十年來，在兩岸三地，對中國近現代史真相的探索、對曆史現象多元的解讀，不隻出現在嚴肅的學術著作中，也納入了通俗的電視連續劇。然而，從來沒有一本書如《大江大海》這樣引起震撼。作者帶著母親對兒子敘述往事的溫柔與親切，以優美的筆觸、引人入勝的張力，帶領讀者走進六十多年前中國人一段慘痛經曆，透過卷入戰爭機器的一個個普通兵卒的血淚故事，去了解戰爭，了解曆史，去感受生與死；不僅令人思索中國內戰，也喚醒我們被教條蒙蔽的良知。
好人壞人
不少70後、80後大陸的年輕人，對近代中國許多重大事件、人物，一無所知。誰之過？五十年代，我在昆明上小學時，抗日戰爭才結束了幾年而已，郊外還有未填平的炸彈坑，而對抗戰的集體記憶，卻被人為地掩蓋了。“勝利歌聲多麽響亮”，人民在歌聲中統一思想，建設新中國，“過去的事，讓它過去吧”。況且，我們從小對曆史的認識，沒有脫離過“好人、壞人”，黑白分明的是非觀。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父母和老師會告訴你。到上小學時，抗美援朝開始，美帝國主義成為世界人民的公敵，頭號大壞蛋。很小的時候，看到街上的美軍，會翹起大拇指，說“老美頂好”。善良友好的美國兵，為何轉瞬間變成凶狠的殺人魔王，不在我們思考的範圍內。從曆史課上，知道了日本侵略中國，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賣國賊蔣介石不打日本，隻圍剿共產黨。國民黨抗戰時的口號是攘外必先安內。全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趕走了日本兵，打垮了蔣匪幫。這些都是不容分說的、鐵的實事。不信，你翻開所有的曆史教科書，看所有能夠看到的曆史題材的小說、電影吧。
《大江大海》並不試圖以說教來顛覆主流的曆史觀，作者隻是冷靜地帶著讀者，去聽取戰爭幸存者的故事。其中最慘烈的，大概是長春圍城。一方的勝利，是以封鎖長春半年，餓死三十萬平民百姓及國民黨官兵為代價。被全部遷滅的敵人是誰呢：“守城的國軍，是滇軍六十軍，曾經在台兒莊浴血抗日，奮不顧身（哦，是我的鄉親）；是第七軍，曾經在印緬的槍林彈雨中與英美盟軍並肩作戰蜚聲國際，全部在長春圍城中覆滅”(199-207，兵不血刃)。這場戰爭最嚴峻真實，相信我的同代人和現在的年輕人都聞所未聞。
都是農家子弟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之一劉伯承將軍，十分令人不解地拒絕看任何戰爭片。到晚年，他的醫生問他為什麽。他隻拋出短短的一句話：他們都是農家子弟。同樣，國民黨的將軍孫立人，看著無數年輕人陳屍荒野，也流下眼淚，雖然那是敵人的屍體。
作者訪問了台東鄉下兩位81歲的阿伯。他們17歲時被騙去當兵。一天，行軍隊伍走近碼頭，才知道將離開家鄉。結果一去五十年。兩人被送上戰場打共軍，被俘後，換了製服，調轉槍頭打國軍。其中一人後來被送往朝鮮打美軍。兩位老人唱起《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作者問：“你還記不記得國軍的歌？”“就是國軍的歌啊”，“亂講，這是解放軍的歌”，同袍更正道。“解放軍不是國軍――”。他惶惑了。他並非老糊塗了。他的一生被稱之為解放、剿匪、殺敵報國等等口號，被這些他不曾真正理解的目標弄糊塗了。末了，作者問他，“阿吉，回頭看你整個人生，你覺得最悲慘的是哪一個時刻？”“那就是在高雄港船要開出的時候”。何等清醒！（297－308頁，船要開出的時候）。
去時裏正與裹頭
