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電 據中評社報道，長期致力於台海和平發展戰略建構、致力於國家和平統一理論開拓建設的台灣問題專家李逸舟，在新出刊的中共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發表專文，題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中的“台獨”問題》。文章從宏觀戰略格局、曆史成因與島內政治因素、國際環境、兩岸互動等各個層麵，對“台獨”作了深入透徹分析，呼籲人們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胡六點”精神，滿懷信心地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全文內容如下:
兩岸關係步入和平發展階段，但“台獨” 的陰影似乎揮之不去。海內外特別是大陸不少人擔憂:和平發展會不會導致和平獨立？協商解決台灣國際活動空間問題，會不會造成 “ 兩個中國” ？未來民進黨如果上台，和平發展的成果會不會變成“台獨”的現成基礎？如同“ 木桶理論” 中那塊著名的“短板” 一樣，“台獨”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影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深度與廣度的重要因素，提示我們必須就此剖根究裏，求真務實，徹底厘清。
一、宏觀戰略格局中不存在“台獨”得逞的現實可能
“統獨”鬥爭，說到底是一個實力的較量。有形的實力對比其實無須贅言，特別是在國際上開始以 “G2 ” 的高度議論中國的情形下。地域、人口、資源、相對地理位置、綜合經濟規模、科技與國防力量、國際上的地位與影響等等，一目了然；奧運的成功舉辦、 “ 神八” 的舉世矚目、航母的內外熱議等等，進一步顯現出未來發展的趨向。
其實，更為強大、更為深沉的力量來自於13億人民的堅強意誌。鄧小平當年有言，統一首先是一個情感問題，是一個民族的感情問題。幾千年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統一理想與維護統一的曆史傳統、近代史上曾經遭遇割地賠款的屈辱記憶，決定了中國人民及其領導者決不允許台灣再次從中國版圖分割出去的誓死信念。這是二十多年來“台獨”勢力始終未能把事態真正推向終局攤牌、始終未能真正跨越“統獨”紅線的最終決定因素。
外部環境也足夠明朗，大局穩固。恰恰是在“台獨”活動最為猖獗的時候，美國對台政策越來越由“ 不支持台獨” 明確為“ 反對台獨” ；“台獨”勢力持續在國際上左衝右突，但不僅未能撼動世界上“一個中國”的基本格局，反而促使絕大多數國家更明確地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中國在國內專注於建設以人為本的現代文明社會，在台海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在國際上致力於構建和諧世界、日益展現出負責任的建設性大國作用，進一步贏得世界各國對我國統一事業的理解與支持。
長期的實踐充分證明，中國大陸自身的穩定、發展與經濟社會的持續進步，是決定兩岸關係基本格局與發展方向、決定未來兩岸統一的基礎與保障。 “ 關鍵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 ，這是鄧小平早已得出的結論。在筆者看來，“台獨”隻有在一種情況下才有其可能，那就是我們自己不爭氣、陷入某種大的持久的危機而自顧不暇；但中國正處於整個曆史循環中全麵複興的上升階段，生命力與凝聚力空前強盛，對台灣的吸引力與涵蓋力日益擴大。
在國際上，我們堅決反對美國的 “ 與台灣關係法” 。實踐同樣已經證明，“ 與台灣關係法” 雖然妨礙了我們按照“ 一國兩製” 的最初構想直接達成統一，但並不能阻擋兩岸人民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中逐步走向統一的堅實步伐。唯物辯證法昭示:內因是事物變化的根據，外因隻是事物變化的條件。隻有從台灣內部逐步消除借助外力與大陸對抗的內在動因，才能最終徹底排除來自外部世界的各色幹擾。假以時日，當台灣民眾逐步接受統一以至主動要求統一的時候，別國其實也就再幹涉不了什麽。
二、台灣“獨”不了，“台獨”分子其實心知肚明
既然要“台獨”，從事“台獨”的人們特別是其中那些在島內現實政治中居有一定地位、具有重要影響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不就其條件與現實可能進行潛心的、深入的、長期的體察與思考。遠不贅述，從台灣解除戒嚴、實行政黨政治、主張“台獨”在島內變得“合法” 開始，島內政治的方方麵麵在宏觀上始終處於兩岸因素的規限與製約之中。
國家如同大圓，圓周厚實而堅固；“台獨”如同大圓之內大小懸殊不成比例的小圓。在一定條件下，小圓會狠勁地折騰、左衝右突，但隻要撞到大圓就會彈回，始終不能逃逸出去。設身處地而論，處於台灣一島之上的“台獨”人士，麵對960萬平方公裏的廣袤土地、13億誓死捍衛統一的人民及其經濟社會的全麵發展壯大，他們對“台獨”不可能性的認知與感受其實比我們生活在大陸的許多人要深切得多，“台獨”勢力或許真的幻想等待時機以求一逞，但隨著中國的穩固發展，這種夢幻應已逐步破滅。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當屬 2005年2月24日的“ 扁宋會” 結束後，陳水扁在記者會上神情激動連聲高喊“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在那次“ 扁宋會” 達成的十點共識中，陳水扁承諾在兩岸關係上回歸 “ 中華民國憲法” 、保證“ 憲改” 不涉及“領土”和台海現狀的改變、加強兩岸交流並逐步推動全麵 “三通”，明確表現出以放棄“台獨”換取大陸與其打交道的意向。
十天後的3月4日，胡錦濤總書記在參加全國政協分組會議討論時，發表了被廣泛讚譽為中共“對台新戰略” 標誌性文件的“四點意見”，其中指出:“對於台灣任何人、任何政黨朝著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方向所作的努力，我們都歡迎” ，“ 隻要確立了一個中國的大前提，我們對任何有利於維護台海和平、發展兩岸關係、促進和平統一的意見和建議都願意作出正麵回應，也願意在雙方共同努力的基礎上尋求接觸、交往的新途徑 ” 。在此大形勢推動下，國民黨毅然拋卻以往怕被扣 “ 紅帽子” 的擔憂，迅即由高層人士來大陸接觸，促成黨主席連戰4月28日 的大陸之行，實現了國共領導人會談，從此打開兩岸關係一個嶄新的時代。
