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網上讀到一篇文章，是朱世樂回憶她父親朱光潛先生文革中的遭遇，該文是她口述，陳遠整理的，文章名為《文革中的父親朱光潛：被抄家是家常便飯》，為確認真實性，我特意請她的好友陳瑩證實，她電話問了朱世樂愛人劉雲峰確認：2003年《新京報》記者采訪了朱世樂，他在場。談的就是這些的內容。並告知我陳遠是曆史學者、資深媒體人，現居北京。近年來他做口述曆史係列，現已出版了兩本《消逝的燕園》與《在不美的年代裏》。朱世樂的口述在後一本中。
朱光潛先生是我國著名美學家、文藝理論家、翻譯家，一生著譯共700餘萬言，被學界譽為“美學老人”和“一代學長”。他的學生們說，
朱光潛-全家
幾十年前在北京大學西語係任教的前輩師長當中，不論就學問造詣的精深還是就道德修養的深厚來講，都要首推朱光潛先生。朱有二個女兒，朱世樂是小女兒。她是我們從北大附小，清華附中初中和北京101中學高中的同學。小學和高中我和她不是同班，隻是初中三年同在甲班。她之引人注意是個殘疾人，從小患骨結核，“穿”了鋼背心來上學，人很低調，成績又很好，是個身殘誌堅的女孩。當時班上大多數人並不知道她是朱光潛的女兒，因為在那個時代，同學就是同學，誰也不問誰的父母親是誰，特別是北大、清華和科學院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大多都顯得低調。直到退休後小學同學聚會，才慢慢知道很多同學的父母修養都很高，好幾位現都列入北大名師行列，朱世樂的父親朱光潛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朱世樂同學1967年從北京大學生物化學專業畢業後去了位於山西的解放軍農場勞動，幾經輾轉，79年調到北京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腎炎研究所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工作。90年代她曾去德國做了一年訪問學者，進行“多囊腎”的相關研究。後作為研究員，世樂帶過兩名研究生，對她們要求非常嚴格，親自帶領她們做實驗，幫她們一字一句修改論文。同事對她的一致評價是“極其認真負責，極其嚴謹”。她一直和正常人一樣工作，從來沒有享受過殘疾人待遇，也從未以自己的身體殘疾向單位要求過任何照顧，其實她自身的免疫功能極差，一直在頑強地和疾病作鬥爭，2003年退休，2007年4月10日上午病逝。骨灰跟隨母親也撒入了嘉陵江。
她回憶父親的文章，樸實無華，用平實的語言道出了她父親在文革中遭遇：被抄家是家常便飯。文革北京大學是重災區，記得當時造反派打出北大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把大批北大的教授、教師們打翻在地，因此像朱先生那樣善良的老頭也無法幸免。反思文革，給中國帶來多大的創傷啊！今年4月正逢朱世樂同學逝世七周年，做個紀念頁轉載她回憶父親的文章和陳瑩同學等編輯出版的老北大宿舍紀事《中老胡同三十二號》書中的一段有關她的文字和照片，作為老同學們對她的緬懷吧！
“發小兒”朱世樂 陳瑩
在大院裏我交了不少“發小兒”，最要好的是朱世樂（朱光潛伯伯之女）、陳琚理（陳友鬆伯伯之女）和楊景宜（楊西孟伯伯之女）等幾個年齡相近的女孩子。各家父輩都是同事、朋友，子女們也保持了終生的友誼。
我與琚理同齡，她小時候長得很漂亮，像個洋娃娃，大家都叫她“貝貝（baby）陳”。
那時候我們倆幾乎可以說是“形影不離”，一起上學、放學、回家後一起玩耍。景宜比我們大2歲，也時常在一起。可惜1950年她們兩家都搬走了。幾十年來，我們的聯係時斷時續。自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特別是退休後，我們的來往才又多了起來，一直到現在。
