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鏈接（附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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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行拆遷究竟是否如潘蓉所說涉及侵權呢?
上海東方昆侖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克健：“那麽在城市房屋拆遷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這麽一個怪現象，就是各用各的法，各說各的話。”
王克健，上海東方昆侖律師事務所的律師。2007年，他所在的律師事務所20多名律師致信國務院，提出由於現行的《城市拆遷管理條例》和已經頒布實施的《物權法》，以及2004年新修訂的《憲法》已經產生矛盾， 本著下位的行政條例要服從於上位的國家法律的的原則，提請國務院要修訂或者廢止現行的《城市管理條例》。
王克健：“我今天看到這個案例隻不過是對抗激烈了一點，其實城市房屋拆遷在拆遷過程中發生的矛盾，全國每天不知道有多少起，它的問題實質完全是我們立法體係方麵的一個問題，是由上麵的立法造成的。”
.......
王克健：“他手裏拿著土地使用權證，他拿著房屋產權證，在我的權證在手的情況下，在你那個登記薄上依然登記我是產權人的情況下，我是土地使用權人的情況下，你怎麽就來拆我的房子了，你法律不是要保護權利了嘛，我這有權證，就應當受法律保護，你怎麽不保護，這時候老百姓肯定問了，你那個拆遷許可證，難道比我房產證的權利還大。”
那麽政府要征收土地應該怎樣處理呢?《物權法》第42條對政府征收公民個人的房屋和不動產采取了例外允許、嚴格限製的態度。該條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動產。
王克健：“大家注意，這應當是征收補償，而不是拆遷補償，因為公共利益審查過之後，它是征收而不是拆遷，征收是所有權變更的一種方式，你征收去了，我的房子你征收去了屬於你政府的，所有權變成你政府的，你拆的是你自己的房子，它就永遠不存在強製拆除。”
王律師強調，依照物權法的規定，確實屬於公共利益的建設項目，在給與了足額補償之後，政府要將財產的產權變更到政府名下才能實施拆除。2001年以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實施之初，為保證舊城改造和項目的順利實施確實起到了高效的推動作用，但是隨著2004年新修訂的《憲法》和2007年生效的《物權法》推出，這一條例就與之後實行的兩部法律產生了矛盾。
王克健：“那麽當你拿到《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你沒有經過征收的情況，去拆別人《物權法》保護物權的時候，使之行為的性質是什麽呢，其實就是一種侵權。”
王律師的這一番闡釋是不是的確符合物權法訂立的原則呢?《物權法》起草人之一的中國社科院民法研究室主任孫憲忠肯定了王律師的說法。
中國社科院民法研究室主任、《物權法》起草人之一孫憲忠：“《物權法》在這個上頭已經明確指出來了，你這個征地拆遷首先是政府方麵的責任，因為你要為了一個公共利益去征地和拆遷，征地和拆遷的結果實際上是消滅了民法上的另一個合法權利了，那你這個拆遷人，他是一個公司，他是一個企業，他哪有權利去消滅一個別人的一個權利。”
......
潘蓉：“消防車來了嘛，然後消防車的那個人就開始衝我嘛，用水槍衝，消防車來以後那個車又上來了呀，上來以後，我們又急了嘛，急了又把瓶子扔下去，扔下去的時候，他就開始為這個車滅火，為這個車滅火，滅火了以後就開始噴我們。”
《城市拆遷管理條例》和《物權法》的現實版“大戰”該如何解決?