最超出大陸群眾想象的例子，是曾被視為頭號“台獨”分子的李登輝於2006年公開表示:“台獨”是個“ 假議題” ，並說他從未主張過“台獨”。此前，還在 2003年4月5日 ，李登輝為一批獨派人士講課中大談“ 正名製憲” 等“ 急獨” 內容後，有人私下問他對大陸太刺激會不會引來危險。李稱: “ 中國要統一還早，台灣要先站得住，不能被欺負了 ”。李登輝多年來曾無數次地講過 “ 統” ，後來曾無數次地顯示過“ 獨” ，唯這句被絕大多數人所忽略了的話最顯特殊。與此相應的是，著名藍營人士、名作家李敖在鳳凰衛視的節目中也曾明確指稱“台獨”是騙人的“ 偽議題” ，並戲稱國民黨“ 太笨，不會騙” 。李敖近似狂狷的話語，其實透露出相當的真理。
其他眾多民進黨和“獨派”人士的相關思想言行不勝枚舉。2000年民進黨上台後，當時的民進黨主席接受記者訪問時說: “ 民進黨會提供機會讓中共說服台灣人民接受統一” 。當該黨“ 立委” 提出廢除“ 台獨黨綱” 建議後，一位後來擔任黨主席的人士明確表示:“ 民進黨已經執政，可以考慮廢除台獨黨綱” 。
同樣是曾經擔任過民進黨主席的一位人士，在兩岸關係上主張 “ 憲法一中” ，把高雄和廈門稱為“ 一中兩市”；去年他代表民進黨同馬英九競選時，有該黨支持者質疑他的立場，而一位向來被視為“ 台獨基本教義派” 頭麵人物的人士站出來力挺:“ 政策是可以調整的，唯有政權不可妥協” ，並鼓勵他放開手腳去爭取更多人支持。追溯到更早。
1991年台灣當局召開 “國是會議”後，台灣“民主化”的若幹重要問題基本得到解決，民進黨失去了攻擊國民黨的著力點，一度試圖以強化“台獨”訴求來維持對國民黨的進攻力度，並於當年通過了“台獨黨綱”。此舉導致民進黨在年底的選舉中慘遭重挫，“台獨”被稱為“票房毒藥” 。此後，民進黨開始淡化“台獨”色彩；90年代中期，早先曾被視為 “ 海外台獨” 代表人士的許信良兩任民進黨主席，領導該黨展開趨向現實、大膽西進的 “ 路線轉型” 。
這位“ 先知” 後來曾與民進黨分手，進一步前進到認為應該接受 “ 一中原則” 。事實表明，民進黨內固然存在一部分“ 鐵杆台獨” ，但在是否放棄“台獨”問題上的分歧更多地來自於對時機的不同判斷與把握。
三、“台獨”在台灣現實政治中的實質功能是挑動省籍矛盾，奪取和保衛政權
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與考察，“台獨”在台灣現實政治鬥爭中的“ 工具” 性質已為越來越多的人們所認知。“台獨” 運行軌跡與政權爭奪之間那種幾近於函數與變量的正相關直接連動關係是如此的緊密與清晰，以至於使人聯想到經濟學甚至自然科學中那種簡潔而完美的數理模型。
李登輝從 “ 堅持一個中國” 到“ 特殊兩國論” ，一路爬高的運動曲線下始終伴隨著島內政權本土化過程中的激烈碰撞；陳水扁從上台時的 “ 新中間路線” 到高唱“ 一邊一國” ，從“ 扁宋會” 時斬釘截鐵的“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到後來聲嘶力竭的“ 正名製憲” ，表麵上出爾反爾、矛盾善變，實質上都在“ 保衛政權” 的層次上高度同一。
對上述現象，北京研究民進黨的知名專家徐博東教授早在1998年發表於《中國評論》第三期的文章中就已作出透徹的論述: “ 民進黨是個投機性很強的政黨，它的一切政治運作無不以選舉為取向，以奪取政權為目標。對於大多數民進黨頭麵人物而言，台獨與其說是一種理念、一種信仰，毋寧說隻是他們手中的一種工具 ”。
“台獨”是不可能的，但它在台灣政治鬥爭中的功能和作用卻是巨大的，這就是區隔族群，挑動省籍矛盾，進而在選舉和政權爭奪中克敵製勝。從曆史看，從當年國民黨接收台灣時的蠻橫腐敗與1947年的 “ 228事件” ，到把整個政權體係從上而下搬到台灣、大陸籍人全麵占據軍公教和公營事業，省籍對立就成為台灣社會的一種基本矛盾。
此後，國民黨在 “ 動員戡亂” 、“ 反攻大陸” 名義下實行長達38年的戒嚴體製，龐大的民意機構幾十年無限期連任成為 “ 萬年國會” ，這對台灣本省群眾的政治權利無疑是一種曆史性的剝奪。同時，當時所謂 “ 反攻大陸” 在全世界看來都隻是一個天方夜譚，原本生活在台灣的本省民眾與其針鋒相對、反其道而行，“台獨”就成為號召本土、與“ 外來政權” 鬥爭的基本武器。此後漫長時期中，蔣氏父子先後曾在局部範圍內有意識地發掘台籍精英，納入國民黨政權體係。
20世紀80年代中期，菲律賓、韓國等國專製政權在席卷東南亞的 “ 民主化浪潮” 中先後垮台；蔣經國審時度勢、順應潮流，決然開啟台灣“政治民主化” 與“政權本土化” 的曆史進程。李登輝接任後，利用黨內“ 非主流派” 的一些抵製與不滿，極力宣揚 “ 身為台灣人的悲哀” ，塑造本省籍民眾“ 悲情意識” ，一步步削弱黨政體係中的大陸籍勢力，基本實現了政權的本土化。由於對省籍情結的一再操弄和放大，直至2000年民進黨雖然已經上台，但在那些族群意識嚴重的人們眼裏，他們取得的隻是“半壁江山”，“出頭天”的願望並未徹底實現；並以“ 95%的外省人從來不投票給台灣人” 為由，繼續以族群為工具操弄“ 政權保衛戰” 。此後八年，台灣在民主形式下所進行的，依然是你死我活、有你無我、不共戴天的殊死決鬥。
在上述過程中，由於直接挑動族群矛盾畢竟不道德、有違基本的人權人性，而國民黨則無論再怎麽傾靠 “ 本土” 都不可能與自己的天然身份徹底割裂而完全放棄統一，所以“統獨”就成為他們有效區隔族群、激化省籍對立的工具。每逢重要選舉，就刻意升高“台獨”調門，以“ 一邊一國” 、“ 公投” 、“ 製憲” 、“ 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等等激化兩岸關係，轉而激發島內民眾“ 受打壓” 的悲情意識，最終在選舉中獲利。
這期間，陳水扁也曾數度試圖以 “ 新中間路線” 、“ 兩岸統合” 、“ 你國民黨如果能讓大陸承認一個中國就是一中各表，我就接受 ” 、“ 在九二會談及其所獲各項協議基礎上” 、“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等等緩和兩岸關係，試圖以打開兩岸僵局在島內挖得部分中間選民支持，進而鞏固政權；而每次目的未能達成之後，他就回頭更緊密地擁抱 “ 台獨基本教義派” ，鞏固“ 基本盤” 。這從另一個側麵進一步印證了“台獨”的工具特質。
四、兩岸緊張成為“台獨”勢力在島內操弄族群對立的基本前提
20世紀90年代初期，台灣經過一係列“憲政改革 ” ，民主化的各項主要目標基本實現；經過各種選舉和李登輝大量提拔本省籍人士出任黨政要職，國民黨政權本土化程度大大深化，本省籍民眾中長期積聚的 “ 出頭天” 思想大大紓解。民進黨鑒於“ 民主牌” 逐漸失去效用，曾一度試圖以升高“台獨” 訴求強化與國民黨鬥爭的力度，但在1991年底的選舉中遭遇重挫。此後，民進黨逐步展開淡化“台獨”的“ 路線轉型” 。
