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的響箭——白莽記

林中的響箭——白莽記

　　１，不可思議的選擇
　　
　　向上的革命和向下的墮落有時來自於同一個原因，比如家庭的寵溺和約束所造成的逆反心理，最終形成決裂與背叛。向上和向下方向的不同，則取決於內在的信仰。白莽就是在一個典型的中國式家庭中，受到新時代影響，選擇了革命而不是墮落。
　　那時，舊的製度、舊的文化剛剛被新的潮流摧枯拉朽。但在新的潮流中，同樣隱藏著舊的驚濤駭浪。無數矛盾、問題、衝突在社會各個領域、各個層麵，在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雜夾著、糾纏著、扞格著、互相製約著。於是，置身其中的人，他們的思想向度和價值觀就會增添更多的可能性，有的猶疑觀望，有的義無反顧；有的猶疑觀望之後再義無反顧，有的義無反顧之後又回到猶疑觀望之中；還有的在向一個方向義無反顧之後忽而轉頭向另一個方向義無反顧……
　　白莽的老家在浙江象山縣懷珠鄉大徐村。他於１９０９年端午節那天出生，是否昭示著他身上稟承了屈原“雖九死其猶未悔”的血氣呢？
　　白莽本姓徐，家譜上的名字叫徐孝傑，小時候家裏人叫他徐柏庭，讀書時用的學名是徐祖華。１９２７年９月，他借到上虞人徐文雄的中學畢業文憑考取同濟大學德文補習班，遂易名為徐文雄，號之白，別名徐白，筆名白莽即由此演化而來。白莽還一個較有名的筆名是殷夫。他還有其他筆名，如任夫、殷孚、沙菲、沙洛及Lven等。
　　為什麽不厭其煩把這麽多名字都羅列出來呢？這就是那個時代的特征。不斷地換名，其實是不停地改頭換麵，在社會夾縫中騰挪躲閃，以保全性命，安頓身心。“苟全性命於亂世”，兩千年前諸葛亮的低徊之語，在２０世紀初，更加貼切地充滿著沉痛與悲涼。
　　白莽的父親雖然是個農民，但勤於學習，好醫術，靠自己琢磨出道，治病療傷，在當地贏得令名。母親則是一個精明能幹的家庭婦女，相夫教子，把一個家打理得井井有條。因此，等白莽出生的時候，他有一個很不錯的家境。
　　白莽有三個哥哥、兩個姐姐。大哥徐培根曾留學德國，當過蔣介石總司令部參謀處長和國民政府航空署長，二哥、三哥也在國民黨軍隊中任職。白莽是家裏最小的兒子，又極聰明伶俐，九歲博覽群書，十五六歲即詩名遠播，因此備享父母兄姐的寵愛。
　　按常理，他可以吆五喝六，紙醉金迷，做他的紈絝子弟去；也可以利用兄長的“優質”資源，到國民黨那裏撈個職務，運氣好的話說不定可以在廳級幹部位子上退休；硬是要弄文學，就呆在家裏，讓你擁書萬卷，寫出來找個出版社自費出版，哥哥屬下的文學愛好者們人手一冊，不也名利雙收啦……
　　但白莽偏偏選擇了一條最不可思議的道路——革命。
　　
　　２，戴著詩意的花圈
　　
　　白莽受到的寵愛有加，讓他並不自在。他感覺自己像一個未成型的瓷器，父母嗬在掌心，生怕掉下來打碎了；而三位兄長，尤其是大哥徐培根，一心隻想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三個弟弟，前兩個均塑造成功，三弟如此人才，他更是雄心勃勃，要讓他出人頭地。
　　大哥的這種強勢讓白莽非常反感，他先是不自覺地朝與大哥給他安排的相反的道路上走。“春給我一瓣嫩綠的葉，我反複地尋求著詩意”，這個生性熱愛詩歌的少年，發現從小就沒有詩意，到處都是勢利的囂張和被壓迫者的呻吟，“我有一個希望，戴著詩意的花圈，美麗又莊樸，在靈府的首座”，他似乎早早地預感到，他詩歌的使命將是不同尋常的，就像他在《孩兒塔》中所寫的：
