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乃迭，原名Gladys B.Tayler，婚後更名為Gladys Yang，1919年戴乃迭生於北京一個英國傳教士家庭。戴乃迭七歲時返回英國，在教會中學接受教育。1937年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學，最初學習法語語言文學，後轉攻中國語言文學，是牛津大學首位中文學士。自40年代起定居中國，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於北京逝世。戴乃迭女士是中國文學出版社英籍老專家、在國際上享有崇高聲譽的翻譯家和中外文化交流活動家。戴乃迭的父母為英國來中國的傳教士。1940年與楊憲益在重慶舉辦婚禮。
楊憲益和戴乃迭的愛情傳奇
楊憲益和戴乃迭是上個世紀40至90年代活躍在中國文壇的翻譯界泰鬥，更是一對驚才絕豔、絕無僅有的夫妻翻譯大家。熟悉他們名字的外國人遠多於中國人，因為他們是最早把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譯成英文的翻譯家之一，作品從先秦散文、《詩經》、《楚辭》到《水滸》、《紅樓夢》、《魯迅全集》，以至現當代文學作品等百餘種，蜚聲海內外。他們的翻譯事業持續了半個多世紀，他們的合作被譽為珠聯璧合、不可替代。
劍橋姻緣
1937年，在英國牛津大學留學的楊憲益偶然認識了戴乃迭（Gladys Tayler），這個比他低一年級、出生在中國的英國姑娘。
楊憲益去英國留學是自費，他和在牛津大學留學的學者向達、呂叔湘、錢鍾書、楊絳等交往密切，他們稱他為“小楊”。
戴乃迭的父親戴樂仁（J.B.Tayler)是來華傳教士，曾在天津新學書院教書，後在燕京大學做經濟學教授。戴乃迭出生在北京，從小對中國就有直觀的印象，以至於後來，她還經常跟楊憲益說起小時候烤山芋的事。戴乃迭曾說，在中國長大的外國孩子通常都說一口跟當地中國人一樣流利的中國話，但我們不幸卻是個例外。戴乃迭的母親不允許她和她的哥哥姐姐跟中國孩子一起玩。她小時候沒有學中文，五六歲以後，就回英國讀書了。
戴乃迭在牛津大學認識了楊憲益，她一生的道路改變了。戴乃迭回憶她和楊憲益初次相見的印象：“起初我幾乎被他嚇一大跳，眼睛細長，臉色蒼白，但彬彬有禮。他對祖國的熱愛打動了我，在他房間的牆上掛著他自己繪製的中國曆朝曆代的疆域圖。”愛情是沒有辦法躲避的，愛一個人，就要愛他的一切，後來，戴乃迭幹脆改學中文，成為牛津大學攻讀中文學位的第一人。當時，楊憲益在墨頓學院的一位朋友也在追求戴乃迭，三人經常一起學習法文，最終戴乃迭選擇的還是“才華橫溢的楊”。
1940年，楊憲益從英國牛津大學畢業了。他接到了吳宓和沈從文的信，邀請他回西南聯大教書。聽說楊憲益要帶一個英國姑娘回來結婚，楊家亂成一團。楊憲益出生在天津名門，父親是中國銀行行長，其祖父楊士燮共有兄弟八個，其中四位在晚清時做過翰林。楊家的這些反應，來自當時的社會壓力和人們的偏見。戴乃迭的母親也強烈反對，嚴厲地警告她：“你跟一個中國人結婚會後悔的。”
1941年2月16日，楊憲益、戴乃迭的婚禮與楊敏如（楊憲益之妹）、羅沛霖的婚禮同時在重慶舉行，他們還在《大公報》上雙雙刊登了結婚啟事。婚禮上，戴乃迭按照婆母的意願，身穿繡滿龍鳳花紋的短袖絲質旗袍。楊憲益認為：“這既不是傳統中國式的婚禮，也不是西方基督教的婚禮。”洋溢在幸福之中的戴乃迭完全忘記了母親的警告，她的命運從此和楊憲益、和中國緊緊聯係在一起。
