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吹亂了我的家庭作業——《大風歌》賞析

風吹亂了我的家庭作業——《大風歌》賞析


作者：豆蔻夢鄉 提交日期：2007-3-6 22:43:00

　　當您要求我寫一篇關於《大風歌》的賞析時，我立即覺得非常困難，完全超出了我的水平限度。它的篇幅非常短，而且是劉邦一生唯一流傳的作品，它沒有可供比較的外部同類。它的作者不是職業詩人——這並非貶義，隻是說它的作者可能並沒有以（狹義的）詩來思世界的思維習慣——這一次的創作可能完全出於偶然，缺乏職業詩人創作的“內在理路”。
　　這就是根據我本人的認識水平而發現的我的主要困境。我肯定還有其他的困難，然而上帝仁慈，現在我還被蒙在鼓裏。盡管這首短小的詩帶給了我如許困難，但要解決這些困難，似乎除了回到這首詩本身，也別無他法。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當我說“它沒有可供比較的外部同類”時，我已經意識到這句話可能存在的破綻。按照約定俗成的理解，“大風起兮雲飛揚”指的是秦帝國的廢墟上動蕩的各股社會力量——一個亂世的集合表述。在這個亂世裏，在劉邦最終脫穎而出之前，還有一個名叫項羽的英雄與他長期對峙。巧的是，項羽一生也有唯一流傳的一首詩——《垓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在我翻閱《史記.漢高祖本紀》時，看到當天下大定，定都洛陽之後，劉邦問群臣為何他在與項羽的角逐中勝出，高起和王陵的回答讓我有些驚奇，也不由得陷入沉思。他們說：
　　“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這段話使人驚奇的是，頭一句和後麵的話形成了一種對比，但這種對比使我腦海中固有的某些概念破碎了。它迫使我必須擺脫習慣的成見去重新思考一些詞，比如“仁”。
　　在閱讀《論語》時，可以發現“仁”的內涵與結構是非常豐富的，“仁”可能是華夏民族（或者受到漢文化熏陶的所有民族的集合）最主要也最重要的德性標誌之一。我受到麥金泰爾的《倫理學簡史》的影響，讚同他的觀點，就是：我們不能將倫理和其賴以產生的社會曆史時代分離開研究。所以，“仁”的提出以及孔子思想誕生的土壤（曆史、時代、社會、人文）都應當被納入我們的思考。然而我目前無能為力。我希望自己在未來的閱讀中逐步完善這個能力。
　　於是，我不能準確得知高起王陵等人對於項羽“仁而愛人”的判斷，基於什麽標準。但是，我可以從他們的回答中得出“仁”不與“利”相連，而“仁”也不見得一定與“妒賢嫉能”相抵觸。而後者，不正是我驚奇的理由嗎？
　　有的人認為，劉邦是一個私人品德很糟糕的人，但他卻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項羽剛好相反。我不這樣認為。從曆史的記載來看，他們二人的私人品德都乏善可陳，無須刻意分出高低。那麽作為政治家的德性，劉邦一定比項羽卓越嗎？
　　與《大風歌》完全不同，在《垓下歌》裏，我們可以看到項羽自始至終關注的始終是他的“成人”，他在強調他本身的德性的圓滿，作為一個英雄，一個貴族，他履行了他的職責，驍勇而無畏，他從小就追求個人的德性的完善（他需要在最大限度上彰顯他的德性，所以他學習兵法，是為了“敵”萬人，而不是統馭萬人，他的德性就是目的本身，並不是獲利的手段。），在這個過程中，馬是伴侶，紅顏是犒賞，他非常熱愛他們的本質，但是他們與他並不是平等的，互補的，也不是並肩作戰的友朋。項羽始終是一個人，當然，是一個大寫的人。
　　他提到了“時不利”，但是我認為，他可能至死也不明白“時不利”的真正含義。這個“時”，既不是他被圍困垓下四麵楚歌的時刻，也不僅僅是“大風起兮雲飛揚”的秦朝土崩瓦解群雄逐鹿之時；這個“時”是戰國以來的社會發展和兼並戰爭所不斷呼喚的“中央集權帝國文明”現象的出現的曆史進程。而項羽，盡管他親曆秦帝國的興衰，但是他並不懂得這個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真正的帝國究竟意味著什麽，又在多大程度上規定著曆史發展的模式。應該說，項羽是一個對曆史不敏感的人，他之羨慕秦始皇（這與他的“妒嫉”是一致的，是對德性完滿的一種無止盡的追求），隻是因為後者作為個人在更大程度上彪炳了自己的功勳與榮譽——德性，他看不到秦始皇現象對於曆史的意義。他的心依舊活在戰國時代，一個已經逝去了的時代。他的德性與那時的倫理要求相符，所以現實對他而言，是“時不利”的。
