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被西方堅船利炮擊碎了“天朝上國”迷夢、第一次睜眼看世界的中國知識分子們開始重新審視幾千年傳承下來的中國文化。
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經過幾番苦苦思索，一些人終於發現了中國落後的“秘密”：西方拚音文字隻要會說就會寫，故國民識字率很高，而漢字獨立於語言之外，筆畫繁難，就連一些飽學之士都曾發出“漢字至難”的感慨。“國家的落後是科技的落後，科技的落後緣於教育的落後，教育落後蓋因中國百姓學習漢字太難。”目睹此情形，中國的一批知識分子開始要求對漢字進行改革，甚至要廢除方塊字，改用字母文字。改革呼聲在五四時期達到高潮，被譽為“民族魂”的魯迅甚至一度發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呐喊。
1892年，一個名叫盧戇章的福建青年，經過十年的努力，寫成了一本名為《一目了然初階》的書。這是第一套由中國人自己製訂的漢語拚音方案。當時盧戇章把它稱為“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變體來拚廈門音，聲韻雙拚，左右橫寫，聲母在右，韻母在左，另加鼻音符號和聲調符號”。但盧戇章的“切音新字”並沒有得到推廣。
民國時期的教科書
1906年春，“帝國郵電聯席會議”於上海召開，正式將由劍橋大學教授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整理、傳教士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修改之後的“威妥瑪—翟理斯拚音方案”，史稱威妥瑪拚音法公之於世，使漢語拚音第一次在全世界範圍內有了較為廣泛的推廣。
1913年2月25日，北洋政府教育部“讀音統一會”在北平召開，各省紛紛派代表參加。此次大會的宗旨明確：審定國音，采定字母。五年後，這次會議確定的“標準國音”與注音字母由教育部正式公布。“全國小學的文言文課一律改為白話文課，小學教科書都在漢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
1928年，語言學家黎錦熙和趙元任創立了《國語羅馬字拚音法式》(簡稱“國羅”)。1931年身在蘇聯的共產黨人瞿秋白與蘇聯漢學家合作製訂了拉丁化新文字(簡稱“北拉”)。但是，這些拚音方案自身都存在著致命缺陷。“北拉”曾經在解放區廣泛推行，甚至取得了與漢字相當的地位。許多當地農民學會了這套拚音文字後，都能用它寫信、讀拚音報。吳玉章（1878-1966，中共“五老”之一，著名曆史學家和語言文字學家）就曾回憶說，“延安縣市冬學中，不到三個月，就掃除了1500餘文盲，他們學會新文字，能寫信、讀書、看報，收到了很大的成績”。
但是，由於“北拉”沒有標調，無法解決同音字問題，人們隻能靠上下文揣測字義，經常鬧誤會。至於“國羅”，它雖然有四聲的區別，但卻輔以一套很複雜的變讀法則，一般人很難掌握。威妥瑪式雖然得到了國際上的認可，但很多音都拚不準。上世紀40年代，著名語言學家胡明揚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時就曾留下過一段難忘的記憶。他記得，當時英國老師用威妥瑪式注音點名，當叫道“槍槍槍”時，半天沒一個人回答，後來才有人反應過來，原來是在叫張長江。“槍槍槍是誰？我們誰也不知道。其實，威妥瑪式裏‘槍’、‘張’、‘江’都是一個拚法。張長江，就變成了‘槍槍槍’。”不僅如此，民國重要人物蔣介石還曾被拚為Chiang Kai-shek，翻譯過來就是“常凱申”，讓人哭笑不得。
巧妙的民族形式
這種各類拚音法並存的混亂局麵，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1949年10月10日，新中國成立僅十天，民間團體“中國文字改革協會”便宣告成立，吳玉章為常務理事會主席。為了表示對中國文字改革的關注，毛澤東特意派秘書胡喬木參加“中國文字改革協會”，以便隨時了解和指導文字改革工作。
1952年2月5日，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簡稱“文改會”）成立大會上，馬敘倫傳達了毛澤東的新指示。毛澤東認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拚音方向；形式應該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都要根據現有漢字來製訂。但何謂民族形式，毛澤東等人卻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
經過將近一年的激烈討論和設計，1953年初，一套新的漢語拚音字母表終於呈現在毛澤東麵前。不料，毛澤東在詳細審讀後，認為這套方案雖然在拚音方法上較為簡單，但是筆畫太複雜。他認為，拚音文字無論如何要簡單，要利用原有漢字的簡單筆畫和草體，筆勢基本上要一邊倒，不要複雜。聽取了毛澤東的意見後，委員們開始分頭製訂新的拚音方案，但還是不能讓人滿意。