“再多的苦難我們都願意一起麵對”
戴乃迭的一生都奉獻給了她摯愛的丈夫和翻譯事業。她對金錢也毫不在意，抗美援朝時期，為了配合楊憲益湊足4萬多元人民幣捐錢買飛機，她賣掉了母親和婆婆給的所有首飾，卻因為自己的外國身份經常遭受無端的猜疑。解放前，工作單位懷疑她是共產國際的代表而解聘了她；解放後，又因此多次成為被攻擊的目標。盡管她從不過問政治，但“文革”開始後，他們倆都不可幸免地成為被攻擊的目標。1968年4月的一個晚上，由於被懷疑是英國特務，楊憲益被捕了；不到半個小時，戴乃迭也被帶走了。他們被關押在同一所監獄，卻無法相見。好長時間，兩人彼此不知情，還以為對方在家照顧孩子。4年後，他們被釋放了，回到滿是灰塵的家中，空寂的房間也成了耗子的樂園，書櫃、衣櫃裏全是耗子窩。
不久，楊憲益夫婦恢複了翻譯工作，楊憲益開始擔任《中國文學》雜誌的執行副主編。而此時，一場更大的災難降臨到了這個家庭。楊氏夫婦育有三子，“文革”中大學畢業的長子分配到湖北一工廠，二女均下放農村。“文革”結束，楊憲益夫婦把子女陸續接回北京。沒想到，在他們坐牢期間，兒子楊燁因經受不住周圍的迫害壓力而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後來，楊憲益夫婦將兒子送到英國，然而為時已晚，一年後兒子在英國自焚身亡。
兒子的去世，使戴乃迭遭受了一生中最大的打擊，但她仍然從不後悔自己的選擇。
戴乃迭常說的一句話是：“我覺得我有兩個祖國。”戴乃迭去世後，楊憲益的妹妹楊敏如在題為《替我的祖國說一句“對不起，謝謝！”》的文章中這樣寫道：“我的文友，我的可敬可愛的嫂嫂，你離開這個喧囂的世界安息了。你生前最常說的一句話是‘謝謝’，甚至‘文革’中關在監獄，每餐接過窩頭菜湯，你也從不忘說‘謝謝’。現在，我要替我的祖國說一句：對不起，謝謝！”
“幸福的回憶像夢一樣回繞在我心裏”
晚年，楊憲益和戴乃迭夫妻倆每日形影不離。他們看淡一切身外之物，把收藏的明清字畫全部無償捐獻給故宮等處，幾十年間翻譯出版的百十種著作也大多送了人。坎坷的人生和深重的磨難，從未改變過他們正直的品格和憂國憂民的胸懷，他們富有傳奇色彩的生涯也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艱難曲折路程的一個縮影。
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離開了人世。自從1940年跟隨楊憲益來到中國之後，除了因公出訪，她隻回英國探過一次親。60年來，她從來沒有想過離開中國、離開楊憲益。
戴乃迭去世之後，楊憲益也停止了翻譯工作。之後，“熊貓叢書”停版，《中國文學》雜誌也停刊了，至今，中國再沒有類似的叢書和雜誌出現。
晚年楊憲益愛作打油詩，輯為《銀翹集》。他回望自己的一生，這樣總結：卅載辛勤真譯匠，半生漂泊假洋人。
而在好友黃苗子眼中，楊憲益的一生，是奇崛的；楊憲益是奇人：人奇，遇奇，詩奇，癖好奇，學問奇，憂患經曆奇……
楊憲益辭世前，孤身住在北京什刹海小金絲胡同裏的一所四合院裏，家中擺著自己和戴乃迭當年那張著名的身著唐裝的結婚照，楊憲益的臥室則掛著鬱風為戴乃迭晚年畫的肖像，鬱風在畫上題字：“金頭發變銀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會變的。”
