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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陽事件”後劉建勳在河南
劉立強
劉建勳（1955年12月）
20世紀60年代中，劉建勳（中）在平頂山礦務局一號礦井下視察（揶影：魏德忠）
河南，既是我的父親劉建勳最後工作過的地方，也是他工作時間最長的地方，下麵講述的，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些父親主政河南十七年之初，如何克服“信陽事件”所造成嚴重困難局麵的故事。
深夜受命 隻身赴豫
1961年的春末夏初，時任廣西區黨委第一書記的父親正在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
一天深夜，住在北京飯店的父親已經吃了安眠藥睡下，突然間電話鈴聲大作，父親的保健醫生李士峰同誌拿起話筒，原來是毛主席要召見父親。父親馬上起身，匆匆而去……
從中南海回來，父親隻告訴了李醫生一句話：“主席、中央派我去河南。你先跟我直接去鄭州吧！”
後來，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在代表中央正式與父親談話時說，“建勳啊，你命苦，57年廣西出了問題，餓死人，要你去。現在河南餓死人，又得你去！”（李友九、霍泛的回憶文章和複信）
關於鄧小平與父親談話中提到的這兩次調動，多年以後，一位叔叔是這樣記述的：
“建勳原在廣西任第一書記，在他未去之前，廣西南部地區也是問題很多，許多人沒有飯吃。他到廣西以後親自下基層調查研究，在農林政策上作了調整，允許農民把一部分房前房後的地自己耕作，這樣很快就解決了當時的問題，穩住了廣西大局。中央當時曾經下過正式文件，認為廣西的辦法是馬列主義的。毛主席曾經說過劉建勳有文有武，是一個會下殘棋的人。所以當河南處在十分困難之時，把他調到河南工作的。”（陳立華《劉建勳之事》）
父親晚年告訴我，那時他對河南複雜、困難的局麵早有耳聞，私底下曾向老領導李先念伯伯表示：“廣西是個邊疆小省，這些年我和韋國清同誌合作得很好，各方麵的工作也開始往上走。而河南地處中原，又是個人口大省，我擔心完不成中央交給自己的重任……”
李先念伯伯同樣也給了父親很大的鼓勵和支持。
災情急似火、責任重如山。6月12日會議結束，父親與繼任的韋國清伯伯交接完工作後，就立即直接飛赴河南。7月22日，中共中央正式下令，任命父親擔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同時兼任河南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動身前，父親給母親草草寫了一張便條，大意是：“中央調我到河南了，你安排收拾好，就過來吧。”母親晚年曾不止一次半玩笑、半當真地跟我和西林講：“我和你們爸爸過了幾十年，都快一輩子了，這才算是他寫給我的第一封信……”
而事實上，這也是父親寫給母親的唯一的一封信。
那時的河南
從1959年開始，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就開始關注河南的情況。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主席講到：“……團結問題。統一思想，從中央到縣委。河南120萬基層幹部，40萬犯錯誤，3600人受處分，是個分裂。”（李銳著《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第24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
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習仲勳同誌先後來到河南進行調查研究，都發現和批評了當時省委的一些錯誤做法。李先念伯伯看到信陽地區光山縣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的慘狀後，對中南局的第二書記王任重說：“西路軍失敗慘得很，我沒有流淚，到光山看到這種情況流了淚。是痛心哪！”（信陽地區黨史辦撰《“信陽”事件始末》，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河南“大躍進”運動》，第459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據鄧力群回憶說，李先念副總理回到北京，曾親口告訴自己，“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李副總理還感歎地評論道：“如果把自留地堅持下來，小自由多一點，即使是反革命破壞，人也要少死好多。”（吳思著《我的極左經曆》，《香港傳真》，2007年第19期）
1958年1月，毛主席路過鄭州，在專列上接見了河南省委主要負責同誌，這位主要負責同誌當麵虛報糧食產量，還謊稱一年內能夠實現“四化”（綠化、水利化、機械化等），這些都不得不引起毛主席的懷疑和質問。
毛主席雖然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但他也是最早通過調查研究發現問題並著手糾正的中央領導人。在1958年11月召開的第一次鄭州會議上，他即開始糾正“左”傾錯誤，多次發表重要講話。會議前後，毛主席通過聽取新鄉、信陽地委負責人的工作匯報，進一步了解到許多真實情況，對河南“大躍進”運動中的一些錯誤做法提出了批評。在次年2月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根據毛主席的意見，黨中央提出了整頓人民公社的“五十六字”方針。
1960年10月23日，黨中央召開了華北、中南、東北、西北四個大區的省、市、自治區黨委主要負責人會議，討論如何糾正“共產風”的問題，河南的“信陽事件”令到會的中央領導人十分震驚。26日，“信陽事件”的材料送到了毛主席手裏，他立刻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以十萬火急的方式請周恩來抓緊製定中央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並親自審閱修改，重申反對“共產風”，反對“一平二調”，強調要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允許農民保留小額自留地，經營小規模家庭副業，有領導有計劃地恢複農村集市等。毛主席還提出了1961年要搞一個調查研究年、實事求是年，試圖開始進行全麵調整。
