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逝世二十年：從獨夫到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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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鍾琴
　　
　　一
　　
　　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權在握、唯我獨尊，死後卻身敗名裂、家人不保；有的政治家，生前仿佛是締造曆史的偉人，死後其頭上的光環卻日漸暗淡；有的政治家，在台上之時風光無限，其實隻不過是曆史上的匆匆過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動了曆史的進程，死後其曆史作用日益彰顯，是當之無愧的曆史偉人。蔣經國先生，就是這樣一個偉大人物。
　　按說，蔣經國是靠其父親才一步一步走上權力頂峰的，並非中國人傳統觀念中的“創業之君”。在二十世紀蔣家還搞“世襲製”，蔣經國能做個“守成庸主”就不錯了，離“曆史偉人”相距甚遠。
　　而在蔣經國離世十幾年之後，他卻成了海峽兩岸為大多數人所公認的“曆史偉人”。馬英九在蔣經國逝世十五周年的時候寫過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說，“15年來，在‘誰對台灣貢獻最大?’的民調中，蔣經國始終高居第一。”台灣《天下》雜誌的民調也顯示，蔣經國在去世十幾年後依然被民眾視為“最美的政治人物”之一。
　　
　　二
　　
　　2007年5月14 日，《南方都市報》刊登了記者對蔣經國的兒媳蔣方智怡的專訪，蔣方智怡說：“經國先生年輕時就完全推崇民主，他認為，主權是在民的，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利益為最大目標。所以，他晚年做那些事情的出發點，完全是為了使台灣步入另外一個更好、更完美的階段。”
　　中國人有“為長者諱”、“為尊者諱”的傳統，而且講究“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所以政治人物的後代對其先輩的評論，我們隻作參考，不可盡信。蔣方智怡女士說蔣經國“年輕時就完全推崇民主”，就很有些靠不住。
　　1925年10月，16歲的蔣經國赴蘇聯留學，就讀於莫斯科中山大學。用蔣經國後來的話說，他在蘇聯做“人質”長達十二年。在蘇聯的十二年間，正值斯大林執政時期，紅色恐怖無處不在。蔣經國在蘇聯做過苦力，備受磨難，而且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可能是為了自保，他表現得非常激進，大罵蔣介石“叛變革命”，公開聲明與父親脫離父子關係，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7年，國共合作共同抗日，27歲的蔣經國經斯大林批準，得以回國。蔣介石沒有計較他在蘇聯對自己的謾罵，次年便任命他為贛縣縣長。
　　在此後十餘年的從政生涯中，沒聽說過蔣經國有什麽“推崇民主”的言行。
　　國民黨退守台灣之後，戒嚴長達38年，隻鼓勵發展經濟，嚴禁人民自由組黨，嚴禁民間辦報辦刊，人民毫無民主權利，政治改革成為禁區，台灣島上，萬馬齊喑。六十年代，蔣經國長期掌控國民黨情報係統，崇尚特務政治，這更與民主政治格格不入。蔣經國“年輕時就完全推崇民主”之語，不知從何談起？
　　
　　三
　　
　　蔣介石去世後，蔣經國仍任“行政院長”，繼任“總統”的是“副總統”嚴家淦。但此時的蔣經國，已經羽翼豐滿，牢牢掌握著實權，嚴家淦有名無實，“總統”寶座已經非蔣經國莫屬。
　　1978年5月20日，年近古稀的蔣經國就任“總統”。
　　在上任的最初幾年裏，蔣經國仍延續其父的做法，繼續搞“威權政治”，是公認的台灣“政治強人”。
　　掌握了極權，那種說一不二、一呼百應的感覺，是令人陶醉的。蔣經國如果沉浸於這種陶醉中，即使治下的台灣經濟實現了騰飛，他也隻是偏安於台灣一隅的政治侏儒，是政壇上的匆匆過客，充其量也隻是一個“守成庸主”，離推動曆史發展的偉人不啻相差十萬八千裏。
