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縣長（新典藏版）
作者∶陳若曦
主編∶陳雨航
社別∶九歌
出版日期∶2005-04-10
自序∶《尹縣長》新版自序／陳若曦
《尹縣長》在一九八七年出了二十七版後，有十七年之久不曾再版。其間曾想取回自印，卻因為出版社擁有「永久出版」的合約而作罷。
朋友都很訝異∶「奶不是沒見過世麵的人，留學美國，又兩岸三地走透透，怎麽會輕易把版權『永久』出讓呢？」
說來慚愧，其時人在溫哥華，睽違台灣十多年了，以為家鄉長年戒嚴，管製新聞和出版，出版合約必為既定模式，不可更動。僅有的顧慮是，以後出版選集要抽用部份篇幅恐有不便。在電話中與出版社老板提起，他表示沒問題，打聲招呼即可。
過兩個月，另一家出版社出版我一本選集，我便選用了《尹縣長》中的兩篇。該出版社寄出合約時，先在電話中表示「合約內容可以按作者意願修改，雙方同意就行。」我這才知道，台灣的出版業相當活潑開放，並無固定契約。
其實出版社肯「永久出版」拙作是好事，苦的是長年不出版，又不讓作者拿回版權，讓人感到判了無期徒刑似的。這十年來，有些出版社編輯作家作品選，要求從《尹縣長》集中選敝人的代表作，常因轉載費太低而碰壁，也令人備感挫折。
去年九月，出版社突然又印了三百本，旋即傳來老板遭逢變故的消息。聽說出版社的繼承人較好商量，我便親自交涉，終以十二萬元代價贖回了版權。蒙九歌出版社選為「典藏小說」叢書之一，得以校訂再版，欣慰感激就不在話下了。
台灣的民主日漸成熟，海峽兩岸的交流越發密切，約定俗成的用語漸漸融會貫通了。再版的集子因而取消了很多引號，相信讀起來會通順些。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轉眼將滿四十年。隨著時光流逝，人們對這場幾乎革掉中華文化的政治運動，可能記憶淡忘了，甚或全然陌生。無論如何都是可惜的事，因為忽略曆史的經驗和教訓，悲劇可能一演再演。《尹縣長》寫作不夠完美，卻是那個荒謬、動亂時代的見證。讀者若能從中有所體會，譬如一個民族不追求民主進步並自我反省的話，會有集體瘋狂而墮落、淪亡之虞，作者將會感恩戴德，不虛此生矣。
──2005年3月於台北
推薦序∶生命經曆，小說完成／陳雨航
當回想陳若曦的《尹縣長》初初在台灣發表時的情景，我的腦海裏會浮上「石破天驚」這四個字。「石破天驚」給人的意象是強烈的、瞬間爆發的力量，《尹縣長》怎樣也合不上這個意象，然而，它的影響卻像強力波一樣，從波心向外推移擴散，也許不是爆炸，但力道渾厚，影響深遠。
或者不是石破天驚，但差不多是那樣的力量了。
原因當然是政治的，政治的影響真是無所不在。在《尹縣長》之前（和之後），當局的政治宣傳自然一直是用力的，單從「揭發共產暴政」這個項下，從文告、政治教材到藝文，未曾中斷過，但誰能真正了解「反右」、「三反」、「五反」┅┅以至於「文化大革命」呢？《尹縣長》卻以具體化的生活內容呈現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質，讓人們得以理解。在「文革」的訊息／資料尚未大量流出的當時，《尹縣長》這一文學形式表達的「文革真實」也引起了國際間的重視，《尹縣長》因而廣被國外報導，並翻譯出版。這效果的巨大，難怪連當時的蔣經國總統也要推薦這本書。
吊詭的是這本風靡了華人社會、影響廣泛的《尹縣長》卻是出自於向往新中國而舉家回歸，然後在七年後離開的台灣人陳若曦之手。
陳若曦是少數親身經曆文革時期生活的台灣人之一，而當要呈現這段生命經驗時，她曾經具有的專業、文學和小說寫作，發揮了關鍵性的功能。她的親身經曆，她的高明文學表達，使一係列六個短篇小說組成的《尹縣長》極具說服力，撼動了華人社會廣大的人心。當時有人懷疑小說內容的真實性，不願相信，然而當時間稍稍過去，更多的文革親身經曆、報導、文革史紛紛出現，那殺人如麻、血流漂杵的場景隻見證了《尹縣長》的相對含蓄。
