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玄要義

三玄要義

摘自樓宇烈 《中國的品格》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為了反對當時已經僵化的象數之學和製造出無數假孝廉、假道學的名教,思想家們從《周易》、《老子》、《莊子》中汲取營養,開創了玄學一派。

  不易、變易、簡易——義理之《易》

  漢代的象數之學,到了魏晉的時候,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象數學是用比較固定的模式來做判斷的。比如說乾卦,乾卦代表剛健,拿一個動物來比喻,就是馬,因為馬是非常剛健的。於是就固定了下來,後來乾卦的代表就是馬,別的都不行。相應的,坤卦代表柔順,拿一個動物來比喻,就是牛,因為牛是非常柔順的,後來也固定了下來,坤卦的代表就是牛,別的都不行。到了魏晉的時候,人們就認為這樣一種象數學太死板,學習《周易》主要應該把握它的易理,而不是這些呆板的象數。

  當時有一個著名的思想家,叫做王弼,他就批判這個象數學,說,乾卦為健,所有剛健的東西都可以來代表乾,何必一定是馬呢?坤卦代表了所有溫柔的東西,所有柔順的東西都可以代表坤,何必一定要用牛呢?他認為象數學是有局限性和機械性的,研究卦象的時候隻要把握它的精神是剛健、是柔順,就可以了。所以他一掃象數之學,提倡要得意。在方法上,就提出得意要忘象、得意要忘言,因為如果你停留在象和言上就不可能把握它的意,要得意就不能僅僅停留在語言和卦象上。這就形成了中國文化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由強調象轉而強調意,玄學也就隨之產生了。 

  魏晉玄學的根本依據就是三玄,《周易》、《老子》、《莊子》。

  那我們再來談《周易》,玄學家拋棄了漢代的象數易學,重視發掘《周易》蘊涵的深刻道理,提倡義理的易學。

  玄學家認為易這個詞,其實包含了三層意義:不易、變易、簡易。不易是什麽呢?不易是指一個根本的秩序和原則,所以《係辭》裏麵一開始就講,天地上下確定了,那麽這個世界也就確定了,這就是一種不易。但是,這種不易又不是那種機械的固定的不易,而是在變化中的永恒。所以《周易》又講了許多陰陽、剛柔等變化的過程,這就是變易。萬物的變化雖然繁複,但天地卻從不去幹涉它,一切順自然而發展,這就是簡易。所以《係辭》裏指出,簡是天之德,易是地之德,簡易是天地之大德。

  另外,《周易》還包含了一種生生不息的品德。比如其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精神就對中國人影響很大。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也都成了中國人追求的一種理想品格。

  《周易》裏麵還有許多重要的思想,比如它特別強調一個時的概念。我們看到很多彖辭、象辭都在讚歎這個時,“時之義大矣”!強調與時偕行,也就是說時間變化了,我們也要跟著變化。它還強調一個中,中正平和,這跟後來《中庸》的思想也可以聯係在一起。

  總之,《周易》是中國許多根本思想的源泉,曆代對《周易》的注釋數不勝數,思想家們都通過對《周易》的注釋來發揮自己的見解。

  道法自然——《老子》的智慧

  三玄裏麵的第二玄,就是老子的《道德經》了。《道德經》的核心就是自然無為,自然是強調尊重事物的本性,無為是強調不要以人的意誌去幹擾事物發展的方向,應該因勢利導地去做。所以無為不等於無所作為,而是要積極地引導,是無為而無不為。


  老子認為,如果遵循了萬事萬物自然發展的規律,那所做的事情自然就會取得成功。而這種成功又不是那種有為的成功,不是通過幹涉什麽、改變什麽得來的,而是自然而然得來的,誰都不會感到不舒服。而獲得成功的人呢,自己也不居功自傲,正所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這個方法應該說和儒家是正好相反的。儒家強調禮教,或者也叫做名教,因為禮裏麵主要規定了每一個人的名分。名教認為為了社會的和諧,要克製自己很多自然的欲望,這本來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克製過度了又會造成對人性的傷害,所以在漢末就出現了許多假孝廉、假道學。

