蟬蟲聲退，秋陽昊昊。筆者到“湖湘聖賢地，醉美荷葉塘”——曾國藩故居富厚堂采風，聆聽曾國藩家族傳奇，體悟千古第一家訓，探秘百年家族興盛秘笈。
富厚堂，始建於清同治四年（1865年）。整個建築包括門前的半月塘，門樓，八本堂主樓，公記、樸記、方記3座藏書樓，荷花池，後山的鳥鶴樓，棋亭，存樸亭，還有鹹豐七年曾國藩親手在家營建的思雲館等等，占地麵積4萬多平方米，建築麵積1萬平方米。
站在曾國藩故居富厚堂宅西門前，放眼望去，近五百畝荷塘，田田荷葉依然綠幹亭亭，翠葉如蓋；荷塘邊，垂柳搖曳，一副江南水鄉的秀美畫卷。不遠處一麵碩大之紅底“帥”字旗迎風招展，依稀想見當年湘軍無限威儀也，遊者紛紛在此留影。
曾國藩故居之行，令我記憶深刻的不是氣勢恢宏的富厚堂，也不是曾國藩彪炳史冊的豐功偉績，而是令世人頂禮推崇的耕讀傳家、綿延世澤的家風。
耕讀，是中國傳統的治家理念，也是中國文人所理想的生活方式。明末清初理學家張履祥在《訓子語》說：“讀而廢耕，饑寒交織；耕而廢讀，禮儀遂亡。”
“敬祖宗一炷清香，必恭必敬；教子孫兩條正路，宜讀宜耕。”這是曾國藩的祖父曾星岡在在家廟的神位旁張貼的一副對聯。曾星岡是中國耕讀文化的景仰者，也是曾氏耕讀家風的創立人。
曾國藩的祖父曾星岡（1775——1894），少時為紈絝子弟，自甘墮落，耽於治遊，時時往返湘潭市肆間，與富家少年征酒逐肉，常常日高而酣寢，因此在鄉間有“浮躁”之名，為長老譏為“敗家之子”。後來，曾星風自責悔過，痛改前非，堅持在未明而起床，開始關注農事。清嘉慶十三年（1808），遷居高嵋山下之白楊坪時，曾星岡巳是34歲之身。次年，他見當地壟峻如梯，田小如瓦，於是不斷開山墾荒，鑿石決壤，終於開墾得十數畛而連通成片，竟以此立業。創立了八字訣的治家之道，即“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從此奠定了“大界曾氏” 亦耕亦讀、半耕半讀、耕讀傳家的基礎，造就曾氏家族耕讀家風綿延不絕而人才輩出，衍變為中國近代又一“文化世家”。
“自是終身未明而起”。曾星岡堅持一輩子天不亮就起床，這需要極高的毅力和堅持不懈的信念，同時這也是曾氏“治家八訣”中的“早”字的源頭。早起的習慣不僅對曾氏後人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後來曾國藩將早起作為湘軍的治軍之道，李鴻章（1823——1901）便是深受影響的其中一人：“所以，我後來自己辦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盡，這都是我老師造就出來的。”
“參加勞動則鬼神也敬重”。曾國藩以勤治軍，以勤治家，更以勤修身，一生的成就都基本上建立在“勤”字上。他自幼生活在雙峰農村，從小親近泥土，對農事比較熟悉。後來即使在京城做了大官，仍戀戀不忘農家生活，每次回到湖南老家，總要談及農事。他說：“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惰，屋門首塘養魚，種竹，種蔬四事，皆不可忽。”更可貴的是，他言傳身教，潤物無聲，不僅要求家人及仆人去做，自己也參與一些力所能及的農活，他在富厚堂思雲館種下的桂花樹至今還枝繁葉茂，鬱鬱蔥蔥，這無疑為子孫後代樹立了良好的榜樣。同治三年，曾國藩夫人、女兒、媳婦來到安慶督署，他“共辦紡車七架，每日紡聲甚熱鬧。貴為總督家屬，卻要自紡棉紗；堂堂督署後院，終日響著紡車聲，可見曾國藩治家之嚴與曾家家風之淳厚。
就“耕讀”二字來說，“耕”是基礎，是謀生存；“讀”是提高，是謀發展。曾國藩是曾氏耕讀家風集大成者，他在“耕”的基礎上，通過讀書將曾氏家風發揚光大。
“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曾國藩如是說。曾國藩一生手不釋卷，勤奮學習，臨死的前一天還在讀《理學宗傳》，書伴隨著他一生，書也給他一生帶來無窮的收益。首先是改善了他的生存環境，他五歲發蒙讀書，二十八歲中進士點翰林，走完了千千萬萬人一輩子也爬不到頂點的那條功名科舉之路，成為家族中五百多年來第一個有功名的人。他以一介書生，白手起家組建了一支軍隊，仗著這支軍隊平定內亂，改寫曆史，也讓自己封侯拜相，成為社稷第一名臣，實現封建時代男兒“立德、立言、立功”的最高理想。
前人德馨，後人謹記。曾氏後裔，雖星散四方，但自曾國藩之後，恪尊先祖家風，都是讀書明理，業有專攻，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其中也不乏有成就者。他們一般遠離政界和軍界，潔身自好，大隱於市。百多年來，沒有出一個不肖子孫。
篳路藍縷，薪火相傳。曾國藩直係第六代孫、來自北京的曾樾校長，在荷葉鎮之荷塘村，征地十多畝，建“曾氏耕讀文化體驗園”，傳承其先祖父文正公遺風，今巳破土動工，真乃“家風不墜”，後繼有人。
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翻開中國厚重的曆史，我們不難發現，凡是那些家風好，家教有方，以詩書和耕讀傳家的家庭，雖也曆經時局動蕩、朝代更替，卻代代有人才，家庭的優秀傳統就得以傳承。曾國藩家族就是明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