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樸文中的所謂"住無定所，身無分文"之說，根本就是主觀猜測，隨意編造的，也與聶元梓的現狀大不相符。當年的"五大領袖"，除去譚厚蘭1982年早逝外，其餘的三人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各有自己的事業。經過多方申訴，聶元梓本人的生活起居，早幾年已經歸北京市民政局負責管理，並在薊門橋一帶暫借其兩間住房；每月的生活費，已經由前幾年的600多元漲到了今天的2600元了；看病就醫按照離休人員待遇，全額報銷。對此，聶元梓說："別看蒯大富比我小25歲，他的身體還不如我呢，聽說都中風好幾次了，自理都難咧。"
盡管享受著如此"特例"，聶元梓經濟上還是感到十分拮據。在高消費的北京，這點待遇遠遠不夠，不過就是雇用一個保姆的工資錢，所以日子緊巴巴地不好過。"北京市有明文規定，像我這樣提前假釋、喪失勞動能力的人，應該由原單位接受。但我多年來屢屢給北大、國家教委甚至中央領導人寫信，要求按照國家政策，還由北大來接受安置我，可迄今仍無下文。中間一度想為此事狀告北大校長，可惜已是精力不逮了，算了吧。你可知道像我這樣當年十二級的幹部，現在人人都拿到一萬多的月薪了。"
聶元梓說，她最大的願望就是回北大，已經擬好了給國家高層領導人的一封信，申訴自己的現狀與委屈。她與這位高層領導的母親是延安時代的同學，看看能否起點作用。"我沒有別的奢望，就是想依照政策重回北大，讓人生有個歸宿。盡管文革中我有罪錯，可我還是1937年便參加抗戰的老革命，也是一個北大人，總不能老是依靠民政局的救濟金來過日子吧。另外，這也不是關係到我一個人的問題，是文革遺留的一大批人的問題，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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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元梓不明白，民間為什麽會流傳鄧小平的一句話：一看到聶元梓，就想到了我那跳樓的大兒子。甚至還有傳言是她叫人把鄧樸方從樓上推下去的。這些傳聞，恐都不是空穴來風。所以，文革結束後，新校長周林一進校，就宣布"四人幫"對聶元梓的隔離審查、批鬥勞改的一切規定繼續有效。而聶元梓本人從內部發行的《北京大學紀事》上，還找到了這樣一段史料，1978年3月22日，鄧小平約見包括北大校長周林在內的教育界人士，特意問到聶元梓怎麽樣，當聽到有人說她要翻案時，鄧說："她有什麽案可翻？聶元梓你們為什麽不批？這個人至少應該開除黨籍，調到別處去勞動，她有一張大字報，對文革起了推動作用，康生說王八蛋也要支持嘛！"
所以她認為，這也決定了自己被判處十七年的案子，出現不允許上訴、也不讓證人出庭這些違背法律程序的現象，直到今天，控檢方連當年的一張終審判決書都沒給她。聶元梓辯解說：
鄧樸方的跳樓致殘，與我並無關聯，我能不翻案嗎？且看鄧小平的女兒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的講述："八月末的一天，是令我們銘心刻骨的一天。鄧楠回來告訴我們，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時跳樓以示最後的抗議。"注意，時間是八月末，也就是工宣隊進校十天以後的事情，而據《北京大學紀事》記載："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軍宣隊進入北大後，從此北大的一切權力，特別是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權力，統統歸宣傳隊行使。"此時的我，也已經失去自由被隔離審查批鬥了，與鄧樸方的跳樓有什麽直接關係？更可笑的是，對我的判決書認定："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在被告人聶元梓指使下，在校內製造了'反革命小集團冤案'，致使多人受傷，其中鄧樸方下身癱瘓、終身殘廢。"這裏，硬把鄧樸方跳樓一案的發生時間，幾近提前了五個月，這真是罔顧事實的違心之論啊。
判決書上，還有一個有待澄清的曆史公案，上麵寫道："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江青派人把被告聶元梓秘密接到花園村'中央文革'記者站，江青、陳伯達、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密謀，派聶元梓去上海'造反'。"聶回憶：
