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 台灣觀選之十——曲終人散後的意外收獲 zt

本來以為台灣觀選係列到第九就算結束了，不料早上與其他兩位團員打的去機場的途中，與出租車司機的偶然的一場對話，竟然成為曲終人散後的意外收獲。

我們三人都是十點左右的飛機，因此七點就一起打車去機場。由於昨天晚上告別聚會一直持續到深夜，因此，一上車便進入夢鄉。在車的晃動中我突然發現車座前貼著一個廣告：乘出租可以打七折。好奇之下，不由問了一句：師傅，怎麽乘出租車也可以打折？從來沒聽說過。這位出租車大嫂悠悠的歎了一口氣說：“生意不好作，公司搞的優惠”。就這樣，開始了一場我始料未及的談話。這位姓洪的大嫂語調時而傷感，時而憤怒，時而憂慮。

宋：生意是這幾年不好的嗎？
洪：也不是了，已經很久了，十多年了吧。
宋：什麽原因呢？
洪：政治人物都忙著內鬥，哪還顧的上經濟？
宋：我有一種感覺，台灣現在沒有共同的願景。
洪：隻有眼前的選舉。他們是在作（孽）啊。經濟越不好，失業的人越多，就有越多的人進入這個行業。競爭就越激烈。
宋：我在台灣一周，也見不到一個外國人。
洪：以前不是這樣的。你們住的天母地區，過去是外國人的集聚地，我一直在這開車，我是見證了天母的興衰（我們賓館的地方）。
宋：從什麽時候開始的？
洪：2000年陳水扁執政後。許多外國公司就開始撤離。我的女兒在德尚（全球著名的律師事務所），結果2001年德尚離開台灣，我的女兒也失了業。
宋：可是現在馬英九執政了，應該好一些。
洪：馬英九也不是個好東西。他做不了事。缺乏魄力。
洪：我們的選舉太多，政治人物都不敢負責。隻是討好一個個群體。
宋：可是民意總是在變。依靠民意怎麽能治國呢？
洪：是啊，可是沒有辦法，有選舉。洪：（歎了一口氣）咱們東方人啊，引進西方的民主，是不合適。當我們有了自由，卻忘了責任。不象西方人，有自由，還有自律。我們沒有啊。咱們東方人還是需要管的。
宋：是啊，香港影星成龍今年就說過，中國人還是需要管的，太自由了會亂。
洪：（笑）他說的沒錯了，隻不過他是名人，就會被批評，我們說是不要緊了。你看新加坡，多麽有秩序，就是靠嚴格的法律，管起來的啊。
宋：不過，民主製度一但建立，就很難再走回頭路了。除非真的要崩潰了。
洪：這是我們最大的教訓。現在隻能期待老百姓覺悟。在下次選舉時有所改變，但很難，很難。台北還好一些，教育素質高，台南根本不可能。你們大陸，可不能再走這條路。
洪：他們作（孽）吧，反正我不會是第一個倒下的。
宋：明白，先倒下的人就會尋求改變。
洪：（望了一眼外麵的一個空地）過去都有建設，都有規劃，現在哪裏有啊？宋楚瑜幹省長的時候，許多項目都有長期的規劃，隨時都可用，現在哪裏有啊。
宋：宋楚瑜是行政能力最強的一個，可惜了，可惜了。洪：他也是運氣不好了，輸了兩次。現在再也沒有機會了。

到機場後，洪大嫂還沒忘告訴我：一定要買鳳莉酥。多好的百姓，這個時候還忘不了推銷台灣的特產。在飛機上，我一直在回味與洪大嫂的談話。突然意識到，這場意外的對話，才是台灣觀選之行真正的句號。這一周，雖然與台灣社會各界都有接觸，但與真正的百姓交流，卻是唯一的一次。陳永順裏長、陳文棠先生以及這位洪大嫂，構成了台灣不同階層對台灣民主的立體反思。西方的民主不適合東方，對於台灣百姓來說已是不爭的結論，哪怕政客再怎樣炒作，都無法改變百姓的認知。還有兩個問題很值的思考：一是為什麽當台灣真的實現政黨輪替，真正進入民主社會之時，外國企業為何反而大舉撤離呢？顯然資本要求的是穩定，不管這種穩定的原因何在，是來自於西方的模式還是東方的模式。西方用民主可以做到穩定，但當東方引用民主做不到穩定的時候，資本就會毫不遲疑的離開。其實美國學者亨廷頓針對東方社會早就說過：秩序最為重要，有秩序沒有自由可以，但有自由沒有秩序則不行。二是人人都公認宋楚瑜有能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卻沒有用武之地。民主製度究竟是如何發現、培養和使用人才的呢？

在桃園機場買鳳莉酥的，我用人民幣付的賬，我在香港轉機時也是這樣做的。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機場找給我的零錢竟然也是人民幣！而在香港，找的零錢隻是港幣。足見一年多來兩岸關係非比尋常的發展。去年我參加“總統”觀選，人民幣還不能兌換，但這一次，在機場就已經可以直接兌換了。這個意義不僅僅是兩岸，顯然人民幣已經實質性的展開了全球化可兌換的路程。

到達香港，看到廣告，才知道東亞會正在舉行的事，而且台灣也派代表隊參加。但是我在台灣卻一無所知。來到北京，終於看到平和、沒有政治硝煙、沒有抹黑、沒有人為的編造謠言、沒有刻意的製造社會對立和仇恨、沒有色情和凶殺的報紙，也終於看到全方位報道全球的報紙。知道俄羅斯發生了傷亡慘重的火災，知道巴基斯坦發生了恐怖襲擊，還知道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感覺終於回到了正常社會。這種感覺我在法國也能體會到，何以到了台灣這種感覺就沒有了呢？不管有沒有新聞自由，我在中國和法國都沒有信息孤島的感覺，何以台灣引入西方的製度和新聞自由後，就變味若此呢？ 我甚至對一向不喜歡的《南方周末》都有了親切感，畢竟和台灣比起來，這是一份嚴肅的報紙，不是一份不分是非，隻問藍綠的報紙。我不由想起如果民主化後《南方周末》的兩種可怖命運：要麽破產賣掉，要麽淪為一家小報。台灣《中國時報》之今天，恐怕就是民主化之後《南方周末》的明天。

在北京機場，有一個細節再次震撼了我。可能是由於疲勞，感覺不適，出關時被留下測了體溫，並發給我一個口罩，前後不到十分鍾，等到我再去取行李時，竟然已空無一人，我的行李也被機場人員收走！這種效率令在法國生活十年的我瞠目結舌。如果是在法國，行李這個時候還沒有出來呢。不由歎道：中國這種超大規模的國家，是不能用常規來思考的。我在去台灣之前，法國媒體正在報道中國每天注射一百五十萬的甲流疫苗。按這個速度，法國六千萬人四十天全都搞定。而中國則需要近900天！哪個時候恐怕甲流都不存在了。其實民主也一樣，古希臘小城邦可以實行直接民主，但後來的西方國家都隻能實行代議製的間接民主。美國這種規模的國家甚至選總統都是間接選舉。從而以適合自己的形式做到了國家穩定和發展。隻有印度，雖然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卻也是最窮的民主國家（4.5億人生活在窮困線下）和最不安全的國家之一。其實在我看來，貼什麽標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象西方一樣做到穩定與發展。中國這三十年不就是這樣走出一條全球都認可的路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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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民主20年，可謂：瘦了老百姓，肥了那些政治官員. -geusts- ♂ (173 bytes) () 01/06/2010 postreply 08:2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