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主流散文征文：由王小波及知識分子精神的閑扯

非主流散文征文：由王小波及知識分子精神的閑扯

　　◎戈多
　　
　　 那個叫王小波的怪才離開這個世界已經十年了。1997年的4月11日，王小波因心髒病突發猝死家中，年僅45歲。他給我們留下了一批耳目一新的有趣作品。
　　 王小波下過鄉、留過學、當過老師，身份始終搖擺不定，也許他最為看重的還是自由作家。無疑他從經曆到寫作風格都是有其鮮明的“波”式特色的。王小波創作較早，成名卻晚。在成名之前，經曆過異常的煎熬，作品很難出版，至於說被認可就更是一個奢望。王小波的成名是由於他的代表作《黃金時代》1995年在中國內地的首次出版。1995年以後，王小波一下子成為了當代中國最走紅的作家之一。當然，他的走紅主要有兩個方麵的因素，一是他犀利幽默的作品深受他那一代人和青年人的歡迎，二是他體製外的自由作家身份及由此帶來的強烈的個人魅力。
　　 十年以後，我們再來反思：王小波給我們留下來的最重要的精神財富到底是什麽呢？十年以後我們對王小波的評價是否更加理性和客觀呢？我覺得，用當年王毅的評價頗為中肯：王小波“原本秉承的是陳寅恪和顧準他們‘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血脈……在接武前人的同時，又嚐試演奏陳寅恪、顧準等人以後的樂章”。
　　 以王小波為代表的恰恰詮釋了中國知識分子那種追求自由的獨立精神。“當今的中國，自由主義缺的不是學理，而是實踐……即便我們寫不出羅爾斯、哈耶克那種層次的理論巨著，我們也可以實行‘拿來主義’，但倘若我們幹不了甘地、哈維爾等所幹之事，那是絕不會有人替我們幹的”秦暉在《流水前波喚後波》一文中說，“消極的自由必須以積極的態度來爭取，低調的製度必須用高調的人格來創立，為了實現一個承認人人都有‘自私’權利的社會，必須付出無私的犧牲，為世俗的自由主義而鬥爭的時代需要一種超越俗世的‘殉教’精神”。自古至今，中國是多麽的迫切需要這種“殉教”精神啊，事實上正是它構成了中國華夏民族的脊梁精神之一，比如司馬遷、彌衡、嵇康、李白、徐渭、陳寅恪、顧準等等，很可惜這樣的中國知識分子太少了，多的是世故、惜命、圓滑的知識分子，中國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實在是過於“聰明”了。著名學者王彬彬就曾對於“聰明”一詞給予過精辟的闡述：“這裏的聰明，是指一種生存策略，一種活命智慧，一種處世技術，是指‘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是指一種形而下的立身手段……他們知道怎樣以最小的犧牲換取最大的報償。這些人的立身處世，借用《莊子》裏的話，真可謂是‘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於是，這些聰明的人，以他們驚人的聰明，為自己贏得了人生的大成功。”於是，“識時務者為俊傑”成為他們的至理名言也就順理成章了。
　　 考量一個民族的脊梁，而知識分子的脊梁是否堅挺則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之一。中國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先天就具有一種“軟骨病”，具體表現為圓滑、世故、乖巧、投機，從另一個方麵也反映出來專製的政治體製對於知識分子骨子裏自由精神的壓製與剿殺，於是眾多的知識分子在白色恐怖之中喑啞了自己的嗓音，被政治收買與招安，轉而為幫忙與幫閑，甚至幫凶，從而投機為了一己私利，為暴君與暴政出謀劃策、粉飾太平，這樣的聰明人中國的曆史上還少嗎？張儀、李斯等等，不勝枚舉，從而登上了權利的顛峰，也有像《儒林外史》中的範進、杜慎卿之流完全被統治階級的封建思想洗腦，迂腐而可笑。總之，他們整體上驚人的一致，對於自己的主子耽心竭慮、甘為鷹犬，而對於同類或下層人民則狐假虎威、作威作福，就像阿Q對待小尼姑一樣，當代也不乏這樣的知識分子，或對於民主、民權、民生充耳不聞，或者對於敏感問題假裝閉眼，刻意回避尖銳矛盾，而對於他們服務的主子就像哈巴狗一樣。從理性上來看，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軟骨病”是有其積弊的，即匱乏為自由而犧牲的人，有缺乏為信仰而抗爭的人，多的是混混噩噩的沒有原則的利己主義者、投機分子，完全是封建社會奴化教育的結果，也是封建思想鉗製異化的惡果，以至於流毒到今天。今天這樣的大批知識分子仍然繁多，拿著優厚的待遇卻不幹正事，或逃避於自己的象牙塔中，或甘當惡勢力的馬前足，對於弱勢群體充分暴露出來了其冷漠性。前些日子，在網絡上風行的《中國經濟學家的十大混帳語錄》就是一例，對於一些所謂經濟學家的所謂至理名言的充分揭露，像什麽“經濟學家就是為經濟利益集團服務的”、“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中國改革利益受損最大的是幹部”等等，我曾經著文《“經濟學家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為這些“聰明人”唱過頌歌。由此可見，專製的政治對於知識分子自由精神的戕害是非常嚴重的。
　　 而在新形勢下，知識分子又麵臨了另外一種困境，商業文明對於知識分子自由精神演變成為一種隱形殺手，它迫使知識分子獨立、自由的人格的徹底喪失，使其淪為商業文明的奴隸。商業文明最為顯著的特征就是使一切淪為商品化，甚至包括知識、人格、尊嚴，而知識分子的墮落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表現為對於商業文明文化的本質“娛樂至死”的全盤接受。尼爾•波滋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說：“在一個科技發達的時代裏，造成精神毀滅的敵人更可能是一格外笑容滿麵的人，而不是那種一眼看上去就讓人心生懷疑和仇恨的人。”而一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就充當了商業文化的幫凶，也就是這種“滿麵笑容的人”，比如易中天、於丹之流的電視明星學者就是一例，學術的媚俗性正可以反映出“娛樂至死”對於他們的熏染，打著弘揚中國傳統經典文化的幌子，從而實現這些所謂學者名利的最大化。受到嚴重創傷的恰恰是被他們所閹割的中國傳統的精英文化。在中國的文壇上，這種媚俗的風氣正大行其道，為了發行量與銷售量，其快餐化的生產模式蔚為壯觀，而鮮有藝術價值。所以在商業社會裏，人的異化已經相當嚴重，這在以卡夫卡為代表的現代主義文學中得到了鮮活而生動的體現，創造出了一塊又一塊的活化石，表現出了為數不多的知識分子的良心以及知識分子的自由精神，這在當代中國的新形勢下是多麽的迫切需要啊，而以王小波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恰恰表現出了知識分子最難能可貴的對於自由精神的最求，這樣的知識分子在浮躁、功利的商業文明下簡直是鳳毛麟角。
　　 由此可見，真正的精英知識分子在商業文明下實際上麵臨著雙重困境。而對於那些“軟骨症”者而言，你們這些陽痿者何時才能真正的挺其胸膛來做男人呢？
　　
　　2007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