　　在庸才看來，守住前輩留下的“基業”，這是頭等大事。無論怎麽說，不能做“亡國之君”啊！不能讓國民黨在我手裏倒掉啊！退一萬步講，不能失去已經到手的權力啊！
　　蔣經國在掌握極權之後，不見得就沒有這種想法。其實有這種想法，亦人之常情。
　　在他“即位”後的七八年間，台灣仍處於“戒嚴”時期。蔣經國一方麵大力發展經濟，一方麵繼續鎮壓民主派人士，禁錮言論，以鞏固其“威權政治”。
　　當時的人們都認為，在蔣經國時代，關於台灣的前途，大約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條是堅持與中共“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滿足於偏安一隅，將祖國統一大業留給後人去解決；另一條是與中共合作，接受“一國兩製”，實現祖國名義上的統一，而他繼續在台灣執政。
　　當然，老謀深算的蔣經國不會走後一條道路，無論大陸如何向他搖晃橄欖枝，他都不予理睬。
　　他仍沿著老蔣定下的方略，走了第一條道路，“以不變應萬變”。
　　然而，“大賢虎變愚不測”，蔣經國在即將離世的時候，竟勇敢地走上了眾人都沒想到的一條新路。
　　
　　四
　　
　　到了八十年代，蔣經國開始考慮未來的接班人問題和台灣的前途問題。
　　大凡獨裁者考慮接班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兒子，其次才是自己的忠實追隨者。當時台灣人曾猜測，蔣經國的次子蔣孝武有可能成為“太子”。
　　蔣經國與結發之妻蔣方良有三個兒子，長子蔣孝文，次子蔣孝武，三子蔣孝勇。
　　長子蔣孝文從小被嬌生慣養，是出名的紈絝子弟、不良少年。六十年代，蔣孝文到美國留學，數次交通肇事，被美國驅逐出境。回台灣後，整天歌紅酒綠，醉生夢死，並因酒後駕車將一軍官軋死。這樣一個臭名昭著的浪蕩子，怎麽能成為未來台灣的主宰呢？
　　所以，朝野都認為，次子蔣孝武可能是蔣經國著力培養的接班人。因為，蔣經國似乎將全部希望寄托在二公子的身上，從1976年起便讓蔣孝武進入情報部門，之後使其擔任多個部門要職，涉足了黨務、軍特、宣傳等重要係統。為了不使兄弟爭權，蔣經國沒讓三子蔣孝勇涉足政界，而是安排他進入商界，成了一名頗具實力的企業家。
　　但是，江南事件，卻使蔣孝武身敗名裂，也使蔣經國的傳位計劃徹底破產。
　　
　　五
　　
　　江南被殺事件，對蔣經國的影響至關重要，實是台灣民主轉型的重大契機。
　　作家江南（原名劉宜良）曾是《台灣日報》記者，後以《台灣日報》特派員身份來到美國，並加入美籍。在美國期間，江南開始撰寫《蔣經國傳》，並在洛杉磯《論壇報》上連載，書中透露了蔣家的不少“秘辛”，令蔣經國惱羞成怒。
　　1984年10月15日，江南在舊金山遭槍殺，此案震驚海內外。美國聯邦調查局迅速偵破此案，查出了暗殺江南的三個凶手。石破天驚的是，美國聯邦調查局向新聞界披露，有台灣情治人員介入江南命案，蔣經國次子蔣孝武難逃幹係。頓時，蔣經國和台灣當局立即陷入了全世界正義輿論的聲討之中，在國際上名聲掃地，更加孤立。
　　雖然暗殺江南之事沒有證據證明是由蔣經國親自授意的，但輿論矛頭紛紛對準蔣經國及其兒子蔣孝武。
　　蔣經國之過人之處，在於處亂不驚，並勇於承擔責任。他立即下令逮捕“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要求“徹查此案”。1985年1月13日，由“中央社”發布消息，承認“情報局”官員介入“江南命案”。
　　如果蔣經國繼續捂蓋子，封鎖輿論，隻會激起國際社會更強烈的譴責和製裁。他在短時間內公開承認“情報局”官員介入“江南命案”，使得輿論由對他本人的譴責，改為要求他徹查此案，懲辦凶手。雖然三個凶手和胡敏儀、陳虎門等人經審判皆被判刑，但輿論揪住蔣孝武不放，蔣經國無奈之下，隻好將蔣孝武“流放”到新加坡任“商務代表”，蔣孝武從此淡出政壇。
　　此事對蔣經國打擊極大。據其身邊的人回憶，蔣經國一見到蔣孝武就摔東西，罵之為“蠢貨”。“江南命案”之後，蔣家子弟名聲掃地，蔣經國這才徹底打消了讓兒子接班的企圖。
　　據《蔣家父子的家庭生活》一文披露，蔣介石在位時，為了防止蔣緯國與蔣經國爭位子，一直讓蔣緯國坐冷板凳。蔣經國即位後，蔣緯國仍受其兄壓製。蔣經國晚年健康惡化，問蔣緯國：“怎麽，你來接班吧！”蔣緯國回答：“太晚了，我什麽班底都沒有，怎麽接！”