那時候我們倆幾乎可以說是“形影不離”，一起上學、放學、回家後一起玩耍。景宜比我們大2歲，也時常在一起。可惜1950年她們兩家都搬走了。幾十年來，我們的聯係時斷時續。自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特別是退休後，我們的來往才又多了起來，一直到現在。
朱世樂是朱伯伯的小女兒，長得很像朱伯伯。我與她初識的時候，她四歲，我三歲，那時她就因患脊柱結核臥床困在家中。我和同院的其他女孩子常去她那裏玩，有時我也一個人去。對我來說最大的吸引力是因為她家書很多，有些我沒看過。我們給她講些外麵的新鮮事，要不就是一人捧著一本書，讀到好玩之處就互相交流。朱伯伯工作休息的時候常過來看看，有時與我們玩“夾鼻子”遊戲：他把手藏在衣袖裏，不知何時出其不意伸出來，用食指和中指夾住某個小朋友的鼻子……小朋友們個個東逃西躲，逗得世樂也和大家一起開懷大笑。
朱光潛的二位女兒-姐妹倆
朱世樂在北大校園
在親人、老師、同學和朋友們的關愛下，世樂一生都與疾病做著頑強的鬥爭。小時候她在家中學習，搬到燕園並“穿”上了鋼背心後，小學四年級才開始到學校隨班上課，一直讀到大學畢業。這期間她經受了多少痛苦，克服了多少困難，恐怕是常人難以想象的。1967年她從北京大學生物化學專業畢業時去了位於山西的解放軍農場勞動，回京後幾經輾轉，79年調到北京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腎炎研究所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工作。她曾告訴我：因為有政策要求各單位必須安排一定比例的殘疾人就業，單位讓她填一份“殘疾人登記表”，被她拒絕了：“我一直和正常人一樣工作，從來沒有享受過殘疾人待遇，也從未以自己的身體殘疾向單位要求過任何照顧。”的確，她以不到一米四的瘦小身軀，每天都和常人一樣，從北三環外的家中擠公交車到位於廠橋的北大醫院上班，從不遲到早退，直到2003年61歲時因身體原因退休。
世樂是腎炎研究所內的分子生物學專家，她所在的實驗室是衛生部重點實驗室，配合臨床醫生完成了多項國家級、部級科研攻關項目。分子生物學是一門新學科，80年代衛生部委托北大醫院舉辦一個培訓班，世樂是主講教師之一。90年代她曾去德國做了一年訪問學者，進行“多囊腎”的相關研究。德方對她的工作很滿意，一再挽留她。作為研究員，世樂帶過兩名研究生，對她們非常嚴格，親自帶領她們做實驗，幫她們一字一句修改論文。同事對她的一致評價是“極其認真負責，極其嚴謹”，從不敷衍、從不苟且，在如今浮躁的學術環境中實屬難能可貴，誰能說這與世樂幾十年在北大居住、學習不無關係呢！
我和世樂一直都有來往。節假日我回北大父母家中時有時去燕南園朱伯伯家看她；我去北大醫院看病，也總要順便到實驗室去看她。彼此聊聊各自的近況，她遇到什麽煩心事會對我說說，“泄泄壓”。有時也要我幫點小忙。一次她要我幫她找些錫紙（做實驗用），我在單位裏見到吸煙的人就開口討要煙盒，攢了一大疊給她送去，她一看就笑了：“這麽多，你可真實誠！”1989年9月我查出甲狀腺瘤，從診斷、手術到康複都得到世樂的幫助，手術當天她在手術室外陪著我丈夫孫泰來，一直到我平安出來。
世樂於78年1月結婚，婚後特別是生命最後幾年，得到丈夫劉雲峰無微不至的照顧。