就大趨勢而言，如果除開兩岸因素、單純從島內政治鬥爭因素看，雖然國、民兩黨在“統獨”問題上尚標舉不同的口號，但國民黨主張的是未來 “ 遠程” 的終極統一，民進黨則認識到“台獨”起碼在現階段並不存在實現的可能，這其實說明雙方在相當一個時期內的真實訴求是相互重疊的，就是 “ 不統不獨” 。所以，不論是“統獨”鬥爭還是族群矛盾，本來已經不再具有那麽高的對抗性與激烈程度。90年代中期民進黨先後兩位黨主席中，施明德率先與外省籍色彩最鮮明的新黨 “ 喝大和解咖啡” ，許信良“ 夜奔敵營” 並倡導建立“ 大聯合政府” ，在兩岸關係上提議“ 大膽西進” ，都是上述趨勢的直接體現。
但是，在島內上述趨勢發展的同時，海峽兩岸尤其是本來都主張兩岸統一的國、共兩黨之間，在“一個中國”問題上的分歧與鬥爭卻不斷升級。1993年雙方在 “ 九二共識” 基礎上舉行了汪辜會談，為打開兩岸政治僵局展露一線曙光；但在同年年底雙方都出席的APEC會議上，大陸為消除 “ 兩個中國” 印象而改變已經慣稱的“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提法，重提“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 ，引出台灣當局與會成員專門召開記者會公開宣示 “ 階段性兩個中國” 。
1995年在大陸強烈交涉後，美國仍允許李登輝以私人名義訪美，大陸展開 “ 文攻武衛” 予以大規模反製，結果是李登輝高票當選。1997年香港回歸後，台灣當局為擺脫國際社會逐漸形成 “ 一國兩製” 適用於台灣的印象，於1999年拋出 “ 特殊國與國關係” ，導致兩岸兩會商談全麵中止。此後，台灣方麵不斷重申 “ 九二共識” 就是“ 一中各表” ，並多次要求恢複商談；大陸則以“ 一中各表是對九二共識的嚴重歪曲” 予以拒絕（這也是陳水扁上台後聲稱所謂“ 九二沒有共識” 的原因之一）。此期間，台灣民眾對“ 民進黨上台會帶來戰爭危險” 的疑懼心理大大減弱，終至2000年民進黨一舉奪得政權。
上述過程中，李登輝與後來上台的民進黨其實都掌握到一條規律，就是兩岸緊張有利於他們在島內調動與補強族群對立，有利於前者削弱黨內的 “ 非主流派” ，有利於後者打擊主張統一的國民黨。其中的關鍵在於，在兩岸持續的對抗中，大陸關於一個中國的定義與要求，在部分原本讚同一個中國的台灣民眾心目中變成 “ 不近情理” 、“ 無視現實” ；大陸打擊台灣當局在國際上的活動，變成是對台灣的 “ 打壓” 、“ 欺辱” 、“ 沒有同胞情誼” ；從而形成誰與大陸對抗誰就是英雄、票就投給誰的惡性循環。
“台獨”勢力則食髓知味，有緊張就利用緊張，沒有緊張就千方百計製造緊張，不斷拋出議題挑逗大陸 “ 跳” 起來說“ 狠” 話，塑造悲情哀兵之態。在這過程中，由於國民黨堅持的“一個中國”立場並不能有效穩定兩岸關係，因而在島內“統獨”爭議中逐漸處於不利境地，進而陷入政治上的全麵被動；而大陸則不得不持續耗費巨大的政治經濟資源去反對和遏止“台獨”，長期被動，疲於應付。直至2005年胡錦濤總書記發表 “ 四點意見” ，這種惡性循環才得以打破。其間的經驗教訓，值得對台研究隊伍深切自省。
五、“胡四點”開啟兩岸關係發展新階段
2005年3月4日 ，胡錦濤總書記發表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的“ 四點意見” 。隨後，國民黨提出由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的要求。4月，大陸在國民黨並未改變 “ 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 立場的情況下，正式邀請連戰來訪。兩黨領導人在 “ 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 中，除共同宣示堅持“ 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建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架構、促進兩岸“ 三通” 、促進終止兩岸敵對狀態等共識外，專門明列“ 恢複兩岸協商後，討論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空間的問題，包括優先討論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的問題 ” 。
這表明，國共兩黨經過二十多年的互動摸索後，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上終於達成一致，實現了 “ 對接” ，標誌著中共關於“ 兩岸同屬一中” 的政策思想在實踐中走向成熟。筆者當時由此斷言:“台獨”已是強弩之末，兩岸關係從此將逐步進入一個良性互動的新階段。
許多對兩岸關係了解不多的人士會直觀地認為，去年以來兩岸關係取得的一係列快速而引人注目的變化，起因於民進黨在去年選舉中失敗下台。其實，真正的變化從 “ 胡四點” 已經開始，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在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基礎上，認真總結兩岸關係發展曆史經驗與基本規律，本著擱置爭議、求同存異的態度，正確處理了兩岸在“一個中國”問題上長期存在的分歧，為台灣民眾展現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樂觀前景，從而也就抽去了“台獨”勢力長期賴以通過製造兩岸緊張獲取政治利益的客觀基礎，扭轉了島內政治運行的格局。近年台灣局勢與兩岸關係出現的種種轉折性進展，都屬於胡錦濤 “ 對台新戰略” 的初步效應。
繼“ 四點意見” 以後，胡總書記還陸續就台灣問題與兩岸關係多次發表談話，構成了中共 “ 對台新戰略” 的係統內容，並於 2008年12月31日 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三十周年的講話中總括其成。關於 “ 對台新戰略” 的意義與內涵，筆者在發表於今年《中國評論》五月號的《胡六點四大思想理論創新及其實踐意義》一文中已經作過全麵闡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來一讀，這裏不再詳述。
六、落實“胡六點”精神，全麵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 胡六點” 從政治、經濟、文化、涉外事務、軍事互信等各個方麵具體描繪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整體架構與目標，確立起兩岸經由長期的經濟文化融合逐步實現最終統一的正確道路。
