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ＯＯ七年，反右運動五十年。 海內外的許多朋友對我說：“你應該站出來說兩句，寫兩篇。” 是的，我是應該說兩句，應該寫兩篇的。其實，我早該開口和提筆了。這世間多少值得珍惜和記憶的痕跡都消磨於歲月，消失在無聲無息之中。為什麽要等到絕大多數的右派都含冤抱恨而去的五十年後？為什麽要等到活下來的右派都已龍鍾老態、心碎淚絕？誰都明白，今日的祭奠和補贖，難挽昨天的錯誤與罪惡。但是無論如何，也要為五十年無祭而祭，為五十年無思而思，即使五十五萬右派都到了天堂。因為我們的紀念早已不是為“右派”而作，也不是為我們這些右派子女而為。 五十載歲月，五十萬生靈，述說的衝動使我心潮難抑，寢食難安，淚水滴落在文字段落的中間。“心事共疏檠，歌斷誰聽？墨痕和淚漬清冰。”父輩們早已遠去的身影和那場雲煙散盡的以中國民主同盟為漩渦中心的政治風雲，又重新複活，重新激揚起來。是的，現在的年輕人已然不知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為何許人也，更不懂“章羅聯盟”——這個反右運動中的關鍵詞了。須用文字記下這些先後被國民黨、共產黨驅逐出政治舞台、流放於人間之外的人與事。他們自有一段精神不可磨滅，盡管都是敗將殘兵，其文化生命恐怕要比勝利者更為經久，也更為後人景仰。 《順長江，水流殘月》一文，是為祭奠羅隆基先生而作。因他無子無女，屍骨無存，他的冤魂也不知飄蕩於何處？便覺自己肩上有了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 一位中共黨員身份、曾任政府要職的人對我說：“瞧你們民主黨派的那些領導人，比共產黨還差勁。人簡直就像是沒了骨頭。” “差勁，不也是共產黨要他差勁嘛，沒骨頭，不也是你們剔的嗎？”這是我的回敬語。 登時全場沉默，沒了話頭。 身受羞辱，深感羞恥。“依人”已自不堪，何況以“無骨”鄙之。可捫心自問——自己不也是瞧不起民主黨派嗎？在電視新聞裏看到的那些謙卑之相，我不是也要罵幾句嗎？再說，我與民主黨派又有多少聯係呢，不也是很久沒踏進中國民主同盟的大門了嗎？當然，人家也沒請我去，也怕我去。 差勁嗎？人家還說準了，就是差勁。前不久（二ＯＯ七年三月），無意間看到香港鳳凰電視台製作的一期人物節目，說的是民盟中央前主席張瀾。節目除了幾張老照片，就是幾個嘉賓敘述張瀾的革命功業。我畢竟關心民盟，關心父輩，其中某些嘉賓我也認識，便也耐著性子看下去。不承想，幾個人說了半晌，居然把個羅隆基一筆帶過。傷心，酸心，寒心。別老說人家中共抹殺記憶、歪曲曆史了，咱民主黨派也一個樣兒。 好，文章就從這裏寫起——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民盟上層人士都了解：張瀾患有嚴重口吃症，不善言辭，不善社交，諸事多依仗極具雄辯之才的羅隆基。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民盟被迫解散，張瀾那篇以個人名義發表的聲明：“餘迫不得已，忍痛宣布民盟總部解散，但我個人對國家之和平民主統一團結之信念，及為此而努力之決心，絕不變更。”並呼籲全體盟員繼續奮鬥下去——“聲明”裏的每個字都沉甸甸的，它出自羅隆基之手。羅氏長於議論，風發泉湧，連老蔣也是知道的。所以，一九五七年民盟中央在中央統戰部領導下鬥爭羅隆基的時候，一條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要他反複交代怎樣用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影響張（瀾）主席，如何“千方百計把張主席也拉到邪路上去”，乃至“不擇手段地利用他（即張主席）、蒙蔽他、控製他……”1)有政治頭腦的人都明白：當年羅隆基堅持“黨派獨立”的罪行錄，今天看來就是一本功勞簿。水不澄，則不清。中共不澄清，民盟便不澄清？一口黑鍋讓羅隆基背到死，背到今。這樣講述張瀾，張瀾就光芒萬丈啦？ 