退休後琚理和我幾乎每年都去她家看望（琚理去得更勤些）。每次我們去都感到她的身體、精神尚好，但她坦言：她自身的免疫功能幾乎為零，全靠藥物維持。2005年8月世嘉姐姐異國意外喪生，對她的打擊實在太大，身體狀況急轉直下，以致需要在家中輸氧。先是用氧氣袋，身體不適時輸；後來買了一台製氧機，每天晚上輸一整夜，這樣第二天上午可以維持較好的身體狀況，下午則有時會出現意識模糊、語無倫次的情況。2006年國慶期間，我和琚理去看她，在她家一起高興地吃了雲峰做的午飯，臨別時約好來年春節到她家一起包餃子。但不巧春節前我被汽車撞倒骨折，無法約踐約，琚理是和景宜同去的。萬萬沒想到當年4月我在浙江出差期間接到了她的噩耗，半年前的會麵竟成了永別，令人神傷。唯一感到欣慰的是，據雲峰說世樂是清晨在家中平靜過世的，沒有太大痛苦。縱觀世樂的一生，她是一個堅強、耿直、誠懇的人；是一個嚴以律已，愛崗敬業的人；是一個為國家、對社會做出了貢獻的人。世樂活出了一個精彩的人生，親人、同學、同事、學生和朋友們都深深地懷念她。
父女倆
文革中的父親朱光潛：被抄家是家常便飯
朱世樂口述，陳遠整理
1949年，在別人看來，以父親的身份是更有理由離開大陸選擇到台灣去。關於他留下這個事情，很多人都不明白，這種選擇，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
當時，我隻有7歲，患骨結核，每天被固定在石膏模型裏，病得十分厲害。那時候也沒有特別好的方法，隻是用鏈黴素來治療，而鏈黴素都是進口的，很難買到，也很貴，一支鏈黴素相當於一袋白麵的價錢。別人都說，也就是在我們的家庭裏，我才能夠存活下來，一般人家，得了這種病都醫治不起。醫生認為，我的身體狀況不適合移動，父親和母親想了半天，實在不忍心讓我忍受旅途的顛簸。
那個時候，蔣介石派了飛機接一些教授離開北京，其中包括父親。父親當時的心情很矛盾：如果不走的話，在共產黨的眼裏他當然是反動的；但是要走的話，我的身體又是一個問題，同時，他也不願意做寄居在別的國家的“寓公”，另外，共產黨也派了一些地下工作者動員父親留下來，說他們會有很好的前途。當時的很多人都被動員過，包括沈從文伯伯。就這樣，最後父親選擇留了下來，留在北京。
曆次運動的“運動員”
那時候，父親經常跟沈伯伯一起到鼓樓舊市買一些小瓶小罐回來，回來的時候，沈伯伯總有禮物給我：“朱世樂啊，我給你帶了一個小瓶子回來。”那些小瓶上麵刻著龍啊或者是別的花紋，給了一個固定在石膏床上不能動彈的小小孩子很多的歡欣。後來他們每次回來，我都要問沈伯伯：“給我帶了什麽東西沒有？”
解放之後，父親成了各次運動的“運動員”，我也曾經問過他：“你後悔嗎？”他說：“不後悔。對於自己的事情，如果是你應該負責的，那就沒有什麽後悔的。”但是我體會，如果當時他選擇去歐洲的一些國家，生活得也許會好一些。1993年，我到德國進修基因診斷，為了更多地了解父親，我曾經沿著父親在歐洲走過的足跡去遊曆，在那些地方，我遇到了一些父親過去曾經共事的老學者以及知道他的青年美學家，他們得知我是朱光潛的女兒之後，都熱情地招待了我。在他們的口耳相傳裏，我得到了父親另一方麵的印象：一個很好的知識分子。
那時候我們家住在沙灘。父親在沙灘的灰樓裏上班，那裏還有一個民主廣場。有的晚上，民主廣場會演電影，你們這個年齡的人大概是沒有看過那種電影了：掛一個幕布，兩邊都可以看的那種。就是這樣的電影，也是要票的。到了演電影的時候，哪個小朋友有票，都會讓其他的小夥伴羨慕不已。他們在一起議論著誰誰有票了。但是我總是沒有票，有一次，小朋友們在議論的時候，我說：“我也想去啊，我爸也沒給我拿票！”他們對我說：“你爸還給你拿票呢，他站在四個桌子上呢，他顧不上給你拿票。”那時候，我不知道什麽叫站在四個桌子上。
後來我大學畢業，接受畢業教育的時候，是在北大的生物樓後麵的牆根底下。我們開會的時候，看到造反派正在一片空地上批鬥陸平（當時的北大校長），讓陸平在太陽底下曬著，七八月份下午三兩點的太陽是很毒的，我看到在陸平的腳下，汗水流了整整一圈。我想，怎麽可以對人這樣呢？實在是有點殘酷。突然，我想起了小時候我曾經羨慕過的別的小朋友的電影票，還有父親的“站在四個桌子上呢”！兩件看起來本來沒有聯係的事情，那一刻在我的腦子裏凸顯得十分清晰。不過在那個年代裏，我又敢說什麽呢。