潘蓉告訴我們，她和丈夫張龍其都是新西蘭國籍，如果依照新西蘭的法律，即便是涉及到公共工程的拆遷，先是政府給出一個評估價格，如業主覺得不公道，政府會出錢，讓你到市場上隨機挑選兩個權威的評估機構，選擇平均評估價格支付。
可是在國內，《物權法》和《城市拆遷管理條例》的矛盾，卻在現實中演繹成了潘蓉夫婦與拆遷方的對立。兩個人的汽油瓶保衛戰最終能讓鏟車停下來麽?再來看看事件的結局。
潘蓉：“噴了我以後我就退出去了嘛，退回房子裏換了衣服，再到樓上去，但是那時候我的兒子就在那裏哭了，因為他在三樓，他拍的就是他腳下的二樓，他肯定最清楚，就是那種房子的震動，他感覺到了，他哭了在裏麵，就哇哇哭，又哭又叫。”
兒子的哭鬧讓潘蓉放棄了阻撓強製拆遷的行為。房屋最終被推平了。至今回憶起這一段經曆的時候，潘蓉也覺得，這樣瘋狂的舉動簡直就像是做了一場夢。因為用投擲汽油瓶等違法手段來抗拒政府拆遷，事後潘蓉的丈夫張其龍被判妨礙公務罪。
上海市閔行區華漕鎮政府副鎮長高寶金：“刑事案件，因為政府強遷合法的，你跟政府對抗，那肯定觸犯了法律，那肯定要處理的。”
導致潘蓉始終不能和拆遷方達成協議的重要原因就是拆遷的賠償過低，那麽這樣的補償辦法究竟是如何製訂出來的呢?虹橋機場動遷辦的工作人員告知記者，這個方案是由閔行區政府的各相關部門開會決定的。記者仔細研究了虹橋樞紐的補償方案，對於賠償方麵，該方案使用的是該地區的土地使用權基價作為賠償標準，然而建設部在2004年就曾經明文規定，地方政府使用土地權基價的做法與《拆遷案管理條例》規定的以市場評估作為賠償依據是不相符的。
記者：“你覺得這個是市場價格評估嗎?”
吳仲權：“應該說計劃帶市場。”
記者在閔行區政府和樞紐工程建設公司簽訂的土地拆遷大包幹協議當中看到，建設公司委托給區政府的征地款是每畝地130萬元，整個虹橋機場的拆遷總費用高達148億元。但是政府補貼到農民手中的征地款是每畝地38萬元。那麽每畝地餘下的100萬元費用是由政府取得了?對於記者的疑問，吳仲權認為，閔行區虹橋樞紐這個地塊，是在政府的改擴建消息出來以後才大幅提升的，因此由之獲得的土地增值價值也不應該由群眾取得。
吳仲權：“它主要是靠了虹橋交通樞紐這個建設，那麽這個建設不是你群眾本來有的，是因為虹橋交通樞紐投資了一千個億，是帶動了區域周邊的房價。”
深入了解上海這起拆遷事件，我們發現圍繞拆遷補償、拆遷程序到底是按什麽樣的法規標準來執行?政府、業主和法律界人士，各有各的說法。問題的根源也不難理解，就是《城市拆遷管理條例》和《物權法》、《憲法》修正案13條各有各的說法，當事方都認為自己理直氣壯。
兩年前，《物權法》出台的時候，人們就寄希望於它能保護公民的合法財產，避免再出現最牛釘子戶的情況。可為什麽兩年後還存在這種法律法規彼此打架的情況，我們也采訪了《物權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孫憲忠。
記者：“我們在之前就了解到，在《物權法》出台的時候，當時就曾經提到過隨著《物權法》的頒布和實施，那麽有關拆遷和征地的條例也會進行修訂，但是為什麽在之後我們沒有看到具體的修訂的條文出來呢?”
中國社科院民法研究室主任、《物權法》起草人之一孫憲忠：“你談到一個核心的問題了，當時在《物權法》頒布之前，我們實際上就開始這兩個條例的修訂工作，原來要預定就說再2007年的3月份修訂頒布了《物權法》，然後到10月1號，2007年10月1號生效的時候，這兩個條例就應該頒布出來。”
記者：“新的這個修正以後的條例應該頒布出來?”
孫憲忠：“要修正出來，這兩個條例也要頒布出來同時生效，但是後來這個工作壓力太大，從國務院、從上頭，我們做了很多調查工作，我們也參加這個工作，後來也是因為壓力太大一下子沒有頒布出來。”
記者：“主要是因為什麽樣的壓力，什麽方麵的壓力?”