那麽，和平發展會不會導致與我們預期目標相反的結果呢？這裏，對任何可能妨害統一目標的潛在因素與禍根，當然都要高度警惕，以策萬全。但深究細察，就會知道這種可能更多地是存在於人們形式邏輯的推衍之中，而在兩岸關係現實的辯證邏輯層麵，則並不蘊含這樣的結果。
首先，“ 胡六點” 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架構設計，基礎建立在一個中國之上，以統一為指向。對於未來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種種負麵狀況，“ 胡六點” 本身內含有相應的防禦機製與應對機製。比如“ 恪守一個中國” ，“ 繼續反對‘台獨’分裂活動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必要條件，是兩岸同胞的共同責任 ” ；比如對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明確是以 “ 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 為前提，並著重申明“ 不受任何外國幹涉” ；比如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製、達成兩岸和平協議，則一定要建立在 “ 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 。而最後保證這些基礎、前提確實不被動搖的基礎和前提，則存在於我們可以預見的國家軟硬兩方麵實力的持續進步與發展，及我們捍衛國家主權領土不受分割的民族意誌之中。
那麽，在台灣這樣一個選舉社會，政黨輪替、民進黨重新掌權的可能是客觀存在的，那時會怎樣？其實，民進黨如果能夠再次以“台獨”為武器重新上台、而且上台後能夠繼續推行“台獨”路線，那隻有一種可能，這就是海峽兩岸間主張統一的人們之間比如國共兩黨之間在“一個中國”問題上又重新回到以前那種激烈糾纏、嚴重對抗的局麵。
除此之外，民進黨唯一的選擇隻能是逐步調整政策，回歸現實道路。如前所述，“台獨”在過去一個時期裏之所以能夠成為嚴重幹擾兩岸關係的突出因素，不是由於其能量和影響有多大，而是由於人們混淆了兩岸間不同性質的矛盾，把對岸那些主張統一、但在一個中國問題上與我們抱持一定不同看法的人統統歸諸於“台獨”和“ 兩個中國” ，這一方麵使島內主張統一的力量逐步失去“ 話語主導權” ，一方麵導致一些本來認同未來統一的民眾出於對大陸不滿而轉向支持高喊“台獨”的人士。
現在，“ 胡六點” 已經明確指明兩岸尚未統一的原因是由於“ 上個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 ” ，從根本上厘清了兩岸間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並正麵麵對不同的統一主張與立場之間的差異。這從總體上抽去了“台獨”勢力製造兩岸對抗從中漁利的現實基礎，決定了民進黨不可能再依靠“台獨”去獲得政權，獲得政權後也不可能再如以前那樣實行“台獨”路線。此外，“台獨” 必定退潮的內在依據，還存在於“台獨” 的起源之中。
1945年台灣“ 光複” 時，台灣民眾對祖國充滿期待， “ 全島鼓樂，數月不絕” 。後來一些人選擇“台獨”，主要是對國民黨接收時的種種作為、“ 228事件” 、長期專製統治的反抗，並不是台灣人天然地、絕對地非獨不可。隨著台灣政治轉型期的結束，受兩岸基本格局規限，加之我政策方針越來越合情合理、越來越照顧到台灣民眾的情感與利益，“台獨”退潮勢所必然。當然，作為一種社會政治過程，“台獨”不可能戛然而止，餘波蕩漾是肯定的，回光返照也是可能的；其中主要的觀察點，仍然是島內圍繞政權進行的鬥爭。
近來不少論者都提到一個矛盾現象:一方麵是去年以來兩岸關係陸續取得重要進展，一方麵是台灣民眾中的 “ 主體意識” 還在繼續增長。其中透露出的，同樣是對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的隱憂。這當然不是空穴來風，有台灣當局 “ 陸委會” 公布的各項民調數字為據。但這一現象仍然可以置於事物的運動過程進一步加以辨析。
大家知道，台灣意識並不等於“台獨”意識。在過去二十多年，它在台灣社會特別是某些政治人物和媒體中被逐步衍化引伸出 “ 台灣主體意識” 。“台獨”勢力使用這一概念時，無疑注入了所謂“ 主權獨立” 、“ 一邊一國” 的內容。那麽，除了“台獨”作祟之外，“ 台灣主體意識” 為什麽在一般台灣民眾中也逐步發展出與大陸相區隔、相抗衡的意涵呢？首先，所謂 “ 主體” ，是相對於客體而言，而客體的特征是從屬性與受支配性。
在以前兩岸關於一個中國的爭執中，大陸長期堅持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 、兩岸是中央對地方關係、台灣在國際上沒有資格如何如何等絕對排它性主張，被台灣民眾認為是 “ 完全無視現實” ；相對應地，他們始終堅持兩岸是“平等” 關係。表現在政治概念上，就是“ 兩個對等政治實體” ；進一步表現在理論和理念層次上，就逐步發展為 “ 兩個主體” ，因而有所謂“ 台灣主體意識” 之論。其次，當前島內民意調查中表現出的“ 台灣主體意識” 不降反升的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屬於一種事物變化前的過渡性社會心理反應。
其中一是擔心兩岸關係走得太快；二是觀望大陸 “ 兩岸同屬一中” 的理念及其一係列新政策、新舉措是否能夠切實貫徹，還是僅僅屬於一種權宜之計。可見，所謂 “ 台灣主體意識” 並不象人們想象的那麽可怕。如果說以往二十多年部分台灣民眾從心理上走過了一個與大陸漸行漸遠的過程，那麽在胡錦濤 “ 對台新戰略” 確立並不斷強固以後，兩岸人民在思想上、感情上相向而行的一個新的戰略進程已然開啟，本來深藏於台灣人民血液深處的 “ 中國意識” 將不斷被激活，並逐步發展成長。
深切明了以上道理，我們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前景就會充滿信心，多一份篤定，多一份從容。不能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我們與外國間的和平發展相提並論，兩岸同為中國人的血脈情感、同文同語、同習同俗的文化基因將發揮它深遠的影響。隨著兩岸經濟合作大規模推進、 “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局麵進一步形成，兩岸將由經濟的融合逐步達成經濟的一體化，形成經濟的統一。