這裏，需要追問一句：到底羅隆基把張瀾拉到了一條什麽樣的邪路呢？其實，所謂的邪路，就是中間道路。中間路線既反對國民黨搞的那一套，也不同意共產黨主張的那一套。所以，這是一條兩頭不討好、被國共兩黨左右夾擊的艱難之路。父親早在二十年代就跟隨鄧演達先生搞第三黨（即中國農工民主黨），成為第三勢力的代表人物。即使四十年代在民盟中央主持工作期間，他一方麵明顯靠攏中共，另一方麵也仍在暗中堅持搞軍事活動（另文敘述）。而羅隆基則是堅守、積極宣揚西方政治思想的理念，把希望的眼光投射在英美派知識分子身上。父親覺得努生（羅隆基字）的做法太虛，某些主張在中國隻能是空談。上了台麵，羅隆基總是備受矚目、贏得掌聲一片；回到盟裏，父親得到的是吸收盟員、建立機構的實際收獲。一個在政治理想的天空裏展翅，一個在政治操作的土地上務實。兩人各把持一攤（羅隆基負責宣傳、父親主管組織），二人作風迥別，性格各異。對立歸對立，但民盟卻是生龍活虎的。那時的中國民主同盟，也還真的給中國政治帶來一絲新風。許多不滿國民黨，也不滿共產黨的人，以為有了出路，有了依靠。難怪胡愈之（中共、民盟交叉成員）在一九五七年前，對章羅是百般遷就的。當時就有人問胡愈之：“你能對別人發脾氣，為什麽偏偏對章伯鈞、羅隆基那麽軟弱？” 胡愈之答：“民盟中央沒有誰都可以，就是不能沒有章羅。” “要是沒有他倆呢？” “民盟就會垮掉。” 胡愈之的這番話，後來在一九五八年向黨“交心”運動中，被寫成大字報2)，貼了出來。 四十年代民盟成立，中共也看中民盟，因為它是有政治號召力和思想活力的。毛澤東心裏很清楚，當時的進步知識分子能參加民盟，不等於願意跟共產黨走，故對民盟很下工夫。比如重慶舊政協開會的前後，周恩來總是主動上門，到國府路三ＯＯ號民盟總部來商談。周鯨文回憶道：“周恩來商談問題一般都不在客廳，而是約在羅隆基或我住的房間3)。”那時，我家住北碚的半山新村，周恩來爬上走下地來走訪，與父親協商問題。林彪在重慶負責統戰工作隻有數月，他也曾探望父親。當時張瀾、張君勱、黃炎培、羅隆基以及父親在內，都不想完全切斷與國民黨的聯係。父親與陳誠之間、羅隆基與宋子文之間一直都保持著很好的交往和私人情誼。恰恰老蔣死命擠壓民盟，盯梢，跟蹤，暗殺，直至解散，硬是把個中間道路堵死，硬是把個民盟推到中共一邊。加之，毛澤東及時放出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高揚“聯合政府”的旗幟，它們終於打動了這些民主人士。務虛的羅隆基、務實的章伯鈞都相信了。盡管他們都不信共產主義和馬列主義，但都覺得中國曆史進程的確需要“民主主義”，中國社會的確需要“聯合政府”。無論作為政黨、還是作為個人，這些民主人士都覺得在“聯合”期間，是可以有所作為的。也就在這個時候，章羅的分歧顯露出來。分歧表現在對待中共態度上。特別是在沈鈞儒、史良等救國會成員參加進來後，父親為了第三黨的地盤和實力，與這個被稱為“中共外圍”的救國會結合在一起，成為民盟中的左派。當然，民盟選舉的時候，第三黨和救國會爭搶份額，父親也和沈鈞儒拍桌子。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五月一日，毛澤東就口號第五條“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致電沈鈞儒，李濟深，說明此舉已成必要，時機業已成熟，提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三黨聯合聲明，號召召開新政協。父親和沈鈞儒是民盟的左派，自是聞風而動。第二天（五月二日）即與其他黨派的負責人聚會於香港羅便臣道九十二號李濟深寓所，討論有關召開新政協的問題。五月四日父親與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人聯名通電，響應中共籌開新政協的號召。此後，沈鈞儒和父親等人還在一個座談會上發表書麵和口頭談話。除了肯定中共“五一”號召是和平民主的具有建設性的號召以外，沈鈞儒還認為“五一”號召表明中共並非實行一黨專政，中共也絕無包辦國是之意。 