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道路可以被理解為從“神話（米索斯）（mythos）到理性（邏各斯）（logos）”的演變軌跡。
啟蒙對古典神話的重新評價還有另外一個理由。有關亞洲、北非和新大陸的遊記已經向歐洲讀者介紹了古希臘和羅馬神話之外的神話傳統。隨著最初的對比神話學者辨認出希臘羅馬神話與當時很多歐洲人覺得野蠻落後的其他文化的神話之間的相似性，古典神話的傳統光澤已經消失殆荊畢竟，它們並無多少特殊之處。
從這些文化重新評估中出現的是一種模式，將文明進步概念化為一種堅定不移地擺脫神話的線性軌跡。正如18世紀歐洲人逐漸明白的那樣，擁有豐富神話文化的社會---如古代希臘羅馬時期，還有新世界及其他地方的當今土著人文化---屬於文化的“初級階段”。相比較而言，開明社會已經成功地拋棄神話和迷信，往往偏愛更嚴謹的思維方式。
這種文化演化描述的關鍵部分是焦點集中在人類心靈的認知發展過程。從野蠻到文明的演化道路應該也意味著思想本質自身的轉變---從產生和相信神話的輕信迷信心態轉向能批判和評價論證優劣的啟蒙思想。
這種認識論發展模式對哲學的自我身份定位產生持久的影響。如果借用20世紀古典學者威廉·奈斯爾（WilhelmNestle）的公式，哲學道路能被理解為從“神話（米索斯）（mythos）到理性（邏各斯）（logos）”的演變軌跡。在此觀點看來，哲學家繼續從事打破神話的工作，辨認出我們思維和文化中仍然殘存的神話，對其進行批評性質疑，並用能經受住批判性審視的知識取而代之。
到了18世紀，柏拉圖逐漸被當作哲學長期和持續進行的反神話鬥爭的首位支持者來廣泛接受。在從前的世紀中，歐洲人可能更熟悉的是柏拉圖非常不同的另一種形象。這就是新柏拉圖主義者描述的柏拉圖思想。這種範圍廣泛的哲學傳統的支持者在散落在柏拉圖著作中看到了圍繞善的最高級的、統一的形式形成的連貫的形而上學體係。新柏拉圖主義最初在古代後期繁榮發展並在文藝複興時期的意大利複興起來。這個傳統對柏拉圖哲學的解釋常常有一種神秘傾向---部分是因為它為贏得與基督教正統思想分庭抗禮的地位而逐漸協商習得而成。為了讓本來就警惕賦予異教徒過大影響力的基督教徒感到安心，新柏拉圖主義者堅持認為，柏拉圖一直受到神的靈感的啟發，充當了上帝為人類曆史設計的預言家的工具。他們指出柏拉圖在《伊安篇》（Ion）和《斐德羅篇》（Phaedrus）描述的神聖詩學靈感，認為柏拉圖本人意識到自己作為更高權力代言人的角色。這種對柏拉圖的解讀獲得了一種神秘色彩。他們將靈感的角色提高到淩駕於理性之上的高度，其關注的焦點往往集中在諸如熱情、愛或尤其是文藝複興人文主義語境下神聖的天賦口才等主題。
但是，當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轉向柏拉圖時，他們常常是本著比新柏拉圖主義更加古老得多的闡釋傳統的精神來做的。這就是學院派懷疑主義，是公元前4世紀雅典學園的主導性思想流派---柏拉圖死後三代人---一直延續到公元前1世紀。雖然柏拉圖的形而上學體係的連貫性是新柏拉圖主義傳統的核心教義，學院派懷疑主義者否認柏拉圖有任何哲學體係。相反，其柏拉圖是最優秀的反體係論者（parexcellence），不惜一切代價地抗拒教條，更喜歡擱置批評性判斷。柏拉圖的懷疑主義闡釋者強調蘇格拉底式質疑毫不留情的嚴謹性本質和某些早期對話的不確定結局，這似乎表明他們拒絕承認某些知識的地位。
