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 年 1 月 12 日，一位中國共產黨籍學生來到中山大學報到。當年 21 歲的鄧小平直接由巴黎轉來莫斯科；他在巴黎已居住 5 年，因為負責主編一份油印周刊《赤光》（Red Light），得到「油印博士」的綽號。鄧小平被校方取了俄國名字伊凡·舍吉維奇（Ivan Sergeevich），但是不到幾星期，由於他的用功，又得到「小鋼炮」的渾號。鄧小平由於在巴黎有過一段奮鬥的歲月，在中山大學既有特權、也十分用功，他找到一個店鋪可以買到他喜愛的法式牛角麵包，也偶爾跑到俱樂部打打橋牌。
據中山大學畢業同學的說法，鄧小平和蔣經國分配在同一班，共有 20 人；鄧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小組長，因而負責評估所有團員的意識形態和表現。（注 3）可惜我們迄今還未看到他對蔣經國的評語報告；不過，鄧、蔣兩人顯然交情不錯。鄧小平身高勉強才 5 尺，比蔣經國還矮，兩人因體型相近，反倒倍覺親近。蔣經國經常藉著莫斯科河邊散步的機會，向鄧請教他在巴黎的經曆。於是鄧寫了幾篇文章，談論他在法國的工作經驗，交給蔣經國的《紅牆》發表。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ReadingTimes/ProductPage.aspx?gp=productdetail&cid=mcbh(SellItems)&id=BC0127&p=excerpt&exid=31480
蔣經國傳(BC0127)──台灣現代化的推手
第三章?紅樓一夢
1925 年 10 月底，蔣經國和友人登上泊碇在上海江灣的一艘蘇聯貨輪。他住的艙位原先是做運載牛蘋之用。船還沒開動，他已經反胃欲吐，起了放棄成行的念頭。但是，看到同行友人強自撐著，經國曉得身為「黃埔軍校校長的兒子」，可不能半途而廢。不久貨輪開動，沿著擁擠的黃浦江下行，經過西岸櫛次鱗比的歐式建築物，臭氣衝天的蘇州河，以及綿延數英裏的肮髒工廠和船塢。學生們唱起《國民革命歌》和《國際歌》。不到一小時，船已開進混濁的長江口，最後開進了碧藍大海—東海。蔣經國此去 12 年之久，不曾再踐履中國國土。
90 名學生乘客之中有位 18 歲的姑娘張錫媛，她在一年之內就成了鄧小平的愛人。蔣介石的首席秘書、地下共產黨員邵力子的兒子邵誌剛，還有另一位 18 歲的安徽青年共產黨員陳紹禹也在船上。陳紹禹在中國共產黨內使用的化名是王明，日後成為蔣經國和毛澤東的大敵。
學生們組成小團體，一起開會、討論、研究和進餐。經國第一次過團體生活，覺得高興又充實，大夥兒討論往往持續到夜裏，他有機會閱讀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著作的《共產主義 ABC》，這是他第一次接觸到這類議題的書籍。幾天之後，學生們在海參崴下船， 10 月 31 日搭上一班「普通列車」前往莫斯科。
火車蒸汽引擎燃燒木頭啟動，艙位沒有暖氣，也沒有餐車。車上不僅飲用水結冰，就是廁所也是蹲坑式，沒有衛生紙，也沒水衝—一樣結冰。火車沿途頻頻靠站，既要裝載木料，也要接運新乘客。這時候，中國學生就急著跑去買食物、喝水，甚至急著如廁。（注 1）盡管天寒地凍，條件惡劣，經國和許多同伴依然熱情澎湃。有些車站出現工農代表，高舉「中國革命萬歲」、「中蘇合作萬歲」的牌子，歡迎他們，甚至往往在車站月台旁舉行遊行。俄國人和這些中國學生牽手一起遊行，還高唱「前進！黎明就在前頭！」
俄國大革命發生在八年前，可是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戰爭、革命、暴虐、饑荒，無情地橫掃全俄。列寧死後，建設社會主義新世紀，究竟應采取漸進手段，還是激烈手段的問題，使得蘇共領導階層分裂—或者換個更精確的說法，使得爭奪權位的領導人藉意識形態的名目，行政爭之實。爭議的根本重點在於∶社會主義能在資本主義世界帶有敵意環伺之下的一個農民大國中建立起來嗎？由這個議題又引出另一個問題的爭辯∶在殖民地國家或是中國這樣的次殖民地國家，蘇聯應該支持類似中國國民黨這樣的反帝國主義、具有民族主義資產階級色彩的革命，還是隻能支持由共產黨人領導的革命？
