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PK《戰爭論》

周家波　楊　凱

　　
各具特色的理論根基
　　
　　《孫子兵法》和《戰爭論》各有其深厚的文化淵源。中國悠久的軍事文化是孕育《孫子兵法》的母體，而西方傳統的軍事文化是培育《戰爭論》的搖籃。
　　農戰合－孕育的製勝智慧。中國古代素有“兵書王國”之稱。據統計，從先秦至晚清，見於著錄的兵書多達3300餘部。公元前6世紀後半期，中國出現了傑出的軍事思想家——孫武，及其體係完備、思想精深的兵書——《孫子兵法》。《孫子兵法》十三篇，篇篇言智，句句論謀。曆代謀臣將帥運用這些大謀大智，或不越樽俎折衝千裏，或兵不血刃所向披靡。正因為孫武揭示了戰爭的規律，闡明了製勝的妙道，所以曆代兵家無不尊以為師。
　　中華民族發源於中原，然後向四周擴展，逐漸形成統一的民族。在長期農耕勞動中，先民們不斷探索日月運行和四季變化的規律，努力掌握地理山川的特點及動植物生長的奧秘，以便戰天鬥地，從土地上得到豐富的生活資料。這種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觀念使中華民族逐步形成重整體、重綜合、重宏觀的獨特視角，以及唯物、辯證的思維方法。這種獨特視角和思維方法在農戰合一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引入軍事領域，日漸產生出高度重視戰爭、長期準備戰爭、講機變、重權謀的製勝智慧。無疑，它也遺傳到孫武的精神世界，激活這位偉人的聰明睿智和非凡才華，進而衍變為孕育《孫子兵法》的原始基因。
　　鐵血澆鑄的兵學基礎。克勞塞維茨的軍事著作共10卷，《戰爭論》是其中前三卷，後七卷都是對戰史的研究和評論，即使在前三卷中，戰史和戰例也比比皆是。這些戰例，上至古希臘時期的馬拉鬆戰役，下至拿破侖戰爭時期的滑鐵盧之戰。克勞塞維茨有句名言：“光輝的戰例是最好的教師。”這說明，他的一切理論都來自於戰例研究。或者說，鐵與血鑄就的戰爭史是其軍事思想的雄厚基礎。
　　火器問世之前，西方奴隸製時代和封建製時代盡管軍事思想的發展明顯滯後，但是豐富的戰爭實踐經驗為克勞塞維茨撰寫《戰爭論》提供了雄厚的曆史依據。他生活於18世紀末19世紀初，這期間發生了震撼整個歐洲的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他不僅親身經曆了這場革命，而且以其敏銳的觀察力和冷靜的思考力對革命中湧現的新思想和新戰法進行了深入研究。他十分注重研究拿破侖的戰爭藝術，及時總結拿破侖的經驗和教訓，《戰爭論》中涉及的戰爭實例有2／3與拿破侖有關，因此他享有“拿破侖戰爭高僧”的雅號。不言而喻，法國革命戰爭，尤其是拿破侖戰爭中產生的新思想、新戰略戰術，是克勞塞維茨軍事思想的直接源泉，是培育《戰爭論》的沃土。
　　
　　

風格迥異的思維方法
　　
　　孫武和克勞塞維茨之所以能夠先後登上世界兵學的最高殿堂，與他們超凡脫俗的思維方法顯然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們都注重以當時進步的哲學思想為指導，並運用於對戰爭一般規律的分析和研究之中。孫武的軍事思維方法受中國樸素唯物主義自然觀和無神論的影響，基本上是唯物主義性質的，克勞塞維茨的軍事思想受德國古典唯心主義辯證法的影響，具有客觀唯心主義的性質。
　　萬流匯聚的兵學思想。《孫子兵法》隻是中國現存軍事典籍中產生最早、最為成熟的一部兵書。孫武在《計篇》論述戰略謀劃問題時，曾用了一個古老的軍事術語——“廟算”。他說：“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廟”本是古代祭祀祖先與商議大事的地方，亦稱廟堂。“算”是古人計算的工具，即一種直徑一分，長度六寸的竹製籌碼。這種原始的戰爭預測術，在形式上顯然就是廟算的雛形，而在內容上則逐漸形成兵法的幼芽。
　　孫武在《軍爭篇》中為了說明戰場指揮號令問題引用了一段古兵書的話，即“《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旌旗。”《軍政》是產生於春秋中葉以前語錄式的論兵專著，與其同時期產生的還有《令典》、《軍誌》。雖然這些兵書早已散佚，但從先秦史籍和兵書所引用的隻言片語中還是可以發現一些閃光的軍事思想。