　　　　　　　你們為世遺忘的小幽魂，
　　　　　　　天使的清淚洗滌心的創痕；
　　　　　　　喲，你們有你們的人生的情熱，
　　也有生的歌頌，未來的花的憧憬。
　　
　　隻是你們已被世界遺忘，
　　你們的呼喊已無跡留，
　　狐的高鳴，和狼的狂唱，
　　純潔的哭泣隻暗繞莽溝……
　　　　這時，他已執意要唱出自己“生的歌頌”，追求“未來的花的憧憬”，來對抗“狐的高鳴，和狼的狂唱”。
　　１９２０年秋，１１歲的白莽就讀於象山縣立高等小學。當時，五四之風已吹遍校園，師生們經常聚會，宣傳打倒列強，反對軍閥，讓白莽眼睛越來越明亮，思考越來越成熟。三年後，大哥徐培根把他接到上海，考入民立中學“新製”初中一年級。
　　１９２５年五卅慘案發生，白莽所在的民立中學群情激憤，“三罷”鬥爭如火如荼，白莽積極參與其中。暑假，他回到家鄉，和進步文藝團體新蚶社的旅甬、旅滬青年們打成一片，成立五卅運動外交後援會。同時，他開始以新詩為武器，在《新蚶》報上抨擊帝國主義侵華和國民黨的暴行。“南京路的槍聲，把血的影跡傳聞，把幾千的塔門打開，久睡的眼兒自外窺探，在群眾中羞怯露麵，拋露出仇恨、隘狹語箭！”（《意識的旋律》）。
　　結識共產黨人賀威聖、楊白是這個期間的大事，它讓白莽奔湧的熱血找到了正確的航道。１９２６年７月，白莽用徐白的名字，跳級插班考入上海浦東中學高三年級。浦東是上海產業工人比較集中的地方，他在這裏深切地了解到中國工人的生存狀況。他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二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白莽因一個“獐頭小人”告密而被捕，囚禁了三個月，險被槍決。後在大哥徐培根保釋下出獄。
　　這是他第一次入獄。但這次入獄更加堅定了他的鬥爭信念，一出來他的詩風大變，不要意象，不要隱喻，甚至連韻律都一腳踢掉。他用最直接、最簡要、最有力的方式寫出詩歌，這時，詩歌已遠遠超出文學作品的範疇，而變成揮舞拚殺的利器。
　　“朋友，有什麽呢？／革命的本身就是犧牲，／就是死，就是流血，／就是在刀槍下走奔！……同誌們，快起來奮爭！／你們踏著我們的血、骨、頭顱，／你們要努力地參加這次戰爭！”（《在死神未到之前》）
　　我以為，這是白莽的第一次犧牲——他首先犧牲了自己的文學生命。一個熱愛詩歌、也能寫出很好詩歌的青年，毅然拋棄詩歌的基本要素，拋棄讓自己作品傳之久遠的可能，全身心投入到戰鬥當中。這是令人欽佩的。
　　
　　３，別了，哥哥
　　
　　出獄後，白莽聽說母親為他思念成疾，就利用養傷的機會，回家探望。母親才知道了他所從事的活動十分危險，但母親沒有阻攔他，隻是一個勁叮囑：“柏庭，你要小心呢！”
　　１９２７年９月，白莽考入同濟大學附屬德文補習科一年級乙組，和同學中的共產黨員王順芳、陳元達結成好友。不久他轉為中共黨員，當上了學生代表、學生會幹部，主辦油印文藝刊物《漠花》。１９２８年初，白莽加入蔣光慈、錢杏邨（阿英）組織的革命文學團體——太陽社，組織關係隸屬於上海閘北區第三街道支部，書記潘漢年，支委陽翰笙。這段時間，他的創作也進入一個高潮，《獨立窗頭》《孤淚》《給某君》《啊！我們躑躅於黑暗的叢林裏》等，都是擲地有聲的檄文。
　　“嗬，我們躑躅於黑暗的，黑暗的叢林裏，／世界大同的火已被我們煸起，”煸起，／我們手牽著手，肩並著肩，噴著怒氣……／在火中我們看見了天上的紅霞旖旎！”
