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作者到底是誰？
2007年4月23日，安徽黃山市徽州區西溪南“金瓶梅”原型地遺址公園正式開門接客。“金瓶梅”原型地遺址公園街依溪行，屋緣街建，鱗次櫛比，夾水而立，各展風姿。保存完好的門廳、花廳、風姿依舊的曲池、假山，殘缺的花牆、漏窗，豐樂溪河兩岸的樹林綠綠蔥蔥，形成了一道長長的綠色屏彰，聞名中外“金瓶梅”的原型地就是隱藏在這神秘帷幕的1200多年曆史文化古鎮的西溪南。
《金瓶梅》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部奇書。“金”、“瓶”、“梅”三個字，在小說中是指三個如花似玉的女人：潘金蓮、李瓶兒和龐春梅。這三個女人都是書中男主角——西門慶的小妾。由於書中過多描寫了色情以及性活動，所以該書自誕生以來的相當長時期內，屢次被列為禁書。由此，對於很多普通讀者來說，《金瓶梅》也就顯得相當神秘了。
確實，非但是普通讀者，即便是對專業的研究者而言，這部書在中國文學史上，至今還留存著這樣一樁謎案：《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是誰？如果不清楚作者是誰，那麽此書是從哪兒傳抄出去的，便無從說清；反之，如果能弄清《金瓶梅》是從哪兒傳抄出去的，那麽，作者的籍裏問題也就水落石出了。
對此，黃山市“天都草民”潘誌義(別名“苟洞”)先生理出了這樣一個探尋謎底的線索：“《金瓶梅》的母本隻能有一部。循著最初幾名傳抄《金瓶梅》者的社會關係及交往線索，最終會匯集在一個‘點’上，那麽，這一‘點’，就應該是《金瓶梅》一書的源頭。弄清了這一源頭，《金瓶梅》一書的作者、以及它的誕生地，也就會浮出水麵了。”
苟洞稱，《金瓶梅》一書寫成後，當時就有一些文人聞風想謄抄，他們在打探能從何處抄得此書的同時，也在探詢該書作者“蘭陵笑笑生”是誰，但最早擁有抄本的幾個人中，沒有一個人提及作者的尊姓大名，似乎他們在征得作者同意謄抄時，就達成了不傳揚作者真實姓名的默契——要知道，在《金瓶梅》成書的那個年代，寫言情類小說，大有傳統知識分子所忌諱的“怪力亂神”之流的嫌疑，這是為傳統文人所不屑與不齒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當時最早傳抄《金瓶梅》一書的人，絕不可能不知道作者是誰；當別人轉抄而打聽此書的作者時，他們偏偏都“查不到下落”。那麽，這些傳抄人為什麽不願意透露原書作者的姓名？苟洞先生認為，這絕不是傳抄人不知道，而是傳抄人不願意說。苟洞先生進而詳細梳理了最早擁有《金瓶梅》抄本的幾個人的交往關係，從而認定《金瓶梅》一書是從徽州傳抄出去的。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論證了苟洞五年前提出的、本報曾做詳細報道的觀點：《金瓶梅》一書誕生在徽州；“蘭陵笑笑生”是徽州人汪道昆。