50年代美學界出現的對於父親的大圍剿，對他的美學思想進行清算，給我留下的印象並不是十分深刻，在我的腦子裏，隻有那張沒有得到的電影票時隱時現。我也不明白，父親為什麽受到批判，隻是模模糊糊地知道：父親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他搞的美學，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是唯心主義的鼻祖。
反右運動開始的時候，我正在清華附中上中學。當時，留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錢偉長一家的遭遇。錢偉長的夫人孔祥英是我們清華附中的校長。有一天，我的同學叫我：“朱世樂，快去看，去看孔校長的家！”校長家當時住一個四合院，我跑去一看，傻了。牆上、屋頂的瓦上、門上，都貼滿了“錢偉長不投降就讓他滅亡”之類的大字報，就連門口的那個兩個石獅子，也被墨跡汙染得黑白相間。我問同學：“怎麽回事？”她們說：“反右了。”當時就有人提醒我：“你們家是不是也這樣了啊？”我提心吊膽地回到家，一切都沒有變化。我有點吃驚，父親說：“這次大概把我漏了吧。”
“文革”中的父親
我記得比較清楚的是父親在“文革”中受到的衝擊。在“文革”中，關於父親的大字報，不隻是出現在廣場的牆上，就是在我們家裏，也是被貼得滿滿的。父親那時候經常穿一個中式對襟的小褂，上麵都被人用毛筆寫滿了字，恨不得把整瓶墨水都潑在他的身上。上麵寫的都是“打倒朱光潛”、“打倒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之類的話，還有一條，就是“漏網右派”。我們家的旁邊住的是翦伯讚，我們住燕東園27號，他住28號，在“文革”中，他也是被批判對象之一。
抄家更是家常便飯，紅衛兵就不用說了，就連街道裏的老太太也到我們家裏抄家，看到什麽就拿什麽。我們家房子本來挺多的，那時候也住進了很多跟我們根本都不相幹的人。有時候，我們吃著晚飯，抄家的人就來了，有些還是七八歲的孩子，其中也包括在我們家住的人。那些七八歲的孩子闖進我們的家：“朱光潛，站起來，站著！老實交待你是怎麽反黨的？”有時候我看不下去：“你們讓他吃完飯不行嗎？”“不行，我們還沒有吃飯呢！”
那時候，我們的家門是從來不鎖的，鎖門那就是抗拒革命，罪加一等啊。我們的鄰居翦伯讚家裏也是一天到晚遭到抄家，到翦家去的人，總會順帶著到我們家裏，我們家遭到抄家的時候，翦家也逃不過去。翦伯讚本來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很清高、高傲的樣子，跟我們家是不來往的，但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陰差陽錯地把兩個不相幹的家庭和不相幹的人的命運連在了一起。在我的印象中，翦伯讚是個特別愛幹淨的老爺子，後來無法忍受抄家的痛苦，自殺了。
父親那時候已經是七十多歲了，要說那些批判他的老太太和孩子們懂美學或者黑格爾，我是不相信的。他們不過是憑著“革命”的熱情，是群眾運動中運動群眾的一員罷了。有時候他們一進我們家門，張口就是“朱光潛不投降，就讓他滅亡。”但是，父親究竟應該怎麽投降呢？到現在我也不明白。
“文革”當中的一段時期，陸平還曾經受到過父親的“牽連”，據說罪名就是“重用壞人（朱光潛）”。父親在當教授的時候，陸平還是一個學生，所謂的“重用”也不過是對一位老學者應有的尊重。有一次在北大辦公樓裏開批判會，陸平在台上講話，在他講話時，看到一個幹瘦老頭從後門進去了，陸平在台上就說：“朱先生，請上台來坐！”那個老頭也沒有到前麵去，在後麵隨便找了一個地方坐了下來。那就是父親；這件事情，便成了陸平投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證據”。
