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遊俠先生問學，始於七九年夏，二十六年，往事曆曆在目。
八月裏一個星期天，在楊公井“小上海”用罷早餐，穿過淮海路想去新街口書店看看，見路邊有一小門敞開，望進去，裏麵還有個月洞門，倒是清雅少見。想起文革前上學時路過這裏，曾記掛有“金陵刻經處”的牌子,好奇心驅使我信步跨了進去。裏麵平房一排排，曲徑通幽。穿過一座葡萄架,眼前是一個有池塘假山古井的花木扶疏的大花園，北向背襯一座玲瓏寶塔，有粉牆黛瓦古意盎然的老屋三間，窗明幾淨，方磚地的堂屋內擺設著一堂紅木舊桌椅，上懸一塊深色齋匾，名曰“深柳堂”，細看竟還是趙樸初題寫，不由心下怪異，如何經過十年文革洗劫，繁華的都市中心還有這麽一付前朝景象。
聞聲，東廂房走出一老者，見我陌生，便擋駕道上頭有令，這裏是省文管單位，不能隨便參觀，說話間，裏麵踱出一位手拄拐杖、戴眼鏡、光頭、貌相謙和的老人，略一打量我，便說“可以看,可以看”。相聊之下知是專門研究佛學的，心中頓喜，我的祖母生前是無錫佛學會的成員，自小見她臥室裏經書堆滿，可我從不知佛學爲何物。我首先是對遊俠這名字感興趣，先生說“我發蒙就用這名字”，謂文革前中國佛協有個佛學研究小組，就設在南京，僅有三、四成員，主持人是中科院學部委員,一級教授呂澂先生，現在北京，都是二十年代的支那內學院出身。我問他幾位當今寫過佛學專著的人，遊說這些人都不夠資格算是佛學家，他們迎合潮流，搞的不過是宗教批判學而已。研究佛學，先得通曉五百部經書，然後方可開始研究……臨別，他熱情邀請我有空再來。
兩天後，特地來訪遊老，進了他的臥室，褪色的廣漆地板，四壁古色古香擺滿線裝書的玻璃書櫥，燈下，老人正看英文的羅素哲學論著，桌上是一摞他替我準備的書；六二年中國佛協出版的《現代佛學》期刊合訂本（裏麵有多篇呂澂先生和他的論文）、英文《楞伽經之研究》、日文《印度佛教學研究》、《望月信亨辭典》等。我告近來正讀一新出的《中國哲學史》，裏麵有大篇大篇論及佛學的。手捧《望月辭典》，遊老哈哈一笑，“千古文章一大鈔耳”，說佛經自明帝時傳入中國，魏晉直至趙宋，便已有五千四百多卷，前人專著、譯經，浩如煙海，高僧傳曰：“非博則語無所據”……夜闌人靜，除遊老清朗圓潤的溫州口音的普通話，惟倚窗碩大的芭蕉，風中搖曳，瑟瑟有聲。
這一夜，我們談到兩點多，清風拂人，廓清了我許多的疑問。似遊老這般佛學、文學，如數家珍，經史百家，隨手拈來，無騎牆之見，無固執之談，實未之見也。送我出門，夜已未央，月上中天，滿院銀光瀉地。這一年，先生七十八歲，然敏識聰聽，精神如在中年。
我們一見如故，竟毫不覺年齡之懸殊。我住公司的火瓦巷宿舍，與刻經處相距不過咫尺，當時尚在單身，自此除卻外貿工作的出國、出差、廣交會，遊老與我，頻頻往來。我聽了他將近七年的課。我不時有噴香的馬來西亞咖啡請他，或是外商送我的法國白蘭地之類，好酒美飲助興，老人更是情緒飽滿，往往長談終夜不倦，回回都是我送他到家門口。那時的火瓦巷，要走到楊公井口，街頭才見燈光，小巷墨黑，夜間少有行人，手杖著地“篤篤”甚響，我攙著他往北走，行路雖顫顫巍巍，談興猶不減來時。然而往往大清早我還在床上就又聽到木樓梯上咚咚的手杖聲響，老人早上又來了……今日憶之，如在眼前。