審訊我時，我請法庭出示與江青勾結的證據，可他們既無旁證、又無佐證，可以說沒有一份能證明是江青指使我到上海造反的相關材料。現在，我自己從香港出版的《王力反思錄》上，找到了一條最有力度的證據，證明派我去上海的根本不是江青授意的，而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當時作為中央文革辦公室主任的王力在回憶中詳述了這一事件："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是想把北京的群眾組織、學生、工人、機關幹部的造反派連在一起，通過聶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聯，把北京和上海連成一片。江青找我，主席的設想，組織個班子去上海，最早她想李訥（肖力）要去，聶元梓去，阮銘也要去，搞個比較大的班子。聶元梓住在中央文革，叫她負責籌備這個班子。李訥找過我，我介紹她見過聶元梓。江青說李訥去不去，毛主席正在考慮，因為她正在搞農村文革的指示。後來江青又傳達毛主席指示，李訥不去，阮銘也不去，班子不要那麽大，聶元梓也不要代表北京市的紅衛兵組織，隻代表她自己和北大的群眾組織，用北大群眾組織的名義去上海……我跟聶元梓說時再三叮囑這幾條，說是毛主席、中央文革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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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春節一過，轉眼就到春暖花開的四月天了，聶元梓89歲的生日就在這時候。按照中國人"過九不過十"的傳統，也就要邁入她"九十初度"的歲月了。對一個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曾經大紅大紫、但又大起大落的人物來說，好像早已經蓋棺論定了。但在民間，她並沒有被曆史塵封，依然是一個被屢屢提起的話題。對自己的政治生涯，聶元梓說，她自己經常會捫心自問，我怎麽會成為反革命呢？我16歲就參加革命了，可以說是南征北戰，出生入死，我父母兄妹全家十一人都在為黨工作，兩個人壯烈犧牲，6個人坐過敵人的監牢。父母將全部家產都捐獻給國家，至今我們家的房子還辦著學校，中共河南滑縣縣委就是在我家成立的，曆屆縣委書記包括趙紫陽同誌都是在我家裏辦公。參加革命後，我就抱定了為黨犧牲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怎麽會產生反黨思想和參與顛覆國家政權的活動？
聶元梓認為，不是要提倡反思嗎？但全民族都要反思，要雙向反思，對的不可能全對，錯的也有其曆史原因。她說自己90歲了，前45年隻知道跟黨走，路走對了；後45年也是自覺跟黨走的，沒想到會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看看今天的社會現實吧，經濟是發展了，日子是好過了，但官場貪腐、貧富懸殊、觸目驚心，以黨心、民心來看，難道說能比40多年前的社會狀況更好更公平嗎？過去提"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打倒"和"砸爛"一切固然不對，可對革命的原動力來說，包括文革，不也是因為有官僚主義的存在和社會不公的因素而引發的嗎？
近距離觀察，雖說是年屆九旬的老人了，但聶元梓的思維還很清晰，她說，直到今天，自己才深刻地悟出一句名言的真諦：曆史永遠是勝利者和權力者寫就的。她解釋參與文革的動機，"我當年來北大，是大哥聶真與陸平聯係的，我與陸平本人並沒有個人恩怨。"所以，對"何其好也"的那張大字報來說，它的恰逢其時的出籠以及所產生的瘋魔般的效應，絕非今天一再重複地"造反"二字所能涵蓋的，這裏麵既有一個老共產黨員對黨中央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防修、反修"偉大號召的正常反應，也有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在北大曆次運動中所造成的積怨爆發所致。這多種合力的結果，才有了"第一張大字報"的出世。
按照官方的說法，十年文革等同於十年浩劫、十年夢魘。可是發動者為什麽還是萬眾景仰的"英明領袖"；舉手讚同文革的有些領導人反倒成了受害者、甚至還要加害別人。一個國家與一個黨的錯誤，能否就這樣利用"政治替罪羊"審判方式，輕而易舉地算在幾個"造反派"身上。這樣刻意營造的一種曆史記憶距離客觀公正又有多遠？現在不是說要尊重曆史、還原曆史嗎？尤其是億萬民眾所親曆過的文革史，更不應該是任人隨意來曲解的，還是讓事實來說話吧！
一經回首往事，每每心有不甘。九十初度的聶元梓又說了一句經常掛在嘴邊的話："隻要我活著，就會繼續申訴，不為別的，就是覺得自己這輩子太冤，90歲的人了，不知道還能有幾天活頭，說實話的日子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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