1976年大地震爆發，好幾個年輕教師自動地到燕南園我們家的走廊上，晚上輪班來照顧父親。讓他們到家裏來，他們也不肯進屋，因為家裏的房子都住進了其他的人，我們一家七八個人擠在一個屋子裏。這些年輕人給了父親母親很多的關懷，讓父親感覺在那個殘酷的年代中還有溫暖。
善良的老頭
“文革”之後，媽媽把家裏所有的照片以及父親和朋友們之間來往的信件全部燒掉了。之後的一段時間裏，父親沒有任何事情可做，他是個天天看慣了書、上慣了班的人，無所事事是讓他最難受的。當時正好有個翻譯聯合國文件的差事，有的人想到了父親，就讓他去翻譯文件。那裏的幾個年輕教師對父親比較照顧，給他翻譯的量上比較少，能讓他有時間校正早年翻譯的黑格爾文稿。當時翻譯聯合國文件的人們用了兩間屋子，他們把父親安排在裏麵的那間屋子最裏麵，桌子上摞著一遝草稿，上麵是聯合國的文件，下麵則是父親翻譯的黑格爾草稿。
父親是這樣一個“頑固”的人，雖然曆經磨難，可是隻要是他認定了是正確的東西，他就會堅持下去。“文革”之後，我勸過他：“不要弄你的美學了，你弄了哪次運動落下你了？！再弄，也不過是運動再次來臨的時候讓你滅亡的證據。”但是他不聽。有一陣子，他把自己搞得很累，每天看很多書，翻譯很多的東西。媽媽不解：“你把自己搞得這麽累做什麽？這些東西有什麽用處？”父親說：“有些東西現在看起來沒有用，但是將來用得著，搞學術研究總還是有用的。我要趁自己能幹的時候幹出來。”我說：“你還沒有搞夠嗎？”他說：“我不搞就沒有人搞了。”我想，這大概是在父親生命最後的一段時間裏最大的寄托了。
父親的晚年是和姐姐、姐夫生活在一起的，每天早晨他會到北大圖書館去散步、打太極拳。他的太極拳，也沒有招式，隻是隨心所欲地比比劃劃。我跟他開玩笑：“我看過體育老師打太極拳，不是你這樣啊，你這是哪一氏的太極拳？”他說：“我這是自己創造的‘自由式’。”晨練完了之後，就開始沉浸在他的美學世界裏。吃完午飯後，他會從他的美學裏走出來，去未名湖繞著湖走一走。晚上，他會跟孩子們在一起聊天，看電視。看電視的時候，他像個孩子一樣，嘻嘻哈哈的，看得好開心。
在生活中，他是個善良的老頭。我們家保姆曾經說：朱先生在家裏誰都可以欺負他，連那兩隻貓都敢欺負他。父親不喜歡貓，但是姐姐的兩個孩子喜歡，媽媽對孩子比較溺愛，就說，養著吧。俗話說狗仗人勢，我們家的貓也仗人勢。父親有一個扶手椅，是父親寫作時坐的，那兩隻貓也經常去那上麵休憩。有時候父親過去，那兩隻貓也不躲閃，父親揮著手：“走開！走開！”但那兩隻貓理也不理他。
1986年，父親得了腦出血，當時去的是友誼醫院，沈伯母聽說之後趕了過去，正好趕上我從醫院出來，她看到我：“世樂，世樂，你爸爸怎麽樣了？”我說：“在搶救了，想從學校找車，但是要不到。”我們在家裏發現父親發病時，用擔架把父親抬到校醫院，校醫院的人都去吃午飯了。姐夫跑到校車隊去攔車，正好趕上一輛回車隊的車，讓姐夫攔了下來，把父親送到了友誼醫院，可是已經是下午了。醫院說，沒有給他們留下搶救時間，早點來的話還能搶救。聽了這話，我跑回家去給父親取衣服，到火葬場，總要有件衣服啊。
父親走了，我感到撕心裂肺，我跟醫院的醫生說：按說腦出血是可以搶救的。他們說：沒有給我們留搶救的時間啊。父親的追悼會召開的時候，統戰部的領導到我們家，說他們的工作沒有做好，表示歉意。我說：謝謝領導們的關心，可是父親現在什麽也不需要了。
多少年後，姐姐家裏買了車，媽媽總是說：“當初要是有車，你爸也能多活幾年。”
（來源：機遇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