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

　　如果曆史的演進，多半能用輪回來驗證。那麽仔細看來好像人類總是在不同舞台上演繹相同或者相似的劇目。先人對此是否真的不以為然，這裏無從考證。但至少還有一句“前事不忘，後世之師”聊可告慰。然而似乎多數情況下我們對此的理解或者領悟，恐怕還是違背了先哲當年脫口而出的本意。不用說“樂不思蜀”的劉後主，亦不必說“難得糊塗”的晉惠帝，單是“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或者“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這樣的景致就一直未能在史書中罷筆。如果說：“商女猶不知亡國恨，騷客偏能賦懷古詞”不能算作曆史的必然。那麽為何君王就偏偏跳不出曆史的窠臼，而讓後人一遍遍的來感慨這種輪回。
　　
　　
　　
　　幾度輪回，滄海桑田，浮生若夢，往事又能知多少？此時的君王未必耽於春花秋月。然而在鐵騎金戈之下，卻也隻能束手就擒。如果說身與國破、化為玉碎是何等的殘酷，那麽命陷囹圄、以淚洗夢又是多麽的殘忍。莫非真的是應了那句“夢裏不知身是客”？可能托生帝胄的李重光命裏注定就是一個匆匆過客，那麽他的“一晌貪歡”在今看來倒也不必厚非。隻是奈何林花謝去春紅，並不等待斯人的留戀。作為一個“好聲色，不恤政事”的國君，李煜是失敗的，但正是亡國成就了他千古詞壇的“南麵王”。正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話到滄桑語始工”強烈的故國之思，把他過去流於豔科的伶工遊戲之詞，轉化為蘊籍家國的士大夫血淚之章！入骨的哀傷在“春花秋月”這些最容易勾起人們美好記憶的意象中引出亡國之君胸中的萬千愁緒。年年春花開，歲歲秋月圓，為何隻能讓他觸景傷情。往事又可知多少？當時的美好生活，一切都已化為虛無。自然界的春天去了又來，為什麽人生的春天卻一去不複返呢？暗自憑欄，無限江山，往事已矣，今朝怎堪？隻有獨棲小樓，唯在寂夜長開眼！雕闌玉砌今猶在，卻不能重提金縷鞋。耳邊隻有潺潺雨，眼前唯見月孤殘。人生之極喜、極悲，都在這一瞬慢慢出現。其悔？其恨？其憂？其愁？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能否帶走這些悔恨憂愁？恐怕這流水落花消不去什麽記憶，隻能幻化出更大的苦悲。在這苦悲中合上書頁，卻不能忘懷字裏行間的血淚。這苦悲是對過去與未來的探究，是對天上和人間的疑問！
　　
　　
　　
　　一如屈原問天那樣悲慘，這探求與疑問的答案必定是茫然的空白與無奈。“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曾經隻羨“一壺酒，一竿身，萬頃波中得自由”的夢想，在珠圍翠繞，烹金饌玉裏、在大廈將傾、山河不保中，飄逝到了何方？有人說中國古代文人的人格從來就不是獨立的，他們不過是封建統治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而已，完全聽憑統治者意誌的遣使，封建的綱常倫規、等級權威早已將人的自我主體性及創造活力擠壓殆盡，人麵對社會、自然甚至自我顯得微不足道、無能為力。在這嚴密的夾縫中可能或許還存有一點兼濟天下，功成身退的自覺。然而更多的卻是在不能實現自己的改造社會的理想時，去幻想著依舊保持自己內心的純潔和理想的高尚。可是現實中戰爭的血腥殘酷，官場的爾虞我詐則一次又一次的在曆史的長河中擊碎了文人們追求的那種社會責任感，於是更多的人開始把目光投向山野的寧靜乃至孤寂的文化。李煜作為才情盎然的詞人，當然也不可避免的具有這種文人人格的普遍性，但同時他又身為江南國主，一朝天子，所以他不能夠，也不可能將自己的人生實踐場所進行轉變，即從社會的舞台，轉向自然和自我——達到人格精神的重建或自建，進而去追求一種“隱逸人格精神”的塑造。也許這就是李煜與陳後主、宋徽宗等等具有文人氣質的君王們麵臨的思想困境。如果說王維，柳永之流可以用或棄官、或隱居、或時官時隱，浪跡江湖的方式來追求精神自由。那麽輪回的宿命就注定生活在重重宮闈的君王們除去縱情聲色，便隻剩下漫長時間的煎熬與無盡人生愁思考驗的苦痛。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應猶在，隻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東流。
　　
　　
　　
　　用苦痛結成的語句，千百年來又怎能讓人忘懷。“問君能有幾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東流。“以水喻愁，看似敘寫別愁，其間卻能言含外物；看似盡抒亡國，其間或是飽藏悲憫。悲憫古今多少不如意之事，悲憫古今多少不如意之人!讀此詞，能共鳴哀傷者，其心必有創痛。前可有古人，後或有來者。能成遺恨，亦為可憐。春花秋月今不在，大江東去浪未休！唯願這闋《虞美人》能為再後來者之慰籍，使之心無恐怖，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了卻蕪雜塵中之一切是是非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