政治的影響無所不在（這也是《尹縣長》裏一個重要的主題），文學也是。當文學適度並準確地切入一個政治和社會現實時，它也可以是無所不在的，而大多數的時候，它的時間縱深還可以更長更遠，《尹縣長》正是如此。三十年後的現在，在談到文革這段中國曆史上的重大時期時，隻要曾經讀過，我們很難不想到《尹縣長》。
且先不論《尹縣長》是不是為後來一波的台灣政治小說開了先河這樣的文學史論題。陳若曦是怎樣的立場呢？她的立場是對人由衷的關心，是對人權不遺餘力的維護。離家多年之後陳若曦於一九八○年第一次回台時，她是為「高雄事件」向蔣經國總統遞交海外知識份子的聯名信；她為要求釋放陳映真和魏京生一樣落力；她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悲傷惋惜並聲援民主人士┅┅
以《尹縣長》一書重新回到文學陣營的陳若曦，以此作奠定了她小說家的盛名。之後，小說家陳若曦有更深且廣的寫作成績。除了政治這一部分發聲，她更多時候是為女性發聲（許多的政治發聲，也常被同時歸納到這一部分）；近年來，還加上宗教的發聲。就像《尹縣長》並非刻意讓它成為政治小說一般，各方麵的發聲隻是便於區分，小說家處理的是生命的經驗。
《尹縣長》是這位主力落實在社會的小說家的重要「開始」，且一鳴驚人。
導讀∶烏托邦的追尋與幻滅／白先勇
（一）
陳若曦原名陳秀美，是台灣台北市人，一九三八年出生。祖父、父親世代木匠，可以說是真正「無產階級」的女兒。一九六一年在台灣大學外文係畢業後，六二年赴美，曾就讀於Mount Holyoke College及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主修英國文學，獲得碩士。一九六六年取道歐洲，去到大陸。前兩年留居北平，等待分發工作，時值「文化大革命」高潮，目擊紅衛兵在北平大串聯，觸目驚心的場麵。後五年分發到南京華東水利學院教英文，其間曾派往農場，參加勞動。一九七三年，陳若曦離開大陸，在香港做短時期逗留，全家抵達加拿大，在溫哥華居住至今。
陳若曦跟我在台大外文係是同班同學，跟其他幾位級友一同創辦《現代文學》雜?。一九六四年在美國東岸我們相聚後，其間有十二年未曾見麵。七六年我邀請陳若曦到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部來演講，我們首次重晤暢談。今年夏天，陳若曦全家到加州旅行，我們又有機會見麵，互相交換意見，抒發感想。
有一天，在我家後院，我跟陳若曦談天，問起她大陸風景如何，她曾去過杭州西安橫越黃土高原，我原期望陳若曦將故國山河，大加渲染，描述一番杭州西湖、西安古跡，但出我意料之外，她應道∶
「大陸風景不如我想像的那麽美好。」
在我的記憶中，故國風光，山川雄壯，沒有一處不是好的。當然，我看到的三峽西湖，京滬線上的江南風景，是抗日剛勝利，舉國騰歡的時候。陳若曦遊西安，正當文革，時機不同，心情自然各異。如果陝西那邊發生過〈尹縣長〉那樣可悲可怖的事情，陳若曦還有心情遊山玩水嗎？其實人世滄桑，江山依舊，隻是陳若曦未到大陸前，滿懷著追求烏托邦的理想，到了大陸，卻目擊到「文化大革命」那一場人類史上驚天動地的大悲劇，無怪乎日月無光，江山變色了。
我的學生問陳若曦離開大陸的原因，她回答∶
「像一種宗教一樣，我對馬克思主義失去了信仰。」