　　這段兄弟之間的對話，外人是如何知道的？其真實性大可存疑。
　　但可以確定無疑的是，江南命案之後，蔣經國開始重新考慮身後問題和台灣的未來了。
　　1985年8月16日，就在“江南命案”處理完之後，蔣經國在接受美國《時代》雜誌專訪時，特別聲明：“‘中華民國國家元首’依憲法選舉產生，從未考慮由蔣家人士繼任。”
　　
　　六
　　
　　蔣經國在“威權政治”時代，並不想放棄國民黨一黨專製，並不想放開言路，並不想從上到下地搞普選，總之，並不想從根本上改革腐朽的政治製度。為了贏得人民的支持，他熱衷於大做“親民秀”。
　　據李敖《論定蔣經國》一文統計，蔣經國從1978年到1981年的四年間，下鄉197次，“與民同樂”155天。視察一條建設中的公路，竟進山21次。1980年永安發生礦難，蔣經國挨家挨戶前去慰問，可謂“一生勞瘁”、“力疾為公”。
　　其實這隻是“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作為一個政權的首腦，與其到難民家中流下幾滴眼淚，不如將精力和時間花在如何改良製度上，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觀察蔣經國此時的所做所為，充其量隻是一個“守成庸主”的形象，與大政治家無緣，更與偉人無緣。
　　而江南命案的發生，使蔣經國認識到，他在當代的名譽聲望，他在曆史上的地位，因江南命案而受到毀滅性的破壞，不僅連“守成庸主”的地位也丟了，弄不好還會被後世戴上一頂“獨裁暴君”的帽子，在曆史上甚至會淪為一個陰險小人的角色。而且，他數十年的“親民秀”，他的接班人計劃，也隨著暗殺江南的槍聲徹底破產了。
　　他一定陷入深深的苦悶之中。
　　
　　七
　　
　　“世界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二戰之後，獨裁政權成了過街老鼠，在國際上處處遭人冷眼。甚至獨裁政權治下的百姓，在國際上也備受輕侮。對此，蔣經國可能有所感悟。
　　專製製度的最不可靠之處，在於人治而非法治，生殺予奪皆取決於最高統治者，這使全國上下除了最高統治者之外，所有人的身家性命皆有可能被突然剝奪，上至開國元勳，下到平民百姓，概莫能外。斯大林時期的血腥暴政，足以說明問題。
　　獨裁者大權在握之時，最擔心的是他死後所托非人。因為獨裁者掌握權力之後，就仿佛騎上了老虎。他利用強權作惡越多，越是感到騎虎難下。如果一旦他失去權力，不僅他自己可能遭到清算，他的家人也凶多吉少。所以他所能夠做的，是繼續鞏固強權，直到死去，他已經沒有退路可走。他死去誰來接班？當然隻有他的兒子才最令他感到放心，因為隻有兒子才不會清算老子。當他無子可傳之時，或兒子無德無才難孚眾望之時，他會選一個他信得過的人來接班。但是，千古之事，知人為難。這個接班人掌握極權之後會做出什麽事來，他肯定是不放心的，知人知麵不知心啊！有的獨裁者還沒死，就已經換了好幾個接班人，很能說明問題。自古一些所謂“大有為”的專製帝王，往往就是在選擇接班人上栽了跟頭，最終導致國破家亡。
　　蔣經國早年有在上海整治金融秩序、“打老虎”的經曆，他對國民黨的貪腐和黑暗應該有深刻認識。而且，國民黨一黨專政之時，黨內的政治鬥爭比多黨製國家黨派間的鬥爭更殘酷、更血腥。所以，他到了晚年，在傳位於子的努力破滅之後，可能認識到，與其將權力交給國民黨內的某個人，還不如還權於民，讓人民自己去選擇領導人。
　　
　　八
　　
　　人在沒得到權力之時，是非常希望得到民主權利的；但他一旦掌握了極權，便熱衷於鞏固權力、享用權力，極力剝奪別人的權利。從來沒有哪個獨裁者會主動交出自己的權力。
　　蔣經國是聰明人，他非常明白專製製度的弊端，也非常明白民主製度的好處。蔣氏父子是親美的，美國的民主政治製度，不可能不對他們形成影響。所以說，蔣氏父子與一般的獨裁者又有所區別。有人曾說，蔣介石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蔣經國也是“獨裁無膽”，有別於其父的是，他“民主有量”。
　　蔣氏父子經營台灣，一個極易被人忽略然而又極為重要的措施，是“封閉‘中央’，開放地方”，即蔣氏父子掌握最高權力不動搖，但允許在基層搞民主選舉。這一舉措，極大激活了地方的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地方官員隻對上級負責不對人民負責的惡政，同時，也使民眾進一步發展民主製度的訴求日益高漲。進入七十年代，台灣的民主運動此起彼伏，對蔣氏父子的獨裁統治形成了有力的挑戰。1977年的《美麗島》事件，雖然被蔣經國鎮壓下去，但蔣經國已經不敢對施明德等民主人士大開殺戒了，他要求法院“不得判任何人死刑”。