　　同年秋，白莽再次被捕。大嫂張芝榮托徐培根在上海找熟人保釋。獲釋後，他回到同濟大學。黨組織考慮到他和王順芳、陳元達的安全，安排他們暫時轉移到象山。１０月，白莽在二姐徐素韻任校長的縣立女子小學當教師。他以小學教員作掩護，深入白墩、爵溪等地農村進行社會調查，編寫革命詩章，發動學生排演話劇，到鄉下村鎮演出。觀者如堵。
　　１９２９年２月，白莽在二姐資助下，重返上海，在找到地下黨組織後，他決定離開學校，專門從事共青團和青年工人運動。至此，白莽完全實現了從叛逆青年向職業革命家的轉變。
　　他的一意孤行大大觸怒了以徐培根為首的家長。他不僅沒有按照兄長所期待的去做，反而因為有一個這樣的弟弟，使得哥哥們在國民黨軍隊裏受到牽連和懷疑，影響到升遷和發展。
　　勸的勸，哄的哄，逼的逼，都不能讓白莽回頭。徐培根失望至極，在白莽第二次遭捕後，他已無心營救，如果不是大嫂張芝榮出麵，白莽恐怕凶多吉少。不久，白莽收到徐培根一封痛斥他的信。這封信促成他寫下了與兄長的決裂詩《別了，哥哥》：
　　“別了，我最親愛的哥哥，／你的來函促成了我的決心，／恨的是不能握一握最後的手，／再獨立地向前途踏進。／二十年來手足的愛和憐，／二十年來的保護和撫養，／請在這最後的一滴淚水裏，／收回吧，作為惡夢一場。／你誠意的教導使我感激，／你犧牲的培植使我欽佩，／但這不能留住我不向你告別，／我不能不向別方轉變。／在你的一方，喲，哥哥，／有的是，安逸，功業和名號，／是治者們榮賞的爵祿，／或是薄紙糊成的高帽。／隻要我，答應一聲說，／“我進去聽指示的圈套，” ／我很容易能夠獲得一切，／從名號直至紙帽。／但你的弟弟現在饑渴，／饑渴著的是永久的真理，／不要榮譽，不要建功，／隻望向真理的王國敬禮。／因此機械的悲鳴擾了他的美夢，／因此勞苦群眾的呼號震動心靈，／因此他盡日盡夜地憂愁，／想做個普羅米修士偷給人間以光明。／真理和忿怒使他強硬， ／他再不怕天帝的咆哮， 他要犧牲去他的生命，／更不要那紙糊的高帽。／這，就是你弟弟的前途，／這前途滿站著危崖荊棘，／又有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又有的是砭人肌筋的冰雹風雪。／但他決心要踏上前去，／真理的偉光在地平線下閃照，／死的恐怖都辟易遠退，／熱的心火會把冰雪溶消。／別了，哥哥，別了，／此後各走前途，／再見的機會是在， ／當我們和你隸屬著的階級交了戰火。”
　　這是白莽極為重要的一首詩。從這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出：第一，骨肉親情。白莽並不是冷酷無情，相反，他對兄長充滿著手足之情。第二，對社會、人生，以及自我前途的洞察，說明他的所有行動都不是情緒化，不是衝動，而是良知和真理指令下的奮然前行。第三，抱著必死的決心，對此一戰鬥的凶險性有著充分的思想準備。這是一個成熟的革命者的宣言。
　　我以為，這是白莽的第二次犧牲——他犧牲了自己的家庭和親情。斷然放棄那麽優越的條件，放棄一切可以讓個人舒服、美滿、幸福的因素，全身心投入到戰鬥當中。這是令人敬仰的。
　　
　　４，若為自由故
　　
　　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二者皆可拋！
　　匈牙利詩人裴多菲這首流傳甚廣的詩篇《自由與愛情》就是不到２０歲的白莽翻譯的。當然，白莽不是它的首譯者，第一個翻譯這首詩的中國作家是大名鼎鼎的茅盾。但由於茅盾不寫詩，他的譯筆太散，不精致，因此沒有流傳下來。裴多菲被魯迅譽為“偉大的抒情詩人，匈牙利的愛國者”，將他與拜倫、雪萊、普希金相提並論。裴多菲隻活到２６歲，１８４９年，當奧俄聯軍入侵匈牙利，企圖顛覆尚在繈褓中的共和國時，裴多菲投筆從戎，策馬驅馳，戰死疆場，留下美麗而獨立的祖國，留下可愛而寂寞的妻子尤麗亞，留下“我願意是激流”的不朽回響。
