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轉載)
作者：胡適
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麽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麽？”
“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麽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麽？”
“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神情形有什麽意義。應該用什麽救濟的方法。”
我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前幾天北京《公言報》、《新民國報》、《新民報》（皆安福部的報）和日本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並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的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為。但是我看了這種消息，發生-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什麽教訓呢？這可分三層說：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麽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主義來欺人。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鄉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於是有一些有心人，觀察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裏。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裏麵。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裏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我再舉現在人人嘴裏掛著的“過激主義”做一個例：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恨痛罵“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歎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個是過激黨胡適嗎？”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有奉勸新輿論界的同誌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
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那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緊急問題?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製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為什麽談主義的那麽多，為什麽研究問題的人那麽少呢？這都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議如何解決，這都要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種解決的意見。又沒有成例可援，又沒有黃梨洲、柏拉圖的話可引，又沒有《大英百科全書》可查，全憑研究考察的工夫，這豈不是難事嗎？高談“無政府主義”便不同了。買一兩本實社《自由錄》，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這豈不是極容易的事嗎？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隻是畏難求易，隻是懶。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麵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甚麽樣的結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不算輿論家，隻可算是鈔書手。
讀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著竹子癡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有了許多學理做材料，見了具體的問題，方才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子了。民國八年七月。
原載1919年7月20日《每周評論》第三十一號，後收入《胡適文存》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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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適
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麽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麽？”
“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麽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麽？”
“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神情形有什麽意義。應該用什麽救濟的方法。”
我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前幾天北京《公言報》、《新民國報》、《新民報》（皆安福部的報）和日本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並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的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為。但是我看了這種消息，發生-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什麽教訓呢？這可分三層說：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麽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主義來欺人。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鄉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於是有一些有心人，觀察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裏。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裏麵。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裏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我再舉現在人人嘴裏掛著的“過激主義”做一個例：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恨痛罵“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歎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個是過激黨胡適嗎？”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有奉勸新輿論界的同誌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
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那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緊急問題?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製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為什麽談主義的那麽多，為什麽研究問題的人那麽少呢？這都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議如何解決，這都要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種解決的意見。又沒有成例可援，又沒有黃梨洲、柏拉圖的話可引，又沒有《大英百科全書》可查，全憑研究考察的工夫，這豈不是難事嗎？高談“無政府主義”便不同了。買一兩本實社《自由錄》，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這豈不是極容易的事嗎？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隻是畏難求易，隻是懶。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麵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甚麽樣的結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不算輿論家，隻可算是鈔書手。
讀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著竹子癡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有了許多學理做材料，見了具體的問題，方才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子了。民國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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