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hprc.org.cn/pdf/DSYJ199701014.pdf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荷蘭人馬林到達上海，提議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派代表到上海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李達所主持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作為發起團隊展開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並且向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發出通知，要求各地選派2名代表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推選了12名代表出席大會：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長沙代表：毛澤東[2]、何叔衡[3]；武漢代表：董必武、陳潭秋；濟南代表：王盡美、鄧恩銘；廣州代表：陳公博；日本留學生代表：周佛海；另外陳獨秀又指派代表包惠僧帶去了他的信件，其中包括四點意見：“一曰培植黨員；二曰民權主義之指導；三曰紀律；四曰慎重進行征服群眾政權問題。”他們代表全國57名黨員。這13名代表的身份都是記者、學生或教師。但是在全國有重要影響的“南陳北李”陳獨秀、李大釗都因故沒有參加會議。陳獨秀當時正在廣州擔任南方政府廣東省教育廳長，而李大釗6月3日到新華門總統府請願時，頭部被刺刀戳傷。陳獨秀考慮到陳公博剛剛結婚，讓他順便到上海遊玩。當時在法國的旅歐共產主義小組沒有和國內取得聯係，也沒有派出代表參加會議。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兼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Никольский，又譯尼科斯基、李克諾斯基）也參加會議。
7月23日晚，會議召開，地點位於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裏3號（後改為望誌路106號，現黃浦區興業路76號）的一幢石庫門房屋，是一大代表李漢俊哥哥李書城的寓所。大會由張國燾主持，毛澤東、周佛海擔任會議記錄。7月30日晚，大會會場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在上海代表李達的夫人王會悟建議下，前往浙江嘉興南湖繼續會議。
代表們在煙雨樓前租了一艘絲網船，佯裝遊湖的客人，舉行了最後一天的會議。馬林、尼克爾斯基以及李漢俊、陳公博未前往南湖參加閉幕會議。
對於閉幕會議的日期各種資料存在衝突：
- 尼克爾斯基在1921年10月13日發出的一封信件中寫道：“從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
- 按李達的回憶，法租界警察搜查上海一大會場是7月1日，而嘉興閉幕會議是在7月6日上午10時到下午6時。李達回憶中上海會議中指時間與已查證的7月30日不符。
- 張國燾回憶，會場遭搜查後第二天停會。
- 陳公博於1924年的碩士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中指出中共一大持續了兩周，並指出遭搜查時時第一周的周末。1921年7月30日是周六，與陳公博的回憶相符。
- 李達妻子王會悟回憶稱被迫休會兩天以後決定到嘉興去，決定後第二天分批前往嘉興。按7月30日休會，閉幕會議應在8月2日。
其他考證：
- 據《上海生活報》1921年8月2日報道，7月31日，法國警察要求在法租界舉行會議必須在48小時前取得批準。
- 8月1日下午，曾有台風侵襲浙江，狂風暴雨導致嘉興南湖發行遊船傾覆亡人事故；嘉興火車站受台風影響至8月2日都在搶修。一大代表和知情人的回憶中均為提及此事，因而石川禎浩等學者分析一大閉幕會並不是8月1日或2日舉行的。
一大代表結局
| 姓名 | 曾支持托派 | 被中共開除黨籍 | 曾脫離共產黨 | 曾支持汪精衛 | 作為共產黨員被敵人處死 | 被共產黨處死 | 作為漢奸被處死 | 非正常死亡 |
|---|---|---|---|---|---|---|---|---|
| 馬林 | 是 | 被納粹德國處死 | 是 | |||||
| 尼克爾斯基 | 被蘇聯共產黨處死 | 是 | ||||||
| 李達 | 是 | 文革中被批鬥而死 | 是 | |||||
| 李漢俊 | 是 | 是 |
是 |
是 | ||||
| 張國燾 | 是 | 是 | 爭議 | |||||
| 劉仁靜 | 是 | 是 | 是（被車撞倒不治） | |||||
| 毛澤東 | ||||||||
| 何叔衡 | 是 | 是 | ||||||
| 董必武 | ||||||||
| 陳潭秋 | 是 | 是 | ||||||
| 王盡美 | ||||||||
| 鄧恩銘 | 是 | 是 | ||||||
| 陳公博 | 是 | 是 | 是 | 是 | ||||
| 周佛海 | 是 | 是 | 是 （死於獄中） | |||||
| 包惠僧 | 是 |
中國共產黨“一大”是在一九二一年召開的，眾多的當事者對年份倒是記得清楚的。至於是哪個月召開的，記憶開始模糊。而究竟是哪一天開的，則完全陷入了記憶的模糊區之中。
除了記憶之誤，中國人當時習慣於陰曆，更加重了這個曆史之謎的複雜性。
毛澤東在一九三六年對斯諾說：“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毛澤東所說的“五月”，很可能指的是陰曆。
董必武在一九三七年則對斯諾夫人尼姆·韋爾斯說：“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代表會議……”
張國燾在一九五三年寫道：“一九二一年五月我遇見毛，那時他被邀參加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第一次會議……”
至於陳潭秋在一九三六年那篇用俄文發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不論譯成“七月底”或“七月下半月”、“七月下旬”，總是表明在七月十五日之後召開中國共產黨“一大”。
中國共產黨日益壯大，紀念中國共產黨誕辰也就提到日程上來。陳潭秋的文章，便是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十五周年而作。可是，說不清一個具體的日期，畢竟會給紀念活動帶來困難。
“這樣吧，就用七月的頭一天作為紀念日。”一九三八年五月，當越來越多的人向當時在延安的兩位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毛澤東和董必武詢問黨的生日時，毛澤東跟董必武商量之後，定下七月一日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誕辰紀念日。
不久，毛澤東在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召開的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演講《論持久戰》時，第一次明確地提出：
“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十七周年紀念日，這個日子又正當抗戰的一周年。”
