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說： “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真理，也不但在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科學地構成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為爾後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所證實的時候。”（《實踐論》）
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
毛主席說：“真理隻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隻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義論》）
“真理的標準隻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論》）
這裏說：“隻能”、“才是”，就是說，標準隻有一個，沒有第二個。
到底誰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主要作者
今年5月恰逢《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下簡稱《實踐》）一文發表40周年。最近各個重要媒體都撰文來紀念這個掀開新時期曆史序幕的事件，而在提到本文主要作者時，無不說是原江蘇省政協副主席胡福明先生（時任南京大學哲學係老師）。而胡福明先生也在媒體上以本文主要作者自居，每逢改革整五整十紀念之際都會成為媒體曝光的焦點。然而，周圍那些還健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親曆者們，都對這個說法不讚同，認為胡福明不應該被稱“主要作者”，說是“原稿作者”更合適。《光明日報》所發表的《實踐》一文，已經與胡福明原稿相去甚遠，文章精髓和大多數內容出自參與編輯的光明日報社和中央黨校有關人員，文章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尤其是中央黨校的孫長江先生對文章貢獻最大。本文就從親曆者和文獻材料了解的一些情況，略做辨析。
一、1984年的《光明日報》評獎風波
1984年光明日報社舉辦了“優秀理論文章評選”，《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獲唯一的特等獎，並將作者定為胡福明。在頒發獎金時，給了胡福明700元，吳江和孫長江加起來300元。這個評獎過程並沒有公開，這不僅引起同樣作為主要作者孫長江的不快，但凡親身經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光明日報社領導也不同意這個評獎結果。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時的光明日報社總編輯楊西光，此時雖然退休，但是還擔任報社的顧問。大概也是出於不認可這個評獎結果，於是寫信給中央，要求有關部門調查此事，做出符合真相的結論，建議：“關於寫作的具體發展變化過程，建議由中央黨校和《光明日報》當時參加寫作的同誌共同座談回憶，並盡力搜集原始材料。”楊西光的信報送胡耀邦及薄一波、陸定一、馬文瑞、馮文彬等人。
1985年1月，光明日報社專門梳理了《實踐》一文發表過程，寫出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寫作和發表經過》，並附上曆次修改的清樣，作出如下結論:“綜上所說，這篇文章是胡耀邦同誌支持並審查同意的。《光明日報》和中央黨校的上述幾個同誌(即楊西光、馬沛文、王強華和吳江、孫長江)支持和參加了撰稿和編發，作了多次重大修改。胡福明同誌是初稿的執筆者，孫長江同誌最後執筆完稿。”從這可以看出，最起碼胡福明和孫長江對於文章的地位是一樣的，並沒有說胡福明是主要作者。為何現在以訛傳訛，胡福明成為“主要作者”，而其他人根本就不提了呢？
光明日報社為了更清楚說明真相，在真理標準討論二十周年、三十周年之際都整理了有關專著和資料集，並且收錄了曆次修改樣稿。主要作者到底是誰，讀者一看就可自辨。
圖一：曾經擔任複旦大學黨委書記、光明日報社總編輯的楊西光，圖片來源：光明網
二、《實踐》一文誕生經過和胡福明所起的作用
1977年8月，《光明日報》哲學專刊組組長王強華出差去南京參加一個理論研討會，會上南京大學哲學係副主任胡福明的發言不因循守舊、有獨特見解，引起了他的注意，於是請胡福明以後為《哲學》專刊撰稿。胡福明在1977年9月將寫好的《女人是生產力嗎？》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寄給王強華。王強華看中了後一篇文章，經過五次修改後準備在1978年4月11日的《哲學專刊》上發表。因此，《實踐》一文的緣起是一件很普通和偶然的事情，隻是一個報社普通編輯與大學教師的約稿行為，並不像媒體上報道的，胡福明先生在寫這篇文章一開始就是在醞釀反對“兩個凡是”，掀起一場革命，好似一場大戰已經布局好，安排他去做先鋒。
