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文論]《一九八四》與《笑傲江湖》
作者：劉國重
董橋先生為金庸的《明報月刊》做過12年主編，1988年，又就聘為《明報日報》總編輯。他當年“讀金庸寫袁崇煥的時候，覺得筆調和佈局都超出了中國史家的規矩和視野，後來在金庸府上的書房裏果然看到幾部斯特拉奇的傳世之作”，言下之意是金庸的《袁崇煥評傳》與斯特拉奇的《維多利亞女王傳》一樣，“兼俱深遠的史識和清明的文采”，而前者文風必然受到後者影響。
讀到老董這段文字，我非常好奇：不知在金庸那堪稱‘書城’的大書房裏，董橋有沒有看到兩本小冊子，也是英國佬的作品——喬治。奧威爾的《1984》和《動物農莊》？
奧威爾1948年完成政治寓言小說《1984》，第二年出版，在英國首印2.6萬冊，在美國首印數為56萬冊。到今天，此書以60種語言，全世界共發行5000多萬冊。
金庸在1967年創作《笑傲江湖》之前，沒讀過《1984》?可能性有，然而，微乎其微。
1946年，當時的金庸，20歲出頭，已經在閱讀英文原版的湯因比的《曆史研究》了，他的英文沒有問題，不需要借助翻譯。金庸自稱：“我看的英國書多。受那邊大學的影響也深，我也喜歡法國、意大利……”（《金庸傳〉381頁），在歐洲文化大國中，似乎金庸還是對英吉利更偏愛些。
《1984》是小說，金庸喜歡小說；奧威爾是英國人，而金庸欣賞英倫文化；〈1984〉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政治寓言小說，而金庸不消說，對政治的關注，與生俱來、貫徹終生。
“他生活中的主要興趣僅集中於兩種酷愛之事上——文學和政治”，這話說誰呢？
不是金庸!是美國作家邁耶斯在〈奧威爾傳〉中對傳主的認知.
金庸又何嚐不是這樣？隻不過次序要顛倒一下：“金庸生活中的主要興趣僅集中於兩種酷愛之事上——政治和文學”。
〈1984〉出版於1949年，〈笑傲江湖〉撰寫於1967年，18年間，金庸沒有讀過〈1984 〉，可能性極微，雖不能完全排除。
果真沒有讀過，那就充分驗證了錢鍾書“東海西海，心理攸同”的論斷；如果此前讀過<1984>,那麽，金庸就堪稱落實‘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最高指示的光輝樣板。
前兩年，滿世界喧傳“金庸承認〈笑傲江湖〉發生在明朝”，乍聞此語，不禁莫名驚詫：金庸不會這麽瞎扯罷？
看了最近出版的〈金庸散文集〉，我才回過神來。
北大學生提問：“《笑傲江湖》的時代背景是否明朝正德至崇禎年間？ ”
金庸是這樣“承認”的：“大致是明朝吧，沒有具體時代背景。因為我想這種權力鬥爭、奸詐狡猾，互相爭奪權位的事情，在每個朝代都會發生。如果有特定的時代背景，反而沒有普遍性了。這位同學估計是在明朝正德至崇禎年間，我想他很有曆史知識，大致差不多。 ”
一頭一尾，都在’承認’，首尾之間的每個字，又無一不在’否認’。這一回答，與〈笑傲。後記〉中“因為想寫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見現象，所以本書沒有曆史背景，這表示，類似的情景可以發生在任何朝代”，說的還是同樣的觀點。
金庸這個人，非常厚道，也非常世故。好在他的世故，往往表現得非常厚道。例如這次答問，就給足了提問者麵子，表揚他“很有曆史知識”，避免傷及年輕人的脆弱自尊。在下妄作解人，解析如下：《笑傲江湖》確實、絕對不存在曆史背景問題，但你一定要說它有曆史背景，那麽，此書確實與朱明一代更為契合。
如果〈笑傲江湖〉是曆史小說，那麽，我認同克羅齊“一切曆史皆是當代史”的觀點，然而，〈笑傲〉之後的〈鹿鼎記〉才被金庸認作“已經不太像武俠小說，毋寧說是曆史小說”（〈鹿鼎。後記〉）。《笑傲江湖》卻並非曆史小說，“這部小說通過書中一些人物，企圖刻劃中國三千多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幹普遍現象”，它不像〈鹿鼎記〉，更像奧威爾的〈動物農莊〉和〈1984〉，是一個政治寓言傳說。