民盟中央把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事，迅速通知了在上海的張瀾和羅隆基。不料想羅隆基並未聞風而動、跟著表態。他“挾持”張瀾主席，為其起草了一封信給沈鈞儒、朱蘊山、章伯鈞、周鯨文四個民盟中常委暨在港中委，要求大家在發表文件時必須留意兩點：一，成立的政府必為聯合政府；二，強調民盟是絕對獨立的政治集團。滬港兩地，左右對峙。民盟四大頭牌：沈鈞儒、章伯鈞與張瀾、羅隆基姿態各異。“一個蹴起秋千出林杪，一個折回羅袖把做扇兒搖”。明眼人都看得出，他這是成心從中作梗，而且就是給中共“作梗”的。 一不做，二不休。當初，張瀾允諾每月從上海給香港總部匯款。從香港總部響應“五一”號召後，羅隆基就設法阻撓，中斷了匯款。這使得一九四八年夏秋兩季的香港民盟總部處境十分困難。難怪一直負責民盟組織工作的父親大罵羅隆基，說他要是壞起來簡直像個小人。羅隆基為啥要切斷糧草？理由不也是明擺著的嗎？你香港民盟總部已經接受中共的領導，走向“一邊倒”了。既然背離了民盟宗旨，我幹嘛還支持你？ 此後，羅隆基與張瀾、黃炎培商議，又是羅隆基起草執筆托人帶信給民盟中央，要求在征得沈鈞儒、章伯鈞同意後，民盟中央必須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下三項：一，實行協和外交，莫倒向蘇聯；二，民盟盟員和中共黨員不要彼此交叉滲透；三，民盟要和中共訂立協議。政綱不同的話，民盟隨時可以退出聯合政府，成為在野黨。這三項是要求，也是聲辯。而末尾的第三項是張瀾一再表示堅持的：“民盟要保存批評權利。”羅隆基支持張瀾，他對中央統戰部專門負責黨派工作的於剛說：“聯合政府中，各黨派是並立的！將來若以批評作為政治罪，則不接受。”在一片混聲合唱中，羅隆基堅持獨唱，發出了絕不作偽的聲音。 那時的民盟是有風骨的，也是有樣子的。聯合政府尚未成立，像羅隆基這樣的民主人士有所預見。預見什麽？預見民盟極有可能在一種虛假的“聯合”與“平等”中，喪失自主性。信件言辭峻厲，峻厲的後麵是憂懼。信件是托吳晗帶的，但還沒交到沈鈞儒、章伯鈞手裏，就遭到楚圖南（中共、民盟交叉人員）等人激烈反對而擱淺。通過上述例子，我們可以作出判斷——張瀾倚重羅隆基是對還是錯？我們可以作出掂量——張瀾倚重羅隆基是光彩還是恥辱？需要說明的是，張瀾自己就是個很有政治主張的人。要不然組建民主政團同盟時，三黨三派也不會讓他來出任主席。比如一九四八年外國記者訪問張瀾。張瀾說：中共與蘇聯共產黨不同，希望毛澤東做鐵托。采訪文章發表後，有人覺得張瀾的話需要更正。於是，羅隆基立即另寫了一篇文章，找到張瀾。張瀾瞥了一眼稿子，道：“講了就講了，更正啥子！” 一口川腔。 如今，所有的民主黨派都靠中共養著。我為了寫父輩的故事，曾到民盟中央尋找材料。人家告訴我，由於定期及時上繳中央統戰部，民盟早就沒有自己的檔案了。驚駭萬分：一個政黨的曆史居然由另一個政黨管著。說穿了，就是不要民主黨派有自己的曆史和記憶！一個熟悉內情的朋友告訴我：“像你父親和羅隆基這樣的頂級人物，在統戰部的檔案是單獨存放，均以名字標出。材料也多得嚇人，令尊大人的檔案大概有一人高。”我想，羅隆基檔案也該有五尺多厚吧，因為他一輩子寫日記，一日不缺的日記。反右過去五十年了，章羅也去世四十多年。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三十年解密之規定，反右檔案早已過了保密時效性，該解密了。可至今為何依舊密封？請告訴我們一個理由，一個可以說得過去的理由。你說不解密吧，偏偏去年（二ＯＯ六）文物市場拍賣章伯鈞寫給中央統戰部的信函，被我的好友購得。朋友拿出，讓我一辨真偽。看著父親清淡的行書字體，看著“扣”在上麵的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的血紅大印，眼淚再也止不住了。今年年初（二ＯＯ七）黃苗子從香港回來，也對我說：“你父親的字，好貴呀。”父親不習書法，肯定又是他的信函。