五年前，記者就《金瓶梅》作者成書之地及該書作者籍裏等問題采訪苟洞先生時，苟洞先生曾稱，《金瓶梅》成書於明朝萬曆十五至二十一年(1587~1593)。該書寫成後，文人墨客便開始傳抄。苟洞先生說，當時擁有手抄全本的有4人(家)。有年代可考的最早記載，當屬明朝人袁宏道寫的一封信——《與董思白書》。這封信寫於明朝萬曆二十四年(1596)，是袁宏道寫給友人董其昌的。思白，是董其昌的字。大書法家董其昌與《金瓶梅》袁宏道在信中說：“一月前，石簣(記者注：即陶石簣，袁宏道之友)見過，劇譚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觀七十二峰絕勝處。遊竟，複返衙齋。摩霄極地，無所不談，病魔為之少卻。獨恨坐無思白兄耳。《金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後段何在？抄竟，當於何處倒換？幸一的示。”
在這封信中，袁宏道告知董其昌：他在病中告假，由好友陶石簣陪同，遊山玩水一番後，便回到“辦公室”(衙齋)。而在遊玩期間，很遺憾地沒有見到董其昌。為何有此“獨恨”(遺憾)？一乃可能是董其昌當時已頗有聲名，是個做官、書法都頗得社會稱讚的“名流”。沒見到，當然遺憾；二是袁宏道已看過從董其昌處借閱的《金瓶梅》前段部分，且對《金瓶梅》寫作的評價甚高，“勝於枚生《七發》”還很多。至於這“雲霞滿紙”的《金瓶梅》是從何而來？後段在哪裏？前段抄完之後再到哪兒續抄？這些亟待弄清的事，均沒有弄明白，以致不得不寫這封信請求董其昌告知。
袁宏道，與其兄袁宗道、弟弟袁中道，世稱“公安三袁”。此三袁，是明朝時湖北公安縣人。這裏，記者順便介紹一下“三袁”與徽州的關係。
老大袁宗道，萬曆會試第一——天下舉子在京城會考，得第一名，這當然是很好的成績。會試中被“錄取”的進士，再複試一次，第一名將由皇帝親點——這第一名，就是“狀元”。袁宗道取得會試第一名後，授官編修。最後，官位做到右庶子，這是文學和書法都出色的進士才能當到的官。在文學上，袁宗道與黃輝、袁宏道、袁中道力推唐朝的白居易與宋朝的蘇軾，並形成獨特風格，世稱“公安體”。袁宗道年輕博識，仕途光明，卻英年早逝，41歲便去世了。
老二袁宏道，16歲時考取諸生，21歲鄉試中舉。萬曆二十年(1592)舉進士，時年25歲，是公認的“年輕進士”，但由於考中的是“三甲第92名”，名次較靠後，所以按照當時的規製，他無緣留京為官，而是被派往地方，去吳江任知縣。這位年輕的進士，對當官卻沒多大興趣。他在任吳江縣令一年後，即告病辭職。
兄弟三人中，最小的是袁中道，他也是三人中最聰明的一個。10歲時，便作《黃山雪》二賦，深受時人誇獎，但他的科考之途卻一直不順利，以致到47歲時才考中進士，被朝廷委任為徽州府教授，後任國子博士、南禮部郎中。徽州府教授，是掌管徽州府教育和課試諸事的官員。
老二袁宏道在吳江縣當“縣長”，吳江現在屬江蘇蘇州，離徽州很近；小弟袁中道又是徽州的地方官，可見，袁氏三兄弟與徽州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董其昌擁藏《金瓶梅》，還可從袁中道的《遊居柿錄》中得到印證。袁中道在《遊居柿錄》中稱：“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說諸小說之佳音。思白曰：‘近有一小說，名《金瓶梅》，極佳。’予私識之。後從中郎真州見此書之間地，大約模寫兒女情態俱備……”
