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劉心武讀紅樓的意義:紅學是偽學
有《紅樓夢》時，還沒有我們今天的“文學”觀。
這個文學觀的確立，在西方不過隻有二百年的曆史，在中國的時間更短。無論中國，還是早年歐洲，“文學”都是泛指一切古典文獻，或者指那些有價值、有人文學識的古代文獻。文學是近代的一種思想建構，就是把一種隻有純審美功能的文本，從一切文獻中隔離出來，並使它在人類的知識體係中神聖化、體製化的過程。這一點我們的“文學”確實做到了。要知道，19世紀中期“文學”課程在牛津大學開設時，還被英國人認為是一種不適合男性學習的婦女課程。
可以肯定，曹雪芹心中如果有一部文學史，是絕寫不出《紅樓夢》的。反過來說，一旦誕生了文學史、文學觀，也絕不可能再有作家寫出《紅樓夢》這樣的奇書了，至少中國近100年的文學實踐無法推翻這一論點。如此說來，曹雪芹的《紅樓夢》倒是為我們證明了文學死亡的必要。我的安徽老鄉胡適說過：“《紅樓夢》不是一部好小說，因為它沒有一個plot。”他的意思無非想說，《紅樓夢》是不符合現代文學觀的。
文學作品本來就誕生在文學之前，沒有文學也並不表明就不誕生好的文學作品。文學的死亡其實是人類所共同麵臨的整體知識型構的改變，它讓一切文獻與文本回到了一個平等的競技場，也就是說，沒有文學，可能作品會活得更好。
“紅學”同樣如此，沒有紅學，可能對《紅樓夢》的研究會做得更好。說到紅學，又不得不說到胡適，可以說經由他之手，紅學才獲得後來名正言順的學術地位。紅學本來是為了譏諷晚清“經學”風尚，而送給“紅迷”們的一個綽號，就像我們今天說“海（岩）學”“瓊（瑤）學”一樣。可是成了學問，擠進來的並不都是《紅樓夢》的粉絲了。無論是“索隱派”“考證派”，還是後來的“階級鬥爭派”，幾乎沒有人拿真正的文學眼光來研究《紅樓夢》，隻不過在借它說事。一個紅學研究者在紅學界地位的確立，也不是依據他研紅的學術水準，而是根據他在其他領域的文化影響。所以一旦說起紅學就必然要說起胡適、蔡元培等等諸人，因為這些人的文化影響以及他們對《紅樓夢》的熱愛，才變相地確立了紅學的地位。
“紅學”從它成為一門學術之初，就是一門偽學問，它是一些文化大家在研究學問之餘，為了顯示自己的閑情逸致的一種雜耍。後來“階級鬥爭派”出來後，它與政治掛上了鉤，才越發紅火起來。發展到今天，成了一門“四不象”的學問。《紅樓夢》本來是一部文學作品，研究它的卻大多是一些曆史學家，這本來就是此學問的荒誕之處。不過一個紅學倒是養活了許多人，花了很多納稅人的錢。我認為，所謂的紅學，不僅沒有使《紅樓夢》這部巨著的文學精神在公眾生活中發揚光大，反而使人們對之望而生畏了。
除了那段特殊的曆史時期外，紅學從來與公眾生活無關，他們也不想有關。因為有閑階層才能像他們那樣研究《紅樓夢》，他們通過紅學想確立的不過是一種傳統精英意識的姿態，他們努力做到的不過是讓中國文化傳統與當代生活徹底隔絕。現在有一個人站出來，他要徹底滌除與清理這門偽學的殘餘，那些所謂的紅學家們當然惱火。
這次是一個文學家，他的名字叫劉心武。我想他也是呼吸到文學死亡的氣息，才奮而改行的。劉心武先生是好開風氣之先的，他和我的老鄉胡適是有很多共同點。一般開風氣之先者，都是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陷，胡適不例外，劉心武同樣如此。他們不可能像曹雪芹那樣，做一個集大成者，這是時代使然。
