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 德國大選背後的西方民主政治
《聯合早報網》 (2009-10-26)
G20會議剛過，德國現任總理、代表基督教民主聯盟的默克爾就迎來大選獲勝的好消息。這位被稱為歐洲的新鐵娘子，開始了其第二個任期。事實上，這場大選毫無懸念，平淡無奇，默克爾的勝利可說是意料之中。然而，平凡中自有神奇之處，這場大選顯然也不意外，最出奇之處是默克爾的競爭對手是她內閣主要成員、現外交部長、代表社會民主黨的施泰因邁爾。這場現任外交部長挑戰現任總理的選舉大戲自然是意味無窮。當然更為出奇之處的是，選舉結束後，默克爾將放棄與左派社會民主黨的合作，將與在野黨、右翼、親商界的自由民主黨聯合執政。
德國大選可稱淋漓盡致的展現了西方多黨民主的實質。對此，美國前總統杜魯門曾一語道破天機：我們的兩黨製是“兩黨合作製”。套用到內閣製的德國，自然就是多黨合作製。當然兩黨或多黨合作製，隻不過是西方政治運作的結果，如果深入剖析的話，我們會發現，有著民主外衣的西方恐怕離民主甚遠，更和人民做主毫無幹係。
西方政治製度的第一關就是保證金製度。無論是選總統還是選議員，都要交一定數額的保證金。如果達不到一定的支持率，就會沒收。別看單個人要求的數額的並不大，但考慮到幾百個選區，合起來就是一筆巨大的負擔。英國六百多個選區，如果每個選區都提名一位候選人的話，合計就是九萬多英磅。這除了工黨、保守黨兩大政黨之外，其它小黨都無力問津。僅這一關，就將無數平民從政、組黨之心、之路封殺。
第二關是主要政黨候選人的產生。在美國，表麵上看無論是初選還是真正兩黨對決，都是由選民投票決定。但最關鍵的候選人產生卻和選民絲毫無關。他們隻能在政黨決定候選人之後，才有進一步選擇的資格。而誰能成為候選人呢？一類本身就是大財團的首腦。如肯尼迪三兄弟、布什父子總統、出身豪門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第二類是得到財團看好和大力支持的人物。如出身下層的艾森豪威爾，就是在摩根財團的支持下競選成功。不僅總統如此，參眾兩院也如此。1969年的時候，美國眾議院435名議員中，90人與銀行界有關係，37人直接是銀行的董事或董事長、56人是大牌律師、61人在天然氣、石油、無線電、電台、電視廣播中擁有股份或者是大股東。10年之後仍然沒有什麽變化，企業主和金融家82人、農場主14人、律師213人，工人出身的僅六人。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兩黨都實行漫長的初選，其根本目的並不是要交由選民去選擇，而是漫長的選舉必然導致高昂的選舉費用，從而可以成功的將任何覬覦權力的下層另類排斥出去。
第三關就是眾的周知的政黨分肥。無論是多黨還是兩黨，並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區別，享有共同的基礎利益。因此選舉結束之日也就是雙方握手言歡、共同分享一刻。所以跨政黨任命是常態。奧巴馬任命共和黨人的政治明星、猶他州州長洪博培出任駐中國大使也是一例。而且兩黨的對外政策也保持一致。共和黨的尼克鬆訪華簽署雙方公報，民主黨的卡特則推動中美建交。當然最出奇的是，許多擔任高官的黨員，也隨時可以改換門庭，而對方也往往隨之笑納。前紐約市市長林賽1972年為了做總統候選人就投到民主黨陣營中去。前得克薩斯族長、財政部長康納利原為民主黨人，為支持尼克鬆而轉入共和黨，並兩次爭取該黨的總統候選人。連總統候選人都可以互換，兩黨關係之友好、差距之模糊可見一斑。我們無法想象都做過台北市長的陳水扁或馬英九也可以如此改換。這大概是民主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的區別吧。不過，從國民黨分裂出來的親民黨，倒是多次發生立法委員轉換門庭重回國民黨的事件，這是不是也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美國兩黨的一黨化現實？
勝選後的政黨分肥的另一個特點是所有的重要職務大都留給了財團。從1953年至1980年，九屆政府中，擔任過國務卿、財政部長、國防部長等重要職務的有二十三人，其中十人之前是大公司董事或高級合夥人，八人是大公司的董事長或總經理，五人在華盛頓或紐約做高級律師。除了核心職務，其他要職也是一樣。杜魯門兩年間任命了一百二十名官員，四十九位是銀行家和實業家，其他人也都與財團有關。隨後的艾森豪威爾首屆政府中，共有二百七十二名高級官員，一百五十人是企業主、其他人也與財團有著直接的聯係。其內閣閣員分布在八十六家大公司中。更出奇的是，他們在政界、商界出出進進，不時轉換身份。蓋茲原是煤炭公司的副經理，後來成為國防部長，後來又出任摩根保證住手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後來又擔任公職成為駐中國的聯絡處主任。