不可否認，胡福明先生的投稿直接引起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橫空出世。但是，並不意味著沒有胡福明先生的投稿就意味著不會有真理標準大討論。早在1977年“十一大”結束之後，胡耀邦就已經安排在中央黨校進行真理標準問題的探討了，800多名高級幹部學員展開了激烈討論。楊西光在接手《光明日報》後也準備在這方麵破題。如果沒有胡福明的投稿，真理標準問題也會在1978年夏季以其他的方式出現。現在媒體宣傳上“胡福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敘事方式是嚴重違背曆史事實的。
具體來講，從1977年9月胡福明先生投稿，到1978年5月11日作為一篇驚天動地的文章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這篇文章的醞釀經曆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78年1月至4月4日的前修改的五樣。這期間胡福明先生雖然遵照編輯要求，做了些修改，但是與胡福明先生原稿差別不大，胡先生曾經回顧這個階段修改說：“我對文章修改的很少，盡可能讓說的周到些，堅持文章的主題、基本觀點”（胡福明：《黨的文獻》1998年第4期）。前五樣可以視為胡先生的勞動成果。
第二階段是，4月初至24日的第六、七、八次修改。事情的轉折點是1978年3月，在胡耀邦建議下，中央任命楊西光為光明日報社總編。1978年4月初，光明日報社總編輯楊西光在審閱簽發胡福明的稿子時，感受到篇文章立意的特殊意義，決定將文章撤下來，進一步修改後在《光明日報》頭版發表。但是楊西光認為此文思想性和針對性都不夠強，重點要批判“兩個凡是”和“衝破理論禁區”，有必要進行大的修改。此時，恰逢胡福明來北京出差，楊西光安排光明日報社的馬沛文、王強華和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孫長江協助他修改。胡福明隻參與了13日至15日的修改，15日提交第六次修改稿後就離京了。楊西光對這個修改稿不滿意，因為還是沒有涉及到“兩個凡是”這關鍵問題（辛廣文：編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紀實，《光明日報通訊》1986年第6期）。這可以看出，當時胡福明作為大學老師、又地處南京，對北京的政治動態不太了解，他的理論高度與《光明日報》所期待有很大差距。之後，楊西光、馬沛文、王強華等親自進行了第七、第八次修改，這才把所想表達的內容體現出來。經過修改擴充，胡福明第六次修改稿的內容已經不超過一半。現在胡福明先生每逢采訪就說他寫《實踐》初衷是為了反對“兩個凡是”，這是違背事實的，他隻是從哲學上反對“天才論”，最起碼沒有涉及現實問題，明確針對“兩個凡是”是楊西光等人提出來的。
第三階段是，4月25日光明日報社的第八次修改稿送給中央黨校後，中央黨校的孫長江先生又將中央黨校已經準備好關於什麽是真理標準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糅合在一起，並且進一步改寫，組成了新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這次修改，文章內容和深度再次得到升華，光明日報社第八次修改稿所保留的內容不超過三分之一。孫長江在文章最後定稿起到了關鍵的作用，這在後麵會專門介紹。這個階段胡福明先生沒有參與。
之後，吳江將定稿報送胡耀邦兩次審閱，最後於5月10日在《理論動態》發表，5月11日《光明日報》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公開發表了這篇文章，第二天新華社向全國轉，一場改變中國命運的大討論由此揭開序幕。
圖二：1978年5月3日胡耀邦圈閱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送審稿，來源：沈寶祥收藏
至於為什麽要由中央黨校定稿、發表。這是因為，一方麵中央黨校理論水平高，此間已經就理論標準問題進行了充分討論，楊西光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也參與了，這也是為什麽他對胡福明文章感興趣的原因，所以他希望中央黨校可以進一步提升這個文章的高度；另一方麵，也是最主要的，楊西光認為此文一出必將產生巨大政治衝擊波，其產生的風險，《光明日報》無法承擔，唯有胡耀邦有這種勇氣和力量去承擔這個政治責任。因此，采用由《理論動態》先發，再由《光明日報》轉載的方式，來降低風險。
綜上可以看出，胡福明先生在文章定稿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主要是由楊西光、孫長江、吳江、馬沛文、王強華等人完成的，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最後見報的此《實踐》，已非胡福明寫作的彼《實踐》，而是兩篇《實踐》的融合產物。正因為二者題目相近，所以給後來人製造了混淆邏輯、偷換概念的空間。
