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推薦給省委書記看的書 竟然是<<金瓶梅>>
早透露出《金瓶梅》被禁信息的，是乾隆元年二月閉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文，他說：“《水滸》、《金瓶梅》，誨盜誨淫，久幹例禁。”實際上，第一次對文學作品的大規模禁止，在清人未入關之前便開始了。天聰九年（1635），清太宗指示對漢人的演義小說“停其翻譯”，手段還比較溫和。順治九年，入關之後，對小說戲曲的禁令便有恫嚇色彩了：“壇間書賈，隻許刊行理學、政治有益文業諸書，其它瑣語淫詞，及一切濫刻窗藝社稿，通行業禁，違者重究治”。康熙二十六年，禁毀小說書目開為150餘種，五十三年則複頒諭：“私行造賣刷印者，係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裏。賣者杖一百，看者杖一百。”《金瓶梅》既為 “淫書之首”，而“向幹例禁”，對它的禁令，是格外森嚴的。清乾嘉以降，《金瓶梅》的版本在坊間刊布，是以極其秘密的方式進行的。當局為防止其流布，采取了一係列軟硬兼施的政策，其中包括以成本價收購坊間所藏的版片書本，或號召坊間自行銷毀。
新中國建立以來，《金瓶梅》的小範圍解禁是毛澤東主席拍板的。
1957年，毛澤東說：“《金瓶梅》可供參考，就是書中汙辱婦女的情節不好。各省委書記可以看看”。
於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門協商之後，以“文學古籍刊行社”的名義，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說刊行會”集資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詞話》，重新影印了2000部。
這2000部書的發行對象是：各省省委書記、副書記以及同一級別的各部正副部長。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詞話》兩函二十一冊，正文二十冊，二百幅插圖輯為一冊。所有的購書者均登記在冊，並且編了號碼。
兩年之後－－－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一次談話中，將《金瓶梅》與《東周列國誌》加以對比。他說，後者隻“寫了當時上層建築方麵的複雜尖銳的鬥爭，缺點是沒有寫當時的經濟基礎”，而《金瓶梅》卻更深刻，“
在揭露封建社會經濟生活的矛盾，揭露統治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方麵，《金瓶梅》是寫得很細致的”。
毛澤東還說：“你們看過《金瓶梅》沒有？我推薦你們看一看，這本書寫了明朝的真正的曆史”。
毛澤東自己是把《金瓶梅》當作“明朝的真正的曆史”來讀的。
那個年代，中國的“金”學研究，尚屬空白，文學史中沒有《金瓶梅》的條目，大學的古典文學課不準講《金瓶梅》，連大學教授對這部奇書也諱莫如深。
毛澤東對《金瓶梅》的這一評價，是很有深度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抓住經濟基礎這個基本方麵，便能揭示出上層建築領域鬥爭或變更的原因，把握社會發展的總趨勢。
《金瓶梅》的作者當然不可能以自覺的理性去認識他所處的時代特質，他隻能以特定的時代強加給人們的理性去批判種種與這種理性背道而馳的人和事。毛澤東一語中的，指出了《金瓶梅》這部大書最根本的價值取向。
1962年8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核心小組上的談話中，又將《金瓶梅》同《官場現形記》加以比較。他說：“有些小說，如《官場現形記》，光寫黑暗，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隻揭露黑暗，人們不喜歡看。《金瓶梅》沒有傳開，不隻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它隻暴露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紅樓夢》就不同，寫得有點希望嘛。”
把《金瓶梅》定義為“譴責小說”，毛澤東是第一人！
譴責小說的最大特色是暴露。而《金瓶梅》卻正是一部暴露文學的結構。作者把一個時代的全部醜惡一古腦掀倒在光天化日之下，無所顧忌地揭露了一個時代的窳敗。把那些男男女女的皮裏陽秋來一個徹頭徹尾的大曝光，痛快淋漓地畫出了一幅中國十六世紀的“清明上河圖”。
在《金瓶梅》世界裏，沒有對道德人格的孜孜追求，沒有對政治理想的英勇獻身，隻有對財富和享樂的無休止的欲望和實現自我價值的歇斯底裏的奮鬥。《金瓶梅》沒有寫到美，沒有寫到光明與希望，不是作者沒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而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過於肮髒。
喜歡《紅樓夢》的毛澤東，也曾把《金瓶梅》跟《紅樓夢》做過比較。在1961年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軍區第一書記會議上，他說：“《金瓶梅》是《紅樓夢》的祖宗，
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在這裏，毛澤東闡明了《金瓶梅》跟《紅樓夢》的內在聯係，也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思想價值、藝術價值以及在古典小說中的位置。
毛澤東以一個大政治家的獨特眼光對《金瓶梅》所作出的評價，不僅堪稱“金”學一家言，對我們今天更深刻地理解和接受這部作品，也有著很重要的意義。