這到底是怎麽回事？依據我六十年的人生經驗，遇事決不可往好處想。我的初步判斷是：上邊從東歐的顏色革命獲得了啟示，開始有步驟處理（即銷毀）檔案了。統戰部管理的民主人士絕大部分是名家、大家。比如葉恭綽，郭沫若，張伯駒，沈尹默，啟功等。於是，有人在“處理”的時候，也就“藏匿”了一些——它們太值錢了！盧梭說：“時間能揭開種種帷幕。”時間能揭開當代中國的種種帷幕嗎？ 現在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其實都是中共黨員。他們原來不過是一個部的副部長、一個省的副省長、一所高校的校長、一家醫院的院長罷了。也不知道他們對民主黨派有多少認識、又有多少感情就來當頭頭，從前撈不到的諸多名利和眾多實惠，輕而易舉撈到了。幹個三五載，誰個不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且一當就是十年。為了官位長久，還獻媚統戰部，打擊本黨人。“自己的人生，別人說了算。”可悲、可憐、可恥的處境因年深月久，已經讓我們的民主黨派頗為適應了，稍有“恩澤”，便感激涕零。以至於中央統戰部的一個司機調到中國農工民主黨機關，也變得威風凜凜。我的嫂子曾偷偷在廚房對我說：“民主黨派可憐呀，人家不要的司機，我們也頂在頭上！”血在煎熬，心在蒸煮。如此不堪，婢妾不如。 五十年代初，羅隆基政治上消沉，對民盟極其失望。一九五二年的七月九日，於剛被上邊指派，約羅隆基做了一次長談。羅隆基開誠布公地向中共表達並解釋了自己的政治態度和思想認識。他首先說明的一九四九年前某些被中共懷疑的問題。比如自己和美國人的關係。他說自己從未拒絕與美國人見麵。以前見麵是勸美不要援蔣，後來見麵則是希望中共不要靠近蘇聯。他還告訴於剛，司徒雷登想來北京，托他帶話周恩來：假如不“一邊倒”，新政權可以從美國得到大批借款。 他與於剛的談話，涉及到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民主黨派如何存在？羅隆基從昆明時期就認為中國有三個政黨就夠了，一個國民黨，一個共產黨，一個民盟，取消小黨派。羅隆基後來還向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做了“合並小黨派”的建議。李維漢說：“這些問題你不要擔憂。我們有政策。”說畢，與羅隆基拉拉手。羅隆基很奇怪，這個話題怎麽就不能討論呢？連我也聽羅隆基勸父親：“伯鈞，你那個農工黨就別搞了，全放進民盟算了。”後經過打聽，羅隆基才弄清楚了——原來“小黨派不要合並”是毛澤東的意見，毛說：“既然開銷（指民主黨派）差不多，為何不多掛幾個招牌。看來也火熱。”繼而，羅隆基在與毛澤東的一次談話中，又提出新的要求，要求盟內的中共黨員應該公開身份。毛澤東立即說：“你不要清黨！”儼然領袖語氣、帝王口吻了。有了這樣一句，羅隆基還能反駁嗎？他隻能檢點自己，遂向於剛解釋，道：“當時我不了解形勢，不知道要有領導黨的黨員來作為盟的骨幹。”中共是領導黨，民盟哪能與之並立？羅隆基的心，可能涼了半截：自己被騙了！民盟被騙了！這裏，我們不難感受到一個以踐行西方政治思想為職誌的人，必須承當又難以承當使命的嚴峻性、嚴酷性。是的，嚴峻又嚴酷。可見，五星紅旗尚未升起，毛澤東對民盟便已刀劍相逼、一臉的無情無賴了。才幾年呀，中共與民主黨派的蜜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那一刻，就結束了，永遠地結束了。 羅隆基同於剛談得最多的內容是民盟中央領導權的問題。長期以來，羅隆基備受指責的是他拉小圈子、鬧宗派，將矛頭指向把持大權的沈鈞儒、章伯鈞。這是為什麽呢？事情並非像人們所言，純屬權力之爭。羅隆基認為民盟從一開始就是集體領導，但一九四九年後民盟的集體領導就沒有了。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四日召開的民盟一屆四中全會上，章羅兩大派別即為設立幾個副主席而爭執不休。