隨著 “ 三通” 後兩岸間“ 一日生活圈” 功能逐步發生作用，兩岸人員往來及台灣民眾在大陸求學、就業、定居、通婚等各種活動成為常態，民間社會聯係日益綿密，人民情感持續交融，事實上將逐步實現兩岸社會的融合。隨著兩岸交流融合的進一步發展與大陸經濟社會全麵進步，將逐漸為解決兩岸政治分歧提供條件，為最終走向兩岸政治的統一奠定基礎。
全文內容如下:
兩岸關係步入和平發展階段，但“台獨” 的陰影似乎揮之不去。海內外特別是大陸不少人擔憂:和平發展會不會導致和平獨立？協商解決台灣國際活動空間問題，會不會造成 “ 兩個中國” ？未來民進黨如果上台，和平發展的成果會不會變成“台獨”的現成基礎？如同“ 木桶理論” 中那塊著名的“短板” 一樣，“台獨”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影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深度與廣度的重要因素，提示我們必須就此剖根究裏，求真務實，徹底厘清。
一、宏觀戰略格局中不存在“台獨”得逞的現實可能
“統獨”鬥爭，說到底是一個實力的較量。有形的實力對比其實無須贅言，特別是在國際上開始以 “G2 ” 的高度議論中國的情形下。地域、人口、資源、相對地理位置、綜合經濟規模、科技與國防力量、國際上的地位與影響等等，一目了然；奧運的成功舉辦、 “ 神八” 的舉世矚目、航母的內外熱議等等，進一步顯現出未來發展的趨向。
其實，更為強大、更為深沉的力量來自於13億人民的堅強意誌。鄧小平當年有言，統一首先是一個情感問題，是一個民族的感情問題。幾千年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統一理想與維護統一的曆史傳統、近代史上曾經遭遇割地賠款的屈辱記憶，決定了中國人民及其領導者決不允許台灣再次從中國版圖分割出去的誓死信念。這是二十多年來“台獨”勢力始終未能把事態真正推向終局攤牌、始終未能真正跨越“統獨”紅線的最終決定因素。
外部環境也足夠明朗，大局穩固。恰恰是在“台獨”活動最為猖獗的時候，美國對台政策越來越由“ 不支持台獨” 明確為“ 反對台獨” ；“台獨”勢力持續在國際上左衝右突，但不僅未能撼動世界上“一個中國”的基本格局，反而促使絕大多數國家更明確地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中國在國內專注於建設以人為本的現代文明社會，在台海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在國際上致力於構建和諧世界、日益展現出負責任的建設性大國作用，進一步贏得世界各國對我國統一事業的理解與支持。
長期的實踐充分證明，中國大陸自身的穩定、發展與經濟社會的持續進步，是決定兩岸關係基本格局與發展方向、決定未來兩岸統一的基礎與保障。 “ 關鍵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 ，這是鄧小平早已得出的結論。在筆者看來，“台獨”隻有在一種情況下才有其可能，那就是我們自己不爭氣、陷入某種大的持久的危機而自顧不暇；但中國正處於整個曆史循環中全麵複興的上升階段，生命力與凝聚力空前強盛，對台灣的吸引力與涵蓋力日益擴大。
在國際上，我們堅決反對美國的 “ 與台灣關係法” 。實踐同樣已經證明，“ 與台灣關係法” 雖然妨礙了我們按照“ 一國兩製” 的最初構想直接達成統一，但並不能阻擋兩岸人民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中逐步走向統一的堅實步伐。唯物辯證法昭示:內因是事物變化的根據，外因隻是事物變化的條件。隻有從台灣內部逐步消除借助外力與大陸對抗的內在動因，才能最終徹底排除來自外部世界的各色幹擾。假以時日，當台灣民眾逐步接受統一以至主動要求統一的時候，別國其實也就再幹涉不了什麽。
二、台灣“獨”不了，“台獨”分子其實心知肚明
既然要“台獨”，從事“台獨”的人們特別是其中那些在島內現實政治中居有一定地位、具有重要影響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不就其條件與現實可能進行潛心的、深入的、長期的體察與思考。遠不贅述，從台灣解除戒嚴、實行政黨政治、主張“台獨”在島內變得“合法” 開始，島內政治的方方麵麵在宏觀上始終處於兩岸因素的規限與製約之中。
國家如同大圓，圓周厚實而堅固；“台獨”如同大圓之內大小懸殊不成比例的小圓。在一定條件下，小圓會狠勁地折騰、左衝右突，但隻要撞到大圓就會彈回，始終不能逃逸出去。設身處地而論，處於台灣一島之上的“台獨”人士，麵對960萬平方公裏的廣袤土地、13億誓死捍衛統一的人民及其經濟社會的全麵發展壯大，他們對“台獨”不可能性的認知與感受其實比我們生活在大陸的許多人要深切得多，“台獨”勢力或許真的幻想等待時機以求一逞，但隨著中國的穩固發展，這種夢幻應已逐步破滅。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當屬 2005年2月24日的“ 扁宋會” 結束後，陳水扁在記者會上神情激動連聲高喊“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在那次“ 扁宋會” 達成的十點共識中，陳水扁承諾在兩岸關係上回歸 “ 中華民國憲法” 、保證“ 憲改” 不涉及“領土”和台海現狀的改變、加強兩岸交流並逐步推動全麵 “三通”，明確表現出以放棄“台獨”換取大陸與其打交道的意向。
十天後的3月4日，胡錦濤總書記在參加全國政協分組會議討論時，發表了被廣泛讚譽為中共“對台新戰略” 標誌性文件的“四點意見”，其中指出:“對於台灣任何人、任何政黨朝著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方向所作的努力，我們都歡迎” ，“ 隻要確立了一個中國的大前提，我們對任何有利於維護台海和平、發展兩岸關係、促進和平統一的意見和建議都願意作出正麵回應，也願意在雙方共同努力的基礎上尋求接觸、交往的新途徑 ” 。在此大形勢推動下，國民黨毅然拋卻以往怕被扣 “ 紅帽子” 的擔憂，迅即由高層人士來大陸接觸，促成黨主席連戰4月28日 的大陸之行，實現了國共領導人會談，從此打開兩岸關係一個嶄新的時代。
最超出大陸群眾想象的例子，是曾被視為頭號“台獨”分子的李登輝於2006年公開表示:“台獨”是個“ 假議題” ，並說他從未主張過“台獨”。此前，還在 2003年4月5日 ，李登輝為一批獨派人士講課中大談“ 正名製憲” 等“ 急獨” 內容後，有人私下問他對大陸太刺激會不會引來危險。李稱: “ 中國要統一還早，台灣要先站得住，不能被欺負了 ”。李登輝多年來曾無數次地講過 “ 統” ，後來曾無數次地顯示過“ 獨” ，唯這句被絕大多數人所忽略了的話最顯特殊。與此相應的是，著名藍營人士、名作家李敖在鳳凰衛視的節目中也曾明確指稱“台獨”是騙人的“ 偽議題” ，並戲稱國民黨“ 太笨，不會騙” 。李敖近似狂狷的話語，其實透露出相當的真理。