金陵刻經處，係晚清楊仁山居士創辦，刊印佛經，研究佛學，大得聲稱於當時，庚續其事業的歐陽竟無先生及呂澂先生在二十年代初又籌辦成立了精研內典的支那內學院，甚多名賢前來聽課，連一向自視甚高的太炎先生也親爲內學院撰寫《緣起》，譽爲“千載獨步”。其後學中人才輩出，一脈相承並將佛學研究推向高峰的即丹陽人呂澂先生，呂先生一九八九年以九十四高齡才在北京去世，他先學經濟，後東渡日本專攻美術，歸國後應劉海粟之聘任上海美專教務長。我國第一部《西洋美術史》即是呂先生所著，曾在《新青年》上與陳獨秀討論“美術革命”，轟動一時。爲尋求人生問題真理，又盡棄美學而入佛學，真所謂皓首窮經，七十年孜孜不倦著書育人，在浩繁的經典中，辯僞存真，窮源竟委，甚多孤明先發之見。他搞清了印度佛學的本來麵目，從而厘清了中國佛學的源流，首次提出“中國佛學”這個課研大題目，中外影響至巨，成爲中央研究院部聘教授，湯用彤的名著《魏晉南北朝佛教思想史》即由其審查通過。1936年，中央大學以高薪聘請呂先生爲哲學係主任，先生婉辭，而甘清貧治學。解放後呂先生亦受到中共禮遇，聘爲中科院學部委員，重新開始其研究工作，周總理親自提名其爲全國政協委員。遊俠乃是呂澂先生佛學研究的高級研究助理。
令我驚奇的是，遊俠先生還是1922年的中共團員，25年的中共黨員。曾組織過平陽起義，曾與周恩來夫婦、李立三同一個黨小組。31年上海地下黨遭到破壞，與中央失了聯係。經人介紹到南京，陳立夫聞聽他國學有根底， 委托他編寫有關資料。後入國民黨海軍部，深得桂永清總司令的賞識，曾爲桂整頓海軍起草《告全體官兵書》，桂永清48年冬要求嚴守長江，抵製解放軍進攻的《告全體官兵書》亦出自先生手筆。南京解放前夕，他是桂永清的少將秘書，因與中共地下黨聯係上，不肯赴台，遂爲起義將領，任華東海軍委員會秘書。1950年，他向華東海軍司令部請求轉業，到上海群聯出版社任編審委員（群聯的編審主任即著名記者陸詒）。1953年應呂澂之邀來南京研究佛學前，先生一直是上海佛學界的頭麵人物，1949年七月，上海佛教界在靜安寺集會，公推趙樸初、遊俠二位先生爲代表去北京，和當時已發表爲全國政協代表的巨讚法師聯係。
呂澂、遊俠諸先生與佛學研究生合影
照片說明： 第一層台階：呂澂、遊俠（左，穿對襟中裝者）
第二層台階：談壯飛
第三層台階：李安、田光烈、阮同泰（呂先生的男仆）
第四層台階：張春波、杜繼文、高振農
著名學者高山杉先生說：“細看這張照片，我發現有個微妙的地方，就是
可以按照每個人所站台階分成四組，剛好也是身份等級的象征，哈哈。”
這樣的人，自難逃文革浩劫。那年頭，管你是佛學研究者，還是宗教職業人員，統統掃到一起，遊先生已六十多歲，被押送到紅衛林場“改造”，嚴加管束，每天天不亮就得起來放牛，白天是無休止的批鬥、認罪，除了苦役勞作，便是寫不完的檢查、交代。工資扣發，每月隻給八塊錢生活，老妻被迫遠走貴陽投靠女兒，兒子下放農場，後來學泥瓦匠維生。年年難過年年過，竟苦度了十幾年。1978年還關在清真寺做手套。這年年底，趙樸初先生自北京來，向江蘇傳達周總理的遺言“金陵刻經處要恢複舊觀”，飛機場上，趙樸老環顧四周歡迎人群，問：“怎麽不見遊俠先生？”，於是次日遊先生就被通知去雙門樓賓館見趙，門衛見他衣衫襤褸，將他趕走。直到樸老臨走前夜，方得見遊俠先生。兩位至交徹夜晤談。第二天遊老即入住刻經處，“解放”了。越半年，發還文革被扣的工資近兩萬，然身心的創巨痛深，則非長時間不得康複。趙樸老來前，遊俠先生已山窮水盡，幾近絕望，“自己也想不到還能絕處逢生”。
遊先生是一位中西合璧，氣質高雅，思想方法十分灑脫的人，他一生的行蹤見聞，多姿多彩，常人難以企及。跟他的同學同事大不同，他在過去的國共兩黨裏都曾是高級幹部，一方權力中心的人物。改革開放後，他的思想很是活躍，他的國學根底更使他如魚得水。他很少說話，然而知心相對則往往是滔滔不絕，說話很有氣勢、很有遠見。八零年暮春，日本人送鑒真和尚回國巡禮，先生與蘇淵雷教授聯名獻辭禮讚，發表在《新華日報》上。大批佛教界人士去江北禮瞻了鑒真大師古坐像後，夜間來刻經處看望遊老，此夜我也在先生房中，老人略感風寒，聲啞，半坐在鋼絲小床上，枕邊是歐陽先生的木刻版《經綸斷章讀》。客人中有一位上海供電局的倪姓居士，趙樸初要他去北京中國佛學院任教，倪對我說：“遊老是國內少有的學者，呂澂以下即是他了。你這位老師可是佛學界了不起的學者啊。”他和遊老談了許久，聽得出其人佛學造詣頗深。末了倪又提一個問題，說自己此去北京，進佛學界工作，“今後國家對宗教政策會不會再來一個變化？”文革殷鑒不遠，心有餘悸難免，倪先生約莫五十出頭，從此身入宗教界是要有點破釜沉舟大智大勇的決心的。那對學問的執著，對形勢發展的疑慮，燈光雖暗，全都清楚寫在臉上。
