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一九一八年生於湖南長沙。抗戰期間及戰後，曾擔任國軍下級軍官十年；自成都中央軍校畢業後，任陸軍第十四師排長及代理連長。一九四三年加入駐印軍，任新一軍上尉參謀。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緬甸密支那負傷，受頒陸海空軍一等獎章。抗戰結束，任第三方麵及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少校參謀。一九四六年參加全國考試後，獲保送入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畢業後曾任國防部參謀。一九五零年以中國駐日代表團少校團員的身分退伍。再度赴美後，於密西根大學攻讀曆史，獲博士學位（一九六四）。曾先後在南伊利諾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任教，又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著有《萬曆十五年》，《中國的大曆史》，《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地北天南敘古今》，《放寬曆史的視界》，《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等書。曾參與《明代名人傳》及《劍橋中國史》的編寫。
萬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歐曆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國，在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幹為曆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
這些事件，表麵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症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
在曆史學家黃仁宇的眼中，其間的關係因果，恰為曆史的重點，……
節選：
“各式各樣的社會關係也使他們結成小集團。出生於一省一縣，是為‘鄉誼”。同一
年考中舉人或進土，是為“年誼”；同年的舉人或進士就像學校裏的同班一樣，在原則
上有彼此關照的義務，他們的考官則不消說是終身的恩師。婚姻關係，包括男女雙方的
遠親近屬，是為“姻誼”。這多種的“誼”堤形成文官派係的一個主要原因。各派係的
主要人物亦即後台老板就有提拔新進的義務；私人的困難，可以協助解決，錯誤也可以
掩飾。被提拔的和被幫助的當然會對後台老板效忠賣力，終身不渝。”
“曆史學家似乎很少注意到，本朝以詩書作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過了以往的
朝代。這在開國之初有其客觀上的可能。洪武皇帝大規模地打擊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
整個帝國形成了一個以中小地主及自耕農為主的社會。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儉樸，要
求文官成為人民的公仆。在這種風氣之下，人們心裏的物質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標準，兩
者的距離還不致相差過遠，充其量也不足以成為立政上的障礙。
當張居正出任首輔的時候，本朝已經有了兩百年的曆史。開國時的理想和所提倡的
風氣與今天的實際距離已經愈來愈遠了。很多問題，按理說應該運用組織上的原則予以
解決，但事實上無法辦到，隻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調整。
這種積弊的根源在於財政的安排。在開國之初，政府厘定各種製度，其依據的原則
是“四書”上的教條，認為官員們應當過簡單樸素的生活是萬古不磨的真理。從這種觀
念出發而組成的文官集團，是一個龐大無比的組織，在中央控製下既沒有重點，也沒有
彈性，更談不上具有隨著形勢發展而作調整的能力。各種技術力量，諸如交通通訊、分
析統計、調查研究、控製金融、發展生產等等則更為缺乏。一個必然的後果，即政府對
民間的經濟發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稅收和預算不能隨之而增加或減縮。
財政上死板、混亂與缺乏控製，給予官員的俸祿又微薄到不合實際，因此相員們要
求取得額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體製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團更需要用精神力量來補助組織之上的不足。這有本朝的
曆史記載為證。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時候，可以不惜犧牲以完成任務。有的
文官從來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卻可以領導倉粹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後殺身成仁；有
的文官不顧況暑疫疾，和民夫同飲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脅下搶救危險的河堤。這些
好處當然不應抹殺，然則它們帶有衝動性質，也多個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緊急情況一起
出現。一個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備體製上技術上的周密，則不致接二連三地在
緊急情況下依賴於道德觀念作救命的符家。說得嚴重一點，後者已不是一種好現象，而
是組織機構違反時代，不能在複雜的社會中推陳出新的結果。
這種局麵不打破，文官的雙重性格發展得越來越明顯，這也是精神與物質的分離。
一方麵，這些熟讀經史的人以仁義道德相標榜，以發揮治國平天下的抱負為國家服務，
以自我犧牲自詡；一方麵，體製上又存在那麽多的斡隙，給這些人以那麽強烈的引誘。
陰與陽的距離越來越遠，找出一個大家都同意的折衷辦法也越來越困難。”
讀曆史就象照鏡子，看過去的同時也在看現在。有興趣的話，連接在此http://www.tianyabook.com/wanli15/index.htm
萬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歐曆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國，在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幹為曆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
這些事件，表麵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症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
在曆史學家黃仁宇的眼中，其間的關係因果，恰為曆史的重點，……
節選：
“各式各樣的社會關係也使他們結成小集團。出生於一省一縣，是為‘鄉誼”。同一
年考中舉人或進土，是為“年誼”；同年的舉人或進士就像學校裏的同班一樣，在原則
上有彼此關照的義務，他們的考官則不消說是終身的恩師。婚姻關係，包括男女雙方的
遠親近屬，是為“姻誼”。這多種的“誼”堤形成文官派係的一個主要原因。各派係的
主要人物亦即後台老板就有提拔新進的義務；私人的困難，可以協助解決，錯誤也可以
掩飾。被提拔的和被幫助的當然會對後台老板效忠賣力，終身不渝。”
“曆史學家似乎很少注意到，本朝以詩書作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過了以往的
朝代。這在開國之初有其客觀上的可能。洪武皇帝大規模地打擊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
整個帝國形成了一個以中小地主及自耕農為主的社會。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儉樸，要
求文官成為人民的公仆。在這種風氣之下，人們心裏的物質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標準，兩
者的距離還不致相差過遠，充其量也不足以成為立政上的障礙。
當張居正出任首輔的時候，本朝已經有了兩百年的曆史。開國時的理想和所提倡的
風氣與今天的實際距離已經愈來愈遠了。很多問題，按理說應該運用組織上的原則予以
解決，但事實上無法辦到，隻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調整。
這種積弊的根源在於財政的安排。在開國之初，政府厘定各種製度，其依據的原則
是“四書”上的教條，認為官員們應當過簡單樸素的生活是萬古不磨的真理。從這種觀
念出發而組成的文官集團，是一個龐大無比的組織，在中央控製下既沒有重點，也沒有
彈性，更談不上具有隨著形勢發展而作調整的能力。各種技術力量，諸如交通通訊、分
析統計、調查研究、控製金融、發展生產等等則更為缺乏。一個必然的後果，即政府對
民間的經濟發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稅收和預算不能隨之而增加或減縮。
財政上死板、混亂與缺乏控製，給予官員的俸祿又微薄到不合實際，因此相員們要
求取得額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體製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團更需要用精神力量來補助組織之上的不足。這有本朝的
曆史記載為證。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時候，可以不惜犧牲以完成任務。有的
文官從來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卻可以領導倉粹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後殺身成仁；有
的文官不顧況暑疫疾，和民夫同飲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脅下搶救危險的河堤。這些
好處當然不應抹殺，然則它們帶有衝動性質，也多個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緊急情況一起
出現。一個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備體製上技術上的周密，則不致接二連三地在
緊急情況下依賴於道德觀念作救命的符家。說得嚴重一點，後者已不是一種好現象，而
是組織機構違反時代，不能在複雜的社會中推陳出新的結果。
這種局麵不打破，文官的雙重性格發展得越來越明顯，這也是精神與物質的分離。
一方麵，這些熟讀經史的人以仁義道德相標榜，以發揮治國平天下的抱負為國家服務，
以自我犧牲自詡；一方麵，體製上又存在那麽多的斡隙，給這些人以那麽強烈的引誘。
陰與陽的距離越來越遠，找出一個大家都同意的折衷辦法也越來越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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