對一種宗教或政治信仰的幻滅，有時候反而是一種解脫，一種新生的開始。然而對陳若曦，恐怕沒有那般輕鬆。大陸上還有那麽多的耿爾、任秀蘭、尹飛龍，他們受難的陰影，像一副十字架，會永遠壓在她的背上。那種眼看著自己同胞親人曆劫，而又愛莫能助的罪疚感，如同〈任秀蘭〉中陳老師所說那樣∶「根深柢固地盤據在我心頭的一種感覺，像鉸鏈一般，今生怕是解不開了。」
人類自古至今，不停的在追尋烏托邦，在製造烏托邦。基督教的伊甸園，佛教的西天極樂世界，儒家的禮運大同，道家的世外桃源，還有無數政治家、革命家擬繪的烏托邦藍圖。使得人類如癡如狂，永遠不斷的在追逐這些美麗的遠景。
第一次大戰，加上世界經濟恐慌，三○年代，西方知識份子，對資本主義工業社會普遍失望，當時有不少首要西方知識份子，醉心馬克思主義，對蘇聯標榜的無產階級烏托邦，抱有美麗的幻想。當時如英國名詩人奧登(W. H. Auden)，史班德(Stephen Spender)，名小說家以修伍(Christophen Isherwood)，莫不左傾，史班德還加入共黨，參與西班牙內戰。隔海的法國文豪紀德，也以左傾聞名。這幾位大作家，當然都是極有思想見解，觀察極敏銳的。他們左傾，一方麵固然由於知識份子對社會改革及人道主義浪漫式的向往，但另一方麵還是由於蘇聯宣傳厲害，把俄國描畫成無產階級的天堂。
曾幾何時，俄國農業失敗，農民大饑餓，史達林屠戮異己，實行恐怖政治的消息暴露，至一九三九年史達林與希特勒密約瓜分東歐，俄共的真麵目乃畢露無遺。於是西方知識份子紛紛覺醒，有的脫離黨籍，如史班德，有的反身抨擊蘇聯政府，如紀德，他在〈蘇俄歸來〉中，對俄共做了毫不留情的批判。那是西方知識份子對馬克思社會主義烏托邦的第一次大幻滅。
陳若曦追尋烏托邦的心路曆程大概也跟紀德、奧登等人相類似，然而她幻滅後的痛苦，恐怕要比他們深得多。因為紀德等人看到的悲劇，到底發生在別人的國家裏，不免隔岸觀火。陳若曦卻身經煉獄，更有切膚之痛。幸虧陳若曦會寫作，可以把目擊到文革這場大劫難，作一個紀錄，向曆史作證。索忍尼辛離開俄國後，在法國召開的一個座談會中，預言二、三十年後，也會有中共越南的「古拉格群島」問世。不必二、三十年，中共的古拉格群島中的第一座島嶼──〈尹縣長〉──已經出現了。
（二）
遠在大學時代，陳若曦便開始小說創作，早期小說多發表於《文學雜?》及《現代文學》。當時她還在嚐試階段，曾經實驗過多種風格，但其中如〈辛莊〉、〈最後夜戲〉，已經顯露了她日後質樸寫實的筆調，以及對下層社會人物苦難的同情。陳若曦在大陸七年，身曆「文革」，視野突然變得廣闊，對人生的看法也就深刻了許多。出來後，重新執筆，以平實的手法，從〈尹縣長〉開始，一個又一個的故事，描繪出中國人民，在共產極權專政的控製下，人性人倫受到最嚴重考驗的一幕大悲劇。
《尹縣長》是陳若曦出大陸後的第一本小說集，其中共收六篇。這些小說在報章雜?上發表時，引起海內外中國讀者廣泛注意及熱烈爭辯。海外一些左派人士，曾經為文攻擊陳若曦，指控她誣蔑中共，立場不正確。據陳若曦說，這些小說中的人物事件，倒都是真實的，任秀蘭連名字也沒有改。其實「文革」期間，大陸人民悲慘故事，多不勝數，陳若曦不必虛擬，已經取材不盡。至於立場，不平則鳴，是知識份子的天職，陳若曦在大陸上，看到「文革」時許多顛倒是非，公理不明的事情，她對中共製度的批判，理所當然。
然而《尹縣長》之所以產生如許震撼，最重要的，還是因為陳若曦是一位優秀的小說家，她以小說家敏銳的觀察，及寫實的技巧，將「文革」悲慘恐怖的經驗，提煉升華，化成了藝術。《尹縣長》集中最成功的幾篇如〈尹縣長〉、〈耿爾在北京〉，已經超越了政治報導的範圍，變成闡釋普遍人性的文學作品，其說服力，當然比一般反共文學要高得多。
《尹縣長》集中六篇小說的主角，大致可分兩類∶老幹部及知識份子。陳若曦以這兩種人為主角，因為文革期間，這兩個階級所受的災害最大。老幹部上至劉少奇、彭真，一直下來，株連萬眾，紛紛遭遇到兔死狗烹的悲慘命運，而知識份子，牽連更廣，著名的如老舍、傅雷、吳，皆死於非命，許多不死的也鬥成了廢人。