董其昌主動向這位“才子”推介《金瓶梅》，顯然他至少是見過的。結合他曾將《金瓶梅》前段借給袁宏道看的事實，應該說，董其昌是有手抄全本的。但兩人談到此事時，董其昌並沒有讓袁中道見到此書，可見當時該書並不在其手頭，說不定又是借給誰去看或去抄了。袁中道當時隻是暗暗地記住了此書的名字，而看到此書的內容，是後來到“中郎”處的事。中郎，是其二哥袁宏道的字。而且，在袁宏道家，也隻是看到此書的一半。可見，袁中道與董其昌作此交流時，他的哥哥尚未抄到另一半(後段)；抑或袁宏道一直就沒有抄到“後段”。文壇盟主王世貞與《金瓶梅》王世貞(1526~1590)，是江蘇太倉(今江蘇太倉市)人，號鳳洲、州山人，明代著名文學家。苟洞稱，說王世貞藏有《金瓶梅》抄本全本，首要的證據，可以從當時人謝肇淛的《金瓶梅跋》中尋得。謝肇淛比王世貞小一歲，他生於1527年，大約死於1624年。福建長樂人，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做過廣西右布政使——這是專管一省財賦和民政的官吏。他在《金瓶梅跋》中稱：“《金瓶梅》一書，不著作者名代。相傳永陵中有金吾戚裏，憑性奢汰，淫從無度，而其門客病此，悉摭日逐行事，匯以成編。而托之西門慶也。書凡數百萬言，為卷二十，始末不過數年事耳……此書尚無鏤板，鈔寫流傳，參差散失。唯州家苦藏者最為完好。餘於中郎得其十三，於丘諸誠得其十五，稍為厘正，而厥所未備，以俟他日。有嗤餘誨淫者，餘不敢知。然溱洧之音，聖人不刪，則亦中郎帳中必不可無之物也。”
在這篇“跋”中，謝肇淛介紹了《金瓶梅》一書的來曆：可能是金吾戚裏的門客，將主子的這些風流韻事“匯以成編”的——謝肇淛稱這是“相傳”之事；上段引文中被記者省略的一段文字，是對《金瓶梅》內容所作的介紹。後麵說的，才是《金瓶梅》的版本：州，即王世貞。謝肇淛稱王世貞家所藏的“鈔本”最為完好，可見他是見過王世貞的藏本的。
謝肇淛說，他在“中郎”——袁宏道家，隻抄得十分之三(十三)；在丘諸城家抄得十分之五(十五)，所缺少的部分，隻得等待將來補刻了。同時，這也表明謝肇淛確實見過全本，否則，如果不知道總量，他的所謂“十三”、“十五”，是無從談起的。
2007年4月23日，安徽黃山市徽州區西溪南“金瓶梅”原型地遺址公園正式開門接客。“金瓶梅”原型地遺址公園街依溪行，屋緣街建，鱗次櫛比，夾水而立，各展風姿。保存完好的門廳、花廳、風姿依舊的曲池、假山，殘缺的花牆、漏窗，豐樂溪河兩岸的樹林綠綠蔥蔥，形成了一道長長的綠色屏彰，聞名中外“金瓶梅”的原型地就是隱藏在這神秘帷幕的1200多年曆史文化古鎮的西溪南。
《金瓶梅》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部奇書。“金”、“瓶”、“梅”三個字，在小說中是指三個如花似玉的女人：潘金蓮、李瓶兒和龐春梅。這三個女人都是書中男主角——西門慶的小妾。由於書中過多描寫了色情以及性活動，所以該書自誕生以來的相當長時期內，屢次被列為禁書。由此，對於很多普通讀者來說，《金瓶梅》也就顯得相當神秘了。
確實，非但是普通讀者，即便是對專業的研究者而言，這部書在中國文學史上，至今還留存著這樣一樁謎案：《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是誰？如果不清楚作者是誰，那麽此書是從哪兒傳抄出去的，便無從說清；反之，如果能弄清《金瓶梅》是從哪兒傳抄出去的，那麽，作者的籍裏問題也就水落石出了。
對此，黃山市“天都草民”潘誌義(別名“苟洞”)先生理出了這樣一個探尋謎底的線索：“《金瓶梅》的母本隻能有一部。循著最初幾名傳抄《金瓶梅》者的社會關係及交往線索，最終會匯集在一個‘點’上，那麽，這一‘點’，就應該是《金瓶梅》一書的源頭。弄清了這一源頭，《金瓶梅》一書的作者、以及它的誕生地，也就會浮出水麵了。”
