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長官公署治理台灣方麵的建議,《民報》希望自祖國來到台灣的各官員,不應該抱持著和日人統治一樣的優越感,應該要發揮同胞愛,好好對待台灣同胞。但是這一些來自祖國官員的種種行為卻讓台灣人民望,於是《民報》屢屢發出要求政府改進的聲音,卻遲遲沒有得到政府正麵的回應,使得人民漸漸對政府失去信心,期望也慢慢被失望取代。
而來台官員的腐敗和官僚作風,尤其表現在貪汙與牽親引戚的盛行風氣。以貪汙為例,從《民報》創刊以來幾乎每個月都會有政府官員貪汙的事跡被揭發出來,像是侵占公款、盜賣電線、強行索賄┅等。《民報》對此種事跡,總是不厭其煩地說了又說,但是省屬高層卻被下屬蒙蔽似的,始終無法察覺到事情的嚴重性。在牽親引戚的方麵,《民報》亦警告如此之惡習,可能導致行政效率低落、生產事業停頓,但是一樣沒有獲得回應。
另外,在日本戰敗以後,台灣人民都以為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了,《民報》也呼籲「台灣人比較熟識台灣的事情,有才幹的也不少,應該要多加起用台灣人才是」,但是即使陳儀用了許多的台灣本土的公務人員,在擁有重要決策的高級官員方麵,卻少見台灣籍的本土人才,讓民心有所不滿。
政治方麵得不到滿足的台灣人民,在社會民生方麵也不怎麽好過。以糧食問題為例,《民報》早在其第一篇社論便提醒政府當局要注意人民的吃飯問題,而後幾乎每個禮拜都會提出類似的警語。但是省署卻隻會宣示政策而不切實執行政策,終於導致米價從戰後初期每斤2元漲到1947年初的30元,讓人民痛苦不已。
再者,《民報》也提醒政府當局要注意公共衛生的問題,尤其是要注意海港的檢疫問題。但是政府亦宛如耳邊風似的蠻不在乎,終於在1946年天花、霍亂等傳染病大肆流行時,才想要有所搶救,但為時已晚。
總之,《民報》從戰後初期開始,便一再提醒長官公署要注意各種政治、社會、經濟民生的問題發生。可惜的是,長官公署並未加以重視,而使得各種問題越來越多。而從《民報》上述的觀察來看,在戰後初期的一年半內,經由長官公署的「努力經營」,台灣整個社會已猶如一個快要撐破的氣球,不破則已,一破則可能導致無法收拾的局麵;而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正好可以替這樣的情形下一個最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