其他眾多民進黨和“獨派”人士的相關思想言行不勝枚舉。2000年民進黨上台後，當時的民進黨主席接受記者訪問時說: “ 民進黨會提供機會讓中共說服台灣人民接受統一” 。當該黨“ 立委” 提出廢除“ 台獨黨綱” 建議後，一位後來擔任黨主席的人士明確表示:“ 民進黨已經執政，可以考慮廢除台獨黨綱” 。
同樣是曾經擔任過民進黨主席的一位人士，在兩岸關係上主張 “ 憲法一中” ，把高雄和廈門稱為“ 一中兩市”；去年他代表民進黨同馬英九競選時，有該黨支持者質疑他的立場，而一位向來被視為“ 台獨基本教義派” 頭麵人物的人士站出來力挺:“ 政策是可以調整的，唯有政權不可妥協” ，並鼓勵他放開手腳去爭取更多人支持。追溯到更早。
1991年台灣當局召開 “國是會議”後，台灣“民主化”的若幹重要問題基本得到解決，民進黨失去了攻擊國民黨的著力點，一度試圖以強化“台獨”訴求來維持對國民黨的進攻力度，並於當年通過了“台獨黨綱”。此舉導致民進黨在年底的選舉中慘遭重挫，“台獨”被稱為“票房毒藥” 。此後，民進黨開始淡化“台獨”色彩；90年代中期，早先曾被視為 “ 海外台獨” 代表人士的許信良兩任民進黨主席，領導該黨展開趨向現實、大膽西進的 “ 路線轉型” 。
這位“ 先知” 後來曾與民進黨分手，進一步前進到認為應該接受 “ 一中原則” 。事實表明，民進黨內固然存在一部分“ 鐵杆台獨” ，但在是否放棄“台獨”問題上的分歧更多地來自於對時機的不同判斷與把握。
三、“台獨”在台灣現實政治中的實質功能是挑動省籍矛盾，奪取和保衛政權
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與考察，“台獨”在台灣現實政治鬥爭中的“ 工具” 性質已為越來越多的人們所認知。“台獨” 運行軌跡與政權爭奪之間那種幾近於函數與變量的正相關直接連動關係是如此的緊密與清晰，以至於使人聯想到經濟學甚至自然科學中那種簡潔而完美的數理模型。
李登輝從 “ 堅持一個中國” 到“ 特殊兩國論” ，一路爬高的運動曲線下始終伴隨著島內政權本土化過程中的激烈碰撞；陳水扁從上台時的 “ 新中間路線” 到高唱“ 一邊一國” ，從“ 扁宋會” 時斬釘截鐵的“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到後來聲嘶力竭的“ 正名製憲” ，表麵上出爾反爾、矛盾善變，實質上都在“ 保衛政權” 的層次上高度同一。
對上述現象，北京研究民進黨的知名專家徐博東教授早在1998年發表於《中國評論》第三期的文章中就已作出透徹的論述: “ 民進黨是個投機性很強的政黨，它的一切政治運作無不以選舉為取向，以奪取政權為目標。對於大多數民進黨頭麵人物而言，台獨與其說是一種理念、一種信仰，毋寧說隻是他們手中的一種工具 ”。
“台獨”是不可能的，但它在台灣政治鬥爭中的功能和作用卻是巨大的，這就是區隔族群，挑動省籍矛盾，進而在選舉和政權爭奪中克敵製勝。從曆史看，從當年國民黨接收台灣時的蠻橫腐敗與1947年的 “ 228事件” ，到把整個政權體係從上而下搬到台灣、大陸籍人全麵占據軍公教和公營事業，省籍對立就成為台灣社會的一種基本矛盾。
此後，國民黨在 “ 動員戡亂” 、“ 反攻大陸” 名義下實行長達38年的戒嚴體製，龐大的民意機構幾十年無限期連任成為 “ 萬年國會” ，這對台灣本省群眾的政治權利無疑是一種曆史性的剝奪。同時，當時所謂 “ 反攻大陸” 在全世界看來都隻是一個天方夜譚，原本生活在台灣的本省民眾與其針鋒相對、反其道而行，“台獨”就成為號召本土、與“ 外來政權” 鬥爭的基本武器。此後漫長時期中，蔣氏父子先後曾在局部範圍內有意識地發掘台籍精英，納入國民黨政權體係。
20世紀80年代中期，菲律賓、韓國等國專製政權在席卷東南亞的 “ 民主化浪潮” 中先後垮台；蔣經國審時度勢、順應潮流，決然開啟台灣“政治民主化” 與“政權本土化” 的曆史進程。李登輝接任後，利用黨內“ 非主流派” 的一些抵製與不滿，極力宣揚 “ 身為台灣人的悲哀” ，塑造本省籍民眾“ 悲情意識” ，一步步削弱黨政體係中的大陸籍勢力，基本實現了政權的本土化。由於對省籍情結的一再操弄和放大，直至2000年民進黨雖然已經上台，但在那些族群意識嚴重的人們眼裏，他們取得的隻是“半壁江山”，“出頭天”的願望並未徹底實現；並以“ 95%的外省人從來不投票給台灣人” 為由，繼續以族群為工具操弄“ 政權保衛戰” 。此後八年，台灣在民主形式下所進行的，依然是你死我活、有你無我、不共戴天的殊死決鬥。
在上述過程中，由於直接挑動族群矛盾畢竟不道德、有違基本的人權人性，而國民黨則無論再怎麽傾靠 “ 本土” 都不可能與自己的天然身份徹底割裂而完全放棄統一，所以“統獨”就成為他們有效區隔族群、激化省籍對立的工具。每逢重要選舉，就刻意升高“台獨”調門，以“ 一邊一國” 、“ 公投” 、“ 製憲” 、“ 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等等激化兩岸關係，轉而激發島內民眾“ 受打壓” 的悲情意識，最終在選舉中獲利。
這期間，陳水扁也曾數度試圖以 “ 新中間路線” 、“ 兩岸統合” 、“ 你國民黨如果能讓大陸承認一個中國就是一中各表，我就接受 ” 、“ 在九二會談及其所獲各項協議基礎上” 、“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等等緩和兩岸關係，試圖以打開兩岸僵局在島內挖得部分中間選民支持，進而鞏固政權；而每次目的未能達成之後，他就回頭更緊密地擁抱 “ 台獨基本教義派” ，鞏固“ 基本盤” 。這從另一個側麵進一步印證了“台獨”的工具特質。
四、兩岸緊張成為“台獨”勢力在島內操弄族群對立的基本前提
20世紀90年代初期，台灣經過一係列“憲政改革 ” ，民主化的各項主要目標基本實現；經過各種選舉和李登輝大量提拔本省籍人士出任黨政要職，國民黨政權本土化程度大大深化，本省籍民眾中長期積聚的 “ 出頭天” 思想大大紓解。民進黨鑒於“ 民主牌” 逐漸失去效用，曾一度試圖以升高“台獨” 訴求強化與國民黨鬥爭的力度，但在1991年底的選舉中遭遇重挫。此後，民進黨逐步展開淡化“台獨”的“ 路線轉型” 。
就大趨勢而言，如果除開兩岸因素、單純從島內政治鬥爭因素看，雖然國、民兩黨在“統獨”問題上尚標舉不同的口號，但國民黨主張的是未來 “ 遠程” 的終極統一，民進黨則認識到“台獨”起碼在現階段並不存在實現的可能，這其實說明雙方在相當一個時期內的真實訴求是相互重疊的，就是 “ 不統不獨” 。所以，不論是“統獨”鬥爭還是族群矛盾，本來已經不再具有那麽高的對抗性與激烈程度。90年代中期民進黨先後兩位黨主席中，施明德率先與外省籍色彩最鮮明的新黨 “ 喝大和解咖啡” ，許信良“ 夜奔敵營” 並倡導建立“ 大聯合政府” ，在兩岸關係上提議“ 大膽西進” ，都是上述趨勢的直接體現。