88年大陸允許台灣老兵回鄉探親，每天上班坐在火車上，無論是看到一個，還是一群，立刻能夠認出他們。茫然得近乎惶惑的表情，不時吃力地挪動腳邊的行李，裏麵裝著往往是傾其所有買來的禮物。這些不就是“去時裏正與裹頭”的誰家兒子嗎？看著他們，浮現當年“爺娘妻子走相送，牽衣頓足攔道哭”的情景，讓人揪心。《大江大海》講述的故事中，往往連牽衣頓足的送別都成為奢侈。十幾歲的男孩，要麽連話別的機會也沒有，要麽還沒有懂事到為遠別家人而感傷。更沒有人能夠預料，此一別，將成永訣。應台的父親槐生離家時，母親在他背包裏塞進一雙鞋底。出征的時刻已到，來不及為愛兒做好鞋，她將自己在油燈下，千針萬線納成的這雙鞋底連同自己的無盡的思念交給他。想必是上蒼賦予她靈感，給槐生留下今後一生中可以觸摸得到的一線親情。
作者訪問了不少少小離家，而今功成名就的人，談起曆盡辛苦的逃亡，尤其是子欲報而親不在的哀慟，無不老淚縱橫。令人想到，書中沒有記錄幾十萬國軍官兵，200多萬倉皇逃到台灣的大陸人，包括所有沒落的、一生平庸的、成功的，哪一家沒有一個悲涼的故事？諾貝爾化學獎的得主崔琦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被問道：“你12歲那年，如果你沒有跟親戚去到香港，結果會如何？”，記者和聽眾都以為他會說，那我可能當一輩子農民，決不可能成為化學家之類。出乎意料，崔琦沉默片刻後，緩緩地回答道：如果我不出來，三年困難時期，家裏多個勞動力，我爸爸媽媽也許不會餓死“，鏡頭前，他沒能忍住眼淚。
很多殘酷，來自不安
戰爭過去了，對生命的蹂躪與踐踏沒有停止。大陸的讀者也許不熟悉50年代台灣的白色恐怖。《大江大海》記述了幾個令人扼腕的故事。八千中學生被當龍的傳人，從山東徒步走到廣東，跨越萬水千山，經曆千辛萬苦，最後幾千名到達澎湖，發現麵對他們的是機關槍。得知17歲以上的要被強製當兵時，隊伍中有人大聲道：“報告司令官我們有話說。”司令官一個眼神，少年倒在刺刀下，血泊中。帶領這批少年來到台灣，為他們的不平遭遇奔走呼籲的七位從山東一道跋涉過來的校長、老師，全部被當作匪諜槍決（101－107頁，淒風渡一別）。
那個時代倒下去的，大多是最優秀的。作者道：很多殘酷，來自不安。這是對集權政治之所以實施政治迫害的簡單總括。
走近現場
作者也帶讀者去看看硝煙散去的殺戮戰場、潰軍逃亡攀越的高山峻嶺，還去到戰俘營，帶著敬畏，查看死者的遺物，讀他們寫給親愛的人，尚未來得及寄出的信。我們驚訝地看到，無論德國兵、日本兵、美國兵、國民黨兵，相信也包括作者沒有去采訪的解放軍，他們的家信都同樣洋溢著對親人的思念，對國家的忠誠，對結束戰爭的渴望。長春城被圍困期間，一封國民黨官兵寫給親人的信和訣別書，大概代表著不同國籍，不同陣營的官兵最後的表白。他對自己心愛的女人說：“我的心永遠的印上了你對我的赤誠的烙印痕，至死也不會忘記你。。。。我已感到的是我還能夠為社會國家服務，一直讓我咽下最後一口氣方罷。這是我最後的希望。。。。我的人生觀裏絕對沒有苛刻的要求，是淡泊的，是平靜而正直的。脫下軍裝，是一個善良的國民，盡我做國民的義務。（208－211，死也甘心情願地等你）。作者神通廣大地獲得了許多戰地家書，如有天助。
以生命的名義書寫曆史