“幸福的回憶像夢一樣回繞在我心裏。”這是1932年或1933年意大利歌劇團訪問天津時，楊憲益聽到的托賽裏《小夜曲》開頭的歌詞。楊憲益和戴乃迭風雨同行60年，人生的點點滴滴，都不曾消失。楊憲益活在對戴乃迭的追憶之中，他寫了一首詩，與它朝夕相對：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結發糟糠貧賤慣，陷身囹圄死生輕。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
“從來銀漢隔雙星”，在某種意義上說，銀漢隔不住楊憲益、戴乃迭這雙星。生與死的距離雖然無限遙遠，或許思念可以抵達。
再也不會有了，楊憲益和戴乃迭，這樣的夫妻，這樣的翻譯家。楊憲益是純粹的中國學者，看過他的《譯餘偶拾》的人，就會知道楊先生深厚的國學根底，而他的夫人戴乃迭是英國人。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楊憲益、戴乃迭聯袂將中國文學作品譯成英文，從先秦散文到《儒林外史》、《紅樓夢》，多達百餘種。雖然沒有加入中國籍，戴乃迭卻一直把中國當成自己的祖國。戴乃迭學會了中文，會寫一筆正楷小字，還能仿《唐人說薈》，用文言寫小故事，文字娟秀。戴乃迭努力把自己融進中國。戴乃迭說，愛上了中國文化，才嫁給了楊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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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憲益和戴乃迭：一對中西合璧的夫妻的愛情
2018-11-21 17:50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然而，一生中最為嚴峻的磨難與考驗，在二十幾年後的“文革”期間在他們身上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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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楊憲益
楊憲益：那一記耳光讓我後悔一生
－－作者：範瑋麗
2009年11月23日，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先生走完了他95載人生之路。從報刊上大量悼念文章和報道中，人們讀到了楊憲益與他美麗的英國妻子戴乃迭的愛情故事，知道了他們合作翻譯包括英文版《紅樓夢》在內的百餘種、上千萬字中國文學作品的卓越貢獻。然而卻很少有人了解，這對翻譯大家、恩愛夫妻，在事業、成就、榮譽背後所承受的不可言說的巨大內心傷痛。在歎息他們的不幸時，我們當感恩自己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列車，更加珍惜今天的幸運。 ——編者
2009年，又是春寒料峭的3月，楊家屋外的二月蘭已傲寒待放。
我每周一次叩訪小金絲胡同轉眼已經一年有餘。每個周三上午，我進門後右顧，便會看見坐在絳色沙發上的憲益先生，從正在閱讀的報刊中抬起頭，笑眯眯地望著我，銀絲般的白發把老人慈祥的笑臉襯托得無比燦爛。