如果你相信蘇聯能獨力對抗資本主義的包圍環攻，蘇聯農民可以做為建立社會主義的基礎，接下來所有進步民族（不隻是蘇聯人民）的當務之急乃是擁護、鞏固蘇聯的革命。在這場辯論中持右翼立場人士的首領，即是《共產主義 ABC》作者布哈林，他相信社會主義可以、也應該在現有的混合經濟基礎上漸進建立，工業成長及朝向社會主義的進展，要依賴消費者市場的擴張，而消費者市場擴張將導致農民累積私有財產。這個過程將提供必要的資本，以備工業快速發展。因此，農業與工業可以攜手並進。
左翼人士以托洛斯基（Leon Trotsky）為首，擔憂蘇聯社會受到資產階級化惡劣影響，也就是受到物欲汙染腐化。托洛斯基堅持俄國農民不可能是好共產黨員，因此要在蘇聯完全實現社會主義，就必須在更先進的開發國家，成功完成無產階級革命。托洛斯基的這套政策被稱為「不斷革命論」。
史達林則站在中間立場，既要挫弱托洛斯基，又要與右翼結合，以鬥垮左翼。1924 年初，史達林已罷黜托洛斯基的作戰部人民委員（譯按∶相當於國防部長）職位，使他不能再掌控紅軍部隊。然而，蔣經國一行人抵達莫斯科時，已經是托洛斯基失去軍權近兩年以後，托洛斯基和追隨他的「左翼反對派」，依然堅持信念，不肯認輸。
11月底，這群士氣昂揚的中國學生在寒風凜冽下抵達莫斯科中央車站。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Karl Radek）親率學校幹部到車站迎接，大夥兒上了巴士來到瓦和納街（Volkhona Street）16 號的中山大學。學校設於一座不起眼的 4 層樓樓房，房間約 100 間，大樓前一排樹的樹葉早早落光。不遠之處，就是已經結冰的莫斯科河。經國等中國學生透過大門，可以看到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圓頂。往後的歲月裏，中山大學學生晨間就在教堂前的大廣場運動健身，閑暇時就在它漂亮的花園裏散步，討論政治。
校方為學生們取俄國名字，蔣經國此後就是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劄洛夫（Nikolai Vladimirovich Elizarov），陳紹禹則是古路比夫（Golubev）同誌。幾天之後，學生們參加中山大學正式開學典禮。禮堂懸掛列寧與孫中山肖像，和中國國民黨黨旗、蘇聯國旗。開學典禮由托洛斯基主持。他在讚揚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中國革命之後，話鋒一轉∶「從現在起，任何俄羅斯人，不論他是同誌還是公民，若是蔑視中國學生，就不配是俄國共產黨員或是蘇維埃公民。」
托洛斯基指的是俄羅斯人對蒙古人、中國人傳統上的種族歧視態度。譬如說，蔣經國和其他學生有時在街上會遇到俄國人攔路問話∶「朋友，你要買鹽嗎？」他們後來才了解，俄國人提到的是居留俄境中國人有一項舊習俗—一旦有人過世，就買鹽塗裹屍身，送回中國老家安葬。
中山大學依照俄文字母簡稱「孫諾夫卡」（Sunovka），學生依黨籍、年齡和教育程度，分成 11班，每班 3、40 人。第一優先的課程是俄國語文和討論共產主義及帝國主義的入門課程。它還教授一些實務技能，如何滲透到政府機關和軍隊組織，如何製造農民運動和勞工運動。夜裏，學生往往被帶到劇院觀賞敘述英、美帝國主義者如何侵淩、欺侮中國人的戲劇。
每個學生都要寫日記，記下自己的政治活動和思想，包括自我批判和批判其他學生，並且在會議中公開朗讀日記內容。（注 2）蔣經國非常積極參加學校所有的政治活動，在這些批判與自我批判活動中也都不落人後。