但是，在島內上述趨勢發展的同時，海峽兩岸尤其是本來都主張兩岸統一的國、共兩黨之間，在“一個中國”問題上的分歧與鬥爭卻不斷升級。1993年雙方在 “ 九二共識” 基礎上舉行了汪辜會談，為打開兩岸政治僵局展露一線曙光；但在同年年底雙方都出席的APEC會議上，大陸為消除 “ 兩個中國” 印象而改變已經慣稱的“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提法，重提“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 ，引出台灣當局與會成員專門召開記者會公開宣示 “ 階段性兩個中國” 。
1995年在大陸強烈交涉後，美國仍允許李登輝以私人名義訪美，大陸展開 “ 文攻武衛” 予以大規模反製，結果是李登輝高票當選。1997年香港回歸後，台灣當局為擺脫國際社會逐漸形成 “ 一國兩製” 適用於台灣的印象，於1999年拋出 “ 特殊國與國關係” ，導致兩岸兩會商談全麵中止。此後，台灣方麵不斷重申 “ 九二共識” 就是“ 一中各表” ，並多次要求恢複商談；大陸則以“ 一中各表是對九二共識的嚴重歪曲” 予以拒絕（這也是陳水扁上台後聲稱所謂“ 九二沒有共識” 的原因之一）。此期間，台灣民眾對“ 民進黨上台會帶來戰爭危險” 的疑懼心理大大減弱，終至2000年民進黨一舉奪得政權。
上述過程中，李登輝與後來上台的民進黨其實都掌握到一條規律，就是兩岸緊張有利於他們在島內調動與補強族群對立，有利於前者削弱黨內的 “ 非主流派” ，有利於後者打擊主張統一的國民黨。其中的關鍵在於，在兩岸持續的對抗中，大陸關於一個中國的定義與要求，在部分原本讚同一個中國的台灣民眾心目中變成 “ 不近情理” 、“ 無視現實” ；大陸打擊台灣當局在國際上的活動，變成是對台灣的 “ 打壓” 、“ 欺辱” 、“ 沒有同胞情誼” ；從而形成誰與大陸對抗誰就是英雄、票就投給誰的惡性循環。
“台獨”勢力則食髓知味，有緊張就利用緊張，沒有緊張就千方百計製造緊張，不斷拋出議題挑逗大陸 “ 跳” 起來說“ 狠” 話，塑造悲情哀兵之態。在這過程中，由於國民黨堅持的“一個中國”立場並不能有效穩定兩岸關係，因而在島內“統獨”爭議中逐漸處於不利境地，進而陷入政治上的全麵被動；而大陸則不得不持續耗費巨大的政治經濟資源去反對和遏止“台獨”，長期被動，疲於應付。直至2005年胡錦濤總書記發表 “ 四點意見” ，這種惡性循環才得以打破。其間的經驗教訓，值得對台研究隊伍深切自省。
五、“胡四點”開啟兩岸關係發展新階段
2005年3月4日 ，胡錦濤總書記發表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的“ 四點意見” 。隨後，國民黨提出由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的要求。4月，大陸在國民黨並未改變 “ 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 立場的情況下，正式邀請連戰來訪。兩黨領導人在 “ 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 中，除共同宣示堅持“ 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建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架構、促進兩岸“ 三通” 、促進終止兩岸敵對狀態等共識外，專門明列“ 恢複兩岸協商後，討論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空間的問題，包括優先討論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的問題 ” 。
這表明，國共兩黨經過二十多年的互動摸索後，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上終於達成一致，實現了 “ 對接” ，標誌著中共關於“ 兩岸同屬一中” 的政策思想在實踐中走向成熟。筆者當時由此斷言:“台獨”已是強弩之末，兩岸關係從此將逐步進入一個良性互動的新階段。
許多對兩岸關係了解不多的人士會直觀地認為，去年以來兩岸關係取得的一係列快速而引人注目的變化，起因於民進黨在去年選舉中失敗下台。其實，真正的變化從 “ 胡四點” 已經開始，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在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基礎上，認真總結兩岸關係發展曆史經驗與基本規律，本著擱置爭議、求同存異的態度，正確處理了兩岸在“一個中國”問題上長期存在的分歧，為台灣民眾展現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樂觀前景，從而也就抽去了“台獨”勢力長期賴以通過製造兩岸緊張獲取政治利益的客觀基礎，扭轉了島內政治運行的格局。近年台灣局勢與兩岸關係出現的種種轉折性進展，都屬於胡錦濤 “ 對台新戰略” 的初步效應。
繼“ 四點意見” 以後，胡總書記還陸續就台灣問題與兩岸關係多次發表談話，構成了中共 “ 對台新戰略” 的係統內容，並於 2008年12月31日 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三十周年的講話中總括其成。關於 “ 對台新戰略” 的意義與內涵，筆者在發表於今年《中國評論》五月號的《胡六點四大思想理論創新及其實踐意義》一文中已經作過全麵闡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來一讀，這裏不再詳述。
六、落實“胡六點”精神，全麵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 胡六點” 從政治、經濟、文化、涉外事務、軍事互信等各個方麵具體描繪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整體架構與目標，確立起兩岸經由長期的經濟文化融合逐步實現最終統一的正確道路。
那麽，和平發展會不會導致與我們預期目標相反的結果呢？這裏，對任何可能妨害統一目標的潛在因素與禍根，當然都要高度警惕，以策萬全。但深究細察，就會知道這種可能更多地是存在於人們形式邏輯的推衍之中，而在兩岸關係現實的辯證邏輯層麵，則並不蘊含這樣的結果。