雖然是隨意的聊天，但我會注意盡量不提他的兒子楊燁。我知道那是老人的心痛，我不忍觸及。我問，您這一生有什麽讓您後悔的事嗎？我自作聰明，滿以為當年謝絕哈佛大學的邀請，錯過一個會改變他和乃迭、乃至全家命運的機會確是一件值得後悔的事情。
不料，他沉思片刻，輕聲說道：我打過乃迭一個耳光。
我愕然。
老人輕輕舉起左手（右手在2003年中風後不再聽使喚），輕輕一掃：就這樣，我打了乃迭一個耳光；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了乃迭。因為她不停地喝酒……
我無語。
望著老人噙著淚花的雙眼，我觸摸到的豈止是後悔。
故事始於一個善意的預言
1939年，正在牛津大學讀中文的戴乃迭向父母鄭重宣布，她愛上了一個中國同學，準備畢業後同他一起回中國，在那裏結婚安家。作為傳教士在中國生活工作了近三十年的母親，深諳兩國在經濟、文化上的巨大差異，她耐心勸導著剛滿20歲的女兒，“如果你同一個中國人結婚，你會後悔的，你們的婚姻維持不了四年。”母親斷言，“如果你們有了孩子，他們也許會自殺的。”母女倆各執己見，誰也無法說服對方。乃迭暗自下定決心，她隻需再等上一年，就到了法定成年年齡，屆時她就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
1940年初始，剛剛步入21歲的乃迭獨自做出了改變她一生命運的重大決定－－她同楊憲益訂婚了。他們的異國姻緣遠遠超出了母親預言的四年，持續了整整一生，盡管他們的婚姻道路上不乏預料之中或始料不及的種種障礙與困境。
圖：年輕時的楊憲益、戴乃迭夫婦
1940年夏天，戴乃迭帶著兒時對北京童話般的記憶和興奮，楊憲益懷著一顆對戰亂中的祖國的憂慮和赤子之心，雙雙踏上了歸國的旅程。
在柏溪和貴陽，他們雖然住茅屋、點油燈、汲井水，但雲集在大後方的文人學者，思想自由，談古論今，撰文吟詩，針砭時事。活躍的思想與自由的精神彌補了物質的匱乏與戰亂的流離。1942年8月，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一個男孩兒，取名燁。
雖然生於戰爭的動亂與困頓，楊燁卻成長得聰明伶俐、陽光可愛，恰如其名。乃迭在給兒子的教父邁·薩利文的信中把楊燁描繪成一個“小書蟲”，吃飯都不肯放下手中的書，六歲的小楊燁已經熟讀了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等兒童文學。
楊燁從小就知道自己的媽媽同別人的媽媽不一樣，“媽媽不要來接我。”他有時會這樣央求媽媽。但有時他也會眨著大眼睛，不無驕傲地對媽媽說：“媽媽真漂亮！”
哪裏出了差錯？
1952年，10歲的楊燁跟隨父母從南京搬到北京。他很敏感自己與別人的不同，長相異樣，媽媽又是外國人，但他努力與同學們打成一片。在學校裏，他學習優異，很快戴上了紅領巾，又佩上了兩條杠。中學時，他當上了班長，加入了共青團，盡管他入團的時間要比別人晚一些，但他沒有怨言，認為團組織對自己的考驗長一些是應該的。
真正的考驗是在1963年。那年，學業優異、躊躇滿誌的楊燁報考了北京大學物理係，第二誌願是清華大學數學係。他不僅輕而易舉地通過了高考，初、高中的政治表現和學習成績更是無可挑剔，他還是出色的長跑運動員。德智體全麵發展的楊燁，想象不到前麵的道路上有何障礙。