文革，恐怕是有史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空前的浩劫。陳若曦對此自然會賦與較大的同情。
〈尹縣長〉是集子中最早的一篇，也是最有力量的一篇。陳若曦以經濟手法，將一個相當複雜的故事，交代得一清二楚。故事的基調，從頭至尾，是客觀的，冷靜的，甚至最後悲劇高潮，作者也予以有效的控製，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幾筆素描，便將尹飛龍這個角色，勾畫得棱角崢嶸，他「手背上的傷痕，像一條吃淨的葡萄枝梗，映著燈光，紅得發亮」。
尹飛龍的悲劇在於他死得不明所以。他投靠共產黨後，曾經積極表現，一心一意想做一個忠於黨的好幹部。但文革一來，尹飛龍也未能逃脫厄運，他並不了解文革的含義，也不明了他的罪名。臨刑時，他唯有高叫「毛主席萬歲」，以抗訴他的愚忠。最後一場，當然是小說的高潮，尹飛龍無告的悲憤，我覺得可以媲美關漢卿〈竇娥冤〉中搶天呼地的冤訴∶
「沒來由犯王法，不提防遵刑憲，叫聲屈動地驚天。頃刻間遊魂先赴森羅殿，怎不將天地也生埋怨。」
尹飛龍和竇娥的哀號，都是對統治階級罔顧王法公理的抗議。〈任秀蘭〉中曾經參加遊擊戰的老幹部任秀蘭也遭到尹飛龍同樣的命運∶給打成了「五一六」，撼上莫須有的罪名。任秀蘭抗議的方式，殘酷到令人難以想像，自溺於糞坑。
在這兩則故事中，陳若曦以尹飛龍及任秀蘭的悲劇，對「文革」作了嚴正的批判∶在一場是非不明，法紀窳敗的政治鬥爭中，大陸人民，人命草菅，生靈塗炭。文革如同一場黑死病，好人壞人，一齊遭殃。紅衛兵小張殺害尹飛龍，自己也終於被鬥。任秀蘭文革初期打擊別人，最後不得善終。這場鬥爭，沒有一個人是勝利者。
〈尹縣長〉中的幾個次要角色，也富有社會意義。尹老是一個相當突出的次要人物。他不肯做偽證，陷害尹飛龍，他代表了一股正義，一股人性本善的力量。在陳若曦這幾篇小說中，常常有老人的角色出現，他們雖非主要人物，但他們卻能在文革愁雲慘霧的生死場上，給人間帶來一絲冬日的溫煦。〈晶晶的生日〉中的保母老奶奶，〈耿爾在北京〉中的老夥計老魯，甚至看管任秀蘭的馬師傅，這些老人，當然都是舊社會的遺跡，他們沒有受過教育，也無法接受新社會的思想改造，然而在陳若曦筆下，這些老人，這些封建社會遺留下的人物，似乎都有一份基本的人性，一種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因為他們都保有舊社會中，中國人千古以來的所謂人情味，也就是共產社會所極力排斥的「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的包袱。陳若曦未必讚成舊社會製度，但她對舊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那種義氣人情，顯然有一種鄉愁式的懷念。因為她看到新社會中拋棄了溫情主義包袱的新生一代，並不十分可愛。
大義滅親的紅衛兵小張∶「臂上套著五寸長的紅綢袖章，倒是非常耀眼，見了人喜歡把右手插在腰上，迫得別人不得不正視這紅袖章所代表的權威。」〈晶晶的生日〉中「左出奇」卓先生的兩個孩子，「幾條皮帶掄得呼天價響，個個殺氣騰騰的」。甚至於連〈值夜〉中的年輕貧農，〈耿爾在北京〉中的年輕夥計，這些新生的一代，在陳若曦的筆下，反而顯得囂張，輕浮，缺乏人味。陳若曦似乎對文革的新生事物，沒有太大的好感。