　　裴多菲就是白莽的榜樣、典範和先驅者。他非常喜歡裴多菲這首《自由與愛情》，譯成中文後，他曾請求姐姐把它繡在他的枕頭上。
　　白莽也有他熱戀的情人——盛淑真。她是白莽的二姐徐素韻在杭州蠶桑講習所時的同窗好友，她外柔內剛，頗有主見。１９２６年暑假，白莽從上海民立中學畢業後，到杭州遊玩，住在廣福路徐培根的家裏。有一天，徐素韻帶了好朋友盛淑真過來吃中飯。
　　白莽在女孩子麵前很害羞，他沒有和這個看一眼就喜歡上了的女孩說一句話。盛淑真笑吟吟地走了，少年白莽卻滿懷心事，此情無計可消除。二姐看在眼裏，喜在心裏，要白莽給她的好朋友寫信。這一寫便不可收了。一張好大好大的情網罩住了兩顆年輕的心靈。
　　“殷夫”這個筆名正是在魚雁往返的遊戲裏取的。那個叫徐白的少年渴望自己是一個大丈夫，敢於愛，敢於擔當，種種殷切，種種殷勤，全在不言中。白莽喜歡在每封信落款時把“殷夫”兩個字寫得大大的，仿佛他已經頂天立地了。而殷者，紅也，不經意間他把自己的一生與紅色連係在一起。他真的成了一名傑出的紅色詩人。
　　轉眼兩年多過去，已由清秀小生變為堅毅革命者的白莽，在組織安排下，回到象山縣二姐所在的學校代課，擔任自然課程講授。碰巧徐素韻邀了盛淑真來學校幫她。故鄉逢知己，本應是激情四射，本應有無盡傾訴，可白莽在公開場合見了盛淑真，像不認識似的。他們一起教課，同桌吃飯，白莽旁若無人，外人打死也不會相信這是一對戀人。
　　隻是每到晚上，麵對白白的紙箋，白莽立馬恢複了輕鬆與自信，他把白天想說的話一個勁地塗抹到紙上，他三個月寫了２０多首詩，左一個“我的心”，另一個“玫瑰花”，這時刻愛情成了白莽的戶主，革命帶來的危險和剛硬暫時放在偏房裏歇著。
　　但白莽沒有忘乎所以。愛情的甜美溢遍全身，卻軟化不了他的革命意誌。他深知自己在做一件什麽事情，作為一名詩人戰士，他無時不敏感到死神的窺探。他是決意去死的，可現在他決意愛著，享受這人生短暫的甘醪。愛與死的矛盾讓他產生了一種罪惡感，對愛人的負罪——他多麽想愛一個人，然而，他的愛隻會給她帶來死亡的氣息。
　　“死以冷的氣息，吹遍你的柔身”
　　“我蹂躪你，我侮辱你，我用了死的尖刺，透穿了你的方寸”
　　白莽白天麵對盛淑真時的冷漠，正是這種負罪感的集中體現。他不敢執子之手，因為他們不可能“與汝偕老”。而他那些如癡如醉、如泣如訴的詩稿竟一直深鎖屜中，從沒有勇氣拿給姑娘去看。
　　盛淑真愛上了才華橫溢的白莽，她的“殷夫”。她甚至曾把自己的名字改為“盛孰真”，準備和他一起幹革命。１９２７年９月，白莽考入同濟大學時用的徐文雄的高中畢業文憑，就是盛淑真幫他借的。她等著心上人手捧熾熱的詩稿，敲開她的房門，送給她一個定情的親吻。
　　她沒有得到任何答案。其實答案白莽早已寫出，就在他抽屜的詩稿中——“明晨是我喪鍾狂鳴，青春散隕，／潦倒的半生歿入永終逍遙。／我不能愛你，我的姑娘！”（《宣誓》）這個年輕的革命者，他隻有硬著心腸給姑娘以冷漠，他既無法說出違心的“我不愛你”，更沒有勇氣向她表白“我愛你”。寫在紙上的詩句像一顆顆釘子釘在他心上，但他沒有別的答案。
　　為了更多人的自由！
　　１９２８年底，在杭州警察局任職的盛淑真父親，發來電報，說跟她在省建設廳謀得一個廣播員職位，要她盡快回去。盛淑真一邊哭一邊收拾行裝，她把一件件衣服抖開，折好；再抖開，又折……她在不斷地耗費時間，她在耐心地等著，等著那一聲敲門……
　　那一夜比一個世紀還長，比一生還長。那是一個寒冷而寂靜的夜。
　　天蒙蒙亮，盛淑真的房間就空了。房門洞開著，像一個永遠空著的等待。