發榜的日子到了，楊燁沒有收到北大、清華的錄取通知書，等來的卻是剛建校不久的北京工業大學的錄取通知。楊燁懵了。該不會哪裏出了差錯？他期待著也許幾天後會收到另一通知，告訴他搞錯了。然而他失望了。不僅楊燁想不到，就連他的父母也想不到，楊燁報考的北大物理係研究的是原子物理，而他的出身是無法讓他通過政審的。
楊燁無可奈何地接受了現實，並沒有氣餒，他越發更加積極地表現自己。“文革”開始，讀大三的楊燁積極投入了這場紅色風暴。當紅衛兵們四處抄家，大破四舊的時候，楊燁回到家把媽媽的古典音樂唱片掰碎，甚至摔了一個家傳的古董花瓶。從不罵人的楊憲益罵了兒子“混蛋”。
然而不管楊燁多麽努力，他無法改變自己的出身，就像他無法改變自己的外國人麵孔。
禍起蕭牆
1967年12月，因“文革”推遲了的大學生畢業分配開始了。楊燁聽說自己的去處可能是湖北，表示堅決聽從分配。憲益、乃迭都表示了對兒子的選擇的支持。
楊燁被分配到偏僻的鄂城農機廠做技工。鄂城是長江邊上一個閉塞的小縣城，楊燁的外國人麵孔一下子成了眾人指手劃腳、觀望議論的對象。在一個沒有文化可言的小縣城，楊燁是孤獨的，他寫信要妹妹楊熾給寄些書籍來，不料卻禍從中起。
妹妹把哥哥的書籍一股腦打包寄走了，書到後革委會先開箱檢查，竟發現一本摩斯密碼小冊子。楊燁中學時曾參與當時流行的“國防體育運動”，學習發報、練習跳傘等，這本摩斯密碼小冊子就是當時留下的。而此時，已經以間諜罪名鋃鐺入獄的父母和這本摩斯密碼竟順理成章地成了楊燁間諜嫌疑的鐵證。
我們無從知道楊燁經曆了何種逼供、審訊，甚至體罰，他從未對人講起這些經曆，隻知道他開始自閉，疑神疑鬼。1970年3月，楊燁又首當其衝地成了鄂城的“五一六”分子，受審查，被批判。
1972年3月底，楊憲益、戴乃迭先後出獄。但沒過多久，乃迭和憲益就發現了兒子精神異常。乃迭在給友人大衛·霍克斯的信中說，“兒子由於我們的牽連而受到衝擊，工作生活都不順心……如果他能調回北京，也許情況就會大大改善。”
1973年9月，兩個女兒已先後調回北京，楊燁的調動也大局已定。“這完全是因為黨的政策對外國人的特殊照顧”。
1974年10月，乃迭給霍克斯夫婦的信中更加憂心忡忡：“我們的兒子被拘留了。他的心理失衡，起初他極左，懷疑外國的一切……今年夏天他突然一反常態，認為自己是英國人，應當回國。”從7月開始，楊燁三次闖英國大使館，要求“回國”。英國大使館不得不要求有關部門把他帶走，所以楊燁被拘留了。
拘留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麽？隻能猜測。因為楊燁回家後更加自閉，拒絕說話，整日把自己關在房間裏，甚至吃飯都隻在夜深人靜時到冰箱裏找一點西式食品充饑。他一心想“回國”，拒絕承認憲益是自己的父親，拒絕同家裏的中國成員說話，隻講英語。但他總算接受了“回國”也必須辦理正常手續的現實。
1975年11月，楊燁終於拿到護照。乃迭匆忙購機票，整理行裝。母子倆於12月初經香港赴倫敦。
無法承受的生命之重或之輕
楊燁一路沉默。在倫敦的希思羅機場，他們順利地通過海關，楊燁仍然緘默。當乃迭在接客的人群中見到前來接他們的好友費·格林，擁抱問好之後回身欲介紹楊燁時，卻發現兒子已經無影無蹤。
兩人大驚，立即報警。警方上下搜索，也未能發現楊燁的蹤影。無可奈何的乃迭隻好先隨格林前往倫敦北郊密爾希爾區的姐姐家。
幾小時後，楊燁風塵仆仆、汗水淋淋地出現在希爾達家門口。楊燁從未告訴任何人他是如何從機場來到姨媽家的。但不難猜出，身無分文，又受過嚴格長跑訓練的楊燁一定是從希思羅機場徒步跋涉十多英裏，找到姨媽家的。
