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第一子：箕子

中國文化第一子：箕子

箕子作為儒家前驅，其思想上啟大禹，下開周公“明德保民”和孔子的“仁”。其經曆正如韓愈在《箕子碑》裏麵所說：“正蒙難”；“法授聖”；“化及民”。
　　
1、“正蒙難”是說他在隱居時心憂天下，以“箕子操”來寄情書懷；
2、“法授聖”是說周武王滅商後向箕子谘詢治國大道，箕子以洪範九疇傳授之；
3、“化及民”是說箕子在朝鮮建立東方君子國。
　　

1、“正蒙難”


思想家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見微知著。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衰象初顯的時候，外表上轟轟烈烈，其實內囊卻上來了，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史記宋微子世家載“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這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夫商之季世，紀綱之廢，道德之墮極矣。”（王國維語）商朝的滅亡決不單單是紂王一個人的過失，而是整個國家民族沉迷在令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墮落習俗裏麵去了，如曆代王朝末世一樣。
　　
當有人勸他離開殷商另謀高就。他說，我如果這樣去做，是在“彰君之惡”和“自說於民”。於是，箕子佯狂而獨自一人隱居在箕山，閑暇時候借樂曲《箕子操》抒發自已鬱鬱不得誌的苦悶心情。當紂王聞知箕子近況，遂囚禁在今天一個名叫“箕子台”的地方。箕子台在今河南西華縣。箕子在那個地方構思出洪範九疇的偉大思想。
　　
2、“法授聖”

當周武王以“小邦周”打敗“大邑商”後，曾經恭恭敬敬誠惶誠恐地不恥下教於箕子。箕子就把洪範九疇治國大道傳授給周武王。

這個洪範九疇在中國思想史的地位實在不得了。它闡述了行政方式、行政準則及行政決策方式，是一部中國曆代專製王朝的行政大法，對於中國專製社會形成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同時也奠定了陰陽五行說的基礎，提供了中國人傳統思維的框架。

從洪範九疇的內容看，它涵蓋了對自然世界、人身、行為、治國安民、政綱、天文、曆數、根本大則、做人德性、氣候征象、禍福種類等等人生實踐內容的全部，但它決不是西方認識論意義上的知識，而是完全出於實用目的的一種經驗積累。洪範九疇其實是就社會政治秩序對君王說話行為的經驗總結。陳來在《儒家思想的起源》一文中說，“中國上古的天啟文獻竟然全部集中於社會事務，這不能不說華夏族特有的一種文化態度和文化精神。”
　　　　　　
社會秩序的得治是“洪範九疇”提出的真正目的，這與亞裏斯多德提出範疇理論的本體論目的可謂是天壤之別。就目的的思維特征言，亞裏斯多德範疇理論的提出，是出於一種“純知識”的興趣和好奇。而“洪範九疇”的提出則是出於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實用性需要。
　　　　　　
從方法的角度看，亞裏斯多德對範疇的獲得方法和途徑進行了自覺的反思，在思維上具有思辯色彩，一種遠離人生感覺經驗的純理性態度。這反映在範疇篇前四章內容。相反，洪範九疇是中國人對人生、社會實關懷而求得的經驗知識。“這些分類的標準是經驗，故可視為經驗的綜合。”（成中英）由此我們可以得知西方思維方式是本體、語言、邏輯三位一體的，而中國的傳統思維方式則是社會、實用、經驗的三位一體的。所謂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其實就是這種思維下的“傑作”。

箕子作為思想家最偉大的地方在於首次提出“社會公正”的政治哲學，並且寄希望於“開明君主製”。“五曰皇極......皇極，皇建其有極......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直......凡厥庶民，極之傅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史記宋微子世家）在這裏箕子闡述了“王道正直”的精神史觀。“皇建其有極”就是要國君建立治國的典範，這個典範就是“王道”（即遵王之道、遵王之路、遵王之義）。後人釋“皇”為大，釋“極”為中，又雲：“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

3、“化及民”

在那次兩人高峰會麵之後不久，周武王把朝鮮作為箕子的封地賞賜給他。箕子來到自己的封地後除了頒布實施具有憲法性質的“八條之教”外，教民耕作建立“箕田”、教民禮儀。今天朝鮮穿衣喜歡白色，就是“殷人尚白”這一習俗的延續。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漢書地理誌）
“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為盜”（三國誌魏書東夷傳）

多年以後那個春天，箕子朝周。路過當年故都廢墟，不禁悲愴淒然之情油生，作詩《麥秀歌》：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