孫憲忠：“因為一些地方政府反對，他們認為原來征地拆遷就是我們政府就躲在後麵，這個拆遷人和被拆遷人他們之間進行法律上的協商，我們政府躲在後麵給他們做中介人，但是實際上經營土地是政府，出讓土地、征收土地出讓金等等這是政府很樂意幹的事情，政府收取的高額出讓金，政府它又躲在後頭，把矛盾的交給拆遷人和被拆遷人，這個做法從法理上是不妥當的，這個障礙就在這裏，上海最高一畝地是30萬塊錢，你看就是同樣這一塊地，它給農民30萬塊錢，政府給農民30萬塊錢，然後交給政府，政府然後再交給企業就一百萬，從中賺70萬，就是叫做第二財政，就給政府拿去了。”
半小時觀察：警惕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綁架法律法規
在現實生活中，為什麽像潘蓉這樣的業主拿著《物權法》卻扛不過《城市拆遷管理條例》，擋不住強製拆遷的車輪?孫憲忠為我們揭開了一個已經不是秘密的秘密。在這場法律和法規之爭的背後，隱藏著一場利益之爭，麵對靠土地來增加財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勢單力薄的老百姓拿的《物權法》實際上是一個被拆掉引信的手榴彈，沒有任何威力。潘蓉夫婦麵對強製拆遷采用了一些違法違規的暴力手段，有關部門也對她們進行了相應處罰，但在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他們的無奈。幾千年前，孟子就說過：“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這是一個重要的治國思想，國家管理者必須讓百姓擁有穩定的產業和收入，這樣百姓才會有穩定不變的思想，從而社會才能穩定，國家才能富強。胡錦濤總書記多次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製經濟，我們應該保護國家和個人的合法財產，這不僅需要我們不斷完善法律體係，更需要我們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相互配合而不是相互矛盾的立法、司法體製，隻有公民財產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市場經濟才可能有持續健康的發展動力，中國經濟才能有長遠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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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行拆遷究竟是否如潘蓉所說涉及侵權呢?
上海東方昆侖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克健：“那麽在城市房屋拆遷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這麽一個怪現象，就是各用各的法，各說各的話。”
王克健，上海東方昆侖律師事務所的律師。2007年，他所在的律師事務所20多名律師致信國務院，提出由於現行的《城市拆遷管理條例》和已經頒布實施的《物權法》，以及2004年新修訂的《憲法》已經產生矛盾， 本著下位的行政條例要服從於上位的國家法律的的原則，提請國務院要修訂或者廢止現行的《城市管理條例》。
王克健：“我今天看到這個案例隻不過是對抗激烈了一點，其實城市房屋拆遷在拆遷過程中發生的矛盾，全國每天不知道有多少起，它的問題實質完全是我們立法體係方麵的一個問題，是由上麵的立法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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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健：“他手裏拿著土地使用權證，他拿著房屋產權證，在我的權證在手的情況下，在你那個登記薄上依然登記我是產權人的情況下，我是土地使用權人的情況下，你怎麽就來拆我的房子了，你法律不是要保護權利了嘛，我這有權證，就應當受法律保護，你怎麽不保護，這時候老百姓肯定問了，你那個拆遷許可證，難道比我房產證的權利還大。”