〈尹縣長〉這篇小說中的氣氛釀造，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全篇是一股黃土高原，秋盡冬來的肅殺之氣，「滿天昏昏慘慘，一片黃蒙蒙」。「鐮刀似的月亮掛在山巔，聳入雲霄的群峰，在朦朧的月色裏，顯得陰森森的，宛如窺視著的猛獸，伺機要圍撲過來。」「到處都是觸目的紅色，紅字標語，紅色大字報紙，紅色招牌，一片觸目驚心的景象。」紅色象徵血，文革當然是一場殺機四伏，血腥滿布的生死鬥爭了。
〈耿爾在北京〉是全集中最長的一篇，也是藝術成就最高的一篇。陳若曦以細膩的筆觸，非常成功的塑造了耿爾及小金這兩個人物。尹飛龍到底不是一個很複雜的角色，故事中他的遭遇比他的性格重要，陳若曦選擇了第一人稱旁觀者的敘述觀點，使讀者與尹飛龍保持了一段距離，達到客觀冷靜的效果。然而耿爾是一個留學高級知識份子，內心的感觸當然要曲折複雜得多，因此陳若曦運用了第三人稱主觀的敘述觀點，耿爾內心的所思所感，讀者曆曆在耳。
小說的調子是遲緩的，憂鬱的，一股壓抑的感傷，從頭貫穿到尾──這股憂鬱感傷的調子，正是耿爾的心聲，也就是這篇小說的第一主題∶大陸知識份子理想幻滅後，心灰意懶，早衰麻木的心態。「很快的他便發覺自己容易疲倦，渴望著休息，但又失眠，工作時思路滯塞，一向引以自傲的記憶力也出現了衰退。他不用找醫生，便知道這是典型的神經衰弱症，無藥可施的。」這種無藥可醫的「心病」，陳若曦筆下其他幾個知識份子也患有。〈值夜〉中把書全部燒掉，專做煤油爐的老師傅，〈查戶口〉中太太與人有染，不聞不問，「暮氣沉沉」，「整個人像化石一般」的冷子宣。
這些知識份子在中共專製鐵輪的滾壓下，鬥爭勞改，早已變成了槁木死灰。耿爾一有機會便去吃涮羊肉，與朋友「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老傅做煤油爐，在寒夜裏煮幾根麵條充饑，算是唯一的享受。四十年代名詩人北大教授吳興華一九五三年曾從大陸寫信給林以亮先生，抄錄王安石詩，以做辭別∶
願為五陵輕薄兒?生當開元天寶時
鬥雞走狗過一生?天地興亡兩不知1
吳興華於一九六六年文革時果然被紅衛兵鬥死。他這種悲痛消沉的懷抱，亦正是大陸知識份子普遍的心情。知識份子最痛心的是什麽？學不能致用，才不能盡展，建國的理想，改革社會的熱情，無由企達。耿爾回去後，早已經改了行，老傅常年在集體農場上，教書的熱忱，消磨殆盡，冷子宣，被鬥成了麻木不仁的「老運動員」。
文革期間，學校關門四年多，文革前的書籍統統禁掉，無疑的，文革前後十年，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黑暗時期，秦始皇焚書坑儒，莫與倫比。剛回大陸的知識份子柳向東，還會義憤填膺的自問∶文化革命把文化革到哪裏去了？那些老知識份子，連這種問題也提不起興致了。在陳若曦的筆下，我們看到大陸知識份子，都在遭受一種精神的淩遲、精神的死亡。
古代中國，危邦亂世，道家的遁世哲學，往往是傳統知識份子的避難所，隱避山林，縱情詩酒，其實是一種消極的抗議。現在大陸知識份子無處可遁，他們抗議的方式是什麽？是不是像耿爾所說的，「處處是依樣畫葫蘆」大家心照不宣的說假話，玩世不恭？
其實耿爾隻是一個相當平凡的中國知識份子。因是理工人才，覺得自己學問可以建國，便回到大陸獻身去了。中共對他還算照顧，科學院的薪水比較起來大概是不壞的，文革也沒受到折磨，然而耿爾非常抑鬱，文革一來，科學研究停頓，建國的理想落了空，抱負既不能展，如果婚姻愛情順利完成，也還足可彌補──他到底不是特別具有革命狂熱的人，回去時已是不惑之年了──但就在婚姻愛情這一點人性最基本的要求上，耿爾才發覺，原來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中，黨的機器，對個人人性的控製，具有何等的威力，又是多麽的冷酷無情，耿爾的第一戀人小晴，因是工人階級，高攀不上，因而告吹。第二個小金出生地主家庭，成份太壞，「黨」不批準。於是耿爾在大陸虛度了十年，仍舊孑然一身，就是因為他本身的階級與小晴、小金的不相配，一個高不成，一個低不就。
