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在台灣的重新上台執政，使國共兩黨共同主導兩岸形勢發展的局麵又實現了回歸。多年來台海高度緊張的局勢也隨著民進黨的下台而得以緩和。
基於國共兩黨近九十年來戰戰合合，尤其是兩次國共合作的曆史，人們對兩黨實現第三次合作充滿了期待。
一般而論，兩岸和談存在兩個目標、兩個階段：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議無疑是和談的初步目標和第一階段；實現國家完全統一下的民族團結、民主進步、民生改善和民族複興則是最終目標和第二階段。
兩岸和談初步目標的實現並不困難；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最終目標則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事實上，如果兩岸兩黨領導人能夠在未來十年之內和平解決兩岸問題，就是對曆史、對人民和對國家的貢獻。
國民黨傾向隔海而治
與1945年重慶談判時國民黨占有絕對優勢不同，如今國共兩黨主客易位，強弱顛倒：中國共產黨已經取代了國民黨成為中國執政的第一大黨，其談判中的優勢、主導地位顯而易見。而國民黨長期以來偏安、困守台灣一隅，其原先的正統、優勢地位蕩然無存。
兩岸兩黨談判實力和地位的不同，勢必影響到兩黨各自對談判目標的追求：中共無疑將會更加追求新朝換舊朝即國家的完全統一這一最終目標；而國民黨，則很可能更傾向於維持現狀、隔海而治這一初步目標。
因而，除非國共兩黨均同意或達成默契：隔海而治，各安現狀，即把第一階段的目標作為最終目標；把兩岸形式上的統一作為國家實質統一；“一國兩製”變成“一國兩治”；否則，隨著兩岸談判的深入，或者說第二階段國家實質上統一談判的到來，共產黨將麵臨：是否對國民黨等其他台灣政黨開放大陸政治市場以換取國民黨同樣開放台灣政治市場的艱難選擇？大陸與台灣：封閉對封閉還是開放對開放？共同治理中國還是“國台共陸”？
同時，隨著談判的進行，麵對處於優勢的中共，處於談判弱勢的國民黨等台灣政黨很可能會像1945重慶談判期間的中共一樣，反客為主，向中央政府提出改革的要求：如政治民主化、國家法製化、政黨合法化、國家元首直接選舉以及軍隊國家化、經濟自由化、地方自治化、保障民生民權等等這些在重慶談判期間共產黨向國民黨政府開列的談判條件，並勢必會對居於優勢地位的中共提出諸如政治獨裁、經濟腐敗、文化背棄、人心不古、道德淪喪等的批評和指責。
兩岸開放政治市場不可避免
也就是說，隨著兩岸和談的深入，兩岸政治市場的互相開放，其他政黨的加入，中國將麵臨一個國家政黨製度以及政黨結構的重建。原本相互獨立的大陸和台灣政治市場將互相融合、互相滲透，政黨之間的競爭也將不可避免。
如何在未來的政黨競爭中繼續保持第一大政黨的優勢地位，以及更為重要的，繼續保持執政地位？這是居於談判主導地位的中共所應當考慮的。
相反，爭取在台灣的繼續執政，以及爭取回到大陸執政，無疑是國民黨的主要目標。實質參加聯合執政政府則是其他政黨的追求。
然而，如上所述，隨著談判的進行，共產黨將來麵臨一個兩難選擇：對國民黨等台灣其他政黨開放大陸的政治市場，以換取台灣開放對大陸的政治市場？還是維持現狀，隔海而治，互相封閉政治市場？
一個可行的多贏選擇方案是：雙方互相開放各自的政治市場（大陸和台灣），各自根據自己的實力在對方互相持有股份（台灣和大陸）或者將兩個市場作為一個整體合理分配股份。當然，兩個政治市場的含金量不一樣。台灣政黨到大陸政府占一定的份額，大陸共產黨到台灣政府占有一定份額。
如此的國家政治治理結構類似於經濟領域的公司股份製改造：中共占有絕對的優勢，在未來的聯合政府中自然仍然作為毫無爭議的大股東，其他政黨各自占有一定的股份。
和企業股份製改造的原因和背景一樣，共產黨將麵臨一個選擇：作為唯一的股東在一家公司（大陸）中持有100%的股份呢？還是在兩個公司中分別占有90%和20%的股份？在這方麵，企業股份製改製的經驗或許為未來的兩岸談判以及國家政治結構的設計提供參考。
“股份製聯合執政政府”或許是未來破解兩岸政治談判困局的一個選擇，通過兩岸和平談判成立多黨“股份製聯合執政政府”無疑是兩岸和談的最終政治目標。問題是如何確定和分配原始股份？按各方控製的土地麵積？按各方擁有的民眾人口？或二者兼而有之？
綜上所述，國民黨重新上台執政，使國共兩黨兩岸和談又成為現實。然而，由於兩黨所處的主客地位不同，雙方的和談目標和步伐並非一致。一般說來，國民黨更追求隔海而治、維持現狀的形式上的統一，而共產黨無疑則希望能夠實現國家實質上的完全統一。
因而，隨著談判的深入，以及國民黨回歸大陸，中國必將麵臨一個政黨政治結構重組和多黨競爭的格局。
兩岸和談可推進中國民主化
隨著談判的深入，兩岸政治上的不同點也越來越明顯。兩岸政治上最大的不同在於，海峽對岸已經實現了直接選舉，而大陸的民主改革、政治改革進程顯然要慢一些。是大陸進還是對岸退？顯然，由於民主進程的不可逆性，大陸選擇進，即推進民主政治進程就成為必要。中共作為當今中國大陸的執政黨以及兩岸和談中的優勢地位黨、主導黨，自然應該承擔起更大的社會和曆史責任，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推進國家的整體民主和進步。兩岸和談也正是推動中國民主化政治體製改革進程的良好契機。
事實上，多黨競爭並不必然會導致多黨輪流執政。像亞洲的新加坡，雖然有反對黨的存在，但執政黨人民行動黨也是事實上的一黨執政，執政地位很難受到挑戰。新加坡的國家治理可以概括為“民主下的一黨執政”或 “一黨執政下的民主”。一黨執政的實質一樣，但有了“民主”這一程序性公平的存在，其一黨執政的合理性就很難再受到詬病。
在中國這麽大的國家實行完全的開放的自由的民主會不會造成混亂？這不能不讓人擔心。而“有控製的民主”或者“民主下的股份製聯合執政”似乎更符合中國的實際。新加坡的經驗似可為未來的中國政治體製改革所借鑒和參考，至少可以幫助中共打消多黨競爭即多黨輪流執政的顧慮。
曆史將證明，股份製聯合執政政府不僅是兩岸和談的政治目標，也是未來化解民主與獨裁選擇困境的一把鑰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