那麽政府要征收土地應該怎樣處理呢?《物權法》第42條對政府征收公民個人的房屋和不動產采取了例外允許、嚴格限製的態度。該條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動產。
王克健：“大家注意，這應當是征收補償，而不是拆遷補償，因為公共利益審查過之後，它是征收而不是拆遷，征收是所有權變更的一種方式，你征收去了，我的房子你征收去了屬於你政府的，所有權變成你政府的，你拆的是你自己的房子，它就永遠不存在強製拆除。”
王律師強調，依照物權法的規定，確實屬於公共利益的建設項目，在給與了足額補償之後，政府要將財產的產權變更到政府名下才能實施拆除。2001年以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實施之初，為保證舊城改造和項目的順利實施確實起到了高效的推動作用，但是隨著2004年新修訂的《憲法》和2007年生效的《物權法》推出，這一條例就與之後實行的兩部法律產生了矛盾。
王克健：“那麽當你拿到《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你沒有經過征收的情況，去拆別人《物權法》保護物權的時候，使之行為的性質是什麽呢，其實就是一種侵權。”
王律師的這一番闡釋是不是的確符合物權法訂立的原則呢?《物權法》起草人之一的中國社科院民法研究室主任孫憲忠肯定了王律師的說法。
中國社科院民法研究室主任、《物權法》起草人之一孫憲忠：“《物權法》在這個上頭已經明確指出來了，你這個征地拆遷首先是政府方麵的責任，因為你要為了一個公共利益去征地和拆遷，征地和拆遷的結果實際上是消滅了民法上的另一個合法權利了，那你這個拆遷人，他是一個公司，他是一個企業，他哪有權利去消滅一個別人的一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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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蓉：“消防車來了嘛，然後消防車的那個人就開始衝我嘛，用水槍衝，消防車來以後那個車又上來了呀，上來以後，我們又急了嘛，急了又把瓶子扔下去，扔下去的時候，他就開始為這個車滅火，為這個車滅火，滅火了以後就開始噴我們。”
《城市拆遷管理條例》和《物權法》的現實版“大戰”該如何解決?
潘蓉告訴我們，她和丈夫張龍其都是新西蘭國籍，如果依照新西蘭的法律，即便是涉及到公共工程的拆遷，先是政府給出一個評估價格，如業主覺得不公道，政府會出錢，讓你到市場上隨機挑選兩個權威的評估機構，選擇平均評估價格支付。
可是在國內，《物權法》和《城市拆遷管理條例》的矛盾，卻在現實中演繹成了潘蓉夫婦與拆遷方的對立。兩個人的汽油瓶保衛戰最終能讓鏟車停下來麽?再來看看事件的結局。
潘蓉：“噴了我以後我就退出去了嘛，退回房子裏換了衣服，再到樓上去，但是那時候我的兒子就在那裏哭了，因為他在三樓，他拍的就是他腳下的二樓，他肯定最清楚，就是那種房子的震動，他感覺到了，他哭了在裏麵，就哇哇哭，又哭又叫。”
兒子的哭鬧讓潘蓉放棄了阻撓強製拆遷的行為。房屋最終被推平了。至今回憶起這一段經曆的時候，潘蓉也覺得，這樣瘋狂的舉動簡直就像是做了一場夢。因為用投擲汽油瓶等違法手段來抗拒政府拆遷，事後潘蓉的丈夫張其龍被判妨礙公務罪。
上海市閔行區華漕鎮政府副鎮長高寶金：“刑事案件，因為政府強遷合法的，你跟政府對抗，那肯定觸犯了法律，那肯定要處理的。”
導致潘蓉始終不能和拆遷方達成協議的重要原因就是拆遷的賠償過低，那麽這樣的補償辦法究竟是如何製訂出來的呢?虹橋機場動遷辦的工作人員告知記者，這個方案是由閔行區政府的各相關部門開會決定的。記者仔細研究了虹橋樞紐的補償方案，對於賠償方麵，該方案使用的是該地區的土地使用權基價作為賠償標準，然而建設部在2004年就曾經明文規定，地方政府使用土地權基價的做法與《拆遷案管理條例》規定的以市場評估作為賠償依據是不相符的。
記者：“你覺得這個是市場價格評估嗎?”