三、為什麽說孫長江對《實踐》一文有決定性的貢獻
筆者通過比較胡福明先生的原稿和最終發表在報刊上的完稿，很明顯地發現，雖然胡福明是初稿執筆者，孫長江是完稿執筆者，但是，孫長江的作用更大。能夠使得此文產生如此強烈政治效應，並且成為傳世名作的關鍵人物應該是孫長江先生。
第一，胡福明的原稿通篇討論的都是哲學問題，本來就是在《光明日報》哲學專刊上作為哲學文章的，後來發表在學術刊物《文史哲》雜誌1978年第5期上。經過孫長江的修改後，文章有針對性討論文政治路線和”兩個凡是“，才使得文章產生了轟動的效應。如果僅僅作為一篇討論哲學問題的學術文章，是沒有它的曆史地位的，它的思想地位是孫長江先生奠定的。
第二，就文章內容和結構來看，1978年1月初次排版的胡福明的原稿在《理論動態》和《光明日報》發表的《實踐》中保留不過一兩成，並且多數是引用的馬恩列毛的原話。即便是1978年4月24日《光明日報》社送給中央黨校的最後一稿，最後內容保留也不過三分之一左右。尤其是文章最精華，最有戰鬥力的部分，均是出自孫長江之筆。文章最後一部分“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也是《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最重要的一部分，完全是孫長江所加。
圖三、四：孫長江對《實踐》一文的4月27日修改稿，可見原稿多數內容已經被改動。圖片來源：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資料匯編》（第四分冊），內部資料未刊印。
第三，胡福明原稿題名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後來光明日報將其改為《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最後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吳江、孫長江的建議，加了“唯一”二字才使得文章鏗鏘有力，可謂“點睛之筆”，這也是此文能夠當時產生那麽大震動和衝擊的原因之一。
第四，從語言文風上，無論是胡的原稿，還是《光明日報》的修改稿，裏麵都充斥著“文革”式語言，比如說四人幫是“資產階級幫派”、“反對文化大革命”，還要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文章最後以“華主席號召我們”作為文章收尾。這篇文章本來就是針對華國鋒上台後的“兩個凡是”的，卻最後還是運用的“凡是派”的語言範式。而經過孫長江修改，文章風格徹底改變，完全剔除了“文革”式語言，擺脫了階級鬥爭思維，從文風上就與當時的官方主流話語區別開來。這才使得文章讀起來朗朗上口、大快人心，今天讀起來仍然覺得沒有時代違和感。
第五，文章發表的政治責任是由中央黨校和光明日報社承擔。當時中央黨校和光明日報社都明白這篇文章是主要表達的是這兩個單位的觀點，與胡福明無關，所以采用的名字也是“本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發表後的頭一兩個月，中央黨校和光明日報社都麵臨上麵的巨大壓力，直到7月份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有明確表態後，處境才改變。然而，到了後來，胡福明先生享受了此文帶來的名聲、地位和榮譽，這本身就是很不公平的事情。
圖五：孫長江與吳江（左），攝於80年代初，此照拍攝前後，他們被調離中央黨校。吳江後擔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
我國《著作權法》第13條規定：“兩人以上合作創作的作品，著作權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 ；第10條規定，作者依法享有署名權等權利。孫長江先生參與了《實踐》一文的創作，理應是作品作者之一。並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第11條的規定：“因作品署名順序發生的糾紛，有約定的按約定確定署名順序；沒有約定的，可以按照創作作品付出的勞動、作品排列、作者姓氏筆劃等確定署名順序”，也就是說文章貢獻率是確定作者順序的首先考慮原則，孫長江對於《實踐》一文貢獻率最大，他理應是文章的第一作者，署名應在胡福明之前。所以，宣稱胡福明先生是《實踐》一文的主要作者的行為於理於法都是講不通的。
圖六：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和思想解放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們，左起：李洪林、孫長江、胡績偉、於光遠、朱厚澤，攝於2008年。除孫長江外，此後數年這幾位老人都相繼離世。圖片來源：俞梅蓀
四、作者之爭背後深層次的問題
對於《實踐》一文作者是胡福明，還是孫長江的爭議，不僅僅是法律問題，如果是法律問題，可以很簡單就可以判定的，背後還有深層次的原因。歸根到底就是是否承認胡耀邦同誌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發動者和組織者的問題。
