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往事並不如煙

清代往事並不如煙

作者：謝祥林

　　俞樾《右台仙館筆記》二卷，第37頁（齊魯書社1986年3月第一版），記載一則故事：
　　
　　文南言此時，因言薄宦遠遊，蹤跡孤危，事有不可問者。國家定製：仕宦不得在五百裏內。竊謂一命之員，從事萬裏，亦殊可憐，何不為之限製，使不得在一二千裏外乎？乾嘉間，有某甲者，以縣尉至滇南，蒞任未一年而卒。無子，止一妻、一妻弟、一仆、一媼。居無何，妻弟亦死，仆媼皆散去。妻尚少艾，寄居民舍，久之無食，為人浣濯衣服以自給，十指流血，而不免饑寒。有鄰媼者，在官之媒氏也，一日過而謂之曰：“何自苦乃爾？今有一策，可暫救饑寒，能從之乎？”婦問何策，媼曰：“新到縣官，少年佻達，而慕道學名，喜笞妓，笞必去衣，妓恥之，以多金求免，不得，又以多金募代己者，亦無其人；若能代之到官，吾當與諸妓約：受杖一，予錢千也，伍百諸人。皆受妓賂，行杖必輕，且形體是而名氏非，初不為泉下人羞也。”婦以貧失誌，竟從其策。嗣後，邑有妓女應到官，悉此媼，為介紹而代之。縣中皂隸無不識者，皆笑其頑鈍無恥也。然婦竟積二百餘金，以其夫之喪歸葬。餘謂此婦受辱雖甚，然究未失身，不得謂之不貞；不惜父母之遺體，以歸其夫之遺骸，不得謂之不義。君子哀其誌，悲其過，未可重訾之也。
　　
　　其間有許多問題值得今人深思。俞樾於六十歲後作《右台仙館筆記》，以其生年計，至今已在百年之外。以故事提到的乾嘉年間記，那就更遠了。時過兩三百年了，今日社會進步是可肯定的，但要說翻天覆地，恐怕就有大話之嫌吧。這裏隻取文中所談的管製、縣官笞妓、婦女受辱三件事情來說一說。
　　清時管製，文中講到有“仕宦不得在五百裏內”的規定。其用意是很明顯的。異地做官，以免為官之人在本土本鄉結黨營私，拉幫結派，為非作歹。這種做法在今日官場也盛行，似乎成了一律條。究竟有沒有作用呢？完全否認它的積極意義，顯然有失公道和客觀，但就實際情形看，它所起的作用實在有限，甚至可以說忽略不計。為官，手中有權。這權力隻要不受監督，不受限製，為官者必然腐敗。像這樣的例子，古往今來，數不勝數。怎麽辦呢？明擺著的，也為世人公認的辦法，那就是實行民主與法製。在民主與法製社會，弄權之人是不敢為所欲為的，就是在家門外做官，他也不敢造次，他一亂來，就可能被彈劾、被繩之以法。在民主與法製社會，異地做官的律條就不要也罷。
　　再來說縣官笞妓的事。故事中那位“少年佻達”的縣官，其所為，從心理學角度來講，是典型的婦女虐待狂。妓者，有傷風化，這是我們的道統帶來的舊觀念，今天的人也多持此看法。就婦女為妓的社會現象來說，真就隻是婦女自身的過錯嗎？恐怕不那麽簡單吧。現代的社會學家們，甚至認為婦女有自我處置自己身體的權利，而且是應該得到尊重的。還有，婦女為妓，她們的步入灰色地帶，其實是社會的多種悲劇性力量作用於個體造成的，包括家庭的、社會的冰冷與殘酷，等等，而不僅是她們的自甘墮落、貪圖享樂就滑進去了的。故事中的縣官笞妓，在他所處的時代，連那位官媒婆子也對他的所為不以為然，稱其是在“慕道學名”。那麽，就去年11月底深圳警方將100名妓女、嫖客押到大街上示眾，公開讀出他們的姓名及籍貫的事，又當如何看待呢？此事，各方麵的正義之士，包括一些法律專家已經作過批評了。我在這裏，隻想溫和地把百年前那位婆子說的“慕道學名”帽子，送給在這一事件中出此餿主意的某些人，與那些骨子裏尚有封建道學氣的男男女女。
　　最後，講一講婦女受辱的事。故事裏提到的那些婦女是一受辱群體，代妓女去挨打的那位縣尉之妻也是受辱人。她們的人生都是悲慘的，值得同情的。限於我要進一步講的主題，這裏隻說那位縣尉之妻。她隨夫到滇南，離家萬裏，夫死弟亡，無所依靠，寄居民舍。這“寄居”之便，想來是滇南某人獻的愛心，這說明人世間不論哪個年代，還是多少有一絲溫情的。但一個社會，特別到了今天，對待弱勢群體還想隻依靠於民眾獻愛心來解決諸多問題，作為政府一方就失職了。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建立並完善社會福利體係，讓老有所養，幼有所教，病有所托，貧困得到救助。一個和諧的社會，民眾的獻愛心隻能是點綴，是錦上添花的事，而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