“寓言”也不能完全與現世隔絕，〈笑傲〉不可避免會在官製、服飾或其他方麵帶有明代或其他朝代的印記，以此來坐實〈笑傲〉的曆史背景，未免有些個膠柱鼓瑟。
奧威爾〈動物農莊〉中那頭豬領袖，名字喚做拿破侖，我們是否可以以此斷言：書中曼諾農莊的這些畜牲生活在拿破侖。波拿巴或者是路易。波拿巴時代的法蘭西？
曼諾農莊與人類、與其他農莊，無從完全隔絕，然而，關起農莊大門，這個‘動物世界’就隱喻著一整個國家，一個大的社會。
《笑傲江湖》與《動物農莊》在這一點上，非常相似。“江湖”與外麵的世界，不可避免地存在交錯。但是，金庸似乎刻意把這個‘江湖’，與外麵大皇帝管製的‘天下’，盡可能的撇清關係。‘江湖’由‘正教’與‘魔教’兩方勢力組成，然而，對於朝廷，兩方都持一種堅決的排拒態度。劉正風要‘金盆洗手’，弄了個朝廷的‘參將’官位，前往致賀的‘正教’成員皆深為不齒，認為是‘自汙’之舉。而當恒山派女尼遭遇令狐衝假扮的‘吳天德參將’時，開始也有人疑心“隻怕他是魔教的奸人，在此向咱們挑戰”，馬上有人堅決地予以否定：“魔教中人決不會去做朝廷的軍官，就算喬裝改扮，也當扮作別種裝束”（三聯版873頁）——似乎這是當時的‘江湖’常識。
一般情況下，相對於‘廟堂’，才有‘江湖’的概念。‘居廟堂之高’是‘在朝’，‘處江湖之遠’，是‘在野’。但，任我行所要‘一統’而令狐衝想要‘笑傲’的‘江湖’，不是醬紫。
“這部小說通過書中一些人物，企圖刻劃中國三千多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幹普遍現象”，而這些‘政治現象’，金庸是以‘江湖’為背景展開的——他把‘江湖’與‘天下’盡量隔絕，寫的是‘江湖’中的‘在朝’與‘在野’，刻畫的是‘江湖’範圍內的權力爭奪。在〈笑傲江湖。後記〉中，金庸一開頭就寫道：“所以一向有當權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隱士”。有一點必須首先確認：書中的“當權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隱士”與‘朝廷’‘天下’無關，金庸寫的是‘江湖’‘綠林’中的“當權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隱士”。
此時的‘少林’‘武當’‘華山’‘青城’各派，與其他武俠小說中的‘門派’，絕對不是一回事，他們象征著各種政治勢力，而不僅是一幫豪客散人的烏合。嶽不群令狐衝的‘華山派’，與穆人清袁承誌的‘華山派’均以西嶽為活動基地，但是，兩者絕無傳承關係，完全是兩碼事。
在〈動物農莊〉，關起曼諾農莊的大門，這個‘動物世界’就隱喻著一個國家，一個大的社會；在〈笑傲江湖〉，與‘天下’隔絕，‘江湖’本身就象征著一個國家，甚至是整個世界——現代意義的‘天下’，就是‘全球’。
當‘江湖’隱喻一國時，是一種戰國、三國或北洋時期群雄並起的亂世，金庸本人不可能反對‘一統’，他反感反對的，恐怕是秦始皇那種伴隨疆域一統而來的思想鉗製、精神一統。與《一九八四》齊名的另一部‘反麵烏托邦’小說《我們》出版於1932年，書中的國家，就叫做‘大一統王國’，這個偉大的國度，全體國民在‘大恩主’的英明領導下，在《守時戒律表》的光輝指引下“在同一小時、同一分鍾，像一個人似的一齊起床。在同一小時，幾百萬人一齊開始工作，又一齊結束工作。我們融合成一個有百萬隻手的統一的身軀，在《守時戒律表》規定的同一秒鍾，把飯勺送進嘴裏，在同一秒鍾出去散步……”更重要的是全體國民被灌輸了同一的思想，仍然有一小撮‘壞分子’自甘墮落心中殘存著對於‘自由’的想望，對這些人，當然要進行最後的靈魂拯救——‘大恩主’會親自操作一台特製的‘機器’對他們完成‘人體原子的分裂’。