　　孔子雖不是一位軍事家，但作為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致力於思考和研究的不隻是儒學，軍事思想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首先，孔子最先提出了慎戰的觀點。孔子這一看法雖很簡單，卻對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史的發展產生過相當大的影響。總之，無論兵家言戰還是文人談兵，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各家的論兵思想無疑都為孫武提供了啟發和借鑒。
　　清濁交融的哲學源泉。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輝煌勝利，極大地鼓舞了歐洲各國新興資產階級的革命熱情，尤其是在其東部臨國普魯士激起了資產階級的熱切回響。當時，談論哲學在普魯士幾乎成了知識界的一種時尚。德意誌哲學泰鬥康德、黑格爾等人的學說對人們的思想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對於正處於青年時期的克勞塞維茨來說，這種影響無疑是直接的、深刻的。不少研究《戰爭論》的學者都認為克勞塞維茨戰爭理論的哲學基礎就是康德哲學。
　　繼康德之後，年輕的哲學家黑格爾以其博大精深的辯證法思想成為普魯士溫和革命的旗幟。如果說康德哲學曾對克勞塞維茨產生過重要啟蒙作用的話，那麽，黑格爾哲學則對克勞塞維茨戰爭哲學的成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盡管康德哲學和黑格爾哲學清濁混流，但對克勞塞維茨的影響，總的來說還是積極多於消極。他們的邏輯思維和辯證方法，啟迪克勞塞維茨比較正確地認識了戰爭本質，比較準確地揭示了某些戰爭規律和戰爭問題的辯證關係，最終形成了一個比較係統的戰爭哲學思想體係。
　　
　　

同中有異的戰爭理論
　　
　　孫武和克勞塞維茨刻苦著述有一個共同目的，那就是要努力探索戰爭規律和戰爭指導規律。孫武身處“戰勝而強立”的時代，為幫助吳國征服群雄稱霸天下，他竭力總結前人的戰爭經驗，尋求製勝之道。克勞塞維茨身處軍事革命的大潮之中，精心總結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的經驗教訓，研究適合新形勢的新理論、新戰法，目的在於振興屢戰屢敗的普魯士。事實證明，他們都基本上實現了自己的著述目的。
　　崇尚理性與崇尚暴力的戰爭觀。孫武開篇即言：“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把戰爭列為國家頭等重要的大事，以引起國君將帥的高度重視。克勞塞維茨也從解釋戰爭人手，但他主要從哲學角度抽象戰爭的本質，提出“戰爭是迫使敵人服從我們意誌的一種暴力行為的觀點”直接揭示了戰爭的本質，回答了戰爭是什麽的問題。由於著眼點不同，決定了孫武和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與政治的關係問題上的見解不一致。
　　孫武最早認識到，戰爭絕不是孤立的社會現象，必須聯係政治、經濟等各種條件考察和指導戰爭。所以，他提出了“道”的概念， 即”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受當時曆史條件的限製，這些論點又不可避免地帶有直觀籠統和樸素的性質，還沒有也不可能從理論上徹底揭示戰爭本質及戰爭與政治的關係問題。