後經周恩來建議，設立十一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爭論才平息下來。結果也還算滿意：主席張瀾，副主席沈鈞儒。中央政治局委員是張瀾、沈鈞儒、章伯鈞、張東蓀、黃炎培、馬敘倫、羅隆基、史良、彭澤民、周新民、周鯨文。可會議到了閉幕的時候，楚圖南突然提出要設中央政治局秘書長，由主管組織工作的章伯鈞擔任。羅隆基立即表態反對，張瀾也不同意。周恩來聞訊立即邀請沈鈞儒、章伯鈞、張東蓀、羅隆基等人，到中南海西花廳夜談。羅隆基和張東蓀拒絕出席，讓周恩來一等再等，等到半夜十二點。周（恩來）大怒，派人把羅（隆基）、張（東蓀）叫來，並當麵申斥。這事在當時極為轟動，一九五七年也成了羅隆基反黨的一大罪狀。此事我在“一片青山”一文中有所敘述。但是，當我看到羅（隆基）於（剛）二人長談的文字材料後，我才明白羅隆基強硬無禮的原因了。他不是不能接受章伯鈞，而是他不能接受這種做法。原來民盟的副主席、秘書長等人事，早就是中共與民盟左派定下的。他說：“這種做法，我反對！排定一切，而且布置好了，利用周恩來來念名單，那我何必去呢？民盟搞事先排定，這是民盟集體領導的失敗，變為三頭製（即張瀾——沈鈞儒——章伯鈞）……這是製度問題！政治局也不是政治局了，重大問題早商談好，才拿到政治局來討論。” 談及關於民盟的派係問題。羅隆基開門見山，道：“民盟是有派係的團體。過去是與反動派係民（即民社黨）青（即青年黨）二黨作鬥爭。現在明明是左派聯合起來對付右派了，卻偏要說這是進步與落後之爭。”“我在家裏請張東蓀、潘光旦談談盟內的事，就說我搞宗派。章伯鈞一個月請七百人客飯就不說。如此下去，盟內任何會議都會變成若幹人對付若幹人。組織宣傳會議主持者胡愈之、辛誌超完全是有計劃有布置地鬥爭我，布置人來如何對付我的發言。要知道我是無組織，無布置的。張東蓀、潘光旦又不是搞鬥爭的人。開會不是幫助我們，而是打倒、鬥爭、打倒。因此，我是相當消極。盟員說我代表宗派，代表落後。無黨派的朋友則同情我，說我怎麽不如一九四九年前了。幾年來，在宣傳委員會我是沒做很多工作。我建議寫盟史，無人理會。胡愈之、周新民（中共、民盟交叉成員）卻到處作報告，報告盟史。這是宣傳工作，至少應與我商量。《光明日報》說是政治局領導，宣委會指導，實際上是章伯鈞社長，胡愈之總編，薩空了（中共、民盟交叉成員）秘書長，我無從過問。說起辦報，我的經驗不比章伯鈞少。《盟訊》也是這樣，說是宣委會管，可總編輯是章伯鈞。章伯鈞走後，就交給了胡愈之。” “城頭鼓聲，江心浪聲，山頂鍾聲，一夜夢難成，三處愁相並。”羅隆基談及民主黨派的生存狀態、民盟的派係鬥爭和自己的被動處境，不正是“三處愁相並”嗎？一生的民主夢不也是“一夜夢難成”嗎？最後，他心情沉重地說：“我有個人主義，盟鬧得這樣，我有責任，但責任是雙方的。請問統戰部。我今後如何自處？我的存在對民盟有無好處？沒有好處，我就想退出民盟。這幾年，駁白皮書，各黨派的聯合宣言等文件都是推我起草，而又總說我落後。我認為從一九四九年後，我在政治上的大方向是對的，如果說我有思想問題，那就請統戰部設法來領導。”——這次談話，中央統戰部高度重視。整理後的書麵記錄，直送李維漢和其他幾個副部長；接著，呈送周恩來；周恩來閱後，呈送毛澤東。 不錯，羅隆基是個人主義者；羅隆基想做官，想做高官。他在於剛麵前、也在其他人麵前，常抱怨自己的職務要比章伯鈞，黃炎培，史良少多了，很不服氣。但是，這些都不是羅隆基的基本追求和最終理想。羅隆基一九一二年就讀於清華學校。一九一九年，是他最早點燃清華園“五四”之火的，被李大釗讚譽為：“一個江西粗布土衣的學生把清華園掀開了。”一九二一年，羅隆基留學美國，先後獲碩士、博士學位。再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做研究，師從拉斯基。一九二八年回國，先後任教於上海中國公學，光華，南開，西南聯大。他歸國後第二年，就在《新月》雜誌上刊出了《論人權》。這篇長文和以後幾篇文章裏，把人權理論說得個淺白透徹。他不依托以往的人權理論，靠自己的功力提出了人權的三個基本點：（一）維持生命；（二）發展個性，培養人格；（三）達到人群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的目的。