2008年汶川地址後的6月2日，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這天賑災晚會的主題是：以生命的名義。《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便是以生命的名義書寫曆史。聽到戰爭親曆者的描述，不是那些運籌帷幄的將軍，而是闖過槍林彈雨的兵足，一次次戰役中陣亡士兵就不僅僅是數字，不單純代表勝利和失敗。”一場戰役，在後來的史書上最多一行字，還沒有幾個人讀；但是在當時的荒原上，兩萬個殘破的屍體，禿鷹吃不完“。聽這些垂垂老矣，從戰場上撿回條命的人敘述，不由人聯想到，每個戰死的年輕人，家中都有等待他們歸來的父老鄉親。這本書沒有去批判這場內戰，裁決曆史，更不去追究責任；它隻是讓我們看到以神聖的名義發動的戰爭，草芥人命的後果。人類走過了漫長的年代，才取得求同存異、避免戰爭的共識。而將尊重個人的生命、追求和平作為終極的普世價值仍有爭議。
這本書重提六十多年前國人的慘重犧牲，告訴我們那些不為人知的故事，向失敗者致敬，向幾千萬亡魂敬上一炷香。對發起、策劃、指揮戰爭的人，戰爭的結局是勝利或失敗，是成王敗寇；對用性命去搏殺的兵卒，無論你在戰敗一方，抑或戰勝一方的陣營中，結局都是兩種：活著還是死掉。如果幸運地活下來，最後不都是解甲歸田嗎？古今中外，沒有例外。
長輩的故事
在新書發布會上，龍應台說，寫此書最大的期待，是年輕人讀罷此書，會去傾聽他們的父母、祖父母過去的故事，去了解他們經曆的喜怒哀樂。她尤其希望大陸的讀者能看到這本書，也期待記錄民間曆史的書不斷湧現，”大陸應該可以寫出十萬本這類的書“。
隨著曆盡苦難的一代漸漸有了閑暇，電腦令尋常百姓可以”按鍵疾書“，過去20年來，大陸通過正式與非正式渠道出版了眾多個人回憶錄，報刊雜誌、網站及個人博客上，長長短短的憶舊文字比比皆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兩年前順應潮流開展”民間曆史“項目，收集了上千本個人回憶作品。和龍應台的期待不謀而合，項目也開辟了一個希望引起年輕人興趣的網刊。
龍應台講述的故事，個個令人潸然淚下。如果問書中哪一句話令我最難忘，則是她最終找到當年抗戰英雄”八百壯士“的大約最後一位時，這個八十九歲、九死一生存活下來的人說：“我知道為什麽我的戰友都死在拉包爾，但我李維恂獨獨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這個電話”。如作者所說，她在寫作期間，似乎得到神佑（她稱為'加持'）。即便她有眾多出類拔萃的朋友、義工、粉絲傾力幫忙，假設她再過五年，哪怕三年來寫，多少書中的主人公將帶著他們的故事離開人世。她固然具備異乎尋常的精力和功力來完成此書，而在她和光陰賽跑的時候，必有天助。
看了作者父親的故事，才明白她對年輕人的一番期待，還源於自己內心不可言喻的痛。“如今站在下關長江邊上，我更明白了一件事：我們有緣跟這衡山龍家院的少年成為父子父女，那麽多年的歲月裏，他多少次啊，嚐試告訴我們他有一個看不見但隱隱作痛的傷口，但是我們一次機會都沒有給過他，徹底地，一次都沒有給過。（74－78頁，潮打空城）。
戰爭，無論從那個角度去描述，慘烈叫人不忍目睹，令人不安。作者沉靜的態度、洗練生動的語言，像輕紗一般，蓋在戰火蹂躪過、血淚斑斑的土地上，讓讀者可以直麵曆史，隨著作者冷靜下來，帶著良知，去感受、去思考。”有幸能和我們的同代人這樣攜手相惜，一起為我們的上一代――在他們一一轉身、默默離去之前、寫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向他們致敬。我的山洞不再黑暗，我的燭光不昏暗，我隻感覺的洶湧的感恩和無盡的謙卑。“讀到書的最後一段，不由想到龍應台在演講結束後，雙手合十，向聽眾深深鞠躬的樣子。
也向你鞠一躬，謝謝你，應台。
2009-10昆明 （本文曾在《同舟共濟》雜誌發布；這裏是未經刪節的全文。）