　　美國人也不喜歡蔣氏父子搞專製，對其日益疏遠，最終與之斷絕關係。所以在江南命案調查中，美國人對蔣家一點情麵也不留。美國人的態度，也對蔣經國造成了強大的壓力。
　　在蔣經國生命之火即將熄滅之時，他毅然決定還權於民，讓人民來選擇他的接班人。
　　
　　九
　　
　　江南事件一年之後，1986年3月，蔣經國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組”，開始研究政治體製改革問題。當年9月，蔣經國表示將要解除實行38年的解嚴令，並開放黨禁，開放報禁。此言一出，令台灣民眾如久旱之逢甘霖。那些多年來堅持不懈為爭取民主權利而鬥爭的人士，迫不及待地於9月28日在台北圓山飯店集會，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即後來用選票打敗國民黨成為台灣執政黨的“民進黨”。
　　這可嚇壞了那些滿腦子專製思維的國民黨大員，情治部門的負責人還向蔣經國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單。但蔣經國沒有批準，他對幕僚們說：“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麽時候不去用它。”
　　10月10日，蔣經國在慶祝“雙十節”大會上發表講話，表示要對曆史、對十億同胞、對全體華僑有個交待。隨後指示立法院對“人民團體組織法”、“選舉罷免法”、“國家安全法”進行修訂，盡快完成立法程序，開啟台灣民主憲政之門。
　　次年7月15日，台澎金馬地區長達38年的“戒嚴”宣布解除，人民可以自由組黨、自由辦報辦刊，台灣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蔣經國也由此而完成了由獨夫到偉人的跨越。
　　馬英九在紀念蔣經國逝世十五周年的文章中回憶說：“當年（1987年）的12月25日，經國先生坐著輪椅出席在台北中山堂舉行的行憲紀念日大會，當時民進黨籍‘國大’代表在台下高舉白布條抗議、鼓噪，經國先生不以為意，先向代表們簡短致意，然後由‘國大’何宜武秘書長在喧嘩聲中宣讀‘總統’講詞，重申民主改革的決心。經國先生離開會場前，特別轉頭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當時經國先生的表情和現場情境，讓英九留下永難忘懷的印象。”
　　半個月後，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突然吐血，與世長辭。
　　
　　十
　　
　　什麽是偉人？竊以為，偉人不是毫無私欲毫無缺點的完人，不是影響巨大粉絲眾多的強人，不是一人雄起萬眾雌伏的獨夫，更不是搞得舉國若狂民不聊生的禍害。真正的偉人，必有定國安民之業，有澤被後世之功。美利堅因為有了華盛頓，才順利走上了民主憲政之路，在短短二百年間成為世界上頭號強國，華盛頓才是名副其實的偉人。
　　蔣經國身上有許多優良品質，如知人善任、廉潔奉公、勤政愛民、平易近人、寬容大度，等等。張學良曾讚歎道：“蔣經國這個人好厲害……到台灣後，要不是蔣經國，蔣介石就沒有了。”但是，蔣經國搞過特務政治，鎮壓過民主運動，搞了幾十年的獨裁，有情人（用現在的話說是包過“二奶”），有私生子……但這些劣跡，相比於他對台灣民主進程所做出的貢獻，已經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計。
　　蔣經國的不同凡響之處，在於他敢想敢做，有承擔曆史責任的勇氣，更有定國安民的能力。
　　若是政治侏儒，在改革之前，一定擔心會不會遭到黨內勢力的反對，一定擔心放開黨禁報禁之後會不會導致天下大亂，一定擔心會不會丟掉政權，一定擔心會不會就此亡黨……這些責任實在是太重大了，若不是有心胸、有擔當的偉人，誰敢冒此政治風險？
　　果然，國民黨內有許多人向蔣經國提出質疑，國民黨大佬、“國策顧問”沈昌煥跑來提醒蔣經國：“這樣做,國民黨將來可能失去政權的!”