的確，羅隆基不像現在的研究者把人權問題寫成書，洋洋萬言，喋喋不休，叫人越讀越糊塗。他的一個極具價值的理論貢獻，是論證了——為什麽說“言論自由是人權”。他認為：是一個人，就有思想；有思想就要表達。表達思想就非要說話不可。他要說自己要說的話，不要說旁人要他說的話。說他要說的話，這就是發展個性、培養人格的道路。我有了言論自由，才可以把我的思想貢獻給人群。這是人向社會的責任。在社會方麵，這是思想上的參考材料。這就是人群達到至善的道路，這就是人群最大多數享受最大幸福的道路。反之，取締言論自由，所取締的不止在言論，實在思想，不止在思想，實在個性和人格。取締個性和人格，即係屠殺生命，屠殺個人的生命，屠殺人群的生命。羅隆基還說：最危險的思想，是想壓迫敵人的思想，思想上最大的危險，是思想沒有人來壓迫——瞧，多麽出色而簡練的人權定義和表述！再聯想到如今中國人權狀況的緩慢發展。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真是想痛哭一場。 羅隆基的人權理論體係及其闡釋，不僅針對和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製的“黨治”。他的提倡人權和反對“黨治”，也是針對中共的。對中共的暴力革命，他也同樣視為是對人權的侵犯。一九四九年後民盟在統戰部領導下，居然也搞“幾個人說了算”的做法。對此，他是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羅隆基必須忠誠於他的政治抱負和思想信仰。羅隆基曾得意洋洋對我說：自己寫過多少社論，受到多少人的歡迎。他寫下的所有社論，他寫下的每個字都是在呼籲民主、自由。現在連民主同盟也沒有民主了。沒有民主的民盟，他就要退出！這裏，有沒有與中共“要價”的因素？有沒有與沈鈞儒、章伯鈞“爭權”的因素？即使有，我也覺得它們都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應該說，羅隆基的一生都在為人權與法製在中國這片土地上能獲得穩固的地位而努力著。他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現代人權理論先驅和實踐者。反右的時候，都說羅隆基官癮大，架子大，脾氣大。今天看來，他做官是有前提的，並非是無條件的。民盟中央的人，常說父親大度，羅氏褊狹。若把人緣因素排除，依我看——羅隆基即使褊狹，也是極富深度的褊狹。 如果非要說羅隆基有錯、有罪的話，就正如學者謝泳在“羅隆基評傳”4)一文所言：“羅隆基如果有罪，那便是，他的話說早了一點。在‘一黨治國’‘黨高於一切’‘黨外無黨’的時候，他反對一黨專政；在人民遭受迫害自由毫無保障的時候，他提倡人權；在親貴當國炙手可熱的時候，他糾彈貪汙；在通令‘敦睦邦交’‘自由貿易’的時候，他鼓吹抗日。”——這就是羅隆基！無論誰當政，他都不會受歡迎的。所以，父親說：“努生是個出色的反對黨議員！” 章羅分歧結束於何時？結束在一九五七，不是他們主動和解的，是毛澤東結束了他們的分歧。也是毛澤東使章羅關係從此水乳交融！水乳交融——這是一個大右派分子、同時也是後來充當統戰部眼線的人向上邊寫書麵匯報時的用語。 羅隆基和父親成為無話不談、推心置腹的朋友，二人結成真正的同盟。他是我家的常客。一屁股坐下來，就是幾個小時，談當下的新聞，談從前的故事，談中共，談民盟。談到反右的前前後後，可謂“百感茫茫交集也”。共產黨公開背信棄義，民主黨派未能守身如玉，中國從此進入了一個背叛與變節的時代。這裏，有三點認識，章羅是一致的。第一：假如沒有反右運動，中共搞掉民盟，是遲早的事。因為這是第三勢力的必然結局。第二：反右使毛澤東成功實現了一黨專製。這個成功的實現，靠眾多力量的合成。其中也包括來自民主黨派的力量。中國是個多麽複雜而落後的社會啊！第三：也是最重要之點，一九四九年後，民主黨派從國庫開支經費，就開始喪失政黨的獨立性。