　　這樣看來，直到漢朝建立，在普通人心目中，倫理的標準還沒有太大的變化。甚至包括劉邦本人也一樣，因為他是認同高起王陵的評價的。他承認自己德性的缺失。但是他接下去又說了一段我們耳熟能詳的話，在舉例之後，他總結說：
　　“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在這裏，可以注意到，“用人”而不是“成人”，是劉邦關注的焦點。這個思路貫穿了他政治軍事生涯的全部，在《大風歌》裏也同樣表現得很清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猛士，自然是強調了人的作為工具的價值；守四方，則是這番價值的用途。我們還記得項羽在鴻門宴上，是如何熱情洋溢地稱許樊噲的：壯士。壯士與猛士的差別就在於，前者指向自身，而後者則指向身外。項羽要麽將人當作我，要麽將人不當作人；而劉邦把人當作了為我所用的人。這就是他既可以在創建漢朝時用人而取天下，也可以在創立之後一個一個消滅“猛士”。
　　《大風歌》正是在當年的猛士一個一個叛亂，一個一個消亡之時有感而發的。劉邦並不是在惋惜具體的人，他的慨歎是針對帝國的需要與現實之間的矛盾的。是劉邦，而不是項羽，真正具備了帝國意識。盡管在對秦始皇的態度上，他當年可能還不及項羽深刻（可能令他醉心的，隻是皇帝儀仗的豪華與氣派——當然，這也算是中央集權的一個較為膚淺的標誌吧。），但是在多年之後，他對於曆史有著明確的認識，雖然漢朝取代了秦王朝，但是秦開創的新的中央集權帝國政治，畢竟要加以保留，雙軌製隻能是過渡時期的權宜之計。漢承秦製的最終確立（漢武帝的推恩令）就是這個認識的深化和發展，而開端就在劉邦不遺餘力地鏟除叛亂的功臣，收回封地賜予皇子。相對於武將諸侯，皇子對中央集權——“威加海內”的劉邦本人就是全權代表——的威脅要小得多。而劉邦的所作所為，也幾乎規定了後代的大一統帝國的開國君主與功臣的命運範本。然而，追究為何這個帝國模式在中國出現，並一次又一次被重複，以及在此過程中華夏民族的倫理內涵的衍變同樣也是我目前完全不可企及的。
　　
　　當我再三吟哦這首短小的詩時，我發現它的三句話所展示的圖像結構恰如悶製紅茶用的沙漏計時器：兩端呈倒圓錐狀，中間是細細的腰身。
　　詩裏，兩頭是無限的，而全賴中間維係三者的關係。這三者，就是天——人——地。人是交通天地的樞紐，皇帝既是天子，又是社稷，是人中的人。這個結構很好地協調了有限（人和故鄉）與無限（曆史時間和現實疆土）的矛盾，使得開放的向不同方向擴張的兩端被拴在了一起，並且保持著貫通的氣韻——有一種極高明道中庸的美感——衣錦還鄉並且與民同樂的人依舊不能擺脫曆史與霸業的糾纏，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得著安慰；然而這安慰也不能使人不產生一種個人麵對時間和現實的無力渺小，不在整個宇宙中感到蒼茫，可是這一刻還是有著朦朧的溫馨與自覺的驕傲的。
　　然而，正如我們下一次喝茶時，總是將計時器掉一個個兒使用一樣，這首詩也揭示了一個不斷循環的曆史現象。漢高祖偶然有感而發的三句話居然驚人地預見了此後兩千多年裏中國政治模式的三部曲結構，還是這本身就是一個詛咒？仿佛天將生命力通過人灌注到大地上，經過一段時間的平靜繁榮，大地混亂不堪，生命力不斷流失，消耗殆盡之後，上天重賜甘霖……周而複始？
　　
　　這陣風太大，雖然短促，但還是把我的方向感吹散了。我實在不知道從何落筆，也不知道該如何結束。或者說，這首詩裏包含著的東西一直到現在同我們還沒有產生可供理性反思的距離？我已經盡力而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