近二十年來，在兩岸三地，對中國近現代史真相的探索、對曆史現象多元的解讀，不隻出現在嚴肅的學術著作中，也納入了通俗的電視連續劇。然而，從來沒有一本書如《大江大海》這樣引起震撼。作者帶著母親對兒子敘述往事的溫柔與親切，以優美的筆觸、引人入勝的張力，帶領讀者走進六十多年前中國人一段慘痛經曆，透過卷入戰爭機器的一個個普通兵卒的血淚故事，去了解戰爭，了解曆史，去感受生與死；不僅令人思索中國內戰，也喚醒我們被教條蒙蔽的良知。
好人壞人
不少70後、80後大陸的年輕人，對近代中國許多重大事件、人物，一無所知。誰之過？五十年代，我在昆明上小學時，抗日戰爭才結束了幾年而已，郊外還有未填平的炸彈坑，而對抗戰的集體記憶，卻被人為地掩蓋了。“勝利歌聲多麽響亮”，人民在歌聲中統一思想，建設新中國，“過去的事，讓它過去吧”。況且，我們從小對曆史的認識，沒有脫離過“好人、壞人”，黑白分明的是非觀。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父母和老師會告訴你。到上小學時，抗美援朝開始，美帝國主義成為世界人民的公敵，頭號大壞蛋。很小的時候，看到街上的美軍，會翹起大拇指，說“老美頂好”。善良友好的美國兵，為何轉瞬間變成凶狠的殺人魔王，不在我們思考的範圍內。從曆史課上，知道了日本侵略中國，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賣國賊蔣介石不打日本，隻圍剿共產黨。國民黨抗戰時的口號是攘外必先安內。全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趕走了日本兵，打垮了蔣匪幫。這些都是不容分說的、鐵的實事。不信，你翻開所有的曆史教科書，看所有能夠看到的曆史題材的小說、電影吧。
《大江大海》並不試圖以說教來顛覆主流的曆史觀，作者隻是冷靜地帶著讀者，去聽取戰爭幸存者的故事。其中最慘烈的，大概是長春圍城。一方的勝利，是以封鎖長春半年，餓死三十萬平民百姓及國民黨官兵為代價。被全部遷滅的敵人是誰呢：“守城的國軍，是滇軍六十軍，曾經在台兒莊浴血抗日，奮不顧身（哦，是我的鄉親）；是第七軍，曾經在印緬的槍林彈雨中與英美盟軍並肩作戰蜚聲國際，全部在長春圍城中覆滅”(199-207，兵不血刃)。這場戰爭最嚴峻真實，相信我的同代人和現在的年輕人都聞所未聞。
都是農家子弟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之一劉伯承將軍，十分令人不解地拒絕看任何戰爭片。到晚年，他的醫生問他為什麽。他隻拋出短短的一句話：他們都是農家子弟。同樣，國民黨的將軍孫立人，看著無數年輕人陳屍荒野，也流下眼淚，雖然那是敵人的屍體。
作者訪問了台東鄉下兩位81歲的阿伯。他們17歲時被騙去當兵。一天，行軍隊伍走近碼頭，才知道將離開家鄉。結果一去五十年。兩人被送上戰場打共軍，被俘後，換了製服，調轉槍頭打國軍。其中一人後來被送往朝鮮打美軍。兩位老人唱起《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作者問：“你還記不記得國軍的歌？”“就是國軍的歌啊”，“亂講，這是解放軍的歌”，同袍更正道。“解放軍不是國軍――”。他惶惑了。他並非老糊塗了。他的一生被稱之為解放、剿匪、殺敵報國等等口號，被這些他不曾真正理解的目標弄糊塗了。末了，作者問他，“阿吉，回頭看你整個人生，你覺得最悲慘的是哪一個時刻？”“那就是在高雄港船要開出的時候”。何等清醒！（297－308頁，船要開出的時候）。
去時裏正與裹頭