更大程度上，‘江湖’所指歸的，是金庸創作《笑傲》時的世界格局，‘一統江湖’就可以理解為當時某一國家‘獨霸世界’的野心與動作。
果真如此，則《笑傲江湖》與《一九八四》，具有極大的相似之處。在奧威爾假設的1984年，國際上有三大超級大國：俄國吞並歐洲後形成的歐亞國、美國吞並整個英帝國組成大洋國、以及日本的東亞國。
當年讀《笑傲》這部政治寓言，有些東西總覺得混亂不堪，理不清頭緒。前年複習了一下《幾何》課本，再讀此書，頓覺豁然開朗。
《笑傲江湖》的政治格局，無非兩個三角：整個‘江湖’，由少林武當聯盟、五嶽劍派聯盟和日月神教，構成一個大三角；在‘日月神教’內部，則是任我行、東方不敗、向問天三派勢力組成的三駕馬車、形成的小三角。
金庸對政治，情有獨鍾。而他的視野，從未局限於母國，年輕時的誌業在於做外交官。創辦《明報》後，對國際局勢更是念茲在茲，而寫作《笑傲》的1967-1969年，國際情勢相當緊張，世界大戰的威脅，陰霾了整個天空，金庸在撰寫《明報》社論，縱談世界風雲的同時，這份關心與憂慮，不可避免要反映到每日連載的小說情節中去。
下麵的推論一定有言過其實、過於坐實的弊病，我雖心知，亦無力避免：
日本以神道教為國家信仰，崇奉日神‘天照大神’，因此，《笑傲》中的‘日月神教’，或許是‘日之本’的投影？
衝虛道：“少林之次，便是武當。更其次是昆侖、峨嵋、崆峒諸派”（《笑傲。密議》）。置換到20世紀60年代的國際格局，少林似山姆大叔，武當像約翰牛，而昆、峨、崆等接近法、（西）德、意……
下麵衝虛接著給令狐衝上國際關係課：“五嶽劍派在武林崛起，不過是近六七十年的事，雖然興旺得快，家底總還不及昆侖、峨嵋，更不用說和少林派博大精深的七十二絕藝相比了”，那個執五嶽派牛耳的嵩山派像不像蘇俄？左冷禪對付其他四派的手段跟蘇俄打壓控製東歐衛星國的方式是否如出一轍？
概括言之：《笑傲江湖》中的‘大三角格局’，與《一九八四》中的三大國並立的情勢，驚人地相似。
金庸在1967年寫作《笑傲》之前，不曾讀過《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這種可能性有多大？
金庸在《笑傲。後記》中寫道：“因為想寫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見現象，所以本書沒有曆史背景，這表示，類似的情景可以發生在任何朝代。”
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沒有《後記》，但奧威爾有‘後語’，在此書出版的當年（49），公開澄清：“此書的背景地放在英國，目的是強調講英語的人並非天生優於別人，如果不與其鬥爭，jiquan主義可能到處取得勝利”。
兩相對照，別有意味。金庸使年代‘不確定’，來表現‘普遍性’；奧威爾則使背景地‘確定’，表現的還是‘普遍性’。
〈一九八四〉與〈笑傲江湖〉的相似處，還有不少，不想再饒舌了。
說點題外話：
二戰一結束，奧威爾就發表了一篇文章：《報複是酸的》，雄辯地指出：“報複”這回事，根本無法成立，因為牽涉其中嚴重的邏輯自我矛盾。人隻有在無法報複時，才會生出報複的欲望與情緒。等到報複那刻真的來臨時，報複行為不可能帶來報複的快感，隻會有事過境遷的悵然與疲憊；所以說，報複必然是過時的、發餿的，是“酸的”。
這一點，金庸與奧威爾的觀點是相通的。‘報複’‘複仇’是武俠作品最重要的主題（或之一），金庸筆下的複仇英雄在誅殺仇敵之時與之後，多數得不到真正的快感與安慰，隻有事過境遷的悵然與疲憊，他們的感受，是酸的，而不是甜的。這是金庸小說在思想意識方麵較唐傳奇、舊武俠和梁羽生們高明的地方。
斯蒂文。朗西曼認為奧威爾其人“對人類狀況感到憐憫，但對個體的人卻沒存多少憐憫之心”，金庸是否也是如此？
‘憐我世人，憂患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