若是比起俄國當時經濟殘破，物資困窘，中山大學學生的生活條件相當不錯。早餐有蛋、麵包、奶油、牛奶、香腸、紅茶，偶爾還供應魚子醬。學生吃膩了俄國口味，校方還雇一名中國廚子做飯，讓學生可以選擇吃俄國菜或中國菜。
每次蔣經國到電影院，都可以看到新聞影片播出他父親和國民革命軍遊行的鏡頭。《真理報》、《消息報》（譯按∶《真理報》是蘇聯共產黨喉舌，《消息報》是蘇聯政府機關報。）和莫斯科廣播電台經常讚揚蔣介石和國民黨。經國頗以父親為榮。中山大學每個中國學生都曉得年紀最小的經國。就是大名鼎鼎的蔣總司令的兒子。蔣經國很快就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2 月間又申請加入俄共青年團。他寫了一篇文章〈革命必先革心〉，被中山大學貼上布告欄《紅牆》，校方十分欣賞這篇文章，拔擢這位年僅 15 歲的作者做為《紅牆》的編輯。
此時，托洛斯基的世界觀主導著中共旅莫支部委員會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莫斯科支部。同時，中山大學的歐洲教師群亦不乏托派人物。校長拉狄克是俄裔波蘭革命者，列寧 1917 年秘密趕回聖彼得堡芬蘭車站時，拉狄克是隨行親信之一，現在他支持托洛斯基和左翼反對派。至於副校長米夫（Pavel Mif）則支持史達林，顯然是奉派來監視拉狄克的。
拉狄克身材短小粗壯，長得一副「猿猴臉」。額頭高，聰明外露，戴著厚厚的近視眼鏡，不時露出笑容。一個中國學生生動地形容這位無政府主義者的形貌∶「他的近視眼十分嚴重，不戴眼鏡就不能走路。他經常頭不梳、?不剃，每天一襲深灰色衣服，似乎永遠不換。也不管菸鬥裏有沒有菸草，永遠叼著一根菸鬥。」
拉狄克比蔣介石長兩歲，立刻成為經國的父親角色。他教導蔣經國這班學生中國曆史，也常找經國私下討論。拉狄克滿懷著社會主義革命若要存活，就必須向世界各地散布的想法，視蔣介石這個兒子是中國革命運動未來的領導人，也是世界革命的領導人。他鼓勵經國展現出革命人物的大膽、進取，他說∶「身為年輕的革命黨人，你第一必須勇敢；第二，必須努力不懈、積極進取┅┅不能按部就班，循序而進，這不是革命黨人應有的精神。第三，你永遠不應退卻。」
拉狄克說，西方資本主義者利用壓榨殖民地和類似中國的次殖民地的剩餘利益，使本身的「工資奴隸」勉可糊口，因而避免了無產階級革命。因此，中國若要爭取國家自由，就得靠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奮鬥，來轉移和挫弱帝國主義者的力量。
另一個教授普裏哥金（Prigozhin）提供托派文件給蔣經國等若幹學生。蔣經國成為接受托洛斯基正統立論主張的學生之一。他和一些年輕的左翼中國學生認同托洛斯基的主張，認為共產國際必須以推動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為最高優先要務，否則歐洲、日本等強大的資本主義帝國，將會壓製中國這類落後社會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從而摧毀了社會主義祖國本身。
此時的中國，北洋軍閥爆發戰爭，產生新的合縱連橫局勢，莫斯科的中國青年學生聽到馮玉祥倒戈，和張作霖、吳佩孚抗爭的消息，大為振奮。然而，馮玉祥進占天津，兵力過於分散，旋即被迫放棄北京。
1926 年 1 月 12 日，一位中國共產黨籍學生來到中山大學報到。當年 21 歲的鄧小平直接由巴黎轉來莫斯科；他在巴黎已居住 5 年，因為負責主編一份油印周刊《赤光》（Red Light），得到「油印博士」的綽號。鄧小平被校方取了俄國名字伊凡·舍吉維奇（Ivan Sergeevich），但是不到幾星期，由於他的用功，又得到「小鋼炮」的渾號。鄧小平由於在巴黎有過一段奮鬥的歲月，在中山大學既有特權、也十分用功，他找到一個店鋪可以買到他喜愛的法式牛角麵包，也偶爾跑到俱樂部打打橋牌。