民盟參與新政權之時，便取消了自己的綱領，盟章第一條就寫明：“本盟是以共同綱領為綱領。”繼之而來的另一條就是“本盟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應該說，這就給民盟定了位——不過一塊“招牌”而已，民主黨派已名存實亡了。一個農民政黨竄上了政治巔峰，它必然視公民為臣民，而要求臣民的，當然是朝覲和效忠了。 父親常說：“民盟為了一致對付國民黨，與共產黨聯手‘合作’了。無論怎麽聯手合作，都不是擁戴你為王。” 羅隆基老說：“民主黨派的問題從‘共同綱領’開始。”討論新憲法草案的時候，他又對父親說：“什麽新憲法，還是‘共同綱領’！”父親聽了，隻有苦笑。 羅隆基死後，父親雖還有些聊天的朋友，卻再也沒有談話的對手了。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無論是靠左還是偏右，無論你才氣縱橫，還是慷慨大度，站在手握槍杆子的國共兩黨之間，得到的隻能是失敗、痛苦和恥辱。 二ＯＯ七年三月底，我在香港城市大學接受采訪。記者問：“你覺得一九五七年反右的後果是什麽？” 我說：“後果是毛澤東成功實現了一黨專製，成功實現了一言堂，成功實現了一個人說了算。” 難道不是這樣嗎？毛澤東果然為所欲為了。於是，有了廬山會議，有了三年大饑荒，有了文化大革命。鄧小平也是一個人說了算，故而，有了廢黜胡耀邦，有了廢黜趙紫陽，有了六四槍聲。 啥是後果？這是後果！——反右五十年，禍害五十年。不是嗎？ 前年（二ＯＯ五）的秋天，與上海朋友吳洪森、錢文忠吃茶閑聊，說起章羅舊事。 吳洪森說：“章大姐，你說自己這輩子沒有青春，沒有愛情。但依我看，你是有初戀的。” “我和誰初戀？” “和羅隆基呀。” 我大笑：“這簡直是胡說八道。” “我沒有胡說八道，完全有依據。”吳洪森口氣還挺硬的。 “依據在哪兒？” “就在你的筆下。通篇文字你對羅伯伯多有情意呀——” 我心頭一陣緊，一陣悲。回到家中，獨坐至夜深，想到我的羅伯伯夜半痛苦死去，無人搭救的淒冷情景，眼睛便濕潤起來。“新秋至，人乍別，順長江，水流殘月。悠悠畫船東去也。這思量，起頭兒一夜。”我明知貫雲石這支〔落梅風〕曲子，用在這裏是很不妥帖。可我就是要引它，詠它。別者遠行，今夕何夕。千種情思，萬般懷想都凝煉成這“起頭兒一夜”了。中國有幾個像羅隆基這樣傑出的政治家？有幾個像他這樣懂得女人的男人？於我而言，唯一的遺憾，那時歲數太小！今天最讓我痛心的是，當《一片青山了此身——回憶羅隆基》一文發表後，提出強烈抗議的竟是與羅隆基往來密切的女友的後代。我搞不懂：做羅隆基的女友就是“髒”了你、“黑”了你、“毀”了你嗎？當初史良能在“文革”批鬥會上挺胸宣告“我愛他（即羅隆基）。”怎麽史良的旁係子女就受不了？向統戰部告狀。就像一九五七年批判章伯鈞的人，大多數來自民主黨派內部一樣。五十年後，民盟中央的人要求查禁《往事並不如煙》的信函，在統戰部堆了一摞。相隔整整半個世紀，社會有何變化？世相有何不同？接近我的朋友都知道，章詒和悲觀厭世。遽然若有所得，茫然若有所失，一切是空。我怎不悲觀厭世？！ 對能做羅隆基女友而感到光榮的，隻有一個楊薇。她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一名演員。一次聚會，我們見麵了。我說：“我在羅先生的文章裏提到您。您不介意吧？” “不，我很高興。” 楊薇這樣回答。夕陽下，春風裏，她的優雅從容，我異常感動，也永遠記得。 一八九八年，羅隆基出生於安福縣楓田鎮車田村一個書香門第的家庭。十二歲以前，一直在此居住，留美歸國後曾三次回鄉省親。故居建於清末，占地麵積二百多平方米，具有典型的江南民間庭院風格。院子直麵水塘，牆麵青磚砌成，內室全部用木板隔成。在正廳開窗采光處存有“文光射鬥”等墨書大字，前簷下還有許多詩詞及民俗圖畫。二ＯＯ二年，它被列為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將原有居民遷出。 舊居年久失修，牆體剝落，缺損嚴重。二ＯＯ三年，當地部門決定將故居進行全麵維修，建立羅隆基故居。