遊老略一沉思，語氣肯定地說2000年前不會有什麽變化，但要自己組織起來，要有自己的力量，要取得國際上的支援，因爲中國的佛學研究在世界上實在是很先進的，是他國遠遠不及的。日本雖有十幾所佛教大學，百多種專門刊物，其對佛學研究之精深程度仍遠不及中國學者。世界上學問之深不在西方，而應在東方，西方的研究，外可上達月球，然而西方之學研究內在的就不行了。故內學很有前途。這千多年前的佛學，有理論，有實踐，應當弘揚，要將西藏的經典好好整理出來，藏地高寒，梵文的貝葉經等在那裏都保存得很好，且藏文就是古印度的避難學者爲西藏人造的，故藏文經書能直接還原成梵文。
他帶我到棲霞寺參觀藏經樓，說“這大藏經從前隻有帝王才刻得起”，看著靈穀寺玄奘法師紀念堂裏，一件件文物旁他過去手寫的介紹，歎息“恍若隔世”，在玉佛寺收藏的木雕古佛前，先生自言自語“三界之上的如來看腫了雙眼哦”。遊老到處，知客引導，方丈禮敬，先生亦謙虛躬身還禮。一九八零年，我出席在西湖劉莊舉辦的中國文教用品出口小交會，這裏是毛澤東主席每年在杭州居住一個月的地方，沒有大門，入口難以識別，隱約在環湖路邊。遊先生由曾任國民黨杭州公安局長、作爲戰犯剛釋放不久的倪姓妹婿陪同，二老相扶找尋而來，經過了固定崗哨、流動崗哨等一道道繁複未改的警衛進來看我。先生對劉莊比負責人還熟悉，當時毛生前經常登臨的上山道已荒草沒徑，遊老指說那是當年康有爲避難隱藏時的讀書處，舊稱康（吳語諧音，“躲藏”之意）山。除了解放後建築的主席居處，昔日風物依舊，甚至一塊假山上吳昌碩的墨筆題字猶清晰可見。劉莊就在花港觀魚對麵，占西湖風景三分之一，而年青人都已不知道杭州還有這麽個絕佳去處。三十年來地方政府第一次小心翼翼地對外開放。我們中外人士胸前都別有紅色“來賓”條子，兩個普通衣著扶杖而行的垂垂老者就分外顯眼，都在驚異是何人物。
平反後，遊老獨自去東北看望女兒女婿。攝於沈陽故宮
西沙論戰時，先生告訴過我一件鮮爲人知的事，四十年代他任職海軍部時，某日，西沙群島守軍忽急電告，一美艦出現在島嶼附近，欲登陸。此時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正外出，衆人請遊秘書拿主意，遊問島上有多少官兵，答曰共二百多人，遊即決定不準讓外艦靠近。島上守軍得此命令，即向美艦打出不得靠近的旗語，美國艦隊居然真的不敢登陸，繞過西沙而去，官兵一陣歡呼。後桂永清回來，對此大爲稱讚，說遊秘書到底是參加過共產黨的，有魄力。我曾建議先生寫下此史實以發表，他搖頭說“一動不如一靜”。今日連戰已能率團來訪，黨禁開放，我記其事，當其時矣。
二十年多前，南大與威斯康星大學結爲姊妹學校，威大送給南大好多書籍，南大回贈什麽好呢？爲此頗傷腦筋。曆史係王栻教授與遊老熟識，遊老提議送一套刻經處印製的玄奘法師全部譯經。威大果然如獲至寶，捧了回去，從此可設立佛學博士學位了（此前，隻有牛津大學可授此學位）。王先生已往生多年，此事想亦知者寥寥。金陵刻經處藏有玄奘法師一生譯經的全部木刻經版，塊塊都是文物。事實如此，妙高峰上人獨立，千百年來，有誰超過了玄奘之學？