  那麽,玄學家就提出,可以用老子自然無為的辦法來調和名教和人的本性之間的矛盾,使之既尊重了每個人的個性,又能夠使得這個社會的秩序得到穩定。所以人們從來都把老子的思想看做是既可以治身又可以治國的。

  逍遙遊——《莊子》的精神

  《莊子》也是道家的一部經典,但是《莊子》跟《老子》的思想,有很大不同。《老子》是非常收斂的,所以在《老子》裏麵有這樣的話,叫做“將欲奪之,必固予之”,我要得到你的東西,就要先給你,這是以退為進的。而莊子則非常張揚,把自己的個性完全地展現,他追求的是一種無拘無束的逍遙。

  怎樣才能得到這種逍遙呢?莊子說要“齊物”,強調事物之間沒有絕對的差異,所有的差異都隻不過是相對的。你說大,你大得不得了,還有比你更大的,相對於比你更大的,你又是小的,所以大小這些東西都是沒有實質區別的。因此有的時候就可以有一種自我安慰,我小啊,我小還有比我更小的呢,跟比我還小的比我還大呢。所以常常講中國人有一種阿Q精神,精神勝利法,很多就是來自於《莊子》。

  到了魏晉玄學時期,有一位注釋《莊子》的非常著名的玄學家,叫做郭象。他就不太讚同莊子這種相對的說法。他說形象上的差異是得承認的,如果一眼看去這一個就是比那一個大,那就得承認這個事實,所以他是主張承認事物外在大小的差別的。

  但是郭象也要齊物,怎麽齊啊?他說事物內在是平等的。你說你身材高大得不得了,我並不需要羨慕你,如果我像你一樣高大的話,做衣服還費布呢,還費錢呢?當然郭象不會舉這樣的例子,這是我舉的例子。

  郭象舉的例子是兩隻鳥,一隻大鳥、一隻小鳥,大鳥要吃很多東西才能飽,一隻小鳥吃一點東西就飽了。但是大鳥沒有必要羨慕小鳥,小鳥也沒有必要羨慕大鳥。如果小鳥羨慕大鳥,也要多吃一點的話,就可能被撐死了。大鳥如果羨慕小鳥,也少吃一點的話,可能就餓死了。

  所以郭象說“自足其性”就是逍遙,在滿足“自足其性”這個上麵,沒有差異。隻要適性,適合我的本性就是逍遙,不適性就不逍遙了。

  所以同樣的一些東西,通過後人的注釋,它就會發生變化。雖然說中國文化重注釋輕創作,但實際上注釋裏包含了很多創作。我們研究王弼的哲學,拿什麽來研究呢?主要就是根據他的《老子注》,玄學的思想就在那裏麵。研究郭象的思想有什麽材料?就是他的《莊子注》,他對莊子的解釋有很多的不同,剛才那一個解釋就不同。

  又比如《莊子》裏麵講逍遙,怎樣才能逍遙呢?莊子強調是“無以人滅天”,不要以人為的東西來改變事物的天性、本性。他舉例說牛、馬本來是很好的,放開腳就在那兒跑,這是牛、馬的天性。可是人去給馬套一個籠頭把它鎖起來,給牛鼻子上穿一個窟窿,套一個圈拽走,這就違背了牛、馬的本性,所以這是人為的,跟牛、馬的天性相對立。郭象一解釋就不一樣了,郭象說,這個穿牛鼻子、落馬鎖也是根據牛、馬本性所設計的,是順應它們本性的。反過來,你去穿馬鼻子、給牛套一個籠頭,行嗎?不行的。

  郭象由此證明,作為一個人,他也必須遵守一些倫理道德的規範,這些規範,其實也是人性所需要的、所具有的。這樣一解釋,跟莊子原來的意義就發生了變化。

  所以《周易》、《老子》、《莊子》,也成了中國整個思想文化體係裏的根源性典籍。後來的人通過發揮書中的思想,來闡明各自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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