在如今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所收《論持久戰》中沒有這句話，開頭的話是“偉大抗日戰爭的一周年紀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但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延安出版的《解放》雜誌第四三、四四期合刊，仍可查到這句話。
一九四○年在重慶出版、由許滌新和喬冠華主編的《群眾》周刊第四卷第十八期，發表社論《慶祝中國共產黨十九周年紀念》，指出：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九周年紀念日。”
，，，，，，，，，
這篇文章表明，陳公博離開廣州的日期是七月十四日，抵滬是七月二十一日。抵滬的翌日，與兩位“外國教授”見麵，即七月二十二日。如此這般，可以推知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召開日期在七月二十二日或稍後……
董必武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四日談中國共產黨“一大”時，曾說：
“七月一日這個日子，也是後來定的，真正開會的日子，沒有那〔哪〕個說得到的。”《董必武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湖北共產主義小組》，《“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三六六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邵維正的論文解決了這一曆史懸案，受到了胡喬木的讚許，並榮立二等功。
《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為邵維正的論文加了如下編者按：
“本文作者依據國內外大量史料，並親自進行了多次訪問，對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作了深入研究和考證。此文以確鑿的第一手資料和有說服力的分析，論證一大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召開的，出席會議的有十三人，從而解決了有關‘一大’的兩個長期未解決的疑難問題。”
關於邵維正的最重要的論證，本書將在後麵述及。
不過，現在雖然已經查清中國共產黨“一大”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開幕，但是考慮到多年來已經習慣於在七月一日紀念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因此有關慶祝活動仍照舊在七月一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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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俄文原始檔案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前蘇聯移交過來的部分共產國際檔案中，邵維正查到一篇極為重要的用俄文寫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作者沒有署名，也未注明日期。文章記述了中國共產黨一大召開的經過，從文章中談及馬林和尼柯爾斯基“給我們作了寶貴的指示”這樣的語氣來看，作者是中國共產黨黨員，而且極可能是出自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之手，是一份向共產國際匯報情況的報告。
這份報告開頭部分，就很明確地點出了中國共產黨一大召開的時間:“中國的共產主義組織是從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該組織一共隻有5個人。領導人是很受歡迎的《新青年》的主編陳同誌。這個組織逐漸擴大了自己的活動範圍，現在共有6個小組，有53個黨員。代表大會預定6月20日召開，但是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達上海，於是代表大會開幕了……”
詳細占有資料，僅僅是考證的開始，要得出正確的結論還有賴於科學分析和推理論證，不能抓住一點史料就匆忙下結論。關於一大的這份最早的文字材料是孤證，在沒有充分的印證材料前，邵維正不敢草率定論。
逐日翻閱舊報紙
當資料收集整理告一段落的時候，邵維正的工作重點轉向綜合分析。他排出每個代表的行蹤和到滬的時間，恰恰證實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一文中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達上海”的記載，增強了此文的可信度。同時，幾乎所有有關回憶都說一大在上海開會的最後一天，受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擾，但又都沒有記載確切的日期。直接的記載難以找到，邵維正就隻能用間接事件來推斷。
據陳公博的回憶稱:“7月31日那天早上5點多鍾，我睡夢中忽聽到一聲尖叫，繼而便聞一女子悲慘呼叫……那案子直至下午6點多鍾才被發覺，凶手早已逃走。”周佛海回憶中也說:“公博當時正帶著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大東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當晚發生了一件奸殺案，開了兩槍，打死了一個女人，公博夫婦，真是嚇得魂不附體。”邵維正同時發現，李達夫婦及其他一些當事者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回憶也證明確有此事，於是想:此案與黨的一大風馬牛不相及，在性質上沒有任何聯係，但時間上的巧合，對考證一大日期還是有用的，查清此案時間就可以間接證明一大在上海最後一次會議的日期。
邵維正立即意識到這種事件在舊上海肯定會成為熱點新聞，於是馬上聯係上海方麵協助查找。逐日翻閱上海的幾家報紙，果然都有詳細報道。很快，邵維正在《申報》等報紙上查出“大東旅館發現謀殺案，被害者為一華麗少婦”的記載。此事發生的時間，係1921年7月31日淩晨。
從“情殺案”發生的時間證明一大會場受到侵擾是在7月30日，無疑這就是一大在上海最後一次會議的日期。邵維正分析說:“有了這個日期，就可以舉一反三:向前推算，一大在上海開了6次會，每天1次，加上兩天起草文件，共計8天，7月30日向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與記載吻合；向後推算，一大會場被搜查後，代表們很著急，連夜開會商議，第二天轉移到嘉興南湖，又開了一天會，一大閉幕當是7月31日。”
1980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上發了邵維正的論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編者在卷首加發按語，稱之為“解決了長期未解決的疑難問題”。胡喬木動情地說:“這位同誌下了這麽大功夫，弄清了幾十年懸而未決的問題，這是黨史研究的一大成果啊！”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2/0705/c85037-184520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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