苟洞稱，《金瓶梅》一書寫成後，當時就有一些文人聞風想謄抄，他們在打探能從何處抄得此書的同時，也在探詢該書作者“蘭陵笑笑生”是誰，但最早擁有抄本的幾個人中，沒有一個人提及作者的尊姓大名，似乎他們在征得作者同意謄抄時，就達成了不傳揚作者真實姓名的默契——要知道，在《金瓶梅》成書的那個年代，寫言情類小說，大有傳統知識分子所忌諱的“怪力亂神”之流的嫌疑，這是為傳統文人所不屑與不齒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當時最早傳抄《金瓶梅》一書的人，絕不可能不知道作者是誰；當別人轉抄而打聽此書的作者時，他們偏偏都“查不到下落”。那麽，這些傳抄人為什麽不願意透露原書作者的姓名？苟洞先生認為，這絕不是傳抄人不知道，而是傳抄人不願意說。苟洞先生進而詳細梳理了最早擁有《金瓶梅》抄本的幾個人的交往關係，從而認定《金瓶梅》一書是從徽州傳抄出去的。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論證了苟洞五年前提出的、本報曾做詳細報道的觀點：《金瓶梅》一書誕生在徽州；“蘭陵笑笑生”是徽州人汪道昆。
五年前，記者就《金瓶梅》作者成書之地及該書作者籍裏等問題采訪苟洞先生時，苟洞先生曾稱，《金瓶梅》成書於明朝萬曆十五至二十一年(1587~1593)。該書寫成後，文人墨客便開始傳抄。苟洞先生說，當時擁有手抄全本的有4人(家)。有年代可考的最早記載，當屬明朝人袁宏道寫的一封信——《與董思白書》。這封信寫於明朝萬曆二十四年(1596)，是袁宏道寫給友人董其昌的。思白，是董其昌的字。大書法家董其昌與《金瓶梅》袁宏道在信中說：“一月前，石簣(記者注：即陶石簣，袁宏道之友)見過，劇譚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觀七十二峰絕勝處。遊竟，複返衙齋。摩霄極地，無所不談，病魔為之少卻。獨恨坐無思白兄耳。《金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後段何在？抄竟，當於何處倒換？幸一的示。”
在這封信中，袁宏道告知董其昌：他在病中告假，由好友陶石簣陪同，遊山玩水一番後，便回到“辦公室”(衙齋)。而在遊玩期間，很遺憾地沒有見到董其昌。為何有此“獨恨”(遺憾)？一乃可能是董其昌當時已頗有聲名，是個做官、書法都頗得社會稱讚的“名流”。沒見到，當然遺憾；二是袁宏道已看過從董其昌處借閱的《金瓶梅》前段部分，且對《金瓶梅》寫作的評價甚高，“勝於枚生《七發》”還很多。至於這“雲霞滿紙”的《金瓶梅》是從何而來？後段在哪裏？前段抄完之後再到哪兒續抄？這些亟待弄清的事，均沒有弄明白，以致不得不寫這封信請求董其昌告知。
袁宏道，與其兄袁宗道、弟弟袁中道，世稱“公安三袁”。此三袁，是明朝時湖北公安縣人。這裏，記者順便介紹一下“三袁”與徽州的關係。
老大袁宗道，萬曆會試第一——天下舉子在京城會考，得第一名，這當然是很好的成績。會試中被“錄取”的進士，再複試一次，第一名將由皇帝親點——這第一名，就是“狀元”。袁宗道取得會試第一名後，授官編修。最後，官位做到右庶子，這是文學和書法都出色的進士才能當到的官。在文學上，袁宗道與黃輝、袁宏道、袁中道力推唐朝的白居易與宋朝的蘇軾，並形成獨特風格，世稱“公安體”。袁宗道年輕博識，仕途光明，卻英年早逝，41歲便去世了。
老二袁宏道，16歲時考取諸生，21歲鄉試中舉。萬曆二十年(1592)舉進士，時年25歲，是公認的“年輕進士”，但由於考中的是“三甲第92名”，名次較靠後，所以按照當時的規製，他無緣留京為官，而是被派往地方，去吳江任知縣。這位年輕的進士，對當官卻沒多大興趣。他在任吳江縣令一年後，即告病辭職。
