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應當這樣建:重點推薦的一本奇書

城市應當這樣建:重點推薦的一本奇書,由市民撰寫

現代中國的很多城市其實已經屬於被濫於開發的境地, 房價飛漲, 交通堵塞, 空氣汙染, 一個城市在設計和開發時到底應該如何思考? 張欽楠, 中國建築學會秘書長, 曾經看過他寫的《閱讀城市》, 今天又在《 讀 書》2007年第12期上看到他的一篇好文, 全文摘抄如下:

[b]城市應當如何開發[/b]

奧地利的斯普林格出版社二○○七年出版了一本新書。這是一本奇書。書名是《期望的概念》，副題是《城市對自己的未來應當知道些什麽》。

一家名為“資產一號不動產開發公司”的私人房地產開發商，購置了奧地利第二大城市格拉茲市（聯合國教科文命名為世界曆史遺產）中心一百二十九英畝的土地（名為萊寧豪斯），其中有一座古老的釀酒廠。這本來是一件世界上天天都在發生的事情。通常，人們在購置土地以後，就著手聘請建築師做設計圖樣，經濟師核算成本、售價與利潤，測量師編製施工招標文件等等，其首要目的當然是要賺錢，賺得越多越快越好。

但是，本項目的第一個產品不是設計圖樣，不是估算書，不是招標文件，而是這本書。書裏沒有一張設計圖，連構思圖也沒有。但是這個項目有一個期限：就是要在二○一七年建成。

說這是一本奇書，奇就奇在它不是由開發商、也不是隻由建築師寫的，而是出自格拉茲市三十二位市民之手，他們中有生物學家、記者、文學家、政治學家、曆史學家、建築師、社會工作者、企業家和學生等。他們的觀點並不一致，有的甚至對立。因此，這本書不是一份宣言書，但有著明確的目標。它探討的是：二○一七年的城市將是怎樣的， 又應當是怎樣的。

奇就奇在這本書的產出過程。這三十二位作者，編成四個小組，每組八人，分別為“生活”、“工作”、“教育”和“城市性”組。他們的工作程序是：對話—出國考察—寫書。他們針對自己的主題，選擇了四個歐洲城市：哥本哈根（“生活”）、劍橋（“工作”）、巴塞羅那（“城市性”）和倫敦（“教育”）。他們每人寫一兩篇文章，形成了這本書。

奇就奇在這本書裏沒有提出什麽現代烏托邦、理想國。但是，每個組都提出了一份結論，題為“城市對××（生活、工作、教育、城市性）應當知道些什麽”，加在一起，就構成全書的主題（實際上就是“二○一七年的城市應當是怎樣的”）。書的末尾有兩篇綜合性的文章，分別是《一瞥未來的過去》和《希望與失望》， 也隻是兩位學者的個人觀點。

先以 “工作”組為例。該組由五男三女組成，共發表了十篇文章，考察了一個城市——劍橋， 提出了一份結論書 。

這十篇文章各有其內容及觀點。例如，第一篇題為《失敗文化》的文章，是對劍橋一位風險企業家赫曼·豪塞的采訪。豪塞是奧地利的移民，在劍橋打出了一片天下，成為創造“劍橋現象”的英雄。他指出，傳統的大學城劍橋現在已經是歐洲（和世界）最有創意的城市?詼??昴謨肯至嗽憊と聳?鎪耐蛉說囊磺Ъ腋嚦萍計笠擔?諦磯嗔煊虺??嗣攔?墓韞取Ｋ?種賦觶涸謖飫錚?嗣潛匭刖??笆О芪幕?鋇目佳椋?率抵っ鰨涸詼??移笠抵校?揮辛郊頁曬Α?br />

另一篇題為《革命的孩子》的文章的作者漢因斯·韋登布林克是一九六八年西歐城市造反運動的參與者，現在是媒體學教授。他認為垂直體製阻礙創新，應當加強規模較小的單位的活力，給職工更大的自主性。他特別指出，Google公司的職工大多是二十到二十五歲的，可以自己設計工作場所，包括建立排球場、遊泳池、理發室等，相互間有良好的合作氣氛，成為世界上最高產出的企業。