柏拉圖對蘇格拉底式牛虻的描述幫助塑造了哲學公民素質的啟蒙理想模型。
懷疑主義者塑造的柏拉圖形象對啟蒙時代的讀者具有特別的吸引力，他們采取了類似的原則，即挑戰權威和質疑現成的知識。柏拉圖對希臘神話傳統的批評特別引起他們的共鳴。伏爾泰稱讚柏拉圖將蘇格拉底描述為崇尚科學的哲學家的原型，因為證明“月亮不是女神，水星不是男神”而受到迫害。
與此同時，支持柏拉圖的啟蒙思想家並不十分情願接受徹底的懷疑主義結論，即根本不可能獲得某些知識。最終，新柏拉圖主義者和懷疑主義者協商之後達成一種妥協，完成對柏拉圖的描述。他們接受柏拉圖擁有連貫的哲學體係，真正有可能獲得某些具有建設性意義的知識。不過，獲得知識之路並非依靠啟發或靈感，而是依靠學院派懷疑主義者推崇的批評理性。
柏拉圖的啟蒙讀者也將他視為自己政治價值觀的化身。他描述的蘇格拉底牛虻幫助確立了哲學公民素質的理想---公民應該成為批評性思想家，拒絕想當然地接受社會規範，反而揭露知識中毫無根據的偽裝以及社會神話的模糊性和神秘化。
啟蒙時代的柏拉圖形象受到普遍歡迎並長期占據支配地位，這意味著在它之前的解釋基本上已經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柏拉圖思想中那些不怎麽吻合這種形象的方麵自然不再被突出強調了。這就是理性主義者柏拉圖被創造出來的過程，對此，尼采非常瞧不起。
柏拉圖不僅僅是啟蒙時代為其刻畫的理性論證支持者的形象。非常顯著的是，他的對話中包含了神話：精心構建的敘述穿插其中，並被編織進哲學調查裏，是對希臘神話傳統中現成材料的重新構造或模仿。比如，我們拿金屬神話為例---波普爾將其比作納粹意識形態---這個神話講述了在地下製造公民的故事。按照這個神話的說法，神在造人之時加入了各種金屬：有的加入了黃金，自然最適合成為統治者；另外一些加入了白銀，成為統治者的助手和護衛者；而那些加入了銅和鐵的成為農民和手工業者。柏拉圖的首批讀者可能認識到，這個神話是多個世紀以來希臘神話（人性曆經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銅鐵時代而不斷墮落下去）和腓尼基人卡德謨斯（Cadmus）（從地下誕生的人種）創建底比斯城堡（Thebes）的神話的首次重新創造。
從文體風格上看，柏拉圖神話往往與對話中其餘部分嚴謹論證的調查有明顯差異。它們常常被置於虛幻的世界---比如金屬神話中神靈的地下工作間，或者柏拉圖有關來世的神話中的末世論風景---這些不是被用來當作柏拉圖著作中本來可能得到支持的論證的標準。神話不過拿來講述的故事，並沒有打算使用理性或事實來論證其合理性。
在推崇柏拉圖思想中更神秘部分的某些新柏拉圖傳統中，這些神話則被認為是其著作的重要方麵。相反，啟蒙時代對柏拉圖的重新闡釋並沒有很好的方式來解釋它們。如果柏拉圖是第一個將哲學從神話中解放出來的人，那他自己使用神話從最壞處說就是個偽君子，從好處說是沒有能遵循他自己提出的評判哲學好壞的嚴格標準。正如18世紀描述的理性主義者柏拉圖占了上風，神話開始要麽被令人尷尬地忽略，要麽被當作哲學家著作中的古代傳統殘餘而拋棄。他雖然開辟了最終走向啟蒙時代的道路，本人卻沒有得到充分的啟蒙。
