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德國統一日 中國月圓時
今天是2009年10月3日，是德國人的統一日，中國人的中秋節。我在閱讀台灣朋友郵寄來的中國時報集團出版的《旺報》。
讀了 黃奕瀠 女士的《知名學者錢理群的分裂家庭》，感慨萬千。
1995年，理群從韓國、我從德國到台灣參加中國青年團結會組織的第五屆全球中國學聯“台灣之旅”研習營。當時參加“台灣之旅”的學員均是大陸在海外的學生學者，有的20多歲，有的已經70 歲。大陸學人經常把“中國青年團結會”念成“台灣青年團結會”，時任會長杜寶瑞教授聽了不高興：“是中國青年團結會，我們都是中國青年！”
“台灣之旅”藉由座談討論及參觀訪問形式，加深全球兩岸青年學者情感與知識層麵的交流，所獲致之成果不僅得到參與學人的一致肯定，更受到海內外各界的矚目與重視。中國青年團結會秉持一貫促進中國人社會相互了解之精神，為兩岸青年搭起溝通了解的橋梁。
理群是中國魯迅研究的權威之一，比我大19歲。時，還差幾年即花甲的他，每天與我“謝兄長”“謝兄短”。我生來（遇到三年饑荒）就挨餓、上學（遇到文革）就停課，何德何能當“兄長”？然而，理群的自信與眾不同，而且還夾著中國式幽默：“你算很好啦，37歲留洋讀博士，看我生於四川，長於南京，在貴州流放18年，兩鬢斑白才當上老童生，42歲才獲得文學碩士，被視為青年學者，還添稱北京大學中 文係 教授。……”
理群的父親為了救國，加入國民黨，他哥哥姐姐為了爭取民主自由加入共產黨。理群在《我的回顧與反思》中表示，“我們家有兩次家庭分離，一次是抗戰，一次就是1949年，這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家庭中很典型。我們全家沒有一張合影，我曾用一句話來概括我們家的悲劇：生不團圓，死各一方。”
與理群一樣，我家也沒有一張合影，同樣有一個分裂的家庭。我爺爺謝熹大學畢業後，為了救國，嘔心瀝血，日夜辛勞，竟然於民國24年在南京出席國民黨五中會時病逝，他的堂妹謝飛，為了革命加入了共產黨，參加萬裏長征，後嫁給劉少奇為妻。堂姑奶奶 謝飛老 太太迄今仍健在，她還是那麽好讀書，活到老學到老。不過我對她的期許卻不是讀而是寫，希望她能提起筆來，記下她這一輩子冗長的“紅色疑惑”。但是，近日接到一位中南海人士的來信說，謝飛對選擇革命無一絲後悔。
在中國，恐怕有千千萬萬個像我們這樣的分裂家庭。我們中國人不論走到哪裏，這把骨頭，哪怕燒成灰，畢竟還是中國人，畢竟是一個大家庭。
如果把中華民族看成一個大家庭，你我都是生活在一個分裂的家庭裏。
那年參加“台灣之旅”，參訪政府機構，很多老國民黨人士在接待時，第一句話總是這麽說：“歡迎中國學人繞道海外回到台灣訪問。”我們聽到這樣的歡迎詞，內心很感動，因為這些老國民黨人士視大陸和台灣同為中國的一部分。到民進黨黨部參訪，他們就是“歡迎中國學人到台灣訪問。”我們聽到這樣的歡迎詞，沒任何親切感，因為民進黨人士不視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
在台灣大學與同學座談，他們問我“兩岸統一最大的障礙是什麽？”，我說，是台灣海峽。同學們笑了，而我是認真的。
縮短台灣海峽距離的第一人就是 蔣經國 先生。1987年， 蔣經國 先生開放赴大陸探親。那年，有一次我出差北京，坐火車從北京回長沙，同車廂裏就有兩位從台灣回湖北探親的國軍老兵，他們拿著台胞證到處旅遊。一位老兵的話我至今仍然記住：“我當年是一個小兵，幸虧同鄉是開船的，才能逃到台灣，如今已經老了，沒想到還有命回家看老婆。老婆在家裏幫助看管老家，當然已經嫁人了，是我村裏的堂哥哥，他們幫助我養育我兩個親身骨肉，都長大成人了，真不容易。……”老兵說著說著，老淚縱橫。
火車搖搖晃晃，我昏昏想入睡，突然想起柏林牆，想起施奈德（Schneider）。1961年8月12日至13日淩晨，東德政府在一夜之間築起這堵圍牆，它把柏林隔成兩個世界，一邊是社會主義，一邊是資本主義。這堵牆給德國人造成的血淚創傷，收集於施奈德的《越牆者》(Der Mauerspringer)一書。
東德為了隔絕東德人民與西德的接觸與投敵，於是沿著邊界在己方的領土上建立圍牆，將西柏林整個包圍起來。柏林牆的建立是二戰以後德國分裂和冷戰的重要標誌性建築。1989年11月9日，屹立了28年柏林牆倒塌，兩德重歸統一。
德國統一了，中國月亮何時圓？
寫於2009年10月3日， 德國統一日，中國中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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