再一篇文章介紹意大利一位頭號品酒專家與一位改造吸毒者的專家合作，利用二百六十英畝的葡萄園，讓戒毒者在這裏用艱苦勞動釀造葡萄酒，同時改造自己。每期可容納兩千五百名戒毒者，先後接納了兩萬人，70%成功地戒了毒。他們釀造的葡萄酒還頻頻得獎，他們的工作也被世界經濟論壇評為“最佳社會創業家”。

這十篇文章講的內容都極為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未來的工作城市必須能發揮每個人的創造性，而不是以建立集中的大企業（包括高樓大廈）為標誌。

也正是從這個信念出發，他們選擇劍橋作為考察對象。其原因是：有八百年曆史的大學城，在保留其強烈的歸屬感的同時，已經成為一個“人民權力、目的性、意誌力、設計創意”的中心，在這裏，實體經濟已經上升為一種不可觸及的“腦力經濟”。在這裏，高科技企業與大學密切結合（理論創新很快轉化為生產力，而成功的企業家到大學去傳授自己的創業經驗），同時，這裏又有高品位(high-touch)的服務業。其結果是社會的全就業。

從實體來說，這裏最早開發的科學園中的建築都不超過兩層，平均每平方米建築享有五平方米綠地和水麵。與科學園緊鄰的聖約翰發明中心，專門為新建企業服務，人們可以用很低的租金得到辦公場所與通訊設施。與這些企業的發展相應，有一萬兩千棟住宅正在施工。為了對付嚴重的交通擁擠，在市中心隻允許自行車通行，不難看到有人騎自行車到高級飯店前，在停車場係上領帶去就餐。

在這裏，人們經常提出的問題是：當中國成為世界製造工廠，印度成為世界軟件服務中心之後，歐洲大陸的城市將麵臨何種前景？在一篇文章中，一位時裝設計師提出的答案是，在大批量生產的廉價中國商品麵前，她致力於與消費者的直接接觸，使自己的產品更加適應個性的需要。

針對發達國家麵臨的這些問題，這個小組在題為《城市對“工作”應當知道些什麽》的結論中寫道：

創業性——不是指雇主與雇員間的相互關係，而是指一種自主文化——日益主宰我們的思想。我們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因為一切都已經現成而被寵壞？我們生來就具有的求智衝動是否受到不可衝破的規範網的扼殺？我們的工作場所對我們的要求是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們是否應當允許創業者從事一些無用和人為的事情？為了成功，我們是否需要有一種失敗文化？我們的道德基礎是否能保證那些“從事（undertake）者不會成為“攫取”（takers）者？我們訓練創業者的起點是什麽？或者說：我們何時開始消除對創業的學習？這段話或許較難理解，與其說提出結論，不如說提出問題，但卻值得仔細品味，因為這樣的問題離我們也不遠了。

“生活”組著眼於如何在城市中取得個性與集體性的結合。書中有一段話：

當我們談到“生活”，我們指的是一種高質量生活，而且不隻是為了個人，更重要的是為了社會整體。我們尋求的是能最大程度取得共享滿意的條件，正如英國哲學家傑裏米·邊沁所說的“最大量民眾的最大快樂”。在我們的探討過程中，我們深信個人與集體的快樂，作為我們的期望，應當像一組雙螺旋曲線那樣，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而私人（經濟）領域與公共領域對此總是負有同樣的責任。（讀到這裏，我不禁想起我國有些開發商公然宣布自己隻給富人蓋房子，這是兩種何等不同的思想境界啊！）