在發起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後，《理論動態》雜誌此後又在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討論等思想解放運動中發揮了先鋒作用。《理論動態》這些為改革鼓與呼的赤誠行為，漸漸成為反改革力量的“眼中釘”，他們欲除之而後快。1981年，孫長江先生受中央黨校的指令在在《理論動態》發表了《謹慎謙虛和實幹精神》一文，本來是討論工作作風的問題，卻被主管宣傳的一位中央書記處書記捕風捉影地誣陷為含沙影陳雲同誌。以此為借口，將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撤銷，把主管理論研究室的吳江和研究室領導孫長江等逐出中央黨校。為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立下汗馬功勞的一個機構，就這樣消失了。由於這位書記處書記在八十年代一直主管宣傳，孫長江先生因此一直不被媒體提起，凡是涉及《實踐》一文作者，均是提胡福明。
到了90年代後，雖然反改革的力量逐漸退出權力舞台，然而，在正統的改革史構建中，胡耀邦一度成為“敏感人物”。此時，如果說孫長江是《實踐》的主要作者，那麽必然要提到在這篇文章撰寫和發表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胡耀邦。因此，一些黨史專家出於抹煞胡耀邦同誌在真理標準問題中所起的作用的目的，孫長江先生再一次被隱晦掉了
圖七：1988年2月胡耀邦與中央黨校副校長陳維仁在一起，陳維仁曾經擔任胡耀邦秘書，也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參與者之一。
胡耀邦同誌在《實踐》一文到底起了什麽作用，親曆者都有公論。胡福明先生說：“耀邦同誌審定了這篇文章，對文章的發表起了決定性作用”。（《黨的文獻》1998年第4期）《理論動態》負責人孟凡回憶說：“耀邦同誌對《實》文的定稿和發表起了決定作用……在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中，作出了其他人不能比擬的重要貢獻。”（吳思等主編《起點：親曆中國改革開放》,新華出版社，2009年，第6頁）
光明日報社1985年1月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所作出的結論是：“從第一篇文章起，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就是在鄧小平同誌思想指導下，由胡耀邦同誌組織和推動進行的，正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五期上發表的胡耀邦同誌的傳略中說的： ‘他組織和推動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重新確立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做了理論準備’”。（光明日報評論部：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寫作和發表的經過）
時隔三十多年後，中共中央再次明確了胡耀邦在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中的作用。2015年，習近平同誌在胡耀邦誕辰一百周年紀念講話中指出：“胡耀邦同誌堅持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組織和推動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這場思想解放運動，成為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思想先導，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重要理論準備”。（習近平：《在紀念胡耀邦同誌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圖八：1981年胡耀邦、葉劍英、習仲勳等在交談。
最後，本文強調孫長江先生在一文構建中的作用，當然不是否認胡福明先生在《實踐》一文發表中的曆史作用。胡福明先生在那個年代所表現出來的理論敏感性和勇氣是非常難得的，他也為此文的修改付出了很大的心血。造成今天主要執筆人被抹煞的情況，責任也不在胡福明先生。然而，《實踐》一文主要作者論述上至少應該加上孫長江先生，這才不違背那場思想運動所要達到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初衷，如果這一點上都不實事求是，那是多麽強烈的曆史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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