88年大陸允許台灣老兵回鄉探親，每天上班坐在火車上，無論是看到一個，還是一群，立刻能夠認出他們。茫然得近乎惶惑的表情，不時吃力地挪動腳邊的行李，裏麵裝著往往是傾其所有買來的禮物。這些不就是“去時裏正與裹頭”的誰家兒子嗎？看著他們，浮現當年“爺娘妻子走相送，牽衣頓足攔道哭”的情景，讓人揪心。《大江大海》講述的故事中，往往連牽衣頓足的送別都成為奢侈。十幾歲的男孩，要麽連話別的機會也沒有，要麽還沒有懂事到為遠別家人而感傷。更沒有人能夠預料，此一別，將成永訣。應台的父親槐生離家時，母親在他背包裏塞進一雙鞋底。出征的時刻已到，來不及為愛兒做好鞋，她將自己在油燈下，千針萬線納成的這雙鞋底連同自己的無盡的思念交給他。想必是上蒼賦予她靈感，給槐生留下今後一生中可以觸摸得到的一線親情。
作者訪問了不少少小離家，而今功成名就的人，談起曆盡辛苦的逃亡，尤其是子欲報而親不在的哀慟，無不老淚縱橫。令人想到，書中沒有記錄幾十萬國軍官兵，200多萬倉皇逃到台灣的大陸人，包括所有沒落的、一生平庸的、成功的，哪一家沒有一個悲涼的故事？諾貝爾化學獎的得主崔琦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被問道：“你12歲那年，如果你沒有跟親戚去到香港，結果會如何？”，記者和聽眾都以為他會說，那我可能當一輩子農民，決不可能成為化學家之類。出乎意料，崔琦沉默片刻後，緩緩地回答道：如果我不出來，三年困難時期，家裏多個勞動力，我爸爸媽媽也許不會餓死“，鏡頭前，他沒能忍住眼淚。
很多殘酷，來自不安
戰爭過去了，對生命的蹂躪與踐踏沒有停止。大陸的讀者也許不熟悉50年代台灣的白色恐怖。《大江大海》記述了幾個令人扼腕的故事。八千中學生被當龍的傳人，從山東徒步走到廣東，跨越萬水千山，經曆千辛萬苦，最後幾千名到達澎湖，發現麵對他們的是機關槍。得知17歲以上的要被強製當兵時，隊伍中有人大聲道：“報告司令官我們有話說。”司令官一個眼神，少年倒在刺刀下，血泊中。帶領這批少年來到台灣，為他們的不平遭遇奔走呼籲的七位從山東一道跋涉過來的校長、老師，全部被當作匪諜槍決（101－107頁，淒風渡一別）。
那個時代倒下去的，大多是最優秀的。作者道：很多殘酷，來自不安。這是對集權政治之所以實施政治迫害的簡單總括。
走近現場
作者也帶讀者去看看硝煙散去的殺戮戰場、潰軍逃亡攀越的高山峻嶺，還去到戰俘營，帶著敬畏，查看死者的遺物，讀他們寫給親愛的人，尚未來得及寄出的信。我們驚訝地看到，無論德國兵、日本兵、美國兵、國民黨兵，相信也包括作者沒有去采訪的解放軍，他們的家信都同樣洋溢著對親人的思念，對國家的忠誠，對結束戰爭的渴望。長春城被圍困期間，一封國民黨官兵寫給親人的信和訣別書，大概代表著不同國籍，不同陣營的官兵最後的表白。他對自己心愛的女人說：“我的心永遠的印上了你對我的赤誠的烙印痕，至死也不會忘記你。。。。我已感到的是我還能夠為社會國家服務，一直讓我咽下最後一口氣方罷。這是我最後的希望。。。。我的人生觀裏絕對沒有苛刻的要求，是淡泊的，是平靜而正直的。脫下軍裝，是一個善良的國民，盡我做國民的義務。（208－211，死也甘心情願地等你）。作者神通廣大地獲得了許多戰地家書，如有天助。
以生命的名義書寫曆史
2008年汶川地址後的6月2日，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這天賑災晚會的主題是：以生命的名義。《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便是以生命的名義書寫曆史。聽到戰爭親曆者的描述，不是那些運籌帷幄的將軍，而是闖過槍林彈雨的兵足，一次次戰役中陣亡士兵就不僅僅是數字，不單純代表勝利和失敗。”一場戰役，在後來的史書上最多一行字，還沒有幾個人讀；但是在當時的荒原上，兩萬個殘破的屍體，禿鷹吃不完“。聽這些垂垂老矣，從戰場上撿回條命的人敘述，不由人聯想到，每個戰死的年輕人，家中都有等待他們歸來的父老鄉親。這本書沒有去批判這場內戰，裁決曆史，更不去追究責任；它隻是讓我們看到以神聖的名義發動的戰爭，草芥人命的後果。人類走過了漫長的年代，才取得求同存異、避免戰爭的共識。而將尊重個人的生命、追求和平作為終極的普世價值仍有爭議。