　　我以為，這是白莽的第三次犧牲——他犧牲了自己的愛情。“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他實實在在地在拋棄生命之前，將一切可以拋棄的都拋棄了。在自由和真理麵前，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死士。這是令人歎為觀止的。
　　
　　５，魯迅的器重
　　
　　白莽與魯迅的第一次見麵應是１９２９年６月２３日。他先投了一個稿子給在《奔流》做編輯的魯迅，這個稿子是譯自德文的《裴多菲傳》。魯迅覺得譯文不錯，寫了一封信去討要原文。可那篇原文不是單獨成篇，而是放在詩集的前麵，郵寄不方便，白莽在柔石的引薦下，帶著斐多菲詩集親自登門拜訪他心儀已久的魯迅先生。這本詩集的第二頁上寫著“徐培根”的名字，魯迅看了以為是白莽的本名。
　　見到魯迅，白莽大失所望。魯迅不大說話，給人以冷傲威壓的感覺，這使自幼受到家庭寵愛的白莽很不習慣，他的表情漸漸生硬起來。與初次見麵的人交談不多，這又正是魯迅的習慣。尤其是初來乍到的年輕人，魯迅總是傾聽的時候多，一來，找他的年輕人，大都是滿肚子話要說；二來，魯迅藉此觀察和了解對方，探探他們的底細和來訪的動機。他對白莽的第一印象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麵貌很端正，顏色是黑黑的”。當時，細心的魯迅發現了白莽的尷尬，他故意幽了一默：“現在時興攀老鄉，我們是寧紹大同鄉嗬。”
　　白莽卻一點也幽默不起來。他回到住處，第一件事就是給魯迅寫信，表示很後悔這次見麵。不滿之意躍然字裏行間。魯迅對青年的包容在這件事上表現得淋漓盡致。他立即回信，向白莽解釋：“初次相會，說話不多，也是人之常情。”並告訴他，翻譯不能由著自己的愛憎去改變原文，他囑咐白莽再譯幾首裴多菲的詩，還特意送了自己珍藏的兩本裴多菲著作供他參考。
　　信和書是魯迅托柔石送過去的。白莽收到信後，很高興，立即譯了幾首詩，再送給魯迅。這次談話便多起來了。白莽翻譯的裴多菲的傳和詩，一起刊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
　　魯迅第三次見到白莽，到了１９２９年７月４號。那次見麵的詳情，魯迅在《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說得很清楚，也很生動：
　　“我記得是在一個熱天，有人打門了。我去開門時，來的就是白莽，卻穿著一件厚棉袍，汗流滿麵，彼此都不禁失笑。這時他才告訴我他是一個革命者，剛由被捕而釋出，衣服和書籍全被沒收了，連我送他的那兩本；身上的袍子是從朋友那裏借來的，沒有夾衫，而必須穿長衣，所以隻好這麽出汗。”
　　白莽還告訴魯迅：“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來的。前兩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幹涉我，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這下魯迅才知道，那個“徐培根”是白莽的大哥。
　　這次見麵，白莽給魯迅留下了極好的印象。如此一名年輕有才的文學青年，卻又是如此一位不顧一切的革命者。這正是魯迅最期待、最賞識也最疼愛的。魯迅是那種一竿子插到底的決絕者，他瞧不起那些在革命道路上猶疑拖慢、首鼠兩端的人，他把劉半農、廢名等都歸於此列，因而由青眼轉為冷對。