看著文字改革即將進入死胡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教育部遂於1955年10月15日在北京聯合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就在這次會議上，一個改變中國文字改革進程的重要人物進入了人們的視野，他就是被譽為我國“漢語拚音之父”的周有光。當時，準備趕回上海上課的複旦大學經濟學教授周有光，突然接到一個通知，讓他留在文改會。盡管周有光的老本行是經濟學，但解放前他就曾在上海參加過推廣拉丁化新文字的活動。
1954年，一直對語言文字感興趣的周有光，利用業餘時間撰寫了《字母的故事》。“這本薄薄的小書，筆調活潑，深入淺出。對於字母的起源、發展與傳播講得清清楚楚。毛澤東對這本書，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對周有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一年，就在拚音方案小組的委員們對“何謂民族形式”爭論得不亦樂乎的時候，周有光又發表了一篇名為《什麽是民族形式》的文章。在文中，周有光這樣說道：“民族形式的形成，要經過一個習慣培養的時期。經過培養，胡琴可以變成國樂，旗袍可以變成漢服，外來的字母可以變成民族字母。對於英語來說，拉丁字母也是外來的字母，用它來拚英語，便成了英國的民族形式了。漢字的形式不適合字母要求，世界上最通行的是拉丁字母。我們與其另起爐灶，還不如采用它。”
此後不久，周有光便提出漢語拚音方案三原則：拉丁化、音素化、口語化，為“漢語拚音方案”的出台立下了汗馬功勞。與此同時，鑒於當時蘇聯已將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中國與其是盟友，一些人又主張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蘇聯在文字上結盟。於是，關於漢語的字母形式，再次引起激烈爭論。
此種形勢引起了毛澤東的憂慮，經過仔細醞釀，他於1956年1月20日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發表了讚成拉丁字母的講話。毛澤東說，“關於文字改革的意見，我很讚成。在將來采用拉丁字母，你們讚成不讚成呀？我看，在廣大群眾裏頭，問題不大；在知識分子裏頭，有些問題。中國怎麽能用外國字母呢？但是，看起來還是采用這種外國字母比較好。……凡是外國好的東西，對我們有用的東西，我們就是要學，就是要統統拿過來，並且加以消化，變成自己的東西。”
1956年2月20日，《漢語拚音方案(草案)》出台，草案明確提出：“擬定漢語拚音方案的目的，是要設計一套拚音字母和寫法規則，來拚寫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準了這一方案。
100個小時識字1500個
1958年秋，《漢語拚音方案》作為小學生必修的課程，正式進入全國小學的課堂。北京市新聞工作者協會常務副主席宗春啟在1958年是剛讀一年級的小學生，他曾回憶說，當時打開新發的課本，“驚訝地發現課本的第一頁是一些曲裏拐彎的外國字母。除了方塊漢字之外，這還是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字。”但不久，宗春啟就發現通過這些拉丁字母他能夠學會很多生字。待學會拚音後，他便經常到新華書店去看書，“以前不認識的字，一拚就知道是什麽了。那會兒，我看了好多書，也自己認識了好多字。”
小學生教人認拚音
在山西省社科院語言研究所從事語言文字工作的吳建生回憶說，1960年，年僅5歲的她曾和母親俞冰如從晉南小縣城來到北京，參加十省市注音識字展覽會。當時，一位工作人員把她領到舞台上，讓她寫“吳建生小朋友你好”，她便用漢語拚音寫出了這句話。會後，吳玉章高興地將這個小姑娘高高舉起。
“在吳建生的故鄉山西萬榮，也因為用漢語拚音成功掃盲和推廣普通話，成為全國的一麵紅旗。”新中國成立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萬榮縣和全國很多地方一樣，一直在做掃盲工作，卻收效甚微。《漢語拚音方案》公布以後，據當時報告，“一般農民15到20個小時就能掌握漢語拚音，利用漢語拚音識字，100個小時就能識字1500個”。那時萬榮無論大街小巷、田間地頭、商店食堂，隻要有漢字的地方，都被標上了漢語拚音。甚至於萬榮縣的村民，在地裏幹活休息時，也都互相學習拚音。
從此，漢語拚音開始走進千家萬戶，並且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它越來越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