在這個組所發表的文章中，我最感興趣的是克裏斯蒂娜·米昆達（一位電視電影工作者）所寫的那篇，她提出了城市“第三空間”的觀念。她的解釋是，第一空間是居住場所，第二空間是工作場所，第三空間是“充滿情感，這種情感人們可以在此取得而帶走”的“家外之家”，舉例說：博物館、飯店、沙龍等。她相信：一個城市應當有“僅僅是美麗的空間，一種人們可以時時到此從容地呼吸，對靈魂深度有重要意義”的場所。他同時指出，這三種空間正在發生交融。

這個組選擇考察的城市是丹麥的哥本哈根。這裏的經濟增長居於歐洲之首，人們在這裏能感覺到一種悠閑而不懶散的氣氛，在工作與生活之間能取得良好的平衡，對未來充滿了信心。據市民自己說，這是社會結構（社會安全保障）的成績：你一旦失去了工作，仍然可以“軟著陸”。（這裏的企業習慣於在自己的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作為職工和社會的福利基金）。在這個城市裏，交通工具主要是公共汽車和自行車，人們對自行車有一種特別的愛好。在這裏，藝術是生活的食糧，歌劇院、博物館等成為人們生活的必需品。小組在考察報告的最後寫道：

為了保證在貧富之間、定居者與新來者之間、城裏人與城外人之間、老年與青年之間的差距不再擴大，我們需要彼此對話，傾聽別人的看法。……我們需要有社會能共同工作的新形式，需要有誌願活動者與鄰裏網絡，因為政府不可能也不應當包攬所有這些工作。一個城市在促進生活觀念多樣化方麵，以及在鼓勵這些觀念的交流方麵做得越是有效，它就越能為人們和諧共居的期望做出更大的貢獻。

“教育”組的一個共同理解是“教育”與“培訓”不同，後者著眼於解決現在的問題，而前者則著眼於未來。對他們來說，現行歐洲的教育製度是好的，但不是優越的。

他們選擇倫敦作為考察城市，一方麵因為當前被認為教育製度最佳的芬蘭，已經因為來訪者太多而停止接待；另一方麵因為倫敦在處理當今發達國家麵臨的最大問題——移民、多樣化、貧困時首當其衝，而且教育改革在布萊爾政府最後一屆時被列為首要任務。他們考察的方法是在七十二小時的逗留期內訪問多個教育機構， 從而接觸到種種新鮮事物。

例如，某幼兒園的一百二十名學童，有九十七種母語。在這裏，教師鼓勵家長參與教學，開設父子室，並且在樓上開辦家長訓練班。有五十家社會組織參與他們的教學活動。又如：有一家名為“智能實驗中心”的學校，從事藝術、技術與科學的結合，授予博士學位。它有一個四人核心組，專門設計研究項目，然後招聘教師，接納學生。最近的一個研究項目是為殘疾人設計一個網絡交流係統。再如：一位名為奧利維爾的烹飪家，致力於改革英國落後的烹飪術。他的活動包括：改革全英國中小學的午餐（“否則孩子們都將死在其父母之前”）以及舉辦烹飪班，培訓青年廚師掌握歐洲各國最高超的烹飪技術。再如：倫敦的科學館，可以針對不同水平的參觀者展示各種科學知識，全國的科學家都爭相在此展出自己設計的展品。凡此種種，都是倫敦多種教育機製中的實例。考察組報告的最後一句話是：“從幼兒園到成年教育，其任務均是：引發與促進創造性。”

“城市性”組探討的是如何實現城市的動態性和原有“儀式”（ritual）保護以及個性、多樣性與城市認同性等之間的結合。這個組一共發表了十二篇文章。下麵引述其中若幹觀點：

我們生活在一個極端的時代，個性正在上升。由於我們有著多種可能途徑，就使失去方向的問題更為突出。與此同時，我們古老的儀式已經喪失。因此，問題是：我們能否以及如何學習建立新的儀式。（E.吉塞布萊希特，建築師）