　　他趕緊以付稿費的形式送給白莽２０元錢，要他去買一件長衫。至於落在捕房手上那兩本“明珠投暗”的好書，就隻有痛惜的份了。從此，魯迅與殷夫雖不常見麵，聯係卻十分密切。自１９２９年６月２６日至１９３１年１月，也就是白莽最後一次被捕前，白莽（殷夫）在魯迅日記中至少出現１８次之多。
　　
　　６，為了忘卻的紀念
　　
　　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以革命文學團體創造社、太陽社成員和魯迅周圍的作家為基礎，中國左翼作家的精英們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左聯的三人主席團為魯迅、夏衍、阿英。在成立大會上，魯迅作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著名演講。演講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急於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
　　白莽在左聯中非常活躍，他與柔石交情最好，都是左聯締造和培養出來的“新戰士”的代表。柔石比白莽大將近８歲，浙江寧海縣人，原名趙平複。他曾跟魯迅談過，在老家時，一位鄉紳看中了他的名字，一定要讓給他兒子用。魯迅據此推斷他最初的名字應該是“平福”，拗不過鄉紳才改為“平複”的。魯迅很喜歡柔石，他硬氣，加上有點迂，“隻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取“柔石”這個筆名確乎有名如其人之感。
　　柔石與白莽在性情上有些不同。白莽聰明過人，性情果毅，該狠的時候狠得下來。柔石則略顯憨厚，容易相信別人，熱情得有些盲目。比如，同是危險，白莽和柔石都會衝過去，但白莽是明知有危險而不懼怕，柔石卻是壓根兒不知道那裏有危險。
　　在創作上，柔石的成就更高，他的《為奴隸的母親》和《二月》均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名篇。特別是長篇小說《二月》，主人公肖澗秋是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形象，他的命運也是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魯迅在《小引》中寫道：
　　　　“他極想有為，懷著熱愛，而有所顧惜，過於矜持，終於連安住幾年之處，也不可得。他其實並不能成為一小齒輪，跟著大齒輪轉動，他僅是外來的一粒石子，所以軋了幾下，發幾聲響，便被擠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柔石談了一個女朋友，叫馮鏗。馮鏗是廣東潮州人，她不喜修飾，愛好辯論，敢作敢為，她的名言是“我從不把自己當女人”。她父母欲將她許配給有錢人家，她卻看上了父親的學生許美勳。１９２９年元宵節，她和男友許美勳私奔至上海，在一所民辦的持誌大學英語係讀書。這年５月，革命者杜庫庠介紹她加入中國共產黨。她參加了左聯的成立大會，分配到左聯工農工作部。
　　柔石帶馮鏗去見過一次魯迅。魯迅一眼看出她是他的女朋友。他對馮鏗的印象不怎麽好，“我疑心她有點羅曼蒂克，急於事功”；“她的體質是弱的，也並不美麗”。魯迅看待女性當然也是男性視角，他不喜歡濃眉巨眼、風風火火的男子型女子，他喜歡像許廣平那樣調皮主動又常常撒些嬌的女子，也喜歡性格堅忍卻“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那樣的女子。