　　蔣經國卻淡淡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這才是真正的“天下為公”！
　　國民黨後來在台灣失去了政權，與蔣經國放開黨禁報禁肯定是有關係的，但歸根結蒂，還是緣於國民黨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蔣經國拋棄了一個失去民心的黨派，他本人卻成了人心所向的偉人。
　　
　　十一
　　
　　常聽到有人說蔣經國選錯了接班人，李登輝是個“台獨分子”。正是蔣經國的錯誤，使得台灣與祖國漸行漸遠。
　　其實沒有任何資料表明蔣經國意欲讓李登輝接班。如果蔣經國有意讓李登輝接班，那麽他晚年何必開啟政治改革的大門？何必責成“立法機關”修改“選舉罷免法”？
　　如果不是因為蔣經國在任上去世，可以確定的是，下任“總統”，必是由民選產生。李登輝可以競選，但不見得一定會當選。由於蔣經國突然去世，李登輝才在沒有經過選舉程序的情況下以“副總統”身份繼任“總統”。
　　不過，民主憲政之門已經由蔣經國打開，台灣已經走上了民主的不歸之路。這就如大陸的改革開放之門經鄧小平打開之後，已經沒有誰能使中國再走閉關鎖國的回頭路一樣。
　　時勢造英雄。英雄同樣也造時勢。
　　狗熊與英雄，庸才與雄才，小人與偉人，有時隻有一步之遙。但是，狗熊之所以是狗熊，庸才之所以是庸才，小人之所以是小人，就在於他畏首畏尾，患得患失，錯失曆史機遇，始終沒有勇氣跨出這一步。
　　
　　十二
　　
　　李敖在《論定蔣經國》一文中寫道：“蔣經國說：‘最近我看到曆史上有一位成功的偉人說過一句話，他說：“我到底做錯了什麽事情？為什麽人們讚揚我？”這一句話有著深刻的意義，不錯，時常被別人讚揚，歌功頌德，並不就是你的成功。’——現在，在一片‘別人讚揚，歌功頌德’聲中，蔣經國死而有知，真該知道他做錯什麽了！”
　　“我到底做錯了什麽事情？為什麽人們讚揚我？”我不知道這句話到底是哪個偉人說出來的，我猜想“偉人”說這話的時候，正是他大權在握、取得“成功”的時候。一個人在掌權的時候，聽到的一定全是讚揚聲。隻聽到讚揚之語，聽不到反對之聲，千人一麵，眾口一詞，這說明很有問題，所以“偉人”才自我追問：“我到底做錯了什麽事情？”蔣經國進而說：“時常被別人讚揚，歌功頌德，並不就是你的成功。”在大權獨攬的情況下，得到下麵一片讚揚之聲，這算什麽成功呢？隻能說明在威權政治的高壓之下，人們不敢暢所欲言。認識到這一點，說明蔣經國保持了一個大政治家的清醒頭腦，他晚年一躍成為偉人，可見也非偶然。
　　李敖卻僅從字麵上來解釋，反而顯出其淺薄與刻薄。
　　李敖還認為：“蔣經國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後死前幾個月才來了一點憐香惜玉的噱頭，我們豈可輕予認定？”
　　蔣經國“辣手摧花四十年”固然應該譴責，但他晚年“憐香惜玉”，並由此帶來百花齊放、春色滿園，當然應該予以認定。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其經國先生之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