啟蒙時代的這個柏拉圖大體上就是我們當今繼承下來的柏拉圖，讓我們覺得有些不安的是，他與我們在閱讀其著作時遭遇的製造神話的柏拉圖共存於我們的想象中。這尚未解決的緊張關係提醒我們認識到，在我們隻是將最容易獲得的柏拉圖遺產視為理所當然時可能被忽略了的東西。從前的啟蒙敘述常常能遮蔽柏拉圖神話中的哲學價值。比如，波普爾就指控柏拉圖動用神話實現其純粹的政治目的和宣傳目的，這些最終與哲學自身的價值格格不入。
柏拉圖賦予神話一種威力，使其重新塑造我們視為想當然的故事。
但是，波普爾沒有意識到柏拉圖常常求助於神話的方式與其著作中更具論證性的部分所展現出的批判性推理形成一種互補性的關係而非截然對立的。柏拉圖神話最終成為與哲學話語不同的，擁有自己獨特形式的話語，它探討的是我們世界觀中紮根於內心深處的方麵，很難依靠批判性理性單獨挑出來。金屬神話不僅僅提出具體的個人是什麽人，天生適合做什麽的普遍性主張，而且推動了哲學家重新想象人性概念本身。
金屬神話出現在蘇格拉底對《理想國》中設想的城市公民教育進行描述的特別的關鍵時刻。向公民講述這個故事是在他們完成了音樂和體操等基礎教育之後，此刻，他們被分成不同類別去從事城市中不同的職業。若按照波普爾的路線，這個神話長期以來被解讀為一則政治宣傳，傳播類似於種族一樣的觀念，即個人天生就擁有某些屬性使其適合於擔任某種社會角色而不是其他。
但是，如果神話講述了一個基於天賦才能觀的故事，它也是一個重新再概念化出生特權的故事。這個神話的開頭幾句邀請公民去思考自己迄今為止所受到的培育和教育，把人生當成一場夢。按照神話的說法，公民真正的生活還沒有開始。相反，他們從在母親子宮裏孕育到來到世界上以及早年的成長都一直處於睡眠狀態，其本性也一直處於形成過程中。隻有在此過程完結之後，他們才從漫長的睡眠中蘇醒過來，才會真正站起來。神話暗示，公民除非完成了第一階段的教育，否則都還沒有真正誕生呢。因此，不是根據他們在生物學意義上生命開始時賦予的品質而是根據他們在基礎教育階段結束時擁有的品質來定義公民的天性。
借用希臘神話規範來創造自己的哲學神話，柏拉圖賦予神話一種威力使其重新塑造我們視為想當然的描述自然和社會世界的故事。這樣的故事反過來能夠提供有關價值觀和期待的穩定的想象框架，這些精神因素以有意義的方式組織政治體驗，對於塑造我們思考環境以及我們在環境中的地位的方式時至關重要。
如果我們在閱讀柏拉圖神話時拋開啟蒙敘事添加在其上的附屬物，其神話可提醒我們認識到神話未必總是哲學的對立麵。柏拉圖本人也認識到神話的危險性，但這個意識是更廣泛地欣賞其威力和可能性的組成部分，是承認神話對政治和哲學可能既有危害性也有建設性的整體潛力。首先，柏拉圖對神話的理解源自這個立場，即我們的世界觀是被更容易依靠神話機製而非理性論證來理解和塑造的更深刻、更模糊的敘述來確定的。柏拉圖將這個深刻見解應用在哲學家本人身上。正如蘇格拉底在《理想國》中向對話者暗示的那樣，在教育理想城市的哲學王的漫長過程中就好像“我們悠閑自得地在講神話故事一樣。”
如今，我們並沒有嚴肅對待這個觀點，焦點反而集中在最具病態的神話形式上。文明進步的啟蒙觀的後果之一是，當神話真的出現在現代社會的大腦中時似乎暗示了一種退步或返祖現象。這就是20世紀當人們看到法西斯主義在歐洲蔓延時做出的令人警惕的回應。納粹宣傳家們加緊傳播其宏大敘事，如由上帝揀選出的種族來實現拯救世界的使命，以及創建持續千年之久的王國，甚至還有圍繞柏拉圖的亞特蘭蒂斯神話構建的詳盡家譜等。當代評論家們將這個現象診斷為神話在現代政治中令人震驚的“死灰複燃”。
神話不是不受任何變化影響的單塊巨石而是處於開放的重新闡釋過程中的動態故事。