看書買書，是其生平之所好。我多次陪他到楊公井口的古籍書店去淘書。他曾對我說起以前所置書籍的遭遇，大革命中，抗戰期間，及49年解放，花費大量心血，不斷搜集，奈何戰火不熄，藏書旋聚旋失。解放後十幾年安定的研究生活中，月月要花幾十元購書，家中重又盈箱積案，但文革中悉數都被紅衛兵抄去，當庭焚燒，灰飛煙滅。他還不識時務，說“這樣大規模的抄收舊書運動，曆史上隻有秦始皇的收焚六國典籍堪以相比”。立遭凶狠批鬥，罪曰：“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現在中國的年輕人，是很難理解過去幾十年的極左和一個個政治運動摧殘人心的恐怖了。
中國的飽學宿儒，滿腹經綸，都愛吟詩作詞，遊俠先生的舊體詩做得真好。即便是腥風血雨的文革十年，也吟作不斷，借句感事，以訴怨望。怎麽想就怎麽說，還偏好要寫給人看，一再被造反派捉住檢討認罪。遊詩行雲流水，寫得實在感人：
林場懷舊 （70年）
流年苒苒驚偷換，風物蕭蕭又入秋。
可惜故鄉蓴菜好，謫居何事苦淹留。
自詠二首 （70年）
開落春花一夢中，酒醒昨夜又東風。
白頭感舊空回首，極目連山夕陽紅。
細書摩眼送餘年，老去方知此味長。
少日縱橫誰印可，重溫心史黯回腸。
先生平生與蘇淵雷、高二適三人最爲相得，時有詩書往來，萬馬齊喑的年代裏，窮酸而已，無人能識。我手頭藏有一份先生73年11月1日被迫寫的“交代”：“今年四月間，在城裏，曾去看鄉友南大曆史係教授王栻，王問我，蘇淵雷已離開哈爾濱師範學院，退休回平陽。王據他的朋友王建之來信說，這次得退休，是由高二適替蘇淵雷向章士釗要求設法，由章向周總理提起，才準給退休的，信裏還提到蘇淵雷很關心南京兩友人，一個是我，另一個是高二適……我去看高，高說多年來不得蘇的消息，也很關心，做一首詩，要我帶交王栻轉寄：‘十年生死總銜枚……。’意說十年來彼此情況不明，是生是死都不敢問，好像夜行軍怕有聲音，每人口裏都銜一根橫木，噤不作聲……我和蘇也差不多十年未通信，彼此都意料到對方在這場革命大運動中一定會出問題，所以雖互相關心而都噤口不敢相問，這種沈鬱抱屈心情，第一句完全暴露出來了……經過這次教育批鬥後，回過頭來看看半年前的我，是多麽可怕，多可恨！”
他送我一本薄薄的保健按摩書，扉頁題字曰：“文革十年，賴此得以安度，……”清晨喝一杯隔夜涼透的白開水，早夜以熱掌幹沐浴，簡簡單單，這就是他的保健之道。1978年後，先生枯木逢春，年近八旬的老人，力圖身體複原，每天清早出城，獨自拄杖登中山陵，三百多級的台坡一直攀到頂，搖搖晃晃，然精神揚揚，跌得頭上起大包也不在乎，爬起來再走。深記得某日，他摔得前額有傷，腦後鼓包，仍黑夜摸到我住處，送來《詩品》和郭紹虞的《文品匯鈔》等，指點我細看。
在一封他寄到廣交會給我的信上，他對我說:“同門中解此的已不多，外邊更難遇一可談之人。自從認識你以來，我這個衰朽如像獲得了新生，欣喜有這樣好學的道友，給我以很大的鼓舞。”直至八六年夏，先生赴修文之召（多日臥床不起，沒有毛病，是對佛學研究的現實失望），少林老梅，重發幽香，我有幸聆聽了他七年的課。他給我講學，是在談天說地中進行的，非常輕鬆快樂。可我知道他這樣的學者，內心實是很寂寞的，先生去世前，中國的佛學研究始終未能恢複到文革前那樣的水準，尚健在的鳳毛麟角的幾位亦都年屆耄耋且星散各處。上海的蔡尚思先生來南京，訪刻經處，看了內學院的書，連連搖頭對遊俠先生說看不懂。流連期間，蔡先生寫了好幾幅詩文條幅送他，欽羨不已。
因遊先生的推薦介紹，我外事出國途經北京時，逐一拜訪過郭元興先生、虞愚教授、法源寺明尊法師。郭給我印象至深，他也是呂澂先生的佛學研究助理，文革中改行教書，居然能在浦口中學教高中數學。他通藏語、精巴利文，悟性很高，對我講起因明，眉飛色舞；“物質不滅理論，佛學兩千年前就解決了”。據說他在佛學院講課，非常放得開，循規蹈矩者甚至不敢去聽。郭先生的臥室空蕩蕩的，隻有一床一桌一凳，方桌上一大堆玻璃瓶滿積煙蒂，這是一位天分很高的佛學家，他已經超脫了。黃葉滿階來去風，可歎郭先生也已歸道山多年了。而虞愚先生的住處，撩開玻璃珠簾進去，簡直就是一處佛學精舍，書香撲鼻，人也玉樹臨風，圓通飄逸。