這本書重提六十多年前國人的慘重犧牲，告訴我們那些不為人知的故事，向失敗者致敬，向幾千萬亡魂敬上一炷香。對發起、策劃、指揮戰爭的人，戰爭的結局是勝利或失敗，是成王敗寇；對用性命去搏殺的兵卒，無論你在戰敗一方，抑或戰勝一方的陣營中，結局都是兩種：活著還是死掉。如果幸運地活下來，最後不都是解甲歸田嗎？古今中外，沒有例外。
長輩的故事
在新書發布會上，龍應台說，寫此書最大的期待，是年輕人讀罷此書，會去傾聽他們的父母、祖父母過去的故事，去了解他們經曆的喜怒哀樂。她尤其希望大陸的讀者能看到這本書，也期待記錄民間曆史的書不斷湧現，”大陸應該可以寫出十萬本這類的書“。
隨著曆盡苦難的一代漸漸有了閑暇，電腦令尋常百姓可以”按鍵疾書“，過去20年來，大陸通過正式與非正式渠道出版了眾多個人回憶錄，報刊雜誌、網站及個人博客上，長長短短的憶舊文字比比皆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兩年前順應潮流開展”民間曆史“項目，收集了上千本個人回憶作品。和龍應台的期待不謀而合，項目也開辟了一個希望引起年輕人興趣的網刊。
龍應台講述的故事，個個令人潸然淚下。如果問書中哪一句話令我最難忘，則是她最終找到當年抗戰英雄”八百壯士“的大約最後一位時，這個八十九歲、九死一生存活下來的人說：“我知道為什麽我的戰友都死在拉包爾，但我李維恂獨獨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這個電話”。如作者所說，她在寫作期間，似乎得到神佑（她稱為'加持'）。即便她有眾多出類拔萃的朋友、義工、粉絲傾力幫忙，假設她再過五年，哪怕三年來寫，多少書中的主人公將帶著他們的故事離開人世。她固然具備異乎尋常的精力和功力來完成此書，而在她和光陰賽跑的時候，必有天助。
看了作者父親的故事，才明白她對年輕人的一番期待，還源於自己內心不可言喻的痛。“如今站在下關長江邊上，我更明白了一件事：我們有緣跟這衡山龍家院的少年成為父子父女，那麽多年的歲月裏，他多少次啊，嚐試告訴我們他有一個看不見但隱隱作痛的傷口，但是我們一次機會都沒有給過他，徹底地，一次都沒有給過。（74－78頁，潮打空城）。
戰爭，無論從那個角度去描述，慘烈叫人不忍目睹，令人不安。作者沉靜的態度、洗練生動的語言，像輕紗一般，蓋在戰火蹂躪過、血淚斑斑的土地上，讓讀者可以直麵曆史，隨著作者冷靜下來，帶著良知，去感受、去思考。”有幸能和我們的同代人這樣攜手相惜，一起為我們的上一代――在他們一一轉身、默默離去之前、寫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向他們致敬。我的山洞不再黑暗，我的燭光不昏暗，我隻感覺的洶湧的感恩和無盡的謙卑。“讀到書的最後一段，不由想到龍應台在演講結束後，雙手合十，向聽眾深深鞠躬的樣子。
也向你鞠一躬，謝謝你，應台。
2009-10昆明 （本文曾在《同舟共濟》雜誌發布；這裏是未經刪節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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