我們人造的世界以及由此產生的與自然的疏遠，其最終結果使我們渴求自然。我們不可能脫離自然，因為我們是它的一部分。（L.克魯斯，藝術家）

我認為，在未來，城市景觀的動態性將顯得日益重要。（M.米奇科維奇，記者）

對我來說，城市性是一個城市的生活質量，它在內部允許變化，從外部取得新意。（K.薩拉曼，哲學教授）

這個組選擇的考察城市是西班牙的巴塞羅那，因為它被認為是歐洲城市規劃取得最大成功的城市。考察組在這裏看到了光明與黑暗的兩麵。前者有以人為主的漫遊大道（La Rambla）、新改造的碼頭區、高迪設計建造的大教堂等；後者是郊區的拉米納（La Mina），這是一個貧民聚居、犯罪叢生的地區。正計劃在這裏建造一所新的大學，附加各種新的社會設施以及一條新的漫遊大道，向這裏原有居民提供部分就業機會，但仍有部分人將搬遷（預計可能發生一些衝突）。為了更新城市，在城東傳統工業區將建造一個名為22@Barcelona的高新產業區（包括居住區及服務設施）。

考察組在“結論”中寫道：

在我們探求對城市這一概念的期望時，很快就明了的是：人們不可能通過一般化和傳統的文本來達到這一現象的核心。與城市性這一案例一樣，它的概念化隻能通過個人不同的途徑取得。城市性的概念化提供了個人能參與的多個平台。每個個人所參與的平台代表了這位演員獨自的智慧之家。同樣，城市性的本質隻是我們每個人所勾畫和建造的各自的城市性的總和。

這段話可能較難理解。我的認識是：一個城市的規劃不可能也不應當做出十分硬性和統一的規定。在動態化和個性化日益昭彰的時代中，它隻能提供一個基本的構架（包括多個層次的“平台”），讓個人在各自選擇的平台中體現自己的個性和整體的多樣性。

本書的最後有兩篇文章。

第一篇（《一瞥未來的過去》）的作者H.康拉德是曆史學家、格拉茲大學前校長。他指出：“為了要學到一些有關未來的知識，我們建議回顧過去。過去可以使人們知道未來的事物，而不僅是自己想知道的事物。”與此同時，他也談到了預測。以一九七二年的羅馬俱樂部為例，它預測了世界能源的枯竭，盡管這些預測被證明過於悲觀，但是確實起了警示的作用。因此，作者肯定，在本項目中，對二○一七年城市的預測是有積極意義的。

第二篇（《希望與失望》）的作者P.海因特爾是一位哲學教授，他顯然對本項目有較深的了解，能總結出參與者所體驗的希望與失望。在“失望” 中，他指出人們普遍預計未來一代的生活將更為艱難，貧富差距將會擴大，金錢和對物品的占有並不能帶來預期的快樂，價值觀念在多樣化中失去方向，人們需要一種新的“精神性”等等。同時，他也指出“希望”，這就是：“人類的專業區隔已經到了極點。將科學分割為專門學科，把人分裂為階級，把個人的時間分裂為工作與自由等，都在消解。人們不允許把‘完整性’取走……一個活生生的城區必須考慮及這點。”

最後，回到本書的前言，它的作者是美國（最實用主義的國家）《建築實錄》雜誌的副總編輯C.皮爾遜， 他寫道: 我不知道萊寧豪斯（指本項目）在人們開始搬進去時將會是怎樣的。我不肯定它會成為其他開發商或社區願意追隨的一個樣板。但是它開展此項工作的方式給我以印象。他們問的是正確的問題，他們交談的是些很迷人的人群。他們在開始定義和設計之前先思考和提問。這樣，他們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如同許多關懷城市的人一樣，我將跟蹤這項野心勃勃的項目的進展與成熟。我有一個感覺：它將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場所。

盡管隻是草草的翻閱，這本書給我帶來了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信息和見解。盡管它涉及的是發達的歐洲國家和城市，但是他們麵臨的問題（歸納為生活、工作、教育和城市性四方麵）已經出現在我們的地平線上。

二○○七年於北京

來源:抓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