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劉為章、郭汝瑰、沈安娜這樣長年待在蔣的身邊，受到當時最高領導的信賴，榮寵加身而竟未有絲毫的信心動搖，一心一意為中國共產黨服務，這種情操卻很少在國府人員身上看到，反倒是國府內部不知有多少個“餘則成”，像白崇禧的機要秘書謝和賡，衛立煌的秘書趙榮聲……
作者 台灣中國時報副社長 黃清龍
電視劇《潛伏》在大陸成熱門話題，一水之隔的台灣因未正式播映，究竟多少人看過無從知曉。一些人透過網絡視頻間歇觀看，私下談論肯定是有的，公眾輿論則近乎悄沒聲響。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則讀者投書，短短幾百字的觀後感，卻讓我思索再三。
投書者是一位在北京任企業執行長的台籍幹部，他看過此劇的感想包括：一、《潛伏》描述男主角餘則成從一個忠於“黨國”的軍統幹部，因為受到女友與上司的理想感召，又親睹上級的腐敗無能，最後就改變了信仰，成了共諜。投書者認為，這套公式讓一些人找到合理化的借口，尤其許多台商在大陸比大陸人更愛大陸，他們看了這部連續劇，可以少一點心裏的愧疚感。二、男主角最後竟然到了台灣繼續“潛伏”，這在台胞眼裏不寒而栗，對過去的白色恐怖也多了一份同情。三、投書者因此希望導演能拍續集，“台灣人要是看到類似餘則成者流繼續在台灣潛伏，恐怕日後交流就會更小心了”。
“餘則成”不僅被大陸人談論，也被台灣人談論。
不消說，這樣的觀後感肯定和大陸方麵很不一樣，甚至也與目前兩岸交流熱絡的情況格格不入；之所以讓我思索再三，乃因類似的觀點盡管流於片麵，卻代表相當一部分台灣人的想法，也就是潛藏心中對中國共產黨的恐懼感。那是兩蔣統治台灣數十年留下的思想結晶體。盡管中國早已不是毛時代的中國，國際局勢與海峽兩岸都已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恐共情結”依然影響著許多台灣人的腦袋！
事有因果，欲理解此中緣由，就不能不談到國共兩黨慘烈的鬥爭曆史，尤其是發生在1949年，國民黨最不堪回首的那一頁，也是蔣介石父子心頭永遠的痛楚。去年暑假筆者到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查閱蔣介石日記，讀到1949年12月23日蔣在日記中的一段記載：“昨晚冬至，夜間夢在新建未漆之樓梯，努力掙紮爬上梯底時已力竭氣衰而醒。若此為預兆，前途艱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此前兩個星期，國府剛從成都遷到台北，正當驚魂未定之際，蔣為之寢食難安而噩夢連連，良有以也。 12月31日年底那天，蔣在日記中自省：“一年悲劇與慘狀實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顧”，“軍隊為作戰而消滅者十之二，為投機而降服者十之二，為避戰圖逃而滅亡者十之五，其他運來台灣及各島整訓存留者不過十之一而已。”顯然最令蔣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乃是部隊的忠誠出了大問題，惟蔣或基於顏麵並未深入檢討原因。
長期擔任蔣介石醫官的熊丸醫師則在其口述曆史裏，提出他的近身觀察心得。熊丸認為，國府剿共失利的原因，除了眾所皆知的經濟崩潰等因素外，還有一項極為重要的原因是，蔣身邊充斥太多共黨間諜。據熊丸描述，徐蚌(淮海)戰役爆發時，蔣在南京黃埔路官邸設地圖室，地圖室三巨頭分別是蔣本人、戰情參謀周菊村、國防部第一廳廳長劉斐 (為章)，三人在南京指揮徐蚌會戰。但劉為章本身正是個大間諜，以致南京的作戰命令共方完全知曉，自然每戰必敗。熊丸說，“那時大家都覺得奇怪，為什麽總統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於是徐州當地幾個重要指揮官便稍加變通，提早進攻時間，作戰結果才算順利。後來大家都認為劉為章十分可疑，總統卻都聽不進去，也沒人敢直接告訴總統劉即是匪諜，故直到最後證實劉是匪諜時，總統連想都沒想到。”劉為章後來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部長、政協副主席等要職。1960年代反右運動時遭清算，毛澤東為了保他，把當年的秘密給抖了出來：“你們不要以為國家對劉斐同誌待得太好了，其實今天我們能夠解放全國，劉斐同誌是立下了大大的功勞的，因為他曾經冒了非常大的危險，勇敢的把國民黨所有的軍事作戰計劃，通通供給了我們，我們才能按原定計劃把國民黨打垮。”
讓蔣想都想不到的豈隻劉為章，還有一位郭汝瑰，當過國防部作戰廳長，1947年5月山東孟良崮戰役，郭汝瑰到蔣介石官邸參與軍事會議，將孟良崮戰役作戰計劃交給共產黨人任廉儒，使得國軍主力七十四師全被殲滅，徹底扭轉了內戰局勢。最近解密的抗戰時期重慶《紅岩檔案》，則公開了潛伏在蔣介石身邊達十五年的女速記員沈安娜，讓延安窯洞裏的毛澤東，總能準確掌握蔣介石在政治和軍事上的意圖和部署，因此被稱為“按住蔣介石脈搏的人”。