兄弟三人中，最小的是袁中道，他也是三人中最聰明的一個。10歲時，便作《黃山雪》二賦，深受時人誇獎，但他的科考之途卻一直不順利，以致到47歲時才考中進士，被朝廷委任為徽州府教授，後任國子博士、南禮部郎中。徽州府教授，是掌管徽州府教育和課試諸事的官員。
老二袁宏道在吳江縣當“縣長”，吳江現在屬江蘇蘇州，離徽州很近；小弟袁中道又是徽州的地方官，可見，袁氏三兄弟與徽州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董其昌擁藏《金瓶梅》，還可從袁中道的《遊居柿錄》中得到印證。袁中道在《遊居柿錄》中稱：“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說諸小說之佳音。思白曰：‘近有一小說，名《金瓶梅》，極佳。’予私識之。後從中郎真州見此書之間地，大約模寫兒女情態俱備……”
董其昌主動向這位“才子”推介《金瓶梅》，顯然他至少是見過的。結合他曾將《金瓶梅》前段借給袁宏道看的事實，應該說，董其昌是有手抄全本的。但兩人談到此事時，董其昌並沒有讓袁中道見到此書，可見當時該書並不在其手頭，說不定又是借給誰去看或去抄了。袁中道當時隻是暗暗地記住了此書的名字，而看到此書的內容，是後來到“中郎”處的事。中郎，是其二哥袁宏道的字。而且，在袁宏道家，也隻是看到此書的一半。可見，袁中道與董其昌作此交流時，他的哥哥尚未抄到另一半(後段)；抑或袁宏道一直就沒有抄到“後段”。文壇盟主王世貞與《金瓶梅》王世貞(1526~1590)，是江蘇太倉(今江蘇太倉市)人，號鳳洲、州山人，明代著名文學家。苟洞稱，說王世貞藏有《金瓶梅》抄本全本，首要的證據，可以從當時人謝肇淛的《金瓶梅跋》中尋得。謝肇淛比王世貞小一歲，他生於1527年，大約死於1624年。福建長樂人，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做過廣西右布政使——這是專管一省財賦和民政的官吏。他在《金瓶梅跋》中稱：“《金瓶梅》一書，不著作者名代。相傳永陵中有金吾戚裏，憑性奢汰，淫從無度，而其門客病此，悉摭日逐行事，匯以成編。而托之西門慶也。書凡數百萬言，為卷二十，始末不過數年事耳……此書尚無鏤板，鈔寫流傳，參差散失。唯州家苦藏者最為完好。餘於中郎得其十三，於丘諸誠得其十五，稍為厘正，而厥所未備，以俟他日。有嗤餘誨淫者，餘不敢知。然溱洧之音，聖人不刪，則亦中郎帳中必不可無之物也。”
在這篇“跋”中，謝肇淛介紹了《金瓶梅》一書的來曆：可能是金吾戚裏的門客，將主子的這些風流韻事“匯以成編”的——謝肇淛稱這是“相傳”之事；上段引文中被記者省略的一段文字，是對《金瓶梅》內容所作的介紹。後麵說的，才是《金瓶梅》的版本：州，即王世貞。謝肇淛稱王世貞家所藏的“鈔本”最為完好，可見他是見過王世貞的藏本的。
謝肇淛說，他在“中郎”——袁宏道家，隻抄得十分之三(十三)；在丘諸城家抄得十分之五(十五)，所缺少的部分，隻得等待將來補刻了。同時，這也表明謝肇淛確實見過全本，否則，如果不知道總量，他的所謂“十三”、“十五”，是無從談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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