據中山大學畢業同學的說法，鄧小平和蔣經國分配在同一班，共有 20 人；鄧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小組長，因而負責評估所有團員的意識形態和表現。（注 3）可惜我們迄今還未看到他對蔣經國的評語報告；不過，鄧、蔣兩人顯然交情不錯。鄧小平身高勉強才 5 尺，比蔣經國還矮，兩人因體型相近，反倒倍覺親近。蔣經國經常藉著莫斯科河邊散步的機會，向鄧請教他在巴黎的經曆。於是鄧寫了幾篇文章，談論他在法國的工作經驗，交給蔣經國的《紅牆》發表。鄧小平與張錫媛熱戀—張父是鐵路局的一位主管，張本人則是與蔣經國一道跋涉到莫斯科的青年學生之一。
同年 1 月，陳果夫的弟弟立夫完成留學美國的課業，取得工程碩士學位，並於賓州某煤礦場有了一年實習經驗，回到廣州。陳立夫接受出任「介石三叔」機要秘書的工作。這位年輕、英俊的留美歸國學生，立刻見識到蔣介石的火爆脾氣；他向蔣報告說，他願意效忠三叔，但是如果蔣再破口大罵人，他立刻辭職走人。蔣介石保證以後不再罵髒話，果然此後 25 年都遵守承諾。陳立夫也果然如同兄長一樣，忠誠追隨蔣氏，日後成為國民黨內的要員。
注 1∶見盛嶽（Yueh Sheng），《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堪薩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1971 年版，第 29 頁。原書注 5。
注 2∶俄國曆史學家、中國問題專家拉林（Alexander Georgievich Larin）1994 年接受俄羅斯 RTR 電視台紀錄片《易膚之人；經國先生特殊身世》專訪所述。原書注 8。
注 3∶餘敏玲，〈俄國檔案中的留蘇學生蔣經國〉，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9 期，1998 年 6 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第 111 頁是餘敏玲在俄國當代史文件保存研究中心編號 530-4-49 中找到一封信。原書注 22 。
據中山大學畢業同學的說法，鄧小平和蔣經國分配在同一班，共有 20 人；鄧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小組長，因而負責評估所有團員的意識形態和表現。（注 3）可惜我們迄今還未看到他對蔣經國的評語報告；不過，鄧、蔣兩人顯然交情不錯。鄧小平身高勉強才 5 尺，比蔣經國還矮，兩人因體型相近，反倒倍覺親近。蔣經國經常藉著莫斯科河邊散步的機會，向鄧請教他在巴黎的經曆。於是鄧寫了幾篇文章，談論他在法國的工作經驗，交給蔣經國的《紅牆》發表。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ReadingTimes/ProductPage.aspx?gp=productdetail&cid=mcbh(SellItems)&id=BC0127&p=excerpt&exid=31480
蔣經國傳(BC0127)──台灣現代化的推手
第三章?紅樓一夢
1925 年 10 月底，蔣經國和友人登上泊碇在上海江灣的一艘蘇聯貨輪。他住的艙位原先是做運載牛蘋之用。船還沒開動，他已經反胃欲吐，起了放棄成行的念頭。但是，看到同行友人強自撐著，經國曉得身為「黃埔軍校校長的兒子」，可不能半途而廢。不久貨輪開動，沿著擁擠的黃浦江下行，經過西岸櫛次鱗比的歐式建築物，臭氣衝天的蘇州河，以及綿延數英裏的肮髒工廠和船塢。學生們唱起《國民革命歌》和《國際歌》。不到一小時，船已開進混濁的長江口，最後開進了碧藍大海—東海。蔣經國此去 12 年之久，不曾再踐履中國國土。