遊先生常說；做學問是不容易的事，呂澂先生淡泊人生，很少寫東西，往往是在與別人爭論時，其學力、功夫才得以表現，這樣的商榷文字，解放後大都發表在《現代佛學》之類地方。而現在的人做學問好像很容易，碩博論文，往往一寫幾十萬字，題目既大得嚇人，還好作驚人之語，博導往往帶好多學生，質量可想而知。我有時也隨友人去大學裏聽聽文學藝術類的答辯，鮮有好者，很是感慨。有正直之心的答辯導師對我說，“問題是要指出的，通還是讓他通過”。奈何！呂澂之學，始於對經版的校勘，現在有誰還肯下此功夫，商業大潮，都向錢看，再也喚不起學者們那種四十年坐破蒲團的堅實信念了。我相信事物的發展總是越來越趨向合理，學界這情形總會得以改變的。
遊俠先生的佛學論著，除散見於《現代佛學》者，權威的五冊《中國佛教》中收錄遊文拾壹篇，那是1955年應錫蘭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之請，周恩來總理親自委托中國佛協組織國內頂尖的佛學家們寫的《佛教百科》的中國條目，內容、文字之精嚴，獲得國際佛學界一致好評。班達拉奈克夫人特地請周總理轉達她對中國佛學家們的感謝。中文稿遲至文革後才出版。其中四大譯經高僧有三位是遊先生寫的傳記。該書所有撰稿人的語言文字最後都由呂澂先生統一，呂先生語言是很有特色的，看似普通白話，卻是功力非常。遊、呂同是歐陽竟無先生的學生，但是遊一向敬重推崇呂先生，甚至尊呂爲師，行文也大受他的影響，我看過他不少佛學論著，樸實簡練，文字已入妙境，雖一生驚濤駭浪，經曆不可謂不豐富，然其爲人毫不世故，爲文更無江湖氣，從不東引一句，西抄一句，以炫耀自己博學。無論長篇短簡，落筆古彩斑斕，非老於文字者，難得其趣。而先生之學，依我看，《歐陽竟無先生的法相學》堪稱代表，指明關鍵，獨闡此學之真。法相一宗，於此已經了然。
囿於我的佛學知識，不得對先生之學有何評介，先生精研佛學，由此而及版本學、目錄學、音韻學。詩詞歌賦於他，何小哉，隨手拈來。七年之間，惠我良多。那是個“筆底珍珠無處賣，閑拋亂擲野藤中”的時代，他以爲我有些根柢， 認我爲是知音，於是欲傾囊以授。他對呂澂先生獨辟蹊徑厘清“中國佛學”脈絡的敍述，佛學界學人的種種舊聞軼事，對陳三立父子的推崇，……我至今記憶猶新。值得一提的是，遊先生與高二適、蘇淵雷乃生死契交，彼此唱和甚多，高、蘇今已享譽海內，不知人間有顔回，獨遊俠先生識者寥寥，湮沒無聞，是因爲他跟呂澂先生一樣，述而不著，不以著書立說爲念，呂氏授課的講義《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印度佛學源流略講》二書，不是晚到八十年代才付梓的麽？一出而聲動天下。
佛學，深諳此道者歎其爲絕學，非有相當文字根柢不能進行研究，非大智慧者不能在此上有所成就，尤其後繼者若無淡泊名利終老窗牖之誌，則絕學終成絕。筆者陋質天成，雖不能至，心向往之，至有這段與遊俠先生忘年交之機緣。然得門猶難，況言入室，隨著先生的去世，餘亦徘徊迷失，廢然而返矣。
開放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夜，先生西歸十九年記。
許舍山人注：
拙文經北京友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西方哲學研究所高山杉先生及台灣大學圖書館館長林光美教授推薦，正式發表在台灣《傳記文學》2007年第六期上，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