吳仲權：“應該說計劃帶市場。”
記者在閔行區政府和樞紐工程建設公司簽訂的土地拆遷大包幹協議當中看到，建設公司委托給區政府的征地款是每畝地130萬元，整個虹橋機場的拆遷總費用高達148億元。但是政府補貼到農民手中的征地款是每畝地38萬元。那麽每畝地餘下的100萬元費用是由政府取得了?對於記者的疑問，吳仲權認為，閔行區虹橋樞紐這個地塊，是在政府的改擴建消息出來以後才大幅提升的，因此由之獲得的土地增值價值也不應該由群眾取得。
吳仲權：“它主要是靠了虹橋交通樞紐這個建設，那麽這個建設不是你群眾本來有的，是因為虹橋交通樞紐投資了一千個億，是帶動了區域周邊的房價。”
深入了解上海這起拆遷事件，我們發現圍繞拆遷補償、拆遷程序到底是按什麽樣的法規標準來執行?政府、業主和法律界人士，各有各的說法。問題的根源也不難理解，就是《城市拆遷管理條例》和《物權法》、《憲法》修正案13條各有各的說法，當事方都認為自己理直氣壯。
兩年前，《物權法》出台的時候，人們就寄希望於它能保護公民的合法財產，避免再出現最牛釘子戶的情況。可為什麽兩年後還存在這種法律法規彼此打架的情況，我們也采訪了《物權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孫憲忠。
記者：“我們在之前就了解到，在《物權法》出台的時候，當時就曾經提到過隨著《物權法》的頒布和實施，那麽有關拆遷和征地的條例也會進行修訂，但是為什麽在之後我們沒有看到具體的修訂的條文出來呢?”
中國社科院民法研究室主任、《物權法》起草人之一孫憲忠：“你談到一個核心的問題了，當時在《物權法》頒布之前，我們實際上就開始這兩個條例的修訂工作，原來要預定就說再2007年的3月份修訂頒布了《物權法》，然後到10月1號，2007年10月1號生效的時候，這兩個條例就應該頒布出來。”
記者：“新的這個修正以後的條例應該頒布出來?”
孫憲忠：“要修正出來，這兩個條例也要頒布出來同時生效，但是後來這個工作壓力太大，從國務院、從上頭，我們做了很多調查工作，我們也參加這個工作，後來也是因為壓力太大一下子沒有頒布出來。”
記者：“主要是因為什麽樣的壓力，什麽方麵的壓力?”
孫憲忠：“因為一些地方政府反對，他們認為原來征地拆遷就是我們政府就躲在後麵，這個拆遷人和被拆遷人他們之間進行法律上的協商，我們政府躲在後麵給他們做中介人，但是實際上經營土地是政府，出讓土地、征收土地出讓金等等這是政府很樂意幹的事情，政府收取的高額出讓金，政府它又躲在後頭，把矛盾的交給拆遷人和被拆遷人，這個做法從法理上是不妥當的，這個障礙就在這裏，上海最高一畝地是30萬塊錢，你看就是同樣這一塊地，它給農民30萬塊錢，政府給農民30萬塊錢，然後交給政府，政府然後再交給企業就一百萬，從中賺70萬，就是叫做第二財政，就給政府拿去了。”
半小時觀察：警惕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綁架法律法規
在現實生活中，為什麽像潘蓉這樣的業主拿著《物權法》卻扛不過《城市拆遷管理條例》，擋不住強製拆遷的車輪?孫憲忠為我們揭開了一個已經不是秘密的秘密。在這場法律和法規之爭的背後，隱藏著一場利益之爭，麵對靠土地來增加財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勢單力薄的老百姓拿的《物權法》實際上是一個被拆掉引信的手榴彈，沒有任何威力。潘蓉夫婦麵對強製拆遷采用了一些違法違規的暴力手段，有關部門也對她們進行了相應處罰，但在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他們的無奈。幾千年前，孟子就說過：“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這是一個重要的治國思想，國家管理者必須讓百姓擁有穩定的產業和收入，這樣百姓才會有穩定不變的思想，從而社會才能穩定，國家才能富強。胡錦濤總書記多次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製經濟，我們應該保護國家和個人的合法財產，這不僅需要我們不斷完善法律體係，更需要我們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相互配合而不是相互矛盾的立法、司法體製，隻有公民財產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市場經濟才可能有持續健康的發展動力，中國經濟才能有長遠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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