90 名學生乘客之中有位 18 歲的姑娘張錫媛，她在一年之內就成了鄧小平的愛人。蔣介石的首席秘書、地下共產黨員邵力子的兒子邵誌剛，還有另一位 18 歲的安徽青年共產黨員陳紹禹也在船上。陳紹禹在中國共產黨內使用的化名是王明，日後成為蔣經國和毛澤東的大敵。
學生們組成小團體，一起開會、討論、研究和進餐。經國第一次過團體生活，覺得高興又充實，大夥兒討論往往持續到夜裏，他有機會閱讀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著作的《共產主義 ABC》，這是他第一次接觸到這類議題的書籍。幾天之後，學生們在海參崴下船， 10 月 31 日搭上一班「普通列車」前往莫斯科。
火車蒸汽引擎燃燒木頭啟動，艙位沒有暖氣，也沒有餐車。車上不僅飲用水結冰，就是廁所也是蹲坑式，沒有衛生紙，也沒水衝—一樣結冰。火車沿途頻頻靠站，既要裝載木料，也要接運新乘客。這時候，中國學生就急著跑去買食物、喝水，甚至急著如廁。（注 1）盡管天寒地凍，條件惡劣，經國和許多同伴依然熱情澎湃。有些車站出現工農代表，高舉「中國革命萬歲」、「中蘇合作萬歲」的牌子，歡迎他們，甚至往往在車站月台旁舉行遊行。俄國人和這些中國學生牽手一起遊行，還高唱「前進！黎明就在前頭！」
俄國大革命發生在八年前，可是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戰爭、革命、暴虐、饑荒，無情地橫掃全俄。列寧死後，建設社會主義新世紀，究竟應采取漸進手段，還是激烈手段的問題，使得蘇共領導階層分裂—或者換個更精確的說法，使得爭奪權位的領導人藉意識形態的名目，行政爭之實。爭議的根本重點在於∶社會主義能在資本主義世界帶有敵意環伺之下的一個農民大國中建立起來嗎？由這個議題又引出另一個問題的爭辯∶在殖民地國家或是中國這樣的次殖民地國家，蘇聯應該支持類似中國國民黨這樣的反帝國主義、具有民族主義資產階級色彩的革命，還是隻能支持由共產黨人領導的革命？
如果你相信蘇聯能獨力對抗資本主義的包圍環攻，蘇聯農民可以做為建立社會主義的基礎，接下來所有進步民族（不隻是蘇聯人民）的當務之急乃是擁護、鞏固蘇聯的革命。在這場辯論中持右翼立場人士的首領，即是《共產主義 ABC》作者布哈林，他相信社會主義可以、也應該在現有的混合經濟基礎上漸進建立，工業成長及朝向社會主義的進展，要依賴消費者市場的擴張，而消費者市場擴張將導致農民累積私有財產。這個過程將提供必要的資本，以備工業快速發展。因此，農業與工業可以攜手並進。
左翼人士以托洛斯基（Leon Trotsky）為首，擔憂蘇聯社會受到資產階級化惡劣影響，也就是受到物欲汙染腐化。托洛斯基堅持俄國農民不可能是好共產黨員，因此要在蘇聯完全實現社會主義，就必須在更先進的開發國家，成功完成無產階級革命。托洛斯基的這套政策被稱為「不斷革命論」。
史達林則站在中間立場，既要挫弱托洛斯基，又要與右翼結合，以鬥垮左翼。1924 年初，史達林已罷黜托洛斯基的作戰部人民委員（譯按∶相當於國防部長）職位，使他不能再掌控紅軍部隊。然而，蔣經國一行人抵達莫斯科時，已經是托洛斯基失去軍權近兩年以後，托洛斯基和追隨他的「左翼反對派」，依然堅持信念，不肯認輸。
11月底，這群士氣昂揚的中國學生在寒風凜冽下抵達莫斯科中央車站。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Karl Radek）親率學校幹部到車站迎接，大夥兒上了巴士來到瓦和納街（Volkhona Street）16 號的中山大學。學校設於一座不起眼的 4 層樓樓房，房間約 100 間，大樓前一排樹的樹葉早早落光。不遠之處，就是已經結冰的莫斯科河。經國等中國學生透過大門，可以看到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圓頂。往後的歲月裏，中山大學學生晨間就在教堂前的大廣場運動健身，閑暇時就在它漂亮的花園裏散步，討論政治。