引人深思的是，像劉為章、郭汝瑰、沈安娜這樣長年待在蔣的身邊，受到當時最高領導的信賴，榮寵加身而竟未有絲毫的信心動搖，一心一意為中國共產黨服務，這種情操卻很少在國府人員身上看到，反倒是國府內部不知有多少個“餘則成”，像白崇禧的機要秘書謝和賡，衛立煌的秘書趙榮聲，傅作義的秘書閻又文，也都是中共派去的間諜。
還有被稱為中共情報後三傑的熊向暉、申健與陳忠經，他們都是胡宗南的部屬，長年臥底在胡身邊，將胡的軍事命令傳給中共。1947年3月，蔣決定出兵延安，3月19日的日記記載：“本日十時半國軍克複延安城區，十一年來共匪禍國殃民之根深蒂固老巢鏟除於一旦，為國為黨雪恥複仇之願已償其半矣。此後，國內共匪已失憑借，所有戰略與政略據點皆已鏟除淨盡矣，感謝上帝，洪恩保佑中華。”然而這其實是一場空歡喜，因為中共方麵早已得到情報，並據此擬好撤退計劃，以致胡宗南打進延安時，得到的隻是一座空城。後來周恩來曾經說：“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諷刺的是，蔣介石在3月9日的日記上還提醒自己：“注意匪部以退為進之慣技。注意毛匪行蹤之判斷。” 殊不知真正的匪諜就在他的愛將胡宗南身邊！
筆者曾詢問胡宗南的公子胡為真先生，何以其父從未察覺熊向暉的真實身份？胡為真歎了一口氣說，實在是想不到啊！熊向暉不到二十歲就當了胡宗南的機要秘書，胡對他信任有加，凡是蔣給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暉簽收，胡宗南下達命令也都由熊向暉起草，甚至還送他出國深造，怎知竟是個大間諜。1949年初冬，熊向暉在中南海遇到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國民黨原和談代表，張治中十分驚訝：“這不是熊老弟麽？你也起義了？”周恩來說：“他不是起義，是歸隊。”張治中接口說：“我早知道蔣介石在軍事上、政治上都遠遠不是共產黨的對手，今天才知道，在情報上他也遠遠不是共產黨的對手。”
正因為“ 在情報上遠遠不是共產黨的對手”，蔣氏父子來到台灣之後，簡直把共產黨看作是沾惹不得的瘟疫，誰要沾到就除掉誰，哪怕隻是過往的一封書信都要查個清楚，寧願錯殺一萬也不放過一人，層層布建的防諜網不知陷害了多少無辜者，這就是台灣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源頭。此外，國民黨還大搞特搞反共思想灌輸，從軍隊、學校到“政府”機關無一遺漏，代表作是1975年的政治宣傳影片《寒流》。當時蔣介石剛逝世，蔣經國為了安撫民心，特令“國防部”總政戰部製播這套反共宣傳影集。所以取名《寒流》，意指共產黨之於中國猶如天氣之寒流。故事內容開始於1925年，跨越早期國共合作、西安事變、中日戰爭、國共內戰與“ 文化大革命”等階段。《寒流》其實就是一部政治宣傳影片，談不上有何藝術成就，但它在當時台灣僅有的三家無線電視台聯播，人民想不看都不可能。軍人、學生還要每周寫心得報告，說明自己如何從這部影片得到啟示。像筆者這個年紀的台灣人，幾乎都寫過這類的心得報告，也真心誠意地擁護“政府”絕不與中共妥協的立場。
在撲天蓋地的情治箝製與思想控製下，台灣人對中國的理解逐漸脫離了現實；加上自 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層出不窮的政治運動，更讓台灣人對大陸充滿著疏離與不信任感。因此幾年後當中國改革開放，提出“有關和平統一台灣的九條方針政策 ”(俗稱葉九條)，以取代原有的“解放台灣”政策，“國府”內部對於如何響應“葉九條”雖有不同見解，但受製於長年反共與恐共教育的影響，蔣經國最終還是發表了“三不政策”。所謂“三不政策”，即不(與中共)接觸、不談判、不妥協，說穿了就是恐共心理的直接投射，是一種人為築起的政治藩籬，禁不起現實的檢驗。果然才幾年後，雙方官員就為了處理華航劫機事件，做了內戰以後的首次接觸；1987年蔣經國又授權“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代表“政府”與大陸的中國紅十字會接觸，最終促成開放台灣民赴大陸探親。至此，三不政策宣告瓦解，而此後兩岸的交流也就如同開了閘的水庫，任誰擋也擋不住！
從 1987年至今，兩岸開放交流已經超過二十年，每年有幾百萬台灣人到大陸去探親、旅遊、就學、投資、經商，也有越來越多的大陸人來過台灣。總的來說，兩岸正在朝向和平的方向發展，人民往來越來越頻繁，彼此關係越來越密切，過去源於曆史因素種下的諸多誤解正逐步獲得消弭。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凍過程尤須有耐心，本著“尊重曆史、尊重現實、尊重人民願望的實事求是精神”，透過雙方更多的合作，來求同存異，累積互信。尤其台灣藍、綠對立嚴重，統、獨問題向來敏感，重新執政的國民黨雖已漸次拋開曆史的束縛，大步開展兩岸關係，但兩蔣留下的恐共思想影響仍在，前述的讀者投書就是個例證。在這種情勢下，大陸方麵在台灣問題上，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牢牢把握住耐心與和平原則。因為台灣問題不是誰潛伏誰的小問題，而是關係到中國和平崛起的千秋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