首先，“ 胡六點” 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架構設計，基礎建立在一個中國之上，以統一為指向。對於未來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種種負麵狀況，“ 胡六點” 本身內含有相應的防禦機製與應對機製。比如“ 恪守一個中國” ，“ 繼續反對‘台獨’分裂活動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必要條件，是兩岸同胞的共同責任 ” ；比如對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明確是以 “ 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 為前提，並著重申明“ 不受任何外國幹涉” ；比如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製、達成兩岸和平協議，則一定要建立在 “ 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 。而最後保證這些基礎、前提確實不被動搖的基礎和前提，則存在於我們可以預見的國家軟硬兩方麵實力的持續進步與發展，及我們捍衛國家主權領土不受分割的民族意誌之中。
那麽，在台灣這樣一個選舉社會，政黨輪替、民進黨重新掌權的可能是客觀存在的，那時會怎樣？其實，民進黨如果能夠再次以“台獨”為武器重新上台、而且上台後能夠繼續推行“台獨”路線，那隻有一種可能，這就是海峽兩岸間主張統一的人們之間比如國共兩黨之間在“一個中國”問題上又重新回到以前那種激烈糾纏、嚴重對抗的局麵。
除此之外，民進黨唯一的選擇隻能是逐步調整政策，回歸現實道路。如前所述，“台獨”在過去一個時期裏之所以能夠成為嚴重幹擾兩岸關係的突出因素，不是由於其能量和影響有多大，而是由於人們混淆了兩岸間不同性質的矛盾，把對岸那些主張統一、但在一個中國問題上與我們抱持一定不同看法的人統統歸諸於“台獨”和“ 兩個中國” ，這一方麵使島內主張統一的力量逐步失去“ 話語主導權” ，一方麵導致一些本來認同未來統一的民眾出於對大陸不滿而轉向支持高喊“台獨”的人士。
現在，“ 胡六點” 已經明確指明兩岸尚未統一的原因是由於“ 上個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 ” ，從根本上厘清了兩岸間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並正麵麵對不同的統一主張與立場之間的差異。這從總體上抽去了“台獨”勢力製造兩岸對抗從中漁利的現實基礎，決定了民進黨不可能再依靠“台獨”去獲得政權，獲得政權後也不可能再如以前那樣實行“台獨”路線。此外，“台獨” 必定退潮的內在依據，還存在於“台獨” 的起源之中。
1945年台灣“ 光複” 時，台灣民眾對祖國充滿期待， “ 全島鼓樂，數月不絕” 。後來一些人選擇“台獨”，主要是對國民黨接收時的種種作為、“ 228事件” 、長期專製統治的反抗，並不是台灣人天然地、絕對地非獨不可。隨著台灣政治轉型期的結束，受兩岸基本格局規限，加之我政策方針越來越合情合理、越來越照顧到台灣民眾的情感與利益，“台獨”退潮勢所必然。當然，作為一種社會政治過程，“台獨”不可能戛然而止，餘波蕩漾是肯定的，回光返照也是可能的；其中主要的觀察點，仍然是島內圍繞政權進行的鬥爭。
近來不少論者都提到一個矛盾現象:一方麵是去年以來兩岸關係陸續取得重要進展，一方麵是台灣民眾中的 “ 主體意識” 還在繼續增長。其中透露出的，同樣是對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的隱憂。這當然不是空穴來風，有台灣當局 “ 陸委會” 公布的各項民調數字為據。但這一現象仍然可以置於事物的運動過程進一步加以辨析。
大家知道，台灣意識並不等於“台獨”意識。在過去二十多年，它在台灣社會特別是某些政治人物和媒體中被逐步衍化引伸出 “ 台灣主體意識” 。“台獨”勢力使用這一概念時，無疑注入了所謂“ 主權獨立” 、“ 一邊一國” 的內容。那麽，除了“台獨”作祟之外，“ 台灣主體意識” 為什麽在一般台灣民眾中也逐步發展出與大陸相區隔、相抗衡的意涵呢？首先，所謂 “ 主體” ，是相對於客體而言，而客體的特征是從屬性與受支配性。
在以前兩岸關於一個中國的爭執中，大陸長期堅持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 、兩岸是中央對地方關係、台灣在國際上沒有資格如何如何等絕對排它性主張，被台灣民眾認為是 “ 完全無視現實” ；相對應地，他們始終堅持兩岸是“平等” 關係。表現在政治概念上，就是“ 兩個對等政治實體” ；進一步表現在理論和理念層次上，就逐步發展為 “ 兩個主體” ，因而有所謂“ 台灣主體意識” 之論。其次，當前島內民意調查中表現出的“ 台灣主體意識” 不降反升的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屬於一種事物變化前的過渡性社會心理反應。
其中一是擔心兩岸關係走得太快；二是觀望大陸 “ 兩岸同屬一中” 的理念及其一係列新政策、新舉措是否能夠切實貫徹，還是僅僅屬於一種權宜之計。可見，所謂 “ 台灣主體意識” 並不象人們想象的那麽可怕。如果說以往二十多年部分台灣民眾從心理上走過了一個與大陸漸行漸遠的過程，那麽在胡錦濤 “ 對台新戰略” 確立並不斷強固以後，兩岸人民在思想上、感情上相向而行的一個新的戰略進程已然開啟，本來深藏於台灣人民血液深處的 “ 中國意識” 將不斷被激活，並逐步發展成長。
深切明了以上道理，我們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前景就會充滿信心，多一份篤定，多一份從容。不能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我們與外國間的和平發展相提並論，兩岸同為中國人的血脈情感、同文同語、同習同俗的文化基因將發揮它深遠的影響。隨著兩岸經濟合作大規模推進、 “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局麵進一步形成，兩岸將由經濟的融合逐步達成經濟的一體化，形成經濟的統一。
隨著 “ 三通” 後兩岸間“ 一日生活圈” 功能逐步發生作用，兩岸人員往來及台灣民眾在大陸求學、就業、定居、通婚等各種活動成為常態，民間社會聯係日益綿密，人民情感持續交融，事實上將逐步實現兩岸社會的融合。隨著兩岸交流融合的進一步發展與大陸經濟社會全麵進步，將逐漸為解決兩岸政治分歧提供條件，為最終走向兩岸政治的統一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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