校方為學生們取俄國名字，蔣經國此後就是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劄洛夫（Nikolai Vladimirovich Elizarov），陳紹禹則是古路比夫（Golubev）同誌。幾天之後，學生們參加中山大學正式開學典禮。禮堂懸掛列寧與孫中山肖像，和中國國民黨黨旗、蘇聯國旗。開學典禮由托洛斯基主持。他在讚揚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中國革命之後，話鋒一轉∶「從現在起，任何俄羅斯人，不論他是同誌還是公民，若是蔑視中國學生，就不配是俄國共產黨員或是蘇維埃公民。」
托洛斯基指的是俄羅斯人對蒙古人、中國人傳統上的種族歧視態度。譬如說，蔣經國和其他學生有時在街上會遇到俄國人攔路問話∶「朋友，你要買鹽嗎？」他們後來才了解，俄國人提到的是居留俄境中國人有一項舊習俗—一旦有人過世，就買鹽塗裹屍身，送回中國老家安葬。
中山大學依照俄文字母簡稱「孫諾夫卡」（Sunovka），學生依黨籍、年齡和教育程度，分成 11班，每班 3、40 人。第一優先的課程是俄國語文和討論共產主義及帝國主義的入門課程。它還教授一些實務技能，如何滲透到政府機關和軍隊組織，如何製造農民運動和勞工運動。夜裏，學生往往被帶到劇院觀賞敘述英、美帝國主義者如何侵淩、欺侮中國人的戲劇。
每個學生都要寫日記，記下自己的政治活動和思想，包括自我批判和批判其他學生，並且在會議中公開朗讀日記內容。（注 2）蔣經國非常積極參加學校所有的政治活動，在這些批判與自我批判活動中也都不落人後。
若是比起俄國當時經濟殘破，物資困窘，中山大學學生的生活條件相當不錯。早餐有蛋、麵包、奶油、牛奶、香腸、紅茶，偶爾還供應魚子醬。學生吃膩了俄國口味，校方還雇一名中國廚子做飯，讓學生可以選擇吃俄國菜或中國菜。
每次蔣經國到電影院，都可以看到新聞影片播出他父親和國民革命軍遊行的鏡頭。《真理報》、《消息報》（譯按∶《真理報》是蘇聯共產黨喉舌，《消息報》是蘇聯政府機關報。）和莫斯科廣播電台經常讚揚蔣介石和國民黨。經國頗以父親為榮。中山大學每個中國學生都曉得年紀最小的經國。就是大名鼎鼎的蔣總司令的兒子。蔣經國很快就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2 月間又申請加入俄共青年團。他寫了一篇文章〈革命必先革心〉，被中山大學貼上布告欄《紅牆》，校方十分欣賞這篇文章，拔擢這位年僅 15 歲的作者做為《紅牆》的編輯。
此時，托洛斯基的世界觀主導著中共旅莫支部委員會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莫斯科支部。同時，中山大學的歐洲教師群亦不乏托派人物。校長拉狄克是俄裔波蘭革命者，列寧 1917 年秘密趕回聖彼得堡芬蘭車站時，拉狄克是隨行親信之一，現在他支持托洛斯基和左翼反對派。至於副校長米夫（Pavel Mif）則支持史達林，顯然是奉派來監視拉狄克的。
拉狄克身材短小粗壯，長得一副「猿猴臉」。額頭高，聰明外露，戴著厚厚的近視眼鏡，不時露出笑容。一個中國學生生動地形容這位無政府主義者的形貌∶「他的近視眼十分嚴重，不戴眼鏡就不能走路。他經常頭不梳、?不剃，每天一襲深灰色衣服，似乎永遠不換。也不管菸鬥裏有沒有菸草，永遠叼著一根菸鬥。」
拉狄克比蔣介石長兩歲，立刻成為經國的父親角色。他教導蔣經國這班學生中國曆史，也常找經國私下討論。拉狄克滿懷著社會主義革命若要存活，就必須向世界各地散布的想法，視蔣介石這個兒子是中國革命運動未來的領導人，也是世界革命的領導人。他鼓勵經國展現出革命人物的大膽、進取，他說∶「身為年輕的革命黨人，你第一必須勇敢；第二，必須努力不懈、積極進取┅┅不能按部就班，循序而進，這不是革命黨人應有的精神。第三，你永遠不應退卻。」
拉狄克說，西方資本主義者利用壓榨殖民地和類似中國的次殖民地的剩餘利益，使本身的「工資奴隸」勉可糊口，因而避免了無產階級革命。因此，中國若要爭取國家自由，就得靠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奮鬥，來轉移和挫弱帝國主義者的力量。