早透露出《金瓶梅》被禁信息的，是乾隆元年二月閉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文，他說：“《水滸》、《金瓶梅》，誨盜誨淫，久幹例禁。”實際上，第一次對文學作品的大規模禁止，在清人未入關之前便開始了。天聰九年（1635），清太宗指示對漢人的演義小說“停其翻譯”，手段還比較溫和。順治九年，入關之後，對小說戲曲的禁令便有恫嚇色彩了：“壇間書賈，隻許刊行理學、政治有益文業諸書，其它瑣語淫詞，及一切濫刻窗藝社稿，通行業禁，違者重究治”。康熙二十六年，禁毀小說書目開為150餘種，五十三年則複頒諭：“私行造賣刷印者，係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裏。賣者杖一百，看者杖一百。”《金瓶梅》既為 “淫書之首”，而“向幹例禁”，對它的禁令，是格外森嚴的。清乾嘉以降，《金瓶梅》的版本在坊間刊布，是以極其秘密的方式進行的。當局為防止其流布，采取了一係列軟硬兼施的政策，其中包括以成本價收購坊間所藏的版片書本，或號召坊間自行銷毀。
新中國建立以來，《金瓶梅》的小範圍解禁是毛澤東主席拍板的。
1957年，毛澤東說：“《金瓶梅》可供參考，就是書中汙辱婦女的情節不好。各省委書記可以看看”。
於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門協商之後，以“文學古籍刊行社”的名義，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說刊行會”集資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詞話》，重新影印了2000部。
這2000部書的發行對象是：各省省委書記、副書記以及同一級別的各部正副部長。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詞話》兩函二十一冊，正文二十冊，二百幅插圖輯為一冊。所有的購書者均登記在冊，並且編了號碼。
兩年之後－－－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一次談話中，將《金瓶梅》與《東周列國誌》加以對比。他說，後者隻“寫了當時上層建築方麵的複雜尖銳的鬥爭，缺點是沒有寫當時的經濟基礎”，而《金瓶梅》卻更深刻，“
在揭露封建社會經濟生活的矛盾，揭露統治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方麵，《金瓶梅》是寫得很細致的”。
毛澤東還說：“你們看過《金瓶梅》沒有？我推薦你們看一看，這本書寫了明朝的真正的曆史”。
毛澤東自己是把《金瓶梅》當作“明朝的真正的曆史”來讀的。
那個年代，中國的“金”學研究，尚屬空白，文學史中沒有《金瓶梅》的條目，大學的古典文學課不準講《金瓶梅》，連大學教授對這部奇書也諱莫如深。
毛澤東對《金瓶梅》的這一評價，是很有深度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抓住經濟基礎這個基本方麵，便能揭示出上層建築領域鬥爭或變更的原因，把握社會發展的總趨勢。
《金瓶梅》的作者當然不可能以自覺的理性去認識他所處的時代特質，他隻能以特定的時代強加給人們的理性去批判種種與這種理性背道而馳的人和事。毛澤東一語中的，指出了《金瓶梅》這部大書最根本的價值取向。
1962年8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核心小組上的談話中，又將《金瓶梅》同《官場現形記》加以比較。他說：“有些小說，如《官場現形記》，光寫黑暗，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隻揭露黑暗，人們不喜歡看。《金瓶梅》沒有傳開，不隻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它隻暴露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紅樓夢》就不同，寫得有點希望嘛。”
把《金瓶梅》定義為“譴責小說”，毛澤東是第一人！
譴責小說的最大特色是暴露。而《金瓶梅》卻正是一部暴露文學的結構。作者把一個時代的全部醜惡一古腦掀倒在光天化日之下，無所顧忌地揭露了一個時代的窳敗。把那些男男女女的皮裏陽秋來一個徹頭徹尾的大曝光，痛快淋漓地畫出了一幅中國十六世紀的“清明上河圖”。
在《金瓶梅》世界裏，沒有對道德人格的孜孜追求，沒有對政治理想的英勇獻身，隻有對財富和享樂的無休止的欲望和實現自我價值的歇斯底裏的奮鬥。《金瓶梅》沒有寫到美，沒有寫到光明與希望，不是作者沒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而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過於肮髒。
喜歡《紅樓夢》的毛澤東，也曾把《金瓶梅》跟《紅樓夢》做過比較。在1961年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軍區第一書記會議上，他說：“《金瓶梅》是《紅樓夢》的祖宗，
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在這裏，毛澤東闡明了《金瓶梅》跟《紅樓夢》的內在聯係，也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思想價值、藝術價值以及在古典小說中的位置。
毛澤東以一個大政治家的獨特眼光對《金瓶梅》所作出的評價，不僅堪稱“金”學一家言，對我們今天更深刻地理解和接受這部作品，也有著很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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