我過去沒有注意到，劉心武三部《揭秘紅樓》的誕生，其實已經標誌著一個文本時代的到來。這三部作品，是我們今天的文學無法歸類的，更是所謂的紅學所無法歸類的。說它們是文學，我想肯定大多數文學批評家不會同意。說它們是學術研究，過去已有過劇烈爭論，那些紅學家肯定也不會同意。那它們是什麽？我們的時代為何正在催生越來越多這樣“四不象”的作品？一個對文學之道如此諳熟的人，會犯這種低級錯誤嗎？絕對不會。
我要說，這次劉心武又走到了所有人的前麵，就像他當年寫《班主任》一樣，他開創了一種重新演繹與釋讀古典文學作品的新型文本，他前無古人地讓《紅樓夢》以一種新的話語方式介入到公眾話語中。這一點，在過去隻有毛澤東同誌做到了。所以，文學家之外，我還要給劉心武先生加一個新的頭銜，叫新文本家。文學死了，而劉心武先生卻在未來的時代再生了。劉心武這個文本的誕生與遭遇非難，不僅證明了過去的紅學不過是一門偽學問，也給我們的文化批評家們拋出了一個新的文化命題。
每一個文學家都將重新清洗自己，脫胎換骨，使自己麵對一個純文本的世界，重新回到曹雪芹的那個泛文本的時代來競技。那些根深蒂固的文學場域規則，在作家的腦中死得越早越好，劉心武這位老作家都做到了，那些年輕的作家還在等待什麽呢？
倉促地表達了一些關於《紅樓夢》的言論，是因為昨天從網上看到，劉心武先生7月28日下午要去中關村圖書大廈簽售。有一個詩人張萬新表示，他要到現場與劉心武對罵。那倒是一場好戲！但我想說，你們這些還在被文學奴役的人，就不要再去現場丟這個醜了吧！
我們要知道，正因為曹雪芹不懂今天的文學或文學史，才能寫出了《紅樓夢》這樣一部巨著。
有《紅樓夢》時，還沒有我們今天的“文學”觀。
這個文學觀的確立，在西方不過隻有二百年的曆史，在中國的時間更短。無論中國，還是早年歐洲，“文學”都是泛指一切古典文獻，或者指那些有價值、有人文學識的古代文獻。文學是近代的一種思想建構，就是把一種隻有純審美功能的文本，從一切文獻中隔離出來，並使它在人類的知識體係中神聖化、體製化的過程。這一點我們的“文學”確實做到了。要知道，19世紀中期“文學”課程在牛津大學開設時，還被英國人認為是一種不適合男性學習的婦女課程。
可以肯定，曹雪芹心中如果有一部文學史，是絕寫不出《紅樓夢》的。反過來說，一旦誕生了文學史、文學觀，也絕不可能再有作家寫出《紅樓夢》這樣的奇書了，至少中國近100年的文學實踐無法推翻這一論點。如此說來，曹雪芹的《紅樓夢》倒是為我們證明了文學死亡的必要。我的安徽老鄉胡適說過：“《紅樓夢》不是一部好小說，因為它沒有一個plot。”他的意思無非想說，《紅樓夢》是不符合現代文學觀的。
文學作品本來就誕生在文學之前，沒有文學也並不表明就不誕生好的文學作品。文學的死亡其實是人類所共同麵臨的整體知識型構的改變，它讓一切文獻與文本回到了一個平等的競技場，也就是說，沒有文學，可能作品會活得更好。
“紅學”同樣如此，沒有紅學，可能對《紅樓夢》的研究會做得更好。說到紅學，又不得不說到胡適，可以說經由他之手，紅學才獲得後來名正言順的學術地位。紅學本來是為了譏諷晚清“經學”風尚，而送給“紅迷”們的一個綽號，就像我們今天說“海（岩）學”“瓊（瑤）學”一樣。可是成了學問，擠進來的並不都是《紅樓夢》的粉絲了。無論是“索隱派”“考證派”，還是後來的“階級鬥爭派”，幾乎沒有人拿真正的文學眼光來研究《紅樓夢》，隻不過在借它說事。一個紅學研究者在紅學界地位的確立，也不是依據他研紅的學術水準，而是根據他在其他領域的文化影響。所以一旦說起紅學就必然要說起胡適、蔡元培等等諸人，因為這些人的文化影響以及他們對《紅樓夢》的熱愛，才變相地確立了紅學的地位。