報告遞交到中央統戰部，結果可想而知。據說是電話答複的，做派和中宣部一樣——沒有文字依據。答複的理由是“建立羅隆基故居，現在不能辦，還不是時候”。請問中共中央統戰部：什麽時候才是時候？貴黨的第三代領導人都在修繕故居了。國民黨重要人物李宗仁、戴笠、胡宗南等人的故居紀念館也相繼落成開放了。為什麽第三勢力的代表人物卻是如此境遇？——是恨他們？還是怕他們？中央統戰部負責人能否站出來，講兩句呢？我們是公民，我們有權知道。 現在的盟員恐怕已無人知曉，民盟中央辦公地點——位於北京王府井翠花胡同內太平胡同一號的那所大宅院，是父親一眼選中的，梁思成看罷，連連說“選得好！”那時父親手中錢少，還是向黃炎培借款買下的5)。 如今，大宅院也快拆光了，剩下幾棵老樹，一座假山，半截遊廊和精美絕倫的大廳。大廳已經出租，費孝通取名“翠園”，專辦滿漢全席。前年（二ＯＯ五），幾個朋友在那裏給我過生日，我穿著一身黑衣去了，像個吊孝的。看著身著旗服穿梭其間的餐館小姐，心裏沉重得很。我知道這裏曾經聚集了多少天下才俊，又遊蕩著多少冤魂苦鬼。 根據民盟中央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日發布的一份內部的右派情況材料裏提供的數字：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民盟有五一七三人劃為右派分子，占當時盟員總人數的百分之十五點六。單是民盟中央一級（即中委、候補中委）六十一人，占中委、候補中委的百分之三十三點六——聽聽他們名字吧，就足以震撼你。 副主席二名：章伯鈞，羅隆基； 中常委十二名：曾昭掄，費孝通，潘光旦，黃藥眠，錢端升，沈誌遠，韓兆鶚，潘大逵，馬哲民，葉篤義，郭翹然，丘哲； 中委二十七名：吳景超，錢偉長，劉王立明，費振東，宋雲彬，王毅齋，彭文應，陳仁炳，王國鬆，朱裕璧，何公敢，李士豪，李子健，李伯球，羅忠信，陳敏之，陳新民，薑震中，範樸齋，張雲川，張誌和，許德瑗，曾庶凡，黃琪翔，楊子恒，楊希堯，鮮英； 候補中委二十名：浦熙修，陶大鏞，王文光，丘克輝，吳重選，李康，李化方，李則綱，李健生，杜邁之，陳仰之，陳新桂，徐雪塵，張紀域，張廣標，梁若塵，章振乾，陸欽墀，舒軍，胡一聲。 我認為：民盟中央就該在這個翠園，為自己五千餘名右派成員立塊紀念碑，碑就叫“右派碑”！碑的正麵，是一個右轉箭頭圖形；碑的背麵，是中國民主同盟反右史。環繞它的是一座半圓形護牆。護牆的每一塊磚，刻寫著一個右派盟員的姓名。姓名，按姓氏筆畫多少排列。這是民盟的苦難曆史！這是民盟的無上光榮！ 集中押送右派去勞改、去送死的甘肅夾邊溝，河北的茶澱，黑龍江的興凱湖……一切承載右派生命的地方都要立碑。碑下掩埋著死者的血淚，碑上鐫刻著生者的記憶，還有無盡的思考。 歲月湮遠，遺跡也有渺不可尋的一天。遺跡不在了，心在，魂在，文字在。 二ＯＯ七年三—四月，北京守愚齋 -------------------------------------------------------------------------------- 注釋： 1)關於章羅反共聯盟的資料第二輯》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整風辦公室編1957年8月 2)《民盟中央一般大字報匯編》 民盟中央整風辦公室編印1958年3月 3)周鯨文：《風暴十年》香港時代批評社 1959年出版 4)謝泳編：《羅隆基：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1999年 5)宅院始建於明代，為東廠錦衣衛所屬，清代為王府，晚清大學士瑞麟改建為私家花園。民初，黎元洪曾住於此，1945年後，劃歸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1949年前夕為國民黨空軍會所。1949年3月5 日民盟香港總部遷至北京，選址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