在那幾個小時裏，他都經曆了哪些思想鬥爭？從機場失蹤是否意味著他想像一滴水融入大洋一樣消失在倫敦的人群中，人不知鬼不覺地融入他“自己的國家”，從此把他的過去一舉抹煞？盡管他講一口純正的英語，但沒有錢、沒有合法證件，他的此舉此念是否已經在現實麵前碰得粉碎？
楊燁先後在費·格林、教父邁·薩利文和姨媽希爾達家居住。乃迭在返回中國前看到兒子麵色紅潤了，眉頭舒展了，深感欣慰。
回到北京後，乃迭給霍克斯寫信說：我兒子現已改名為大衛·薩利文，看到他的身體狀況有明顯改善，我很高興，盡管他不肯同我說話。他仍有一些目前無法克服的問題，如拒絕承認他的中國國籍，拒絕出示身份證件，也不要申請學校入學……他現在常常幫朋友、鄰居修剪樹籬、劈木頭、洗汽車等，他下決心一定要努力地去適應和喜歡英國的生活。
曾經有過幾次不乏理想合適的工作機會，比如翻譯科技文獻、牛津大學出版社提供的翻譯編輯工作，但都因楊燁拒絕出示證件，拒絕承認自己的中文名字而付諸東流。
1977年春的一天，楊燁一早幫姨媽推剪草坪後，告訴姨媽想去找幾個剛認識不久的新朋友打籃球，姨媽求之不得，催促他“快去、快去！”
他們去了附近的小操場，曾經是運動員的楊燁玩得既投入、又開心。“你是哪裏人嗬？”回家路上新朋友隨意地問了一句。楊燁愣了。該如何回答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呢？他來自何處，他從前的一切，都是他要極力忘記、全盤否定的。他選擇了沉默。他的情緒一落千丈，回家後又再一次選擇了自閉。
而一年一次的簽證續簽，更是無情地、再三地提醒著他，他是誰，他來自何方，他有過怎樣的過去……如同一個剛剛結痂的傷疤，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撕開。
楊燁要為自己打造一個全新身份的努力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地被現實擊碎。越是想甩掉過去，過去越是神出鬼沒地纏繞著他。楊燁也許不無痛苦地意識到，隻有一條路可以擺脫過去。
1978年的聖誕，希爾達應邀去弟弟家裏過節，他們也邀請了楊燁，但楊燁表示更想一個人清靜。1979年元旦剛過，希爾達攜大女兒璐斯和弟弟家的兩個女兒回到家中，幾個女孩子想利用寒假的最後幾天遊覽倫敦。
女孩子們的說笑聲給家裏平添了生氣和快樂。她們想打撲克，三缺一，楊燁便欣然加入進來，四個表兄妹玩得很是開心。難得看到表哥有如此好的心情，璐斯向表哥發出邀請：“大衛，天氣不錯，咱們出去散散步吧？”她真希望表哥不要總是長時間地把自己關在房間裏。“好吧，今兒的陽光真好！我再不曬太陽就快發黴了。”楊燁似乎心情極佳，竟輕鬆地開起玩笑來。望著表兄妹倆出門的背影，希爾達深深地鬆了一口氣，也許楊燁終於從過去的陰影裏走了出來。
一路上，他們談小說，談詩歌，談將來的打算……雖然大部分時間都是璐斯說話，楊燁聽。突然，楊燁問道：“你能不能跟我上床？”這突如其來的要求，令璐斯不知所措。如何拒絕才能不傷害這個敏感脆弱的表哥呢？沉默，也許比一個直截了當的NO分量更重。“咱們回家吧！”楊燁搶在璐斯尚未回答之前說。
回家後，表兄妹們又打了一輪撲克，楊燁仍表現得輕鬆活躍，然後他回到二樓自己的臥室。幾分鍾後，樓下的人們聽到“砰”的一聲悶響，像爆炸，又像重物墜落屋頂，隻見濃煙夾著火苗，從楊燁臥室的屋頂衝向藍天。“媽媽快撥999!”璐斯大喊……