“紅學”從它成為一門學術之初，就是一門偽學問，它是一些文化大家在研究學問之餘，為了顯示自己的閑情逸致的一種雜耍。後來“階級鬥爭派”出來後，它與政治掛上了鉤，才越發紅火起來。發展到今天，成了一門“四不象”的學問。《紅樓夢》本來是一部文學作品，研究它的卻大多是一些曆史學家，這本來就是此學問的荒誕之處。不過一個紅學倒是養活了許多人，花了很多納稅人的錢。我認為，所謂的紅學，不僅沒有使《紅樓夢》這部巨著的文學精神在公眾生活中發揚光大，反而使人們對之望而生畏了。
除了那段特殊的曆史時期外，紅學從來與公眾生活無關，他們也不想有關。因為有閑階層才能像他們那樣研究《紅樓夢》，他們通過紅學想確立的不過是一種傳統精英意識的姿態，他們努力做到的不過是讓中國文化傳統與當代生活徹底隔絕。現在有一個人站出來，他要徹底滌除與清理這門偽學的殘餘，那些所謂的紅學家們當然惱火。
這次是一個文學家，他的名字叫劉心武。我想他也是呼吸到文學死亡的氣息，才奮而改行的。劉心武先生是好開風氣之先的，他和我的老鄉胡適是有很多共同點。一般開風氣之先者，都是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陷，胡適不例外，劉心武同樣如此。他們不可能像曹雪芹那樣，做一個集大成者，這是時代使然。
我過去沒有注意到，劉心武三部《揭秘紅樓》的誕生，其實已經標誌著一個文本時代的到來。這三部作品，是我們今天的文學無法歸類的，更是所謂的紅學所無法歸類的。說它們是文學，我想肯定大多數文學批評家不會同意。說它們是學術研究，過去已有過劇烈爭論，那些紅學家肯定也不會同意。那它們是什麽？我們的時代為何正在催生越來越多這樣“四不象”的作品？一個對文學之道如此諳熟的人，會犯這種低級錯誤嗎？絕對不會。
我要說，這次劉心武又走到了所有人的前麵，就像他當年寫《班主任》一樣，他開創了一種重新演繹與釋讀古典文學作品的新型文本，他前無古人地讓《紅樓夢》以一種新的話語方式介入到公眾話語中。這一點，在過去隻有毛澤東同誌做到了。所以，文學家之外，我還要給劉心武先生加一個新的頭銜，叫新文本家。文學死了，而劉心武先生卻在未來的時代再生了。劉心武這個文本的誕生與遭遇非難，不僅證明了過去的紅學不過是一門偽學問，也給我們的文化批評家們拋出了一個新的文化命題。
每一個文學家都將重新清洗自己，脫胎換骨，使自己麵對一個純文本的世界，重新回到曹雪芹的那個泛文本的時代來競技。那些根深蒂固的文學場域規則，在作家的腦中死得越早越好，劉心武這位老作家都做到了，那些年輕的作家還在等待什麽呢？
倉促地表達了一些關於《紅樓夢》的言論，是因為昨天從網上看到，劉心武先生7月28日下午要去中關村圖書大廈簽售。有一個詩人張萬新表示，他要到現場與劉心武對罵。那倒是一場好戲！但我想說，你們這些還在被文學奴役的人，就不要再去現場丟這個醜了吧！
我們要知道，正因為曹雪芹不懂今天的文學或文學史，才能寫出了《紅樓夢》這樣一部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