共產社會，隻承認階級性，否定普遍人性。工人、地主、知識份子──這些抽象的階級符號，一旦烙印在背，個人的命運從此決定。忠奸立辨，黑白分明。階級性，立刻取代了人性。工人是好人，地主是壞人──這種簡化人性的二分法在馬列主義的邏輯裏，天經地義。
但是，超階級的人性真的那麽容易泯滅，那麽容易閹割嗎？──這才是陳若曦在〈耿爾在北京〉中真正要討論的問題。小說最後耿爾聞悉小金已嫁的一場，是全篇寫得最好的一段∶
「你愛人┅┅他現在在哪裏？」他故作輕鬆地問，雖然「愛人」兩字引起一份酸溜溜的感覺。「你瞧，我雖然失去了愛人卻多得到一個朋友。」
小金感激地瞥了他一眼，這才開口∶「他是個老幹部，身體不好，年紀也大了┅┅反正是，一直在吃老本。十多年來，一直在家裏養病。兩個孩子早成家了，都在東北工作，所以也不在乎別人批評。領導知道他需要人照料，自然，就不叫我下鄉了。」
可憐的女人┅┅耿爾覺得從來沒有像眼前這一刻這樣憐愛著她。
他不過是一個失意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她，一個出生地主家庭的薄命女子，這一對在共產社會被目為落後份子的平凡男女，互相同情諒解相濡似沫的那一刻，他們那被極權專製壓抑得奄奄一息的人性，突地昂昂然抬起頭來，恢複了人性本有的尊嚴。這就是〈耿爾在北京〉的作者真正要闡釋的最終主題∶在一個階級分明的專製社會裏，人與人之間，超階級片刻的同情與憐憫，才是人類唯一的救贖之道。
這個集子中其他四篇，小說藝術，成就不如前兩篇高。主要因為陳若曦在這幾篇中，急於要探究一些社會問題，而未能創造出完整的小說人物，但每篇所提出的問題，卻啟人深思，替共產社會，畫下了幾幅色調灰暗的速寫。
〈晶晶的生日〉，當然最叫人難以置信的是向一個四歲大的幼稚生逼供，但我們感覺到的，卻是文老師懷孕沉重的壓力。陳若曦似乎在說，在一個人人自危的社會裏，生命的本身就是一種不堪負荷的累贅。因為生了小孩下來，多了一張嘴，講錯話，大人又要遭殃。
〈值夜〉這個題目就富有反諷，既然知識份子下放是向貧農學習，又何必值夜，互相防範呢？原來貧農也會偷東西的，這恐怕是陳若曦最容易受攻擊的一點，她顯然不相信階級性很可靠，貧農不一定就是完人。
〈值夜〉中的柳向東代表了海外左派知識份子的一種典型，他們對馬列主義的了解，都是從書本上得來的。一回到大陸，在五七幹校的農場上，柳向東才發覺自己馬列主義的知識，是多麽的不切實際，都是書生之見。
〈查戶口〉雖然表麵寫彭玉蓮不規矩的生活，但字裏行間，作者卻也似乎在暗羨她叛逆的勇氣。街坊鄰裏好管閑事，互相偵查，其實是我們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在新社會中，這個傳統，反而變本加厲。人性的老毛病，有時候革命不一定革得掉。
《尹縣長》集中這六篇小說，對中共製度，作了各種角度的批判。陳若曦在大陸，顯然並沒有找到她理想中的烏托邦。從古至今書本中描寫得美侖美奐的烏托邦真是不少，然而在曆史上，人類的烏托邦真正存在過嗎？
有一天下午，在海濱，我們談話，陳若曦突然提到佛家哲學，有一切皆空的感覺。我說一個人經過大變動容易生這種念頭。她黯然道∶「我現在才了悟，佛家的大慈大悲，實在是很有道理的。」大陸人民經過文革這場浩劫，大概隻有我佛慈悲才能渡化吧。
1見夏誌清教授《林以亮詩話》序。
──1977年秋於美國加州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