楊燁自焚之後，希爾達在他熏黑的書桌抽屜裏找到幾張寫滿數學演算和公式的紙，好像一個數學家留下的研究某種數學理論的草稿，和一本抄寫了許多詩與歌詞的筆記本。這是一本綠色封麵的活頁筆記本，工整娟秀的筆跡近乎印刷的手寫體，優美的文字從莎士比亞、拜倫、到流行歌曲的歌詞，共88頁。最後一頁抄寫的是英國詩人威廉·厄內斯特·翰力的著名詩歌《永不屈服》。
在那些孤寂的日日夜夜裏，當他伏案疾書，認真工整地抄寫著這些不朽的詩篇，他在心裏想著什麽？他是否被這美麗的文字，激勵人心的思想帶到另一個世界？
楊燁沒有學習過詩歌，但他有著詩人的敏感和氣質；楊燁早就在數學上顯示出卓越的才華，在鄂城小鎮寂寞冗長的日子裏，他曾寫過一篇數學論文，他的任兩院院士的科學家姨夫認為他的論文有發明建樹的巨大潛力。
然而他走了，在他生命的第三十六年，他終於無法承受生命之重或生命之輕，不曾施展他的過人才華，就這樣瞬間化成了灰燼。
無法言說的痛楚
我不知道作為父母的憲益和乃迭有沒有問過為什麽？我隻聽說，在乃迭已經失憶的晚年，她曾經仰天長問：“我的兒子呢？我的孫子呢？！”
自楊燁去世之後，乃迭飲酒便不分時間場合，杯不離手。兒子的悲劇在乃迭麵前成了談話禁區。1979年夏，憲益、乃迭應邀到英國參加學術會議。與會前他們先去訪問了希爾達。
午飯後，重逢的姐妹在起居室裏聊天。“我……我真的以為……楊燁好多了……”希爾達試探著說道。這是姐妹倆在楊燁去世後首次見麵，希爾達怎能避而不談呢？乃迭怎能不去看一下楊燁的房間呢？
乃迭直起身，原本輕鬆的麵孔此時異常嚴肅：“我們決定了，不談楊燁！”乃迭邊說，邊舉起左手，掌心向外，似乎要把這個話題推出去。
從此，沒有任何人可以在乃迭麵前提楊燁。
兒子的悲劇是否因為應驗了當年母親的預言而令乃迭無法麵對？她是那樣堅信自己的選擇。她不屈不撓地克服著一切困難，始終不渝地信守著自己的愛情，但她的命運終歸沒能逃脫母親的讖語。她責怪自己嗎？她深埋在心底不可言說的痛苦和對兒子刻骨銘心的思念，在酒精的作用下是麻木了還是更強烈？
1990年一個冬天的夜晚。晚飯後憲益、乃迭在位於百萬莊的外文局寓所對飲。酒酣之後他們唱起了年輕時喜愛的歌曲，兩人放下酒杯，拍著手，一曲接一曲，唱到《丹尼男孩》，眼淚順著憲益的臉頰無聲地淌著，他哽咽了：“我真想我們的兒子……”乃迭拿起自己的酒杯，又把另一隻杯子搡給憲益：“咱們喝酒，喝酒！”乃迭邊說邊大口喝，白蘭地濺濕了她藍地白花的粗布中式棉襖前襟，她那曾像地中海般湛藍的眼睛無光無淚。
圖：穿著粗布中式棉襖的戴乃迭和楊憲益
我不忍追問憲益先生失手打了乃迭一個耳光的細節。一個痛失愛子的母親，不得不靠酒精麻木那無法言說的苦楚；一個承載著同樣痛苦的父親，一個儒雅敦厚的丈夫，無奈之下打了酗酒的愛妻，從而留下難以釋懷的悔恨；這個耳光讓我們窺見這對翻譯大家、恩愛夫妻在事業、成就、榮譽背後所承載的巨大傷痛。
我曾聽希爾達讚歎楊燁的筆跡幾近印刷的藝術體，當我終於有一天親眼看到楊燁的手抄詩時，我還是震撼了。透過那娟秀的筆跡，優美的詩句，泛黃的紙，塵封的頁麵，我觸摸到一個備受煎熬的年輕的靈魂……那些凝聚著他的憧憬和絕望的詩篇讓我覺得，我有責任、有義務把他的故事告知後人。
《悅讀》第17卷二十一世紀出版社
轉自《文匯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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