當然，當今的神話批評家有很好的理由認為這些可能並非值得探索的可能性。二戰後出於清算納粹遺毒的考慮，人們對神話的態度非常警惕和謹慎，我們已經習慣於堅決反對神話：如果納粹的恐怖行徑是允許神話在現代政治中盛行所付出的代價，那麽，無論可能帶來的好處是什麽，這個代價實在高得讓人難以承受。如果借用17世紀詩人約翰·德萊頓（JohnDryden）的說法，神話代表了“徹底迷失的世界”。在此觀點看來，社會應該采取的立場是原則性地拒絕承認當今的神話形式---以免這樣做為其提供合法性，或者打開走向進一步非理性的防洪閘---或者無論何時神話死灰複燃，我們都時刻準備好運用事實和理性辯論的武器庫來進行反擊。
但是，柏拉圖神話的教訓為我們指明了另一個方向。如果我們仍然對文化風景中的神話存在有過敏性反應，可能錯過更大要點，麵臨在潑洗澡水時將嬰兒一起倒掉的危險。柏拉圖的見解是神話的威力十分強大，在政治和文化中有持久的影響力，這是尼采和波普爾批判柏拉圖時的共同點。如果不嚴肅對待這個問題將讓我們陷入拒絕承認真正問題的風險，這些象征意義豐富的敘述的確在影響著我們的世界觀。
但是，柏拉圖自己重新創造神話哲學也暗示神話能夠以富有創造性的方式被拿來使用。神話不是不受任何變化影響的單塊巨石而是處於開放的重新闡釋過程中的動態故事。我們繼承下來的反對厭惡神話的態度不僅使我們無法充分認識柏拉圖對神話的敏銳理解，而且阻止我們承認自己共同體中那些為了建設性地改善神話已經在創造性工作的人的價值，並從他們那裏汲取教訓。
2016年秋天，超過300個美國土著部落的代表聚集在北達科塔州炮彈鎮（CannonBall）附近的野營地抗議建造達科他輸油管線。擬建設的輸油管線將非常危險地通過屬於立岩保留地（StandingRockreservation）的土地，包括該保留地主要水源的奧阿希湖（LakeOahe），還有幾個位置的場所可能嚇壞居住在那裏的蘇族人（Sioux）。
最初，這些抗議者並沒有得到認真對待---任何那麽大規模的工程都可能引發各種抗議---但是，該積極分子群體與尋常抗議者不同，他們逐漸從不同角度認識到自己在做的事，引用土著人神話傳統重新塑造此時的重要意義，而這反過來提供了自我理解其共同體的新概念。美國西部的美洲原住民民族拉科塔（Lakota）預言講述了一個時期，各個部落在“第7代”聚集在一起拯救人們和地球免於毀滅。對於立岩保留地的積極分子來說，該拯救時刻就是現在。他們曾經自認為是環境保護者，如今他們共同的任務是將其與祖先聯係在起來的義務。在工程建設場地臨時營地的積極分子---新塗了神聖油膏的神聖石頭營地---不再是抗議者而是水源保護者。
立岩保留地的水源保護者在時間和地域上與柏拉圖相距甚遠。不僅因為柏拉圖是生活在距今將近2500年前的雅典人，長期以來他還是死去的白人男性的典型代表，是將神聖石頭陣營的民眾之聲排除在外的思想經典的先驅。
但是，柏拉圖的要點是對哲學家來說，他與立岩保留地的水源保護者不大可能共享的見解也是教訓。如果神話證明是現代生活無法逃避的組成部分，柏拉圖教導我們不要對理性進步的啟蒙期待能所向披靡喪失信心，相反，他邀請我們為周圍的神話留下理論空間，牢記自己仍然有能力重新改造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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