1961年1月底，中南局領導陶鑄、王任重主持召開了河南省委擴大會議，揭批省委存在的虛誇蠻幹、欺上瞞下、閉塞言路、麻木不仁等嚴重問題。
6月中旬，再次臨危受命、從廣西來到河南的父親，所麵臨的這樣嚴峻的形勢，父親在工作崗位上時，從未對我們子女透露半字，到了晚年，他才零零碎碎地說到一些：
原河南省委對前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省委書記楊玨、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三位同誌進行了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中央領導曾經明確指示對潘複生同誌的錯誤，要按照組織原則，通過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進行正常的思想鬥爭。可是一回到河南，那些人就將中央領導的話拋置腦後，在全省範圍內掀起了“徹底揭發批判潘、楊、王反黨集團”運動的狂潮。省委秘書長戴蘇理不僅親自組織機關幹部對潘、楊、王三同誌進行批鬥、辱罵，甚至還發動鄭州市的小學生向他們臉上、頭上吐痰。潘複生叔叔被“下放”到黃泛區農場，一些少不經事的娃娃們被鼓動起來，站在他家窗台上，往裏麵的床上撒尿，害得他家幾乎天天都要晾曬被褥。潘複生叔叔平反後，父親與他剛一見麵，潘複生叔叔就放聲痛哭，長久不止。但在當時的情況下，父親也隻能以“老同誌要正確對待黨內鬥爭”等話語相勸。
盛夏三伏天，看管人員逼著楊玨叔叔蹲在省委機關大院的地上，不允許戴草帽，把水泥方磚縫隙裏的小草一根一根地拔幹淨。子女們放學回來，想幫爸爸一下都不允許。家裏就連子女們睡覺的小屋裏，從牆上到床上，到處也都貼滿了機關幹部甚至還有小學生寫的大字報。到後來，楊玨叔叔也沒有逃過“下放”勞動二年的厄運。
王庭棟叔叔因為年輕，幹脆被直接“下放”到了農村生產隊，每天代替牲口拉犁耕地。他的妻子生下孩子的第二天，就被攆出了醫院。當他平反後第一次看見父親時，一下子就蹲在了地上，像個孩子似的大哭起來。
父親晚年向我們講述這些情節時，哽咽不已、時斷時續。
當時，河南全省的大批中，基層幹部、黨團員和知識分子也都受到了牽連、打擊和傷害。而他們所謂的“錯誤”和“罪行”，無外乎就是諸如新鄉地委第一書記耿起昌和洛陽地委第二書記王慧智“主張在農村人民公社內實行包工包產到戶”、洛陽滾珠軸承廠廠長閻濟民“主張在工廠內實行一長製”等等。這些幹部後來都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典型，上報黨中央，遭到了嚴厲的處分。所報材料還被轉發全黨。
那時，河南省的整個國民經濟與人民生活都遇到嚴重困難。農業大步倒退，農業產品大幅度減產。1960年糧食產量比1951年還少16.5億斤。其他如油料、棉花、生豬和輕工業品也都是下降的。全年全省人民群眾的豬肉消費量人均居然才有0.15公斤。人口出生率由1957年的35%，下降到14%；人口死亡率由1957年的11.80%上升到39.6%，當年全省人口比上一年減少了161萬人。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伯伯深入信陽、豫東等地調查研究，征求意見。他看見廣大群眾因為沒有飯吃而身患浮腫病，又是難過、又是生氣地說：“河南的領導幹部，就是怕資本主義。”
1962年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到河南考察時，吃著摻上野菜的麵團子感慨地說，如果河南人民都能吃上這個就好了。”（王維群著《回顧河南的“大躍進”運動》，張林南著《關於“反潘、楊、王事件”》，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河南“大躍進”運動》，第491—492頁，第342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災情開始蔓延後，那時的省委一直是采取漠視、封鎖、高壓的態度，僅信陽一個地區扣壓的幹部、群眾上告信件就超過了12000封之多。
這其中有一個極端的例子：一個村子有23名黨員，餓死了20名，剩下的3人聯名給毛主席寫了一封血書，請求趕快救救他們和群眾，血書到了省委秘書長戴蘇理的手中，被戴扣壓，並且戴還表態要查處“肇事者”。對戴蘇理處理“血書”的表現，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伯伯非常不滿、非常氣憤。
後來，河南省委主要負責同誌代表省委在給黨中央、毛主席的檢討中，終於承認：由於他們領導的失誤，在農村的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無人村”，“許多村莊成為廢墟，令人目擊而淚落”。他在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作檢討時，也曾沉痛地說道，這是河南省“建國以來的最大慘案”。
周總理教父親“磕頭化緣”
父親接手麵對的就是這麽一個中原大省。保健醫生李士峰告訴我，父親剛到河南時，盡管他整天不是召開會議、就是談話調研，累得不行，但是到了夜裏，卻還是難以入睡。父親常常從臨時住的招待所溜達出來，沿著金水大道走進紫荊山公園，在小山包上的亭子裏，一坐就是大半夜。而陪著他的隻有李士峰醫生。“民以食為天”。在那個節骨眼上，父親首先必須解決的燃眉之急就是5000萬人的吃飯問題。他趁到北京開會之機，當麵向周恩來總理求教。周總理是全中國人民的當家人，當時還親自兼任中央“瓜菜代”領導小組的組長。周總理對父親說：“我給你想一個辦法，就是挨門向住在北京飯店的幾個省委負責人去磕頭……”（陳立華《劉建勳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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