第四關就是院外集團的遊說。華盛頓做為美國的首都，僅僅是一個政治中心，但能夠保持經濟繁榮，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它吸引了20000個利益集團的存在。在美國，最高法院曾經對憲法第一條修正案做過解釋：使用金錢是言論自由的一種方式。從而為利益集團以金錢開道影響政治運作提供憲法的合法性。以致美國人也自認他們擁有金錢買來的最好的國會。利益集團可以憑借手中的金錢優勢與政府、國會和司法都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從而影響做出最能利於本集團的決策和立法。所有的大公司都明白，在國會中找到代言人，是公司迅速發展的必由之路。用參議員麥凱恩的話講就是“金錢購買了溝通的途徑”。這也是為什麽利益集團不僅可以決定政策和法律的出台，還可以決定人事任命。聯邦能源管製委員會的主席就是被後來破產倒閉的安然公司的總裁推薦下才得到這個職位的。至於日本，更是政治家、官僚集團和利益集團建立鐵三角而著稱。德國的利益集團二戰時曾毀掉，因此戰後取得長達二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但當利益集團重新崛起後，其增長隨即放緩。
利益集團強大到何種程度，從尼克鬆下台可見一斑。尼克鬆當年因為水門事件下台，都認為是兩名小記者捍衛新聞自由，衝破層層阻力，終於揭穿真相，迫使尼克鬆辭職。而事實卻是，尼克鬆上任後大量製定偏向西部財團的政策，引發東部財團強烈不滿，便利用自己控製主要媒體的的便利條件，不斷泄密，揭開內幕，達到換馬的目的。究竟誰是真正的幕後決策者，還不一眼明了嗎？
最後一關就是國會的“巧妙”運作。不妨以美國為例。美國國會都有常設的委員會。這些委員會決定著各項提案的命運。尤其是議事程序委員會，往往可以把財團的提案優先審議和通過，而對草根階層的提案則會被無限期拖延。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常設委員會的成員不是選舉產生的，都是任命。任命的標準自然是各政黨的實力分配。還有一點不得不提的是，這些常設委員會經濟舉行秘密會議，從而便於各政黨暗中妥協和合作。這種秘密會議的比例高達35%。不過盡管有如此多的防火牆，仍然有意外狀況出現。不過國會也早有應對之道。這就是“冗長演說阻礙法案通過”。也就是說議員如果反對一個提案，可以發表不受時間限製的演講，直接此法案胎死腹中。一九零八年，參議員拉福特為了阻礙不利於財團的法案通過，連續演講十八個小時，另一位同黨也演講了十二個小時。這種演講最長的紀錄是五天！是一九三三年來自南方的議員愛蘭德爾為反對“將私刑拷打黑人的案件歸聯邦法院審判”創造的。據一位記者統計，他來回走了 七十五公裏 ，做了一萬個手勢，吃了三百個肉麵包，喝了 四十公升 汽水。這些演講大多空洞無物，隻是為了拖延時間。曾經一位議員先是讀報紙，報紙讀完了，就讓人找來一本電話薄宣布：“為了表示民意，我宣讀一下希望這一法案不通過或不感興趣的的人的姓名和電話、地址，各位不信，不妨上門去作調查”。這就是民選的民意代表！不僅美國，英國的馬拉鬆辯論也是毫不遜色，一九八一年為了一個議案，辯論了四十八小時，演說涉及香皂、烤豆，無聊之極。日本還有另一個奇招，就是牛步投票。日本國會沒有規定投票用多少時間，於是議員為反對一個議案，在投票時，一個小時走一步，以此方法導致議案流產。
關於美國的兩黨製，前總統尼克鬆說過：“如果兩黨原則分歧很大，以致從一個政黨執政轉到另一個政黨執政，意味著根本的改變，那就太危險了”。不知道那些想在中國推行西方製度的自由派聽到此語做何感想？不僅兩黨之間，就是政黨與國會之間也是如此。艾森豪威爾擔任總統時，時任參議院民主黨領袖的約翰遜公開說：“我從來就不讚成這種論調，說什麽反對黨就是專提反對意見的。我不相信，美國人民派我們到這裏來，隻是要我們起阻撓作用”。也難怪當時的副總統尼克鬆回憶錄上稱道他和艾森豪威爾的關係形同“首相與國王”，並認為值得稱道。可以說西方絕大多數成熟的民主國家，政黨的區別早已模糊不清，雙方合作至上，共同維護現行體製的運行。說是一黨製並不誇張，更確切的說法自然是兩黨或多黨合作製。這才是能夠維持西方政治製度和社會穩定的關鍵。
當然，縱觀西方政治發展史，搞多黨製，在特殊情況下也會出現意識形態相差甚大的政黨出現並形成強大的勢力。如二戰時，法國被德國占領，共產黨成為地下抵抗的主要力量，因此戰後成為當時影響最大、威望最高的政黨。麵對這種情況，西方還有一手，就是在選舉辦法上做手腳。戰後第一次選舉，為避免法共一黨獨大，決定采用比例代表製。盡管法共席次最多，卻無法占據絕對多數。等到法共勢力下降，又改為“一輪多數聯盟製”，“勝者全得”，造成法共席次大減。不過，雖然這些老牌的民主國家還要搞一些隱蔽的冠冕堂皇的手段,其他國家則往往原形畢露。一九六零年五月，日本岸信介政府與美國修訂《日美安保條約》，遇到反對黨強烈反對。於是岸信介決定強硬通過。首先指揮自民黨議員毆打社會黨議員，然後出動五百名警察，用暴力將全體反對派議員趕出去，由清一色的自民黨議員包辦，十五分鍾通過。
西方的民主政治發展到今天，已全麵淪為金錢政治、財團政治。其多黨製也早已形同一黨製，或者自稱的“多黨合作製”。這在保持穩定的同時也在走向沒落和活力喪失。也許這才是西方世界再度發生百年一遇經濟危機的製度性原因。
法國巴黎宋魯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