另一個教授普裏哥金（Prigozhin）提供托派文件給蔣經國等若幹學生。蔣經國成為接受托洛斯基正統立論主張的學生之一。他和一些年輕的左翼中國學生認同托洛斯基的主張，認為共產國際必須以推動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為最高優先要務，否則歐洲、日本等強大的資本主義帝國，將會壓製中國這類落後社會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從而摧毀了社會主義祖國本身。
此時的中國，北洋軍閥爆發戰爭，產生新的合縱連橫局勢，莫斯科的中國青年學生聽到馮玉祥倒戈，和張作霖、吳佩孚抗爭的消息，大為振奮。然而，馮玉祥進占天津，兵力過於分散，旋即被迫放棄北京。
1926 年 1 月 12 日，一位中國共產黨籍學生來到中山大學報到。當年 21 歲的鄧小平直接由巴黎轉來莫斯科；他在巴黎已居住 5 年，因為負責主編一份油印周刊《赤光》（Red Light），得到「油印博士」的綽號。鄧小平被校方取了俄國名字伊凡·舍吉維奇（Ivan Sergeevich），但是不到幾星期，由於他的用功，又得到「小鋼炮」的渾號。鄧小平由於在巴黎有過一段奮鬥的歲月，在中山大學既有特權、也十分用功，他找到一個店鋪可以買到他喜愛的法式牛角麵包，也偶爾跑到俱樂部打打橋牌。
據中山大學畢業同學的說法，鄧小平和蔣經國分配在同一班，共有 20 人；鄧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小組長，因而負責評估所有團員的意識形態和表現。（注 3）可惜我們迄今還未看到他對蔣經國的評語報告；不過，鄧、蔣兩人顯然交情不錯。鄧小平身高勉強才 5 尺，比蔣經國還矮，兩人因體型相近，反倒倍覺親近。蔣經國經常藉著莫斯科河邊散步的機會，向鄧請教他在巴黎的經曆。於是鄧寫了幾篇文章，談論他在法國的工作經驗，交給蔣經國的《紅牆》發表。鄧小平與張錫媛熱戀—張父是鐵路局的一位主管，張本人則是與蔣經國一道跋涉到莫斯科的青年學生之一。
同年 1 月，陳果夫的弟弟立夫完成留學美國的課業，取得工程碩士學位，並於賓州某煤礦場有了一年實習經驗，回到廣州。陳立夫接受出任「介石三叔」機要秘書的工作。這位年輕、英俊的留美歸國學生，立刻見識到蔣介石的火爆脾氣；他向蔣報告說，他願意效忠三叔，但是如果蔣再破口大罵人，他立刻辭職走人。蔣介石保證以後不再罵髒話，果然此後 25 年都遵守承諾。陳立夫也果然如同兄長一樣，忠誠追隨蔣氏，日後成為國民黨內的要員。
注 1∶見盛嶽（Yueh Sheng），《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堪薩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1971 年版，第 29 頁。原書注 5。
注 2∶俄國曆史學家、中國問題專家拉林（Alexander Georgievich Larin）1994 年接受俄羅斯 RTR 電視台紀錄片《易膚之人；經國先生特殊身世》專訪所述。原書注 8。
注 3∶餘敏玲，〈俄國檔案中的留蘇學生蔣經國〉，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9 期，1998 年 6 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第 111 頁是餘敏玲在俄國當代史文件保存研究中心編號 530-4-49 中找到一封信。原書注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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