　　克勞塞維茨認識到戰爭不過是政治的開路工具，提出了“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的經典論斷。盡管他的這一論斷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畢竟在世界軍事思想發展史上第一次比較正確地揭示了戰爭的政治本質。較之於孫武的認識，他的這些觀點顯然更準確、更深刻、更全麵。然而，這種進步並沒有抹去孫武戰爭觀的思想光輝，而是與之交相輝映，相得益彰。所以，人們說起《孫子兵法》首先想到的是“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提起《戰爭論》則立即想到“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
　　謀求全勝與爭取戰勝的戰略思想。《孫子兵法》和《戰爭論》被人們視為中西方戰略學的經典，它們在戰略理論上的成就舉世矚目，影響深遠。對一場戰爭而言，戰略是籌劃戰爭全局的方略，對一個軍事理論體係而言，戰略思想是整個理論體係的核心和基礎，決定著其他各方麵思想觀點的特點和走向。孫武受時代的限製，並沒有將其理論作戰略、戰役、戰術之分，也就不可能像克勞塞維茨那樣對戰略下個明確的定義。所以，我們將孫武的思想觀點納入戰略範疇並不是搞“古人現代化”，而是著眼於深入發掘孫武軍事思想的價值。綜合分析兩部軍事經典，我們可以發現孫武和克勞塞維茨戰略思想的差異是比較明顯的，各有其特點，也各有其重點。第一，中國人重謀，西方人尚力，這種區別在《孫子兵法》和《戰爭論》中表現得相當明顯。孫武的軍事思想側重於計謀和戰略，克勞塞維茨則強調暴力。
　　孫武軍事思想的確是以謀略為基礎，以爭取“全勝”為戰略目的。孫武認為，戰略上的最佳選擇是“上兵伐謀”，爭取“不戰而屈人之兵”。他著重從三個方麵闡明了求“全”之道。一是重用詭道。二是多方製敵。三是增強實力。克勞塞維茨的戰略思想與孫武的戰略思想可謂大異其趣。克勞塞維茨還強調指出，最後實際上不再需要使用軍隊這種物質力量，隻需要計算雙方的兵力對比，對行動進行代數演算就可以了。不知是巧合，還是確實看過《孫子兵法》，他的這些批評顯然有針對孫武全勝論之嫌。在他看來，戰爭是一種暴力行為，而暴力的使用是沒有限度的。寸有所長，尺有所短。孫武和克勞塞維茨的戰略理論，作為不同軍事文化的產物，必然各有其合理之處。我們不能簡單地肯定一個而否定另一個，正確的態度是辯證分析，取其精義。
　　注重變化與強調規則的作戰思想。孫武和克勞塞維茨戰略理論立足點的不同，導致其作戰理論側重點的不同。盡管他們在打擊目標、兵力運用、戰場指揮等問題上有著共同的話題，但其見解卻各有側重。
　　關於打擊目標問題，孫武主張“避實擊虛”，克勞塞維茨則強調“打擊重心”。兩者對照，“擊虛”與“擊強”之別昭然若揭。關於兵力運用問題，孫武和克勞塞維茨都主張以眾擊寡，但相比之下，孫武的觀點更為辯證。關於戰場指揮問題，孫武側重於因敵製勝，克勞塞維茨則側重於按計劃行事。孫武對作戰指揮的最高要求是“用兵如神”。所謂“神”，就是那種“能與敵變化而取勝”的人，核心是一個“變”字，要求將帥根據戰場實際情況的變化，靈活變換作戰布勢和作戰方法。克勞塞維茨主張戰略的任務是製定戰爭計劃和戰局方案，作戰中的一切行動應按計劃進行。關於戰場偵察問題，孫武主張盡知敵我之情，克勞塞維茨卻認為戰場充滿迷霧，不可能完全了解清楚。在他的理論體係中，戰爭除了具有暴烈性和從屬性等本質屬性之外，概然性和偶然性也是其基本屬性。概然性和偶然性的現象是不可預先測定的，這就使得戰場上充滿“迷霧”，一切情況都處於很不確實的狀態。關於戰場控製問題，孫武強調為將者要善於在戰場指揮過程中運用“四治之法”，即治氣、治心、治力、治變。克勞塞維茨也多次強調戰場控製問題，他認為，有效控製戰場的最好辦法是克服戰爭的阻力。但是，克勞塞維茨對於戰爭中的阻力沒有提出孫武這麽多辦法，主要寄希望於指揮官的個人毅力和情緒。關於詭詐之術問題，孫武在軍事理論上的一大創見就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兵以詐立”的觀點，認為“兵者，詭道也”。克勞塞維茨也承認詭詐的作用，在《戰爭論》專列一章論述詭詐問題。但是，他對詭詐基本上持鄙視態度，與孫武的觀點頗為不同。關於進攻防禦問題，孫武的思想中始終是把防禦與進攻同等對待的。克勞塞維茨則對防禦研究尤為深入，以致《戰爭論》中關於防禦的論述不僅篇幅最長而且內容也很精彩，其中明確提出了“防禦是比進攻強的一種作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