　　體質弱也並不美麗的馮鏗卻有著火一般的激情，幾乎融化了柔石；而柔石非凡的才氣早已打動馮鏗。“自看了你的《二月》以後，一種神秘的、溫馨的情緒縈繞著我……每一時間、空間我的心裏總是充塞了這樣不可救藥的情緒……好像完全轉換了一個人！這就是戀愛麽？”他們兩人一拍即合。可是，柔石家有發妻，馮鏗屋子裏有男朋友，怎麽辦？
　　馮鏗好辦，她想做的事沒什麽能攔住她。柔石呢，家裏的妻子吳素瑛是父母之命，沒有感情基礎；而且吳素瑛是一個舊式女子，據說晚上連接吻都不願意，柔石對此很不滿意。柔石跟馮鏗羅曼蒂克地談文學，跟妻子隻能聊些家裏老母雞生蛋三哥家的小兒子得麻疹死了之類的事情。何況妻子不在身邊，與馮鏗同居沒有任何障礙。對於馮鏗帶來的男朋友許美勳，柔石想出了一個書生辦法——寫信，希望能得到“坦白從寬”的處理。許美勳收到柔石的信後是何種反應不得而知，但似乎沒有太大的異議，柔石與馮鏗很快住在一起了，他們還發誓為了革命，不生孩子。
　　遺憾的是，這種幸福的日子太過短暫，估計不到三個月。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７日，他們兩位和白莽、胡也頻、李偉森在上海三馬路東方旅社參加一次黨的會議時，由於叛徒告密，一起被營英帝巡捕房逮捕。前一天晚上，柔石還到了魯迅家裏，明日書店想印魯迅的譯著，托他來問版稅如何付。魯迅便將他與北新書局簽的合同抄了一份給他。柔石被捕時這份合同仍在他口袋裏，這給魯迅帶來了麻煩。魯迅連夜燒掉朋友們的舊劄，和許廣平帶著孩子住進了一個客棧。這時，外麵風言風語，說魯迅已被捕，甚至被殺。魯迅的母親都急得生病了。
　　但關在監獄裏的五位左聯幹將，沒想到事情會有如何嚴重，雖然“上了鐐，開政治犯從未上鐐之紀錄”，雖然知道“累及太大，我一時恐難出獄”。他們對再一次趕跑死神似乎比較樂觀。柔石趁關在監獄的機會，跟白莽學起了德文。２０天之後，龍華警備司令部槍斃近３０名政治犯，其中包括白莽、柔石、馮鏗等五人。
　　這次事件震驚全國。魯迅更是被這樣的暴行激怒了！他迅即出手，發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現狀》，聲討國民黨的罪行。１９３３年２月７日，在五烈士遇難兩周年紀念日，心緒未平的魯迅再次提筆，寫下了振聾發聵的名篇《為了忘卻的紀念》：
　　“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舊寓裏，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沉靜中抬起頭來，寫下了以上那些字。”
　　“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隻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苟延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作為文壇旗手，他眼看著失去了幾位年輕而又優秀的作家；作為革命鬥士，他眼看著失去了最有信仰和活力的戰友；作為洞悉中國曆史和前途的智者，他眼看著失去了一群單純、高尚、富有使命感的熱血青年。
　　他的悲憤與痛心，可想而知……
　　
　　７，孩兒塔
　　
　　孩兒塔在浙江嘉興市建國路中段塔弄內，始建於宋代，清初重建，前些年因建國路拓寬而被拆除。它來源於一則傳說：若幹年前，有一縣官路經塔弄，聽到一個小孩在大聲辱罵他的老祖母，便喝令將小孩拘到轎前審訊。這時，老祖母跑過來，說孩子年幼無知，不明事理，請老爺饒恕。縣官於是命令衙役去塔弄口醬園端來一碗白糖一碗鹽，放在孩子麵前由他取食。孩子不假思索棄鹽而取糖。縣官斥道，小小年紀已識鹹甜，難道還能說不明事理！一怒之下，判就地問斬。從此，小孩的一縷冤魂化為妖魅，常於陰雨天戴一紅肚兜，出沒在塔弄裏，來看望孤居的祖母。
　　１９３０年，白莽將他從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９年間創作的６５首詩歌，編成一冊，取名為《孩兒塔》。詩集中《孩兒塔》一首亦是白莽詩歌中最富藝術感染力的作品，我想應該也是白莽自己最為欣賞的，方才以此作為整本詩集的命名。
　　透過白莽短暫的一生，這首詩蘊含了太多的東西。白莽早已預感到自己選擇所帶來的後果，他是把頭顱別在褲腰帶上來參加革命的。他不怕死，不怕以這種方式死去，因為死得其所。但他擔心兩點：
　　一是家裏人，尤其寵愛他的父母，會受不起這樣的打擊。“你們的小手空空，／指上隻牽掛了你母親的愁情，／夜靜，月斜，風停了微噓，／不睡的慈母暗送她的歎聲。”
　　二是擔心人們看不到他死的價值，或者說，他的死喚不醒同胞的覺悟。他就像孩兒塔傳說中的那個“孩兒”，因為一次叛逆而被處死，而這樣的處死隻不過是一次暴行的展覽，愉悅眾多看客的茶餘飯後而已。他的縷縷冤魂還得時時回來，尋覓過去的崢嶸歲月。
　　　　　……幽靈喲，發揚你們沒字的歌唱，
　　　　　　　使那荊花悸顫，靈芝低回，
　　　　　　　遠的溪流凝住輕泣，
　　　　　　　黑衣的先知者驀然飛開。
　　
　　　　　　　幽靈喲，把黝綠的林火聚合，
　　　　　　　照著死的平漠，暗的道路，
　　　　　　　引住無辜的旅人佇足，
　　　　　　　說：此處飛舞著一盞鬼火……
　　白莽把詩集編好後，又寫了一篇《上剝蝕的題記》，鼓勵自己“埋葬病骨”，以“更向前，更健全”的姿態投入到“時代需要”中去。白莽特意製作了一些插圖，然後一並送給魯迅，請他指正。可惜一切都沒來得及，白莽就英勇就義了。
　　五年後。１９３６年３月１０日，魯迅收到一封來自漢口的信，一個叫史濟行的人自稱是白莽同濟大學的同學，他手頭收藏有白莽的遺稿，正在籌劃出版。但出版社有一個要求，必須由魯迅作序。
　　魯迅這裏有白莽自編的詩集，但他想，別人那裏還有也是正常的。加上這些年來，魯迅一直在為白莽遺稿出版的事操心，現在能有朋友幫忙，便感動於史濟行“抱守遺文，曆多年還要給它出版，以盡對於亡友的交誼”的義行，不惜“大病初愈，才能起坐，夜雨淅瀝，愴然有懷”，為詩集寫了一篇序言。後來，他才從報紙上得知，這個史濟行是專門“詐稿”的騙子。所以，序寫了，詩集卻仍然未能問世。
　　史濟行的騙術固然不可取，但他這一騙，“騙”出了魯迅先生一篇名文。半年後，魯迅病逝，如果不勞史君的劣招，《白莽作序》很可能不複存在。壞事與好事、功與過的界限往往是這麽模糊的。
　　魯迅序言的最大特點在於，他指出《孩兒塔》不是一部普通詩集，它出世並非要和一般的詩人爭一